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书品 20132012

【天则书品】第六期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中的政治与经济考量


这次演讲,一开始主持人让我选两个题目,从中挑一个,我一开始选的是“反行为”,后来我一想这个“反行为”的事你们这儿的人特别关心,可能有不同场合来讲,所以我改成了“乾隆三部曲”。这里我只讲了一本,就是《乾隆十三年》,实际上《乾隆十三年》之后还有两本,一个叫《马上朝廷》,一个叫《乾隆晚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乾隆十三年》。我最近正在兴头上,所以特别熟,就先来讲这个。但是,这个对于各位来说,可能不太有用,是一种务虚性的,带有历史观的意思。


我要说我没有想到在请评议人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些困难。说实话,我一发现这件事,我就明白请人特别难。第一,研究十八世纪的人就不多。研究这个里面的历史学者,我们在美国有经验,和经济学家不一样,历史学者,你很难跟他对话,他那个东西都是呕心沥血的,你想改变什么,难极了。再一个,如果我就十八世纪论十八世纪,就清史论清史,我想各位可能也不那么感兴趣。这是我觉得找研究十八世纪的人比较难的一点。第二,如果找十九世纪的人,什么甲午海战,再说点辛亥革命。用我今天讲的道理来看,这些人脑子里面就是黑糊糊的,中国传统正处在最倒霉的那段,他心里不豁亮。他读不通我们。如果我们要求别人要能够几百年打通,前后贯通,那其实有点不容易。就像80年代我在美国说乾隆到现在300年为一个历史,黄仁宇说500年为一元论,这种人比较少。再往后推就是20世纪这批学者,20世纪这批学者就是我今天要特别批评的,他们满脑子就是“新文化运动”那一套,他们也是黑的。所以他们和我们可能也是站在对立的一面。我就是因为这一篇文章,本来上一篇文章是给《读书》的,他们跟我约稿,我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结果他们不但是崇洋媚外,而且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你批了新文化运动,我们在《中华读书报》上发的文章怎么不好了?他们认为我那个文章写的乱七八糟。还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乾隆写的什么啊?看不懂。这都是大腕,有名人,不能点名。


包子皮太厚,慢慢收回来。我在天则所也不是生人了,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历史学者,1988年和茅先生初次结识,那时候他带有浓厚的留美经济学会的背景,我刚在美国建立留美历史学会。我不但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我是历史学里比较狭窄的一门,一个行当叫经济史学者。经济史就有一点狭窄,如果你做经济史的话,你仍然不能说我是经济史的什么什么,你可能是里头又一个狭窄的,比如李伯重先生愿意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让我们说可能是农业、可能是工业、或者是商业,或者就是一个微观的选择。我还算是做一些宏观的分析,这就比较少见了。


后来我又做了租佃关系,我在天则研究所“骗”了好几回钱,都是地主、农民、土地、土地改革,这个你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做一般的经济史的人,他不自找倒霉做租佃关系、土地制度,做土地制度的人他也很自觉,他不来做李伯重这套,他是两拨人。所以现在我又跨越了一下。同时,我最早写的就是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写十八世纪。这样做就把经济史变成了政策史,变成了思想史,而且变成了政治史。过去余英时年轻的时候曾经给钱穆先生写信,他的老师。他说老师我准备修经济史了,老师不客气的跟他说,说修经济史一定要做大了才有意思、才有意义。余英时是很聪明的,他说就此罢手。所以经济史能否做大,我的师妹在台湾,他是中央研究院的弟子,做一个省或者做一个朝代,做一个康熙的粮价,一写就写那么厚一本书,他们就守着这个东西。你说做大了,对他来说也不行。


那么,我们又写到了乾隆的政治史,现在所谓的乾隆三部曲,今天的这个《乾隆十三年》。在这个十三年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很多大腕表示不知道说什么,最开始在《读书》上面遇到几个人,说高王凌这个又不好读又不知道说什么。其实这个大概是我最好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背后的主题。有一部分内容,如果你看第一篇,我突然引用了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他当时到中国来,在乾隆朝当钦天监正,当官当了30多年,比很多中国人当官时间长,一个三品大员。引用他,这样我就把中国史和世界史打通。然后在这本书最后一章,又转移到世界史上。所以我出版了以后,重新读以后,我说这是我写的吗?那是一层意思。但是最近几次,我们这三年,第一回在文津阁,今年在清华讲了一次,这次是第三回,这三次每一次都有一定进境,现在我们更偏重讲到了十八世纪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论证它,也征求大家的意见。过去我们请来人,人家放不下的就是专制问题,讲着讲着就扯到这上,所以我从文津阁开始,我说专制问题今天不讨论,讨论了就散不了会,这个东西难倒很多人,都是大腕,我们一会儿也许还会说到这个。


