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所第519次双周讨论会，我们有幸请到了施展教授来做主讲，题目是“对现代中国外交哲学的反思”。我认为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近六七十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折腾了好几个个了，翻过来倒过去，从解放初期，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讲一边倒，倒向苏联，再到了70年代中苏交恶，反修，又倒过来，和美国修好。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到现在，中国外交依据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所依据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哲学预设，我觉得可能不是讨论具体的外交问题和外资行为，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升起来，从哲学上看，我国外资的背后到底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讨论，来作为我们外交的指导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外交行为，而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对外交没有研究，只是一些皮毛的观察，咱们还是请专家来说。下面我们欢迎施展教授来演讲。
施展:
感谢天则所的邀请，感谢张老师的介绍，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对现代中国外交哲学的反思》。这里，有一个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或者讨论一下，就是“外交哲学”这个概念。本质上来说，我不认为外交有什么哲学可言，外交首先是一门技艺；而任何一个技艺都是服从于特定的目的的，就外交而言，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维护国家利益。于是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国家利益”？这里首先涉及到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国家”，或者说这个国家的“自我意识”是什么？而就一个国家的自我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言，它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说有一个现成存在的东西可以被直接拿出来，说这就是国家利益。这涉及到更加根本的问题——就这个国家而言，究竟“我是谁”，如何理解自身决定了它如何理解自己的利益，然后再进一步决定它如何来决策自己的外交政策、外交方案等等。所以要谈外交哲学的话，往最本质上追溯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技艺的表层下，更深处的东西不是什么外交哲学，它在本质上是历史哲学。因为用来识别、定义“国家利益”的首要基础就是国家的自我意识，自我身份认同，而自我身份是通过历史哲学帮你完成识别的，它告诉你是从哪来，要到哪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什么，然后才可能定义和识别国家利益，以及再进一步地通过外交技艺有效地维护你的国家利益。
假如这个国家的自我意识，对这个国家而言“我是谁”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便匆忙上阵来谈外交哲学，多半只不过是为了论证而论证，并不是真正的直面问题。所以接下来我的演讲，始终会内外贯穿着来讨论，就是我会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的这种自我意识——或者说中国的国家观念——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变迁；同时，伴随着这个变迁，我们又是如何来识别，如何来解读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相应地，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如何呈现出我们的外交政策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逐渐地展开讨论，我们几十年的外交风风雨雨，我们的外交的政策是否给我们带来国家利益，或者说它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与后果。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从近代到现代这100多年的历史里——不仅仅是最近的六七十年——中国的外交是如何生成的。
第二部分，我会基于近年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做的研究形成的一些认识来讨论，从经济层面上，当下中国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是我们今天所浮现出来的外交政策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非常明显——当我们以民族主义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来思考我们的对外方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走上了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的道路。
第三部分，民族主义与超大规模国家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无法以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定义自身，也无法以民族主义的方式有效地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相反，民族主义将使我们把自己与整个世界放在对立的位置上。
第四部分，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我是谁”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历史哲学的叙事才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找到，历史哲学最后也要告诉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就呈现为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我们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必须超越民族主义，才能最终成就自身以及成就世界。经过前面三个部分的讨论，我们也会自然地过渡到最后这一部分。
下面开始来讨论第一部分，中国现代外交的生成。
我把它又分为三个小部分:
1，从帝国秩序到革命外交。
2，从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到国际主义的革命外交。
3，从国际主义的革命外交到民族主义的后革命外交。
先说从帝国秩序到革命外交。“外交”这个问题在中华传统帝国的时候并不存在，或者说并不以我们今天直观想象的样态存在。因为“外交”首先基于“内”和“外”之分，并且“内”和“外”应该是对等性的存在。在中华传统帝国的世界秩序观念当中，没有那种基于对等性的内外之分，“内”是文明的制高点“中华”，“外”的那些地方跟我们完全不对等，它们或者是藩属国，或者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连人都不算，只能用犬字旁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对帝国而言应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今天所说的外交存在，因为没有像现代外交这样具有清晰边界的内外区别。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理解大家经常谈到的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乾隆怎么样妄自尊大，把马戛尔尼赶回去了。我们看到了乾隆的自大，但也能看到与此矛盾的事实，即乾隆当时并不是不知道英国的存在，也不是不知道西方有很多先进的技术。他很清楚地知道，英国的海军很厉害，在西方世界也是依仗海军的力量抢占别国的东西。他知道这些，但他为什么还是要把英国拒之千里之外呢？因为一旦大清接受了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要求的话，则英国要与大清平等交往了，而在帝国的自我意识当中，不存在对等的外部政治体的。假如英国过来跟你平等贸易平等交往，大清在其华夷秩序当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假如接受了英国和你平等交往的地位的话，在帝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想象中，英国是远方的红毛鬼，文化意义上连人都不算，居然可以和你平等，此时你如何安顿朝鲜、越南、中亚、蒙古等等这些地方？这对帝国整体的秩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是一旦接受了英国的平等身份，就无法用帝国的姿态统治它的藩部了。所以在当时乾隆完全知道英国的存在，也知道英国有一些奇技淫巧，但是出于整体的世界秩序观念的约束条件下，他不能接受英国的平等相待的要求。那会儿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西方的现代的军事技术等等这些东西也没有发展起来，而且那会儿大清还是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过来强行地要求什么事儿，所以乾隆也有资格以一种故意的鄙夷的方式来面对英国的使臣。
但是形势比人强，过了短短几十年，西方的工业革命完全展开了，出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军事技术，同时西方的政治革命也都展开了。这些带来了西方迅速的崛起，中国则逐渐被动地挨打。大清被一群没资格与自己平等的蛮夷打得屁滚尿流，这对天朝来说这是奇耻大辱，但是你要完全拒绝与对方的平等交流的话，只能被打得更惨。第一次挨打就是鸦片战争，但这并未带来对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的转型，仍然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很快便带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非常惨，以至于帝都沦陷了。但正是因为帝都的沦陷，却使得大清开始重新认识西方。在传统王朝时代，帝都的沦陷基本上意味着这个朝代灭亡了，意外的是这次居然是西方要了点钱，要了点政策便老老实实又撤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也是大清无法理解的。但这在洋务派中产生了很强的认知，就是西洋鬼和传统的外敌入侵改朝换代什么的全都不一样，他们不会“利人土地”，只要求从你这获得贸易的权力，要求一些相应的身份、法律的待遇等等。在传统观念看来，这种不“利人土地”，只“利人财富”的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人，但也是可以找到办法对其进行驯化的一群人。所以大清在这个逻辑下和西方打交道，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心里开始有底了，知道西方的底线在哪；另一方面，也知道跟西方打交道完全依照传统的逻辑不灵了，所以大清开始转型，这包括了洋务运动，以及新的制度的设置，比如总理衙门的设置，等等。在总理衙门的设置当中，大清也重新勾勒了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藩属国仍然处于一种天朝居高临下的姿态中，一方面，它也看到了被迫要与其平等相待的诸个西方国家，彼此之间有可能形成利益冲突的局面，所以大清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列强之间的实力均衡求得自保。尤其李鸿章在这方面下的功夫非常大，在以夷制夷的环境下大清才能够想方设法保障自己的存活；但这还不够，还要继续往前，最起码我要最终重新真正平等地和你们相处，而不是处在一种仰人鼻息的状态。要想平等相处该怎么办？我就得自强，如何自强？就必须要开始转型了。
之所以要转型是因为我挨打了，如何不挨打，我就必须提高整体的资源动员能力，但这对于晚清来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对晚清来说，要提高资源动员效率需要同时完成几个工作，第一需要改革官僚体系，因为传统的官僚体系，就发展现代经济经济、财政、国防等等而言其效率是不行的，所以要改革，逐渐使得效率提升，也使得汲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变强；同步地，大清又必须要找到个说法，来正当化其从民间进行汲取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说法的话，你的统治就变成了暴政了，没有资格继续统治下去。用什么说法来正当化呢？用传统的政治理念肯定是不行了，因为传统的政治理念，儒家要求“与民生息”，不得“与民争利”，这些观念都是抑制政府从民间进行资源汲取的。于是你就只能找一些新的说法，并且新的说法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说法，否则的话大清以孝道治天下等等这些观念又站不住了，社会治理更难完成。这两个东西就彼此矛盾，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完全用传统，这之间的边界在哪，均衡点在哪，对大清来说是很麻烦的问题。接下来更麻烦的是，西方对于资源汲取这种事情提供了一套现成的说法，就是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在东亚两个国家遭遇了完全不同的约束条件和历史处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转型和崛起相对很容易，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国人经常说当时大清怎么那么废物，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大清和日本转型的约束条件完全不一样。民族主义预设了国家内在的均质化特性，而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均质化的国家，用民族主义可以迅速的把大和民族整合起来。大清是一个帝国，帝国治下汉满蒙回藏每个地方的统治逻辑和原则，皇帝在那个地方的身份，那个地方对帝国而言具有的意义，全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作为帝国的“民族”，不是一个作为民族的民族。而民族主义天然地是要肢解帝国的，假如你用民族主义的话，帝国马上就死了，边疆地区全都会非常正当地产生独立的要求，帝国动不动员就都没什么意义了。大清面临着复杂的问题，第一它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用传统，边界在哪，均衡点在哪；第二，不用传统的时候，用的新的理念民族主义又导致帝国解体，如何能够既实现动员又保证帝国不解体；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依照帝国理念，帝国本部和藩部有一个等级关系的，边疆处在次级的地位，边疆作为文明传播的前沿，在它以外还有更次级的地方，就是蛮夷，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是可以接受自己的次级地位的，因为次级并不排除其在文明-帝国体系当中的重要性。如果现在对蛮夷都平等对待了，那么边疆就会开始质疑，为什么我不能被平等对待？假如帝国拒绝给予它平等身份的话，此时会有别人乐于给予的，那就是英国、俄国。所以在晚清的时候，英国煽动西藏独立，俄国煽动外蒙独立。所以大清又必须承认边疆和中原的某种平等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维系帝国的统一呢？总结一下，大清同时面临几个任务，一个是增强动员，增强资源的汲取能力，第二个是找到说法来正当化各种资源汲取，同时又不能完全丢弃抑制资源汲取的传统，第三又要承认边疆的主体性，第四又要保障帝国的统一，等等，所有这些任务加在一块是彼此矛盾的，只要锁定了某一个任务，另一个任务就会偏废掉，于是帝国始终不得其法，这带来了晚清改革的极度困难性。
