2015年8月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了“金融风险、金融管制与法治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着重探讨金融管制、市场稳定及法治的意义等重要议题，以及中国股市当前出现的波动等热点议题。
与会成员有弗朗西斯科．马洛奎恩大学访问教授Christopher Lingle，自由研究所（Liberty Institute）所长Barun Mitra，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企业家中心主任Ken Schoolland，伦敦国王学院博士Wolf von Lae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研究员吴庆，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以及独立学者星源。
会议第一单元由张曙光教授主持，他指出中国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即便在不断进步，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包括进入管制、利率管制和消费金融管制在内，仍然扭曲了价格、扭曲了市场的信号，而推动金融管制的放松正是本次研讨会的目的。
第一单元的第一位发言人是茅于轼教授，他的题目是“错误的理论创造了错误的政策”。中国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一直对金融的功能和意义存在误解，即认为金融没有创造财富，而只有实体经济才创造财富，这个价值理论不符合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在现实当中造成了巨大的误导，因此只有先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才能给予金融发展正确的地位和途径。
第一单元第二位发言人是Christopher Lingle教授，他的题目是“政府违反法治的原因和影响”。从哈耶克的理论出发，普通法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互动，并通过自发秩序形成规则，因此法治能在长期中促进人的和平互动。而政府的强制性，包括其对金融等领域的干预性，本质上是在破坏人们在互动中形成的秩序，也必然会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第一单元的评议人是盛洪及陈经伟教授，盛洪教授认为当下中国的经济成功来源于邓小平时代对市场和法治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又来自于超越对人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当下中国的治理者需要清醒认识这一点，充分尊重宪法和法治，才能继续将经济成功持续下去。陈经伟教授认为认识中国的股市波动需要认识到中国金融法治的结构与国外是不同的，这一点需要详细的研究。
第二单元的主持人是独立学者星源。第一位发言人是吴庆教授，主要针对中国不久发生的股灾做了分析。他认为本次股灾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场外配资，而监管层所犯的错误就是长期唯有发现直到出现问题。而当发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出台救市措施，具体措施的执行者，比如证金公司的目标是抄底，而不像央行那样去托市，两者之间目标的背离造成了政策效果的延误。
第二单元的第二位发言人是Barun Mitra教授，他的主题是“金本位和竞争货币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股市80%的投资者都是散户，这是政府之所以选择救市的原因之一，因为大量的投资者是中小散户，所以要保护他们利益。但几乎历史上很少有政府直接进入股市支撑股价，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无论是2008年还是1997年都没有直接进入股市支撑股价。印度是20%是散户，其他80%都是机构和银行，这个也导致非常不一样的行为。政府的这些通胀政策会使得金本位的优势体现出来。
第二单元的评议人是赵农教授及Wolf von Laer博士。赵农教授推测本次股票市场的上涨是某种“政治市”的因素在其作用，否则很难解释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变动会如此之大，所以不同于吴庆教授所言是政策反应迟钝，而是政策本身就默许。Wolf von Laer博士分析了自由货币制度和管制货币制度分别发生危机的次数和历史，倾向于认为自由货币制度更好。而允许市场本身的调整才能发现信贷价值。
第三单元的主持人是Christopher Lingle教授，第一位发言人是Wolf von Laer博士，他的主题是“体制不确定性和大萧条”。他认为规制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人们认定经济系统中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从而对未来感觉不安，感觉不确定，从而导致不敢投资，导致经济不增长。通过对2007、2008年美国经济的各方面数据的分析可知，人们的预期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政府管制的不确定性对这一根源进行了放大。
第二位发言人是Ken Schoolland先生，他认同戴雪的法治三支柱，即法律的至高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宪法法律是个人权利的结果而非来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下各国的政府官员都违反了所有三项法治原则，并且也是违反了货币的正义。他认为经济学流派中只有奥地利学派是遵守、符合法治原则的。
该环节的评议人是独立学者星源。他认为中国和西方进来的经济危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的错误的投资，错误投资最后表现出来的形象就是生产能力过剩与经济不均衡。另一方面，他同意哈耶克的观点，立法机关不是真正立法，而是发现法律。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与听众及媒体进行了互动，天则经济研究所希望继续通过相关活动推动中国的金融开放与法治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