现在讲正题,今天的正题就是接着清华演讲,讲中国十八世纪在现代化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分类的原因,比如经济原因或者是政治因素,这是上回朋友提问的时候涉及到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大概有十来年了,多次谈到了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我们要解释一下,是处于其中的现代化,没有真正实现的现代化,就是你在做现代化,不是说我们像英国一样成功了,那我们就成英国了,咱们是未完成的现代化,但是你在做。


最早的文章在2006年的《史林》上发表,在北京好几年不给我发。然后《乾隆十三年》是2012年,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跟着我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叫做“我的学术的立脚点和切入点”。切入点就是你找一个点切进去。立脚点就是思想上有一个立场。我们今天到天则来讲,“我的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叫什么都可以。清华的人不太多,但是也有三四所大学不认识的朋友,那天的会开的很好,大家有很多很好的提问,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样把它专门拿出来分门别类考虑一下,过去没有过。别人当然不可能了,因为这是你的史观。那天在清华,我觉得教学相长,在那一天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出来和同学一块走在路上,我的心静一静,我就想到这个事,如果有机会我应该专门拿出来讲一讲或者写一写。


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经济方面,按照过去主流的看法,我们叫经济基础,从生产力还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等等说起。我们这些人主要是做明清以来的经济史,好象这也是经济史里面重头戏,就是清代以来。可是我们这段以来有大批人做,就没有多少先进的生产力,那种蒸汽动力的机器工业,或者什么动力的机器工业,找不到。生产关系我们有好多的老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在大批大批的明清史料里面翻过来翻过去,找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比如上工工场,或者什么可以称作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找来找去,把小说都引出来了,黄仁宇专门写了一章批评那些史料。结果也很不如愿。


我们今天来看,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下层视角”,从下层视角来看经济史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我算是经济史出身,对这套东西多少了解,我也算从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我应该做一点自我批评,总是不如李伯重等人能一辈子在这里面搏击散打,很不容易,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国际性的箫条,极端的箫条。可是我们现在有令人振奋之处,就是我们终于发现了不同的观点,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看到的。是谁呢?就是朱嘉明先生,朱嘉明先生现在叫做旅欧学者,他出去好多年了,25年了。他在台湾出版一本书叫做《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这样一本货币史,我认为是所有流亡分子,也包括国内没有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里面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专著,我非常看好,我几次写了关于这本书简短的评论,据说这本书评论发不出来,我可是非常看好。


这本书不是从低层,而是从经济运行的最高层次,从货币金融这个事入手,就和低层生产组织的研究、生产力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立。朱嘉明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设计了一套良好的货币制度,然后这套制度立在那以后,民间就各尽所能、自由运营,就够了,别的用不着。这样出现了经济高水平的不断增长,按照朱嘉明的观点来说,两位数的增长,20%几的增长,在2008年之前出现过,但是在历史上似乎出现过好几次,我相信这一点。


在这之前有一个德国学者弗兰克,他写的《白银资本》,这本书在大路畅销了一段,白银资本已经不把生产关系作为主要问题,而是着眼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东西怎么生产出来的,什么生产关系,什么生产力,在弗兰克那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讲什么东西卖出去,什么东西我这卖,你花银子买,我就是世界中心,就是这套东西。说简单也够简单的。这些我认为都是上层视角,和以前的大相径庭。


所以,我们现在就面对一个不但怎么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么重新书写世界史的问题。我多说一句,中国的经济早就不是什么封建经济,也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人为经济,他发展的高度也远远不是精耕细作几个字能够概括的,用我的新加一句话来说,就是清代所有进展都和交换有关。这个观点可能也是我一个人说过的,没有“交换”两个字,清代所有经济增长都无从谈起。当然,现在高某人有点“胆大妄为”了,所以我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吹牛还得有胆识”,因为你不知道学界状况你怎么吹牛,你说了半天人家都说过怎么行。


这些我认为都是崭新的视角,我很高看这几位同仁。我想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无法解释那些大段大段的历史,也可以说从今往后什么生产力、什么生产关系,这些观点您就靠边站吧。对不起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在大学里读经济史的,您就把那些东西丢掉。我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对经济史特别的不重视,所谓自称是马列主义的,包括马列主义的老派人民大学对经济史的蔑视都是空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修经济史的,这一套就把它灭了吧,不必拿它解释中国的历史了。