它的结果就是帝国转型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做到，始终不成功。而这种不成功会在帝国内部催生进一步的想法，就是你们统治群体做不成这个事儿，那你们也就别干了，换人来干。于是晚清的帝国秩序，中间有过一个过渡阶段，勉强称之为帝国外交，最终过渡到了革命外交，就是伴随革命时代的革命外交。
这就是接下来谈的第二小部分。实现了革命的中国，对于“何谓中国”的认识，从最开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快变成了“五族共和”，要“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只是个地域性的表述，对应着“大中华民国”，还得有一个“大中华民族”，但是究竟什么是大中华民族，当时并没有说清楚。虽然没有说清楚，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舆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都往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型，于是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一旦谈到革命，一定意味着对于既有秩序的拒斥，包括对晚清时候“以夷制夷”方略的拒斥。但以夷制夷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比如大清让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土地上打仗，在这以夷制夷，而大清本身则宣布严守中立，面对龙兴之地遭受蹂躏却只能装作啥也没看见，这是多么屈辱啊，但当时是没有别的办法的。你说不让打了就有能力不让打吗？相反你只能让它们俩都在这打，同时努力把更多人的利益卷进来。所以在日俄战争后张之洞迅速提出整个东北要向全世界开放，只有当你把足够多的西方利益引入到东北之后，才能使列强在东北实现力量的均衡，才有可能保住东北。
而对革命外交来说，这种以夷制夷都是一种屈辱的现实，是压迫弱小民族的列强秩序的一种呈现形式而已，所以根本上列强秩序本身也是要被我所革掉的，对于过去的旧秩序要彻底拒斥。当然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分两个阶段，北洋时期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时期往往被视作一个插曲，但我们可以看到北洋政府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以夷制夷这样的外交观念。台湾学者唐启华写过一本书叫做《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就是说北洋政府当时的外交战略不是说要“废约”，而是“修约”。修约，这就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我对过去的条约，以及由条约所构成的世界秩序的正当性，有着一种原则性的认可，只是对具体的条约不满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修约。北洋政府很大的精力放在修约上，继续着以夷制夷的努力，并颇有收获，像一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就是例证。但是，由于你对条约秩序的认可，这就带来一个结果，最起码还有更多的被视作丧权辱国的东西在你这并没有去除，于是这在革命话语下，对此种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就构成巨大的挑战。
北洋政府由于各种各样的先天不足，最后无疾而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来了。而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北伐的过程中，都是基于一种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北洋实际上就是以民族主义作为它基本的国家自我身份了，但是那会儿还不是那么强，而在北伐的过程中非常强了——然后强调我要建立一个大中华民国，大中华民族，我要打倒列强谋求平等地位等等。所谓的打倒列强，这个方略里对于欧美和日俄并没有做区分，这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在晚清的时候，当时的洋务派已经发现了西方国家英法等国不“利人土地”，不会抢占你的土地，只是从你这获得做生意的机会，但是日俄不一样，日俄都挨着你，都“利人土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北伐军从南往北一通打，把汉口、九江、威海等一堆英租界强行收回，使得西方在你这的相关利益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不“利人土地”的人在中国的相关利益越来越少了，而对那些“利人土地”的人，中国要是有能力把他彻底赶走也行，实际上当时没有能力把他赶紧走。不利人土地的西方商人们渴望着一个统一又衰弱的中国的，而利人土地的日俄肯定想从你这抢的越多越好；对英、法、美来说，一旦中国土地被日俄抢走的话，他们就会损失那些地方的利益。你现在把西方人赶走了，他们没有更大的利益来干涉日俄的欺凌了；而我们当时没有能力把日俄赶走，于是革命外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必须得独自面对日俄了，而这是两个更加可怕的敌人，也是完全没有能力赶走的敌人。于是中国的情况就陷入日益败坏的状况。
当然，当时的日本也有它的困境，我们反过头来再站在日本的角度来说，日本在东亚这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有一个困境，就在于它接受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和儒家的秩序观，这对于它的世界秩序想象是有着根本性的作用的。它接受了儒家秩序观便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儒家秩序观里有一个隐含着的前提就是中原正统性，只要你没有占据中原，再怎么说自己是中华，这个事儿也说不圆。依照中原正统性来说，当然日本就是蛮夷了，在幕府时期甚至有日本人因为自己是蛮夷而悔恨痛哭。日本想把蛮夷这个身份摆脱掉，它用过几个方式，一个是华裔变态论，就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已经成为蛮夷了，而日本才是中华；但是只要日本没有实际地占据中原，这个事说出来总是不那么仗义；再一个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东亚的大哥了，可以引领亚洲的新秩序了，但是此时它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仍然是通过儒家来展开的，这就有了个牵扯作用，使得他要成为东亚大哥这个事儿，如果不是把中国干掉，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所以日本就必须要征服中国，必须要入主中原。但麻烦这就来了，中原岂是你能征服得了的——在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发展的时候，以及在全球大格局的均衡当中，你入主中原这个事儿就已经做不到了。日本无法理解中原的巨大，无法理解我的军队往前开了好几个月了，前面还是中国，这事儿对于岛国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日本要不把中国拿下的话，作为东亚老大的事儿觉得始终说的不顺畅；它要拿下中国的话，却会发现这是彻底无法拿下的，更要命的是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就回不了头了。你深陷在中原的困境当中，最终要把中原可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的来源全都掐断，于是最终走向了下南洋的路，一旦下南洋的话，就会和英国、美国发生冲突。和这两个国家冲突起来，对日本来说看长线是必败的事儿，虽然在当时的时局下，看短线未必我们有那么强的底气这么说。
反过来看中国，中国面对日本的进攻节节败退，为什么会混得如此之惨？这跟东亚的势力的均衡被你破坏掉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势力均衡当时已经很脆弱了，即使不去主动破坏的话它也会逐渐的侵蚀掉的。但是主动破坏毕竟使得它提前终结了，也就使得我们本来已经很局促的国际格局陷入到更加局促的状态；不去破坏的话，也许中日战争可以再拖个几年再爆发，结果革命外交却使得战争提前几年到来了。
由于日本的战略逻辑最终必然要和美国开战，一旦美国进来则它必败无疑。于是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历史重演，在满清的时候是通过以夷制夷使得中国得以保全，在二战的时候一种新的势力均衡的格局重新建立起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下，在全球格局的范围下势力均衡重建了起来，中国还捎带着成为“四警察”之一，中国因此再次得以保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此时所谓的保全又是依赖于国际的均势结构。而这个新的国际均势结构，在二战结束之后，使中国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划长城而治。用美国的力量保住你长城以南问题不大，但是长城以北，依照雅尔塔协议，实际上跟中国关系不大了，它在法理上是你的，但是事实上完全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前面所说的中华民族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没说清楚，就是大中华民族究竟是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一个大的存在？还是汉族的一个延伸？假如是前者的话，它究竟是什么？当时没说清楚，实际上今天也没说清楚；假如是后者的话，你又如何能说服边疆的少数民族愿意被你同化掉呢？这一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尤其在是有人乐于帮助边疆脱离你的情况下，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麻烦，一个是划长城而治的客观现实，再一个，大中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这就把边疆少数民族摆在对立面上了，直接就为苏联对长城之外的地区、以及对英国对于西藏地区的干预提供了正当性，当地完全是欢迎外部干预的到来的。这就带来很大的麻烦，国民政府没有办法统合边疆，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处在极为尴尬的地位，它的自我意识，究竟“我是谁”的事儿完全理不清楚，外交政策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在这贯穿起来看就会发现，根本的问题在于，从政治叙事和历史叙事上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用民族来定义的国家，不是一个可以用民族主义来整合和表达的国家。中国不是这样的，只要你用民族主义动员中国，整合中国，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从叙事的自洽上而言这个事儿是不可行的。
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在力图获取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对中国自身是什么，以及对中国命运的解释权与领导权，这就是共产革命的力量。而共产革命的力量跟民族主义，就是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当时的中国叙事逻辑下，民族主义直接被表达为汉族主义，而共产主义则完全是一个超民族的东西。一方面共产主义可以接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性。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你们只要是民族就应该独立自治，但是你们独立了自治了之后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而无产阶级本身是没有民族属性的，是超民族的、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定义的。于是便没有民族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只有超民族的、统一的、具有普遍性的党，苏联是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体匹配上民族共和国联盟这样一种国体，在这样一个二阶的结构下，来克服边疆地区的主体性要求与帝国的统一要求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会引出别的矛盾，但那是后话了。
所以当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具有普遍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话语统摄下承认边疆地区的主体性，这就是用一种超民族的方式，解决了当时国民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共产主义本身是超民族的，但是对于革命建国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我更愿意把他们理解成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者——假如他们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应该像苏联一样是邦联，但49年之后的中国没有建立起邦联，而是单一制的国家，单一制的国家是民族主义才会有的做法。所以，我要说当时是一群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突破了汉民族主义，以960万平方公里为载体，又把突破出来的共产主义收敛在中华民族主义之上，后来出问题那是后来的事儿，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所以中国的共产革命历史在这个视野下必须被重新理解，它是一个不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始终说不清楚是什么的“大中华民族”，通过共产主义这个载体而突破了汉民族主义的绑架，获得了其现实化的形式，使得现代性背景下的边疆问题获得了一个解；而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此后相当时间内中国的自我意识需要在这个不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来理解了。
共产中国用这个办法整合了边疆，以及在外交上坚定地选边，使得它能够突破长城的界限，把大陆统一起来了。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结果，就是划海峡而治，但这个事实在共产主义理念中是可以获得解释，可以正当化的，因为台湾的资本主义政权作为有待被超越与克服的对象，正证明了大陆政权的正当性。这之后我们便从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这导致了在中国的国际实力均衡的破坏，使中国陷入更加惨不忍睹的境地——进入到了国际主义的革命外交。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中国现代外交生成史第三小部分。
这个小部分又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几个阶段。在60年代后期之前，我们的外交是双轨制的，有两个层次，一层是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外交，一层是对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外交。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外交基本上是一种政党关系，而不是国家关系；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应该是国家关系，但是由于普遍的世界革命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图景的构成，使得我们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处在非常模糊的状态，说不清是政党关系还是国家关系，两种成分都有。比如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同时——比如在马来西亚——又支持陈平同志，这又是政党性外交的做法，你支持陈平就意味着对马来西亚的政府是不认可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看在眼里惊在心里，这就使得当时我们的外教是处在非常模糊的状态。这一阶段还可再分为两个次级阶段，在当时不管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党性的色彩都是极为浓厚的，都是国际主义的革命外交，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究竟以谁为领导核心的问题。在前期是以苏联为核心的国际主义外交，到了斯大林去世后，中间经历了很短暂的过渡阶段，到赫鲁晓夫的中后期中国有了更多的想法，把它转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主义外交，我们尝试着往这个方向转，转了没多久就跟苏联彻底分开了。这之后经历了“两面开弓”等很复杂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到了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时候，我们的国际主义外交和传统的均势外交又混杂在了一块。像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援阿尔巴尼亚人民等等，这都是国际主义外交的情怀，同时我们和美国站在一块，“一条线、一大片”也包括欧洲在内，尽管我们跟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肯定是无法站在一起的，但是又在实际的外交上站在一起，这里面便又包含了传统的均势外交的考量。而均势外交的基本前提是外交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国家是外交的基本主体，以你的国家利益为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知道如何调整你的势力均衡；不过我们当时又同时伴随着国际主义外交，于是我们的自我身份究竟是什么，在这仍然是非常模糊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只能比较笼统地说它的底色仍然是国际主义的底色，毛时代有很强的国际主义情结，这种国际主义情结最终导致中国那个时候的外交结果，有很多并不让人羡慕，令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大量的流失。我们的国际主义情结伴随着对内的共产主义理想，它们不断地糅合在一块，才构成了完整的中国意识，而这是完全基于空想的自我意识。
到了80年代我们开始脚踏实地了，转向了民族主义外交，现实的“中国”开始成为我们思考问题、讨论问题的起点了，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隐含的主体就是中国。在这我要对民族主义再略做区分，我称之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两种民族主义。健康的民族主义就是用它来作为国家的动员力、凝聚力，形成国民的认同感，国民对于自己这个民族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但同时不伴随着唯我独尊的观念，不排斥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是乐于在对多样性的承认之下融于世界秩序，不是说我跟别人在本质上就是不一样，这种民族主义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可以提升国家的凝聚力。但是假如进一步地衍化出惟我独尊的观念，认为自己与其他民族-国家有着一种不可化约的质的差别的话，则民族主义就开始被扭曲了，倒向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中国在八十年代转向民族主义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健康的民族主义外交。中国一方面通过四个现代化确认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追求，有共同的梦想，同时我们不排斥我们和世界是一体的，要积极地融入这个世界，最终我们变成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份子。
于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加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首先是在经济层面上加入。到21世纪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地崛起，以一种谁都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于是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开始在不自觉当中浮现出来。尤其是2008年的奥运会，觉得是万国来朝，我们的开幕式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在西方看来你的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依照我们的世界图景以及我们100多年的屈辱史所积攒下的受害者情结，这种盛景却会激发中国人极强的自豪感。当时又正赶上西方经济危机，于是中国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开始浮现出来。这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呈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常常在受害者情结的刺激下，粗糙地以丛林世界来理解国际政治，比如在国际政治上试图用力气来说话，试图用钱来说话，以及极力的维护自己与整体世界不同的特殊性等等；而全然不顾对国际政治作丛林世界的理解，实际上会走向自我否定——如果真的像丛林世界那样，枪和钱便是行动原则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指责晚清以来的列强是在不平等地对待我们；而我们不停地在做这种指责，便意味着实际上我们是在承认是有独立于钱和枪之外的正义标准的，即使它未必那么清晰可辨，但我们并不怀疑它的存在，这样的世界便不是丛林世界。
我们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使得我们重新开始丧失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我们再一次无法有效地识别究竟什么是中国了，而这种再度迷失的根源，在于我们在经济层面上崛起了，于是要讨论中国的外交哲学，我们就必须对这个经济崛起过程有一个更好地理解。
这就进入到整个讲座的第二大部分，从经济层面上讨论当今的中国和世界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进入到21世纪，毫无疑问已经从经济层面上崛起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直接表现就是我们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从一个角度看是我们的弱点，但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我们的力量，因为它意味着你不买什么马上什么就跌价，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铁矿石，卖什么什么便宜，意味着一旦你这不卖的话这个东西的价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我们的力量在经济层面上已经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了。中国在此过程中成长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能力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积聚区转移，依照我们一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我们认为除非出现一些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技术革命以致出现生产格局的大颠覆，否则这个转移在可预见未来是终局性的。之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判断，在于我们对经济史的考量。
我们来看一下，在近代经济史上，世界工厂的转移始终伴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最早的世界工厂就是刚刚工业革命的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当时英国的经济政策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为单方向的自由贸易，我向你出口，你是否收关税我无所谓，但是你往我这出口的话我完全免关税。这个政策完全符合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初看上去这是难以想象的伟大、高尚的国家，居然可以为了一个理念，让利让到这种程度，通过这个鼓励全球跟它做自由贸易，但实际上英国的国家利益全都在里面了。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出口的全都是制成品，对你来说要是不想用工业品另说，想用的话，你收不收税也得从我这买；而我进口的是原材料和粮食，分别决定着生产原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对这些免税意味着英国对产品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是全球最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用关税来反击我，效率有限，如果关税太高的话走私会打垮你的；除非你通过技术革命获得我无法匹敌的竞争优势，否则你注定只能做我的原材料殖民地。在这个时候，英国的企业运营形式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全球采购又向全球销售，上游和下游都对它有依赖，所以它可以把这些管理成本全都甩给别人，本土的企业则不会做成巨无霸。但是英国的这种政策与企业组织形式依赖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英国对于工业国的垄断地位。一旦这个垄断地位被打破，则前述政策就无法持续了。
在19世纪后期，德国和美国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没有跟上这个节奏，德国和美国便经济崛起了。那会儿美、德两国遵奉的基本是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理念，要通过保护贸易来培育本国的市场，待工业发展成熟再实现以我为中心的自由贸易。而你在搞保护贸易、关税壁垒，其他国家自然也会对你关税壁垒。为了应对这一点，这个时候逐渐出现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就是跨国全产业链托拉斯的出现。它会把上游的原料部门、中间的生产部门、下游的分销部门，全都整合在一个跨国的全产业链托拉斯里面，在托拉斯的跨国存在当中，寻找各国的税收洼地，以某种行政调拨的方式来规避税收成本，从而形成最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企业不是个跨国托拉斯，也能活下去，但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就不要指望着获得超额利润了，你需要以某种方式被跨国托拉斯整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大的市场机会，而跨国托拉斯则会站在利润分配的最高端上。