这个中间的例子就不多举了,无论老的学派还是新的学派,所谓加州学派,他们都在这个泥坑里跳不出来呢。我的乾隆三部曲出版以后,有一个大腕,大极了的大腕,他看了一篇文章,说一个写学术地图的人说高某人是第五代学者里的特殊独一人。这位仁兄看了以后就来了,带着儿子说我儿子就给你了,跟你学了。我很高兴,因为有人这样看得起我,并不多。然后我们就讨论到十八世纪这个事,等到往细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你什么样的经济观点具体分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清华那天我才意识到。


经济方面我们就谈到这,下面我们谈政治问题。一说到政治方面,那还用说吗?乾隆爷爷,乾隆老家伙,那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这就是大的专制魔王,黑暗的不得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专制主义,不知道多少人就迷醉在这里面,他就是出不来了,那些人的智商可比我高老爷子高多了,咱们的江湖里面大有人才,我算什么?我认识那些人,宋国青怎么样,那智商,周其仁,就别说别人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算。


有一次我们讨论《乾隆十三年》,刚有第一本,一次研讨会上第一次正式的讨论,一个网站给我们办的,有一个大腕,我们不说名字了。他说你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那我们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这是强烈的一个质疑。可是我恰恰觉得他的这个观点很可惜,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黄仁宇说,黄仁宇是什么观点呢?黄仁宇认为中国到了20世纪应该上层、中层、下层,三层重建。细说一点,共产党做了下层组织,在土地改革上,国民党做了上层组织,在国家层面上,当时领导抗战,蒋介石做了什么,然后80年代改革开放做中层沟通,这三层重建,20世纪都要重建。黄仁宇的观点就是清朝做的再好也一钱不值,也得重做。所以,中国革命是非常深刻、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的清朝,或者高某人把清朝说的再好也于事无补,也免不了最后来一场革命。


我再说一个,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那些大腕,他们都认为革命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我觉得反封建可能对,反专制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我在博客里面写了,革命与其说是反专制,不如说是来一个更大的、更超级的专制,传统时代无法想象的一个专制集权。不客气的说,传统政府管的事相当有限,当官的人他也很少一做到底,像我们刚才说的老外,因为他是不回国的,他规定好了,你这辈子就在中国待着,死也死在这,埋在这,不允许回国,所以他一直干到死,多半都死在任上了。过去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经济组织、生产力、货币金融,政府都一把抓了,过去不是这样的。传统政府,我们说一句不完全合适的话,他是留有余地的,他是把很多东西放在社会上的。


对此我有一个诛心之论,就是你们所说的专制,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这里面很多是外国人,是来华的传教士。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中国人自己抬不起头,先给你屎盆子扣上,你是专制,所以你没有对等地位,你就是下三烂,就是这个目的。可是我们现在那么多的大腕沉迷于其中。我有点不能理解,我觉得这些人智商都很高。


最近《教魂》的作者孔飞力又出一本大作,中文版,这本书出很长时间,但是2013年翻译成中文的,叫做《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大家没有注意,这本书在几位翻译者包括陈兼认为是孔飞力最重要的著作。翻译者认为孔飞力认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有一个内在导向,我原来不服气,因为我原来没有看过这本书,原来《叫魂》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说中国十八世纪有这个东西,《叫魂》的时候,他认为十八世纪够黑的,那个概念只有这本书里面有。他提出了不错的意见,他认为现代性有多种形式的存在,不同国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走向现代的。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根本的性质。这比他的老祖师爷费正清完全不一样了。我看这段,我总觉得陈兼他们写的序言里面,给他们的老朋友孔飞力拔高了,什么叫现代国家呢?在中国如何之形成呢?孔飞力在这本书里面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叫做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够现代了,这和我们的观点好象还是有出入。他说为三大主流、三大基本问题。孔飞力一共出了这么三本书,篇篇都是名著,对于他来说都是他成长过程里面尖端之作,这本他认为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我要批评孔飞力,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当时的中国仍然缺少宪政、民主的代议制度,这是我们不同意的观点,我觉得很值得商榷。陈兼他们把英文别人都翻译成“宪政”的词改头换面了,他改成了“根本性议程”,所以在书里面都变成“根本性议程”。你看他翻译过来,就把这个问题模糊了,你要说中国缺少宪政,这个问题就尖锐一点了。所以我们说如同在经济领域放弃所谓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下层视角,在政治领域我们也许应该扬弃那种所谓的宪政和类似的民主观念。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里,不光是中国史,这些可能都无所措手足,不知道干嘛用。我学生说我是跳跃性思想,你们看俄罗斯和日本的现代化,他们有什么民主制度?比如在1905年的眼光来看,或者1930年的眼光看,他们有什么民主制度?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他们都已经变成世界那时候的超级大腕了。所以,我认为拿民主制度来说,孔飞力实际上又走回到老路了,他的思想并没有能够跳出来。