但是对于跨国的全产业链托拉斯而言，它也有一个软肋，就是它的转型成本特别大，一旦你做了某一个决策，整条产业链都将进行相应调整，导致决策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这会抑制创新。这种托拉斯最适合生产的就是均质化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廉价耐用的产品，虽然廉价，但是由于其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仍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那么跨国全产业链托拉斯的存续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世界多一半的人没有摆脱基本维持生存阶段，人们还没有足够多的基本用品可用的情况下，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廉价均质化产品最容易获得市场。
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几十年的黄金发展阶段之后，世界上多一半人已经摆脱了基本维持生存阶段了，这个时候继续生产流水线的产品就不那么好卖，不能指望从这里面能获得超额利润了。只有能够迅速创新的企业，通过某种意义上对于创意的垄断，其产品才有可能获得市场的青睐，从而在经济利润的分配当中获得优势地位。要通过创新能力而获取这个位置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生产流程甩出去，如果生产流程还在我这里我就无法源源不断地、迅速地创新。生产流程必须外包出去，要实现大规模外包的话，有两个技术条件必须先期满足，就是高速的信息传递能力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只有这样发包方才不至于对于生产过程完全无知，以至于不能根据生产和市场的情况来迅速调整公司的规划。IT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解决了这两个技术条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能承接这个外包呢？对于承包方来说，它首先要有效率，否则拿不到这个活儿，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是一旦太过专业化，就锁死在上游发包方的特定创意上了，人家一变，马上你就死了，所以又必须有弹性，但是弹性的前提又是不能专业化，而这就丧失了效率，于是连死的机会都没了，因为你就拿不到那个活儿。也就是说，效率和弹性，这两个东西无法在一个企业内部同时实现。
但中国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何做到的呢？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无数个民营小企业，这些企业每一个都极度的专业化，胡乱打个比方，比如过去是螺丝厂，现在它会专业化为只做螺钉不做螺母，甚至就是只做5毫米口径的螺钉，这就专业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无数个企业互为配套关系，随时可以依据发包方任务的不同而动态地重组配套关系。这种不间断地动态重组的过程，不是任何人可以事先设计出来的，而完全就是在市场过程中自发地成长、演化出来的，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共时性分布式决策的、不间断地动态变形的供应链体系。在这个供应链体系中，以单个的企业为单位确保了生产效率，同时又以整个供应链网络为单位确保了弹性。就供应链网络而言，一个关键的变量是它的规模，网络的规模、或者说其半径越大，则单个企业分工的深度会越深，同时整个网络的弹性会越强；并且只有一个规模足够大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成为一个足够大的工程师蓄水池，任何一家小企业破产，其工程师都不用担心找不到下家，于是工程师才会被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网络才能够更高效地运转起来。供应链体系当中的单个企业，由于面对的是整个供应链，而供应链又是面对全球的生产，所以即使你是一个极度专门化的企业，也可以达到世界级的量产，这就使得整个供应链体系的成本控制逻辑与过去相比是一种革命性的变迁，总体生产流程当中的成本构成结构也发生革命性变化，单单用人力、土地、资本三者的成本已经不足以覆盖对其的解释了，它甚至有可能使得作为经验统计结果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失效。
但是如此的一种供应链网络的成立，其前提是这些无数个互为配套的企业必须得是近乎同时成长起来的，否则就谁也活不了。近乎同时成长起来，这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你这里是否有一大片已经开发好的、但是又处在近乎空白状态的开发区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所谓的近乎空白，是指也许你这个开发区能够容纳一千家企业，但只招来一百家商，那就是近乎空白状态。只有在这样一种近乎空白的开发区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在那等着的情况下，那些互为配套的小企业才有机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由于一个时间耦合，中国刚好满足了这一点。这个时间耦合是什么呢？就是大规模生产外包需求的出现，刚好与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出现时间是大致耦合的。土地财政大家都知道其源来，由于分税制导致了地方上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上只能通过土地财政来履行其事权。这里面有多少灰色地带以及寻租的机会就不多说了，我们可以在其中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因为土地财政，使得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节奏。西方国家从来都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比如著名的曼彻斯特，本来就是乡下，这里没有城市里的复杂的规矩，土地便宜又靠近原料产地，于是开启工业革命的资本家们在这里设厂，工人越聚越多，最后这里变成一个城市，这就叫工业化引导城市化。但是中国的土地财政却使得我们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开发区、基础设施等等建设了起来，就其招来的商的规模而言，开发区近乎空白的。招来的商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土地财政，于是这个财政逻辑本来就是十多年的时间就会破产的。但是刚好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生产流程外包的需求出现了，招来的商可能只是少数的一些大公司，基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它们却一下子拉动起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起来，前面所说的那无数个互为配套关系、高度专业化的民营小企业就近乎同时成长起来了。
考虑到这些前提，我们就可以说，制造业向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转移，在今天无法想象的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前，是终局性的。其他地方要想从中国这边夺走世界工厂的地位，除非你能够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存在，这又需要你也有一个城市化先于工业化的历史节奏，但是这个历史节奏是以土地没有产权保护为前提的，别的地方都不可能复制。只有两种制造业能够从中国转出去，一种是对供应链要求不高，而且销售半径不以全球为单位的，像低标号水泥、粗陶瓷之类的，我在非洲看到过中国人建立的这种工厂，只供应当地，供不应求，效益非常好。另一种是向东南亚的转移，但是严格说来这不算从中国转走，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供应链网络的半径在扩大，这会进一步加大供应链的弹性和分工的深度，使得向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的地方的转移进一步成为不可能。比如越南已经在3年前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的第一大出口国了，但是这并不是说耐克鞋的所有生产流程都在越南完成，越南主要是完成最后一步，其他的生产流程在别的国家完成，于是越南生产的耐克鞋里面就有着中国的、韩国的、印尼的等等各种经济的匿名存在，这实际上就是那个供应链网络的效应。
在制造业转移的终局性这样一个效应之下，世界经贸循环也正在浮现一个新的结构出来，我们称之为全球经贸的“双循环结构”。过去的全球经贸结构是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当中所说的“中心-外围”的结构，西方国家是中心国家，主导着制造业秩序、法权秩序、资本秩序、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秩序，等等，所有的这些可以形成主导性控制力的秩序基本都在中心国家的掌握下；非西方国家是外围国家，其比较优势只是原材料出口和廉价劳动力。于是，中心国家因为其全方位的掌控力而在国际经贸过程的利润分配当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优势，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利润，外围国家则只能作为中心国家的原材料殖民地存在，它们没有机会能够进入到中心国家的范围，能够维系简单的再生产就差不多了，无法真正地发展起来。沃勒斯坦的这个说法可为我们看到的直到20世纪末的经济史所证实，没有一个外围国家进入到中心国家范畴，个别我们说发展起来的原外围经济体，实际上都是自由港，自由港的规模极限就是韩国。
但是中国赶上了前面说的那种时间耦合，以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崛起了。这带来一个新的结果，就是“中心”发生了某种裂解，法权秩序、资本秩序、知识产权秩序等等仍然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是制造业秩序却开始由中国主导了——当然这种主导与过去西方国家的那种主导不是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被主导”，因为中国的主导性实际上是基于西方的大规模外包这个需求的拉动，而不是内生地发展出来的。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特定意义下的主导性，却使得中心国家开始发生某种裂解，裂解为西方国家与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两个部分。裂解后的两个中心彼此之间可能会发生某种竞争关系，这个竞争关系会令双方竞相以某种方式向外围国家让利，以便获得盟友，这便使得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结构当中，外围国家获得了某种摆脱其悲惨命运的可能性。
裂解之后，全球经贸循环便开始浮现出“双循环”结构。就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构成一个经贸循环，主要是二、三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西方出口高端服务业；中国与以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之间又构成一个经贸循环，主要是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外围国家仍然出口原材料。对于以非洲为代表的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比较优势是原材料，而原材料必须对接于中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都接不上，更不用说服务业了。由于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在资本项目之外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了，而实际上在资本项目上他们的循环关系也是非常小。
中国便成为全球的经贸循环要想完成所必须的一个枢纽，它处在“8”字形双循环的中间结点上。这是中国在5000年历史上头一回在物质意义上真正的成为“中”国。但这个枢纽地位目前只是作为一个经济事实存在，其背后还有着巨大的政治意涵和伦理意涵，蕴含着巨大的外交利益，但是所有这些意涵都还未被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充分地意识到，并未从自在过渡到自觉。
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当中的枢纽，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得社会的福利水平获得普遍提升。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作为枢纽，从与西方国家贸易的第一循环里面获得贸易红利，又通过第二循环将其向非洲国家转移，途径就是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非洲国家主要是出口大宗商品。转移之后对非洲国家来说是好是坏，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关涉到非洲国家如何通过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将获得的贸易红利转化为国家财富而非被个人揣走——但若没有这种转移，则对非洲国家来说肯定是坏的。这种转移贸易红利的能力，是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之枢纽的根本作用所在，只要这个转移的能力是可持续的，则我们在前面说的其背后蕴含的巨大的政治和伦理意涵就会在此一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但倘若该能力不可持续，则中国的枢纽位置可能丧失掉，而那些潜在着、尚未被充分识别和解读出来的政治、伦理意涵也就全都飘散而去了。
那么，可持续与否的约束条件，其边界在什么地方呢？边界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的临界点。中国在双循环的枢纽位置，但我们在这个位置并不一定特别舒服。由于除了制造业秩序之外，中国并不掌握什么更多的东西——而且如前面谈过的，制造业秩序还是基于西方的大规模外包需求而“被主导”——于是我们在全球的利润分配的环节当中并不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其表现就是所谓的“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就利润分配而言足够有利的位置肯定还是西方占据着，因为资本秩序、知识产权秩序，新的技术、创新等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上。这就带来一个结果，中国在为全世界生产，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全世界的污染，它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危机。要想这些危机不走到临界点，那么就必须得改善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不利的利润分配地位，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必须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是提高创新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何种创新？一方面，如何提高创新能力？我们把熊彼得所说的几种创新做个更加概括性的分类的话，可以说一种是对知识产权保护高度敏感的创新，就是现在西方世界在做的各种各样的创新，由于国人知识产权观念的淡漠，以及相应的制度配套不具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这种创新上是没戏的。另外一种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敏感的创新，主要是在贸易形式方面的创新，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这方面的可能性更是层出不穷，比如我们通过淘宝、通过微信，都看到了大量这种类型的创新。它体现为各种以前无法想象的商机的发现与把握，等等。要促动这种创新的继续发展，则有一个根本的制度条件，就是一个自由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预期，任何可预期的就都不叫创新，只叫执行任务。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创新工程之类的东西，从创新的原本意涵上来说，它们都是违背创新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工程的设计本身便已经预设了创新是可预期的。由于创新不可预期，则只有在一个足够自由的制度下面，才会有更多的创新冒出来。而我们现在有许多恶政，比如对于淘宝的小微企业的征税等等，其账面上的税收成本是否能够覆盖税收收益都不好说，更何况此种恶政带来的巨大的机会成本——它会抑制创新，而大量的创新都是在小微企业当中开始的。这种类型的恶政必须得消除，一种更加自由的体制必须得建立，没有这两个东西，则更加有活力的创新就完全不可能，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双循环、其背后的政治伦理意涵等，就全都会损失掉。中国巨大的历史机会就会从我们的眼前溜走。
顺着自由的体制这个话题，我们进入到第三大部分，民族主义与超大规模国家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呈现出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已经无法说是一个外交战略了，它根本没有呈现出有形的战略，只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而已。这种情绪的背后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它有一些基本的前提预设，认定国与国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实体，民族国家是一切价值的基本载体，具体的、个别的利益一定得在可以被事先定义出来的国家利益的框架下被评判，一旦具体的个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不相符合，那么就要被拿掉。同时，它还认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永恒对抗的丛林世界，假设了国家利益只能通过在生存竞争中毫不留情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正向汲取才能获得，任何自由主义的、合作性的观念都只不过是迂腐之见。这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经常会裹挟我们的外交行为，它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年前在天则所讲到，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做生意的话，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对中小规模国家来说，它们相当于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它的国家利益就是流水的增加，民族主义行事就是拼命地增加流水，这只会带来不同铺面的流水的重新分配，不至于对商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铺面，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中国就经济力量而言毫无疑问已经是超大规模国家——作为大股东你最大的国家利益绝对不来源于铺面的流水的增加，而来源于从所有的铺面的收租，你的铺面得到一个平均利润率就可以了，你从别人那收租才是更大的利益。中小规模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只能租铺面，那么人家凭什么愿意到你这租铺面呢？一定是你提供了好的公共品，比如说你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对商场的基本管理规则制定与执行等等，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才能吸引来租户。就实际的国际政治而言，基本的管理规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其他经济组织条约，以及通过国际安全体系等等呈现出来，它就是大股东提供的公共品，能够做到这一点人家才愿意来租你的铺面；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股东对商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必须是对所有的铺面，包括你自己的铺面，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假如只用来约束中小国家，而所有的中小铺面都得围绕你的利益来旋转的话，你就把永远也当不了大股东的国家直接推到已经是现成的大股东的国家那边了，因为中小国家可以明确看到，它作为大股东，制定的政策对它自己的铺面也是有约束力的，它确实在里面也会搞一些小猫腻，有一些小动作，但是毫无疑问，我拿它制定的规则我指责它的时候它是认账的，于是它的行为是可预期的，从而我可以相信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运用是善意的，是有节制的。
而大股东提供一系列的公共品，提供的这些规则对它本身也有约束力，这看上去是很高尚的做法，实际上它所有的国家利益都在里面了。比如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可以向全球征铸币税，这是多大的国家利益。为什么它能够获取到这么巨大的利益，因为它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而是以普遍主义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外交战略的。它所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所有的方案，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想象图景都是以全球为单位的。以这个方式，我把商场构建起来之后才有机会从里面收租，否则的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回来说到中国的身上，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不能像民族主义一样正向的攫取的，而只能是逆向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外交战略下，才能有可能真正的获得我们的国家利益。
前面都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的，再从一个非功利的、价值性的角度来讲，假如你不是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来行事的话，你对内会使得国民没有尊严；对外输出所谓的软实力也没有人会接受。因为他人无法相信你会善意地运你的实力，于是你的实力在外人眼中就呈现为一个恶棍的实力，这是霸道，不是王道。真正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利益一定是通过王道获得的。
中国已经崛起为超大规模国家，但是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没有跟上。物质层面上中国不仅仅是GDP老二，还有前面所说的全球经贸循环新格局的浮现，促成了中心国家发生裂解，两个中心的竞争为外围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等。所有这些，背后都蕴含着巨大的外交利益，而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上是国际主义的外交，思考问题都是从全人类的角度着眼的，将中国作为全人类的一环来理解，中国人民勒紧腰带是为了未来没有人再需要勒紧腰带，那时候我们是普遍主义、国际主义地行事。只要是国际主义行事，你就需要对外提供公共品，这需要你消耗自己的资源，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跟世界处在基本隔离的状态，使得我们消耗资源的过程无法形成一个正向的经济循环，中国无法在提供公共品的过程中收租，这反过来使国际主义外交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对外提供共公共品的事儿变成了纯消耗，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到了今天我们和世界经济深刻地融为一体了，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该当参与到普遍秩序的构造中去，但是我们却转为民族主义行事，这会再一次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
最后再来简单聊一下第四大部分，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
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事实，它的政治意义、外交意义和伦理意含完全没有被我们意识到，因为我们在观念上仍然囚禁了自己，仍然处在民族主义的世界图景当中。只要你困在这里面意味着你会不断的损失你的国家利益。我们觉得我们有力量去跟世界叫板了，跟西方对抗了，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加入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你和它对抗则正会丧失掉赖以与其对抗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得从一个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的角度重新来理解世界，重新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究竟什么是中国。
这一点就又回到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了，因为中国内在的高度多元性，使得中国是一个无法用民族主义勾勒与整合的国家；同时，在今天，民族主义的东西在国际层面上、对外的方面上又损害着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得在观念上转型，同时还得从技术上来学习。因为当大股东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你想明白了我得当大股东就马上能当的，你得知道大股东要干嘛，该怎么干，这个东西是要学习的。美国也是在二战之后学习摸索了好几十年，到了尼克松之后才初步找到感觉，之前美国也是做的磕磕绊绊，做了很多蠢事。要进行学习的话，非洲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在那有一系列的可能性，时间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我们完成观念上的转型，并且从技术层面逐渐学会了如何做大国之后，才有可能开始把我前面所说的，那一系列的双循环结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伦理意涵真正地现实化，将其转化为能够识别和把握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逐渐地呈现出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
它呈现于何处呢？这需要在世界秩序的视野下来思考。今天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国来主导的，美国是以大股东的身份在行事，它为全球提供了一整套行为规则，商场所有的管理规则都是由它制定和执行的，但是它利用自己垄断主导者的地位，不断地在里面行利己之实。然而我们仔细去看一下美国的立国精神背后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高度的普遍主义、国际主义取向的。在美国的政治哲学里，民族-国家本身是要被剔除掉的偶像，人类的秩序问题只能从一个一个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的角度来思考。但美国却经常在其普遍主义的世界图景下行利己之实，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反美主义的动力来源。但我们不能因此把美国视作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否则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美国，也无法理解世界秩序。
我们应该把美国区分为一个二阶的存在来理解，第一阶上，它的立国理念是高度普世主义的，并且在二战后它还把这种普世主义理念外化为一整套的国际制度安排，这是理想的美国，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美国，是为全人类而存在的一种普遍秩序；但是在具体的国际政治运作过程当中，出于国内选票的考虑等等，美国会有各种利己的行为，这是现实的美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反美主义，区分为健康的反美主义和不健康的反美主义。不健康的反美主义不能把理想美国和现实美国区分开，对两个都反，这也一并拒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贸秩序，只要你拒绝了这个秩序你的力量就会丧失，并且会把大量的国家推到你的对立面上去。健康的反美主义就是在对那个超越现实美国之上的普遍秩序——也就是理想的美国——的承认的基础上，反对美国的各种利己行为。这种反美，才会有助于健康的世界秩序的建构，也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是通过对于现实的美国的反对，而成就理想的美国，但所谓成就理想的美国，在这里实际上就是成就人类自身。
中国的意义此过程中才可以被解读出来。我们前面说美国是大股东，而中国现在就其力量而言是有资格成为大股东的，但是你是否有能力自立另一个商场呢？你制定出的管理规则比美国的还好吗？我们完全不可能，没这能力。但由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体力了，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事儿，跟美国聊聊这个大商场的股权结构该怎么改造一下，只要你聊这个事儿就意味着你对它所建立的商场本身是认可的，而通过股权结构的改造却可以对其利己行为形成约束，使现实的美国向理想的美国逼近，这个过程也是成就真正人类的普遍秩序的过程。能够与现实的美国进行某种抗衡的，必须是有足够体力的国家，现在看来只能是中国。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在观念和技术两个层面上逐渐实现普遍主义转向，与其他的同样普遍主义取向的大国，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将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推动向真正的形式正义。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追求形式正义，放弃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因为实质正义的终极基础根植于宗教信念，而这是无法通约的，所以在跨宗教的交往上，行为规则便只能追求形式正义，将实质正义还原为个体化的信念。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秩序当中，由于主导者的利己之实不断出现，便在形式正义下面隐藏着一种实质不正义，我们需要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使国际秩序真正的形式化，使得实质不正义得到克服，实现世界秩序更加正义的结构。
而中国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超越自己，从而才能够成就自己。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这个逻辑下才能实现。我们对中国的外交哲学的反思最后就在这样的对历史哲学的讨论中完成。
张曙光:
时间稍微超过了一点，我也有意没有打断他，施展今天给我们做了内容非常丰富，立意又相当高远，问题又是关系到中国的未来的这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外交，实际帝国没有外交，到帝国外交怎么转变到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又怎么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搅在一起，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到底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外交，能够超越民族主义，能够具有普遍的性格。在现在的中国，能够这样来考虑问题的我觉得不多。我们国家确实需要一大批从这样一些角度上考虑问题的学者，我们的决策者也需要一大批这样的谋士。一个是这样的人不多，而且往往又受不到现在决策者的重视。所以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恐怕对于中国的未来是相当重要的事情。今天有三位评议人，一个人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两位可以尽量多做一些评论，第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
尹继武:
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谢谢邀请。跟施展，包括晓河，我们都认识。今天听了施展的报告很有收获，原来也知道你一直在研究中国外交和外交哲学跟政治哲学，但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今天有很多的知识点，一下子难以消化，希望以后能够见到完整的论文，这样效果会好一点。
我做三点评论，同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在听的过程中有一些想法，，你的报告中有跟国际关系学术圈稍微不一样的观点和判断。
我的总体感觉，优点不用说，我们做国际关系的人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对外交做一个根本的反思，施展的报告还是给我们很多启发，体现了哲学的高度，研究国际关系都是比较经验型事物的解释。第二个是历史的深度，对中国近现代、当代中国外交和历史哲学进行了梳理。第三个的特点是政治与经济相结合，我对经济也不是关注特别多。你提的概念和逻辑还是挺好的，即双循环结构，有很多的新意。
我觉得最后可能有一个很强烈的价值关怀，即普遍主义，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这种价值观不是特别多，更多的是解释性的，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期。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关乎到中国外交，包括中国跟世界关系未来的走向。我的中心看法，你是基于过程或者是国家层面的普遍主义，并没有完全从世界考虑中国，是基于中国来考虑的普遍主义的思考。
第一，关于中国外交哲学，我总体上的感觉是你对中国外交的哲学梳理是很清晰的，包括对它的转变的梳理。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导人，新中国、旧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转折做了很清晰的梳理，但是给我的感觉，我的判断是中国外交哲学是否是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你更多的是做了二元区分，即从这个到那个，从原来的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然后又返回到民族主义。线索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些细节上的看法，比如说毛时代，我们当时讲的更多的是国际主义外交，或者是革命外交，我有一个判断，如果当时的政党和民族国家是同一的，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会不会体现。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体系对抗，到底是基于什么。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多层次的，如果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稍微统一的话，那么判断的标准应该是中国外交是否基于利益，我们根据一些历史事实，如朝鲜战争，包括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矛盾，它背后的利益博弈，或者纷争到底是有多大的程度，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剥离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当时也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成份。施展认为到了80年代，又转到了民族主义，而且当时是比较健康的民族主义。我们现在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或者是国际体系的改变，民族主义或现代性是很明显的转变，因为我们越来越强调利益了，越来越强调中国了。另外一个层面，我记得你在里面讲了一些特点，比如说加入国际体系，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加入WTO，和国际体系越来越融入，事实上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全球主义，可能不是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八九十年代，比如说既有民族主义，也有全球主义，有多个维度的内容。所以说，有一个可能，不大成熟的看法，也许这种二元的区分有很多优势，有很多优点，但如果对中国外交哲学进行归纳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超越二元的区分，从文化层面，从国际关系研究层面是有一些研究的，包括中国外交更多的是中庸的哲学，强调在延续中体现变迁，这是不太一样的，这也供参考。
第二，关于中国跟国际秩序的关系的讨论。我这里可能用的话语体系跟你稍微不太一样，但实质上有些内容是相接近的，近现代、当代中国，如果要体现国际意识，或者是彰显国家身份必然要涉及自我跟体系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跟国际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你这里还是做了一定的二元区分，就是在革命外交的时候是对抗，之后有逐步融入，在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是中国外交研究里是比较流行的假定。即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革命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对抗还是完全融入的。我提供另外一种对中国和国际秩序的二者关系的分析看法，这几年也有一些研究，即借鉴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James Scott的研究。他做的抗争政治，事实上中国是面对国际秩序的，原来是一个比较弱者的身份，面对美国的霸主，可能既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也不是完全的融入进去，这样用二元框架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放在抗争框架下会有一些启发。他把弱者的抗争分成了两类，一个是依法抗争，我们承认这个体系，我们不去推翻它了，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加入WTO，承认这个即有的体系了，至少不像原来革命性的看法。还有一个是日常抗争，如对霸权的态度，有一个去正当化，我们从意识形态上对霸权进行批判。这是另外一种看待二者关系的一种视角。最后提出中国跟国际秩序，尤其是当下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协商秩序，既不是原来完全革命的，也不是完全的加入性质的。
第三，涉及到我的一个看法，可能施展是做政治哲学的，在方法论上更有心得。如果作一种外交哲学或者是一种哲学解读的话，大体上我的看法是有两种，第一个是观念式，必须依据文本，依据当时的政府，还有一些知识精英，不同的分析单位他们的话语或者是政策文本。第二个是在你的讲授过程中，你有很多的以中国跟外界之间的互动，或者是战争，或者是合作的具体实践或行动。一个是话语层面，一个是战略行为层面，二者进行归纳。这个是合理正确的，但是你这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即这二者事实上是一致的。但是事实上这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复杂，也有可能观念或者话语层面跟战略和行为层面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对中国外交哲学的分析可能会更为丰富一点，我们会分为观念和话语跟战略行为这两个纬度，再加上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这是另外两个纬度，这样的话就是四种类型。这是我没有成型的一个看法。
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可能跟施展的看法不太一样，或者说你的看法是跟我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原来的想像是不太一样。
张曙光:
谢谢尹教授，第二个评论人是人民大学的成晓河博士。
成晓河:
首先感谢天则的邀请。刚才听了施老师的讲座，我感觉施老师的讲座正如张老师所说内容非常丰富，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世界体系法变化，中国的外交哲学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 第二，这种变化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第三，转变的过程是很长的，学习的曲线很长。
谈到中国外交哲学，就要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包括我是谁，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能干什么，我和其它主要大国的关系怎么样，我干的事儿与别人干的事儿关系如何，我想这都是中国外交哲学所应该探讨的主要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外交哲学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模糊的，原因很多，其中，中国外交哲学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外交，特别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太美国化，太危险了，将来跟美国一个德行。所谓美国化就是受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太大。另外一个是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外交又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非常深刻。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对儒家思想又重新燃起了热情。在这么一个众多思想的影响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到底体现出什么样，比如说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有三个问题跟施老师商榷，在施老师的研究当中，民族主义是一个核心的概念，而且从你的划分来说有健康的民族主义和不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区分不是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充满争议的划分，因为民族主义本身是非常主观的，甚至特别容易走极端的意识形态，把它区分为健康和不健康，即便是有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也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薄。
第二个，跟这个概念相关，施老师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概括为受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影响比较大的外交，这个概括也值得商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很贫弱的一个国家，而且处于两大阵营对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四面楚歌的，所以中国又很穷，又处于两大阵营之间，期间中国还加入一大阵营，而四面楚歌的时间还不短，六十年代处于四面楚歌，这个情况下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受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影响比较大这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有必要区分一下。
另外，施老师认为当下中国的外交受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现在对中国的外交作出这样的判断还为时尚早，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已经使很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的角色比较发生了变化，已经从地区大国变成了全球大国，已经从原来的投资场所到现在的资本输出国，从原来的政治经济大国到现在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从原来体系的学习者、遵守者，到现在体系的改革者、革命者、或者是建设者，我们在这上面已经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以中国当下外交思想还处于一种变化当中，现在把它概括出民族主义起主导作用，或者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阶段值得商榷。
张曙光:
两位评议人对施教授的报告提了一些意见，提出了一些问题，下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
盛洪:
施展刚才的报告非常好。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一个转折时期。我们中国正经历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中国人事实上一直有小国心态，现在却是一个大国；原来可以不顾国际秩序，只顾自己赚钱，现在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主要是提供国际的公共物品。这个报告还是非常好，内容非常丰富。当然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
第一个是对近代、近几百年、以及20世纪以后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判断。刚才施展比喻成一个大的商场，达到了均衡状态，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所谓近代以来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所谓的民族国家体系，应该仅类似于一群人，没有政府，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是还有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能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实际上如果这个世界是一群平等的民族国家，终有一些是不能用平等谈判来解决的问题，要动用武力。这几百年国际上表现的并不好，像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建立了联合国，最后达成了一种平衡，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春秋五霸。用“霸主”来形容对美国是差不多的，这也和中国传统对霸主的评论差不多。它们是霸主，行霸道，但是霸主霸道对国际秩序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不是一个最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如果要对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有更多的贡献的话，要探究更进一步更好的国际秩序。当然这后面再讲。这绝不是简单的只是去在商场做大股东。
第二是对美国角色的看法。理想的美国和现实的美国是有区别的。理想的美国的文化，就是清教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教只是注重国内正义，它的重大缺点是为了传教，为了清教徒的扩张不惜杀人。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它 宗教间暴力的，甚至可以用火刑烧死异教徒。实际上美国是杀害了大量的印第安人而扩张起来的。所以这种普世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普世主义，中国要想提供更好的国际公共秩序，就不能仅在这样的清教的普世主义下做事情。真正普世的文化应该是有各种文明交融的整合，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华文化。
第三，中国经历过从战国到帝国，再到后帝国，这是中国的历史提供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我们不能忽略。战国到帝国就是秦帝国，秦帝国垮掉了，后面是汉帝国，汉帝国及其以后是后帝国，后帝国不以武力或暴力统治世界。后帝国建立了一套体系，就是朝贡体系。大家可能会想到清朝的朝贡体系，想到了这是很陈腐落后的体系。但相比较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这是更发展的更好的体系。因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没有超过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形，民族国家体系加上了一个霸权，暂时能够使世界稍微安稳一点。再往前走才是一个后帝国主义的朝贡体系。它和西方的宗主国-殖民地关系是不一样的，那是剥削的关系。但是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我们可以看大量的历史文献，表现最差的就是清朝，但它对藩属国的还贡至少与进贡一样多。天朝上国不想从藩属国获得什么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它是一种政治秩序中心，它要为朝贡体系提供国际政治秩序。这也许能为我们今天解决国际秩序问题提供参考。
还有一点就是，天下是有文化的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讲天下一定是文明的天下。我在武威文庙看到有一个匾，叫“天下文明”，后来发现在《易经》中有这个说法。没有文明就没有天下，只有一个物理的世界，但不是天下。顾炎武说，“仁义充塞，乃至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可见天下是文明之义。文明包含了一组文明的准则。我觉得这比清教好很多，儒家的文明整合绝没有为了宣传儒家思想而去杀人的含义。这也是我们今天考虑国际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如刚才讲的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我认为毛泽东时代没有民族主义，但是有阶级主义，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我们只看到了国际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这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还有一点细节。你谈到英国的单向自由贸易，那只是在1900年左右的短暂时期。英国一直是以重商主义为主，1700年通过一个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的法案。后来占领印度后，英国往印度输出棉布是3~5%的关税，但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布的关税率却高达70~80%。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向英国输出产品平均关税率是30%。英国只是占尽了便宜以后才降低关税率的。即使如此，大概1910年以后出现了经济危机，又把关税率调回来。
还有一点，中国在目前就是世界最大市场。18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3%，现在美国都达不到。当时印度也是比较大的。今天讲这个关系，中国跟西方是二、三产业交换，这是很好的观察。但我提醒，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自己，大家把中国当市场，要到中国来卖东西。还有一点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对它持续地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发美元，又能将美元吸引回来，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的观念没有改变，还希望有贸易顺差。但要认识到中国就是世界最大市场，就要逐渐转到贸易平衡，逐渐转到贸易的逆差上。这也需要中国有吸引别国投资中国资产的条件。
提问（未经本人修订）:
我是做法律事务的，施老师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因素——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讲中国外交哲学。施老师的逻辑体系很严密，很完善，但是否还要加上两个元素，即法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哲学。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现在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比如说对外援助，这个钱是否要进行预算？是否要遵照《预算法》？此外，对外援助还应与我们国内近一亿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的农民的利益做一个比较。从国内来说是不是这样，外交本身的经费预算是否要纳入预算，对外援助的这些款项，包括国有企业的一些对外合作，是否要纳入预算法，我认为应该是要纳入的。
对外，不管是履行国际义务还是承担国际责任，其实就是遵照国际契约。我们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但是仍然有国际法，国际法虽然是软法，但是它也有一个契约精神的问题。你既然参加，同意执行规则，就要很好地执行这些规则，这就是国际的契约精神。所以说法治的哲学要不要纳入到这里面。
第二个是意识形态哲学，我们现在是一个党国体制，国民党时期虽然也有其它政党，但也是比较专制的，也是党国体制，如果跟国外打交道的时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西方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而我们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能让社会主义消灭吗？意识形态的因素要不要加进去？向施老师请教，谢谢。
张曙光:
今天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这确实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有了一个大国的经济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大国外交的问题，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在今天来说可能更重要。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体化的世界了，你想单独关起门来像过去那样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外交的问题实际比过去的意义可能要更加重要。现在中国成为一个大国，那么如何建立起中国的大国外交。而且，从现在来看，中国的领导人也把中国看成一个大国，也想做世界大国的领袖，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领袖没有一个大国的外交的理念是很难的。我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就重要在这个地方，中国现在不光领导人要做大国的领袖，中国作为大国的意识开始具备了，而且采取了一些大国行为。不管怎么说，最近在经济上，比如说成立金砖国家银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搞起来的规则和世界银行的规则不一样，这是个大国外交的行为，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要成为一个大国的外交，或者说大国的领袖，我认为得有大国的心态，大国的理念，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的状况，但是行事中仍然有很多小国的意识和心态。比如说日外交的有些事情恐怕有点小国行为，不是一种大国的心态去处理的。
确实咱们的处境这个矛盾，过去受人受人侵略，受人欺负，国家虽大而心胸很小，今天一旦开始强大起来，过去的小国心态怎么转变，转变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大国的心态和大国的理念怎么确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和理念，才可能有一个恰当的大国的决策和行为。今天的问题重要就重要在这个地方，这种心态的建立需要解决大国外交哲学的基本的问题，我认为，“我是谁”？不光是外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国内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到哪去？”，“我要干什么？”，这些基本问题是大国外交的哲学问题，也是大国理念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回顾中国外交变化的历史，当然，近代救亡图存的弱国外交把民族主义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起来以后，现在来看，可能是负面的东西超过了正面的东西。咱们再想一想，我刚才讲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了一边倒，我觉得这个做法就不是一个大国的作法，而是小国依附于人的作法，从这个问题想到，解放前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条件，中国还处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实际上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如果没有这个曲折的话，似乎今天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可能走向未来更顺当一点。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曲折，又是突然之间强大起来，我觉得可能无法适应性，需要调整，而留下调整的时间又很短，要调整的幅度又很大，如果转型的过程中把握得不好，往往就会出事儿，就会走偏。所以，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也值得思考。
下面请施展教授对大家的讨论做一个回应。
施展:
非常感谢大家提了这么多问题，问题太多了，我只能有选择性地回答了。回答过程中可能会有对各个问题的穿插。
先从后面来吧，最后一个是张曙光老师提到的，革命加上民族主义，目前看来是负面的效应大于正面的效应，尹继武先生认为我的类似说法似乎有一个比较强的价值取向，这可能是对我的一个误解。我实际上不是从任何价值取向的角度出发，只是从秩序的现实构成之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在帝国解体之后才出现，帝国解体是基于近代早期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的经济结构变化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变化，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伦理结构的变化，这些叠加在一块导致了西方秩序的全方位的崩盘，在西方向外扩张以后导致了非西方地区的崩盘，这就需要重建秩序，这是最根本的。从纯粹的效用的角度而言，重建秩序需要一种特定的动员机制，而这种动员机制如何成为可能，就近代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最有效率的动员机制就是民族主义，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民族主义，它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只不过这个民族主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形。
包括中国在近代试图自强的过程中，我前面提到民族主义不是用来整合重构中国的合适的概念和框架，但是你要想形成一个有效的动员机制的话，在当时却也很难跳出民族主义以外去。但在中国的特殊情境下，麻烦的是，民族主义又很难跳出汉族主义去，毛泽东是用了另外一套方式，最后实现了动员。我们要回到历史当中，我本人是不用价值观做判断的，那种判断随便聊聊可以，但是在对历史作严肃理解的时候，需要看到当时的总体情境，在该情境下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的技术手段，包括政治动员技术等等广义的技术，需要依靠这些技术手段把秩序重建起来；以及需要把哪些观念结构来将此一秩序正当化，这个时候观念结构和技术手段是可以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互相又构成对方是否能够存活的约束条件。直接拿意识形态做判断，反倒会扭曲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刘先生刚才问到法哲学重构的问题，这当然需要，我没有展开来说。因为无论是谈法治还是谈什么，这都是第二位阶的东西，第一位阶的东西，或者说高级法的背景，不是第二位阶的东西给出的。所以你刚才提的那些东西当然需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位阶之分。
盛老师提的问题比较多，先是说近代西方国家主导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在近代早期，从英格兰、荷兰、法国等边缘国家，对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反抗开始的，经过多年的战争，最后一种国际法权秩序在1648年之后建立起来，各国平等、对外独立等等这些原则建立了起来。这会还只能说是一个准民族国家体系——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浮现——所以我称之为准民族国家体系。民族主义是有某种特殊主义取向的，尤其是到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这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取向，认为民族间是不可通约的实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处在丛林世界，有这样的想象的世界图景。但是20世纪还有另外两种普世主义的世界图景，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苏联的。
美国的立国精神是清教为基础的，它可能呈现为两种面相，一种面相是孤立主义的，一种面相是普遍主义的。孤立主义的面相直到二战后才彻底结束，在这个路径下，清教美国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掉了，所以我们要到新世界来开拓。为此我不能跟旧世界的政治、道德伦理发生关系，一旦发生这些关系，上帝之城将再次被他们所污染掉，于是人类就没希望了，所以我们要孤立主义，我可以从他那挣钱，但是他们的别的事儿我们不参加。那些地处老欧洲的民族主义国家，迟至20世纪早期，彼此之间仍然形成势力均衡的关系，使得它们在观念上没有指向全球的普遍主义想象；其次由于势力均衡，也没有办法展开全球性的战略布局，所以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基本上可以玩得转，而且欧洲国家也没有办法可以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对普遍主义来说势力均衡是不可接受的，对民族主义来说则势力均衡是可以接受的。对普遍主义来说，均势格局只是一个暂时的妥协，最终还是把我的政治和伦理逻辑推广到你那里，要把你化掉。所以在一战之后英法的民族主义是可以接受势力划分的；而在当时美国是孤立主义，呈现出像是民族主义的外观，但是就国家的精神而言仍然是孤立主义的。直到二战后，另一个普遍主义国家苏联猛然崛起，它也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彻底转化成全人类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把美国的普遍主义的东西激活出来了，美国从孤立主义一下子彻底地大转向。
盛老师提到的的清教伦理有非常血腥杀人的一面，我认为在这不能简单的说基督教的伦理，清教跟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不管什么宗教，任何一个宗教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解释你与不信者之间的关系，清教和天主教在这上的路径完全不一样。我称这种信徒与非信徒间的关系为二元伦理，天主教是将二元伦理内在化，清教是将其外在化。天主教的思路是，正因为你不信，所以你才尤其可怜，你也同样是主的孩子，但是却听不到主的声音，于是我对你负有尤其重大的责任。美国那边的印第安人的数量相对少，更大量的是在拉美，在拉美当然也有大量殖民者大老粗屠杀印第安人的例子，但是天主教传教士到了当地便严厉地指责他们，说他们也是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所以尤其可怜，最后传教士在拉美大量地建立印第安人保护区，这种情况就是把二元伦理内在化。但是与其相伴随的是等级责任伦理，就是你尤其可怜，我对你有责任，但是正因为你不信所以你什么也不懂，你必须得听我的，所以形成了等级责任伦理，这跟天下体系不一样，但是里面有某种同样的结构。清教则是将二元伦理外在化，在清教这，你信的话就是神已经拣选你了，你若不信就是证明你已经是弃民，这跟天主教不一样。对清教而言，教内是平等的，无等级性差别，教内教外则是判然有别，教外的弃民从某种角度来说连人都不算，就跟动物一样，可以大肆地杀戮。而天主教没有这个逻辑存在的。
同样的，天主教和清教在经济伦理上也有巨大的区别。天主教认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生产本身是生产目的。对清教来说，努力工作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清教徒必须得拼命的挣，又要同时拼命的省，这才证明我是基于我的宗教责任而去挣钱。拼命的挣，拼命的省，其利润积累的效率肯定是要高于天主教的。天主教是人的合理需求的满足，什么是合理的需求？如何才能满足合理的需求？这两个都要求经济体是大致的可计划的，大致可计划的前提是经济体对外是封闭的，如果是对外开放的话，大致可计划是基本上做不到。这在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下完全能做到，但是近代远洋贸易的环境下做不到了，于是天主教的效率跟清教的效率完全没法比。而清教要拼命挣又拼命省，其逻辑要想能够持续，就必须有一个远远大于该清教经济体的非清教市场可供去占领。一旦市场被开发殆尽之后，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继续拼命的挣又拼命的省，你生产的东西往哪消化？进一步还会产生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伦理危机等等，一系列危机会出现。而到了什么时候市场被大致开拓殆尽？就是最没有宗教精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就是中国，把这个市场开拓的差不多了，而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全方位的在中国开始到来了。但有趣的是，到了这个时候，有待开拓的市场被开拓殆尽之后，全球市场重新进入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封闭状态，于是某种意义上的可计划性又浮现出来了，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在这重新有了意义，而跟它结构有点类似的儒教，其经济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浮现出来。在这个逻辑下我们来讨论今天的世界秩序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
至于盛老师提到的朝贡体系，我没有提到这个，是因为我没拿它当回事儿。这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在我看来朝贡体系并不是在东亚大陆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农耕帝国和游牧帝国之间的对抗关系，这比中原王朝和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朝贡体系，对东亚秩序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同时，朝贡体系是一个非平等的国际体系，这种非平等的国际体系在你没有遇到其它向你挑战的文明之前还可以存续，一旦遇到其他文明来挑战，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没太拿朝贡体系当回事儿。
还有刚才成兄中国的外交哲学美国化严重，我非常同意，中国的问题今天根本不是用什么量化的东西能解决的，因为量化的前提是你能够找到有效的参数，而有效的参数的前提是这个研究对象已经大致均质化了，你才有可能量化。中国今天的问题离均质化还早着呢，量化方法来处理中国面临的问题远远不够用。但是这不是中国的外交哲学美国化——当然成兄强调了说这是外交理论——但是就实际的解决我们的问题而言，我一开始谈到了我认为外交没有什么哲学，外交是个实践的技艺，外交的哲学根本上是一个历史哲学；就实践的技艺而言，这个技艺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的，而国家利益是什么，从哪来，如何识别和定义，基于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外交哲学根本上是历史哲学，而历史哲学是无法被任何国家所影响的，只能说我们今天认识到或者没认识到，说它被谁谁影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张曙光:
今天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做更进一步地更好的研究，不光要讨论中国的问题，而且需要对一些大国，就是世界上大国外交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进行研究。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新想法。谢谢施展教授，也谢谢二位评议教授，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