在这本书里陈兼,陈兼是留美学派里面唯一一个讲座教授,别人都没有,他比较推崇魏斐德。我们觉得如果有这么几本书并列的话,应该是罗威廉的《救世》,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能我和罗威廉的切入点一样,我们都是从十八世纪,孔飞力实际上看的是十九世纪。从罗威廉的高足王迪来看,罗威廉把广阔的视野放入早期欧洲来看,他认为所说的所有方面都是当时欧洲面临的问题,在政治领域非常强调行政标准化、沟通和效率提高,这是早期欧洲就在形成的东西,集权的经济控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近代欧洲精英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


为什么说十八世纪处在现代化中呢?我曾经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首先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说当时世界罕见的共时现象,一个是人口共同增长,我们所的老教授说你说的什么?什么人口?他连布罗代尔都没有听说过,你说十八世纪世界人口同步增长,他觉得你是说梦话。你说十八世纪之前人口是这样剧烈波动的,从那之后是这样一直增长的,他就不能听了,觉不出有什么意义。第二,叫我来看特别重要的,就是无论在中国和欧洲都在加强政府,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较欧洲是不惶多让,因为中国政府本来比较强,欧洲所做的每件事都叫做当代的,我们却叫做封建专制。另一方面,我还借助了美国社会学大腕斯科特,斯科特大家都比较重视他的其他理论,很少有人谈到《国家视角》,我在这篇文章里面看,我觉得在《乾隆十三年》里面讲了他,但是我讲的不够。国家的视角表面上是从20世纪,苏维埃、美国大坝、国家大项目、愚蠢的工程十分反感,我认为这是历史观,他想让我们回到200年前,他没有多说,他让我们看这段历史,是这样的历史观。所以,通过我在美国哈佛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弟子,让她给我论证,她说斯科特就是这个观点,高老师你说对了。十八世纪我们有特别多的表现,大规模投资,各种工程,修运河,治理淮河,我们知道有一个省级官员修淮河流域十几条支流,永定河,金沙江的水道,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各地修粮库,外国人想都想不到的,中国政府大大领先。这些事情别人比不了,只有20世纪的中国能够比。还有画地图,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画地图”这三个字可红了,我开一个会到处在画图,现在我们叫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国也一度领先。我在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里面,在上海发表的时候,我说这些事过去都有过,解放贱民,取消人头税,想搞土地制度变革,井田制,这在雍正、乾隆的时候都有。20世纪大政府,一起一落,解放以来政府走了极端,改革开放以后又往下走,这不是现代性吗?乾隆朝都走过。所以,我们用政府的这一个因素都可以解释大段历史。中国今天的成,就用黄仁宇的话,别讲意识形态的话,讲技术角度,我认为并没有远离清朝,不就是依赖政府吗?不就是清朝的经验吗?


所以,说来说去,我只是借助国外理论,并不是说我根里的东西是从外国来的。比如从人口问题发现到土地开垦政策改变,全面发展政策的提出,粮政的展开。这些事情都在20世纪后半期,80年代以后复活了。我在《炎黄春秋》2011年5期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1982年写的,老陈、岐山当时都夸好,有的是别人回忆起来后来告诉我,有的是我当时知道的,这些东西都和我的经历有关,就是和我的插队生活。我参加了改革的一些事务,不是你爬格子读史料读出来的。如果我身处国外,早早出国不回来了,这些东西就顾不到了。


关于我的学术立脚点和切入点,应该再交代几句。所谓立脚点,就是你研究主体所站的地位,切入点就是你研究的对象。我选择的切入点是十八世纪,这是人人可以不同的。但是立脚点不是这么个事情,我认为今天的立脚点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构筑在新文化运动之上的,都是新文化运动一脉,都是站在100年前的立场上看中国,比如1916、1919等等。那当然很黑暗,你想想1916年的中国,那就是救亡的问题。自从上世纪初以来,咱们也别说多远,1900在东北开始的俄国人想瓜分中国,到1905年日俄战争,从那时候起。中国面临着日本和俄国两大外力的侵略,中国两大仇敌,灾难不断。可是你现在过了100年了,回过头去看,中国是有那么大、难以克服的,那么绵绵不绝的困难,简直有一度就快亡国了。可是中国不是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吗?谁说中国现在不是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有很大问题,这个另说。最近发表的意见,说中国已经不是第二了,已经是第一了。不管你是老二、老三,你很了不得了,你初步的现代化总实现了吧?


所以我的这种史观有什么用呢?前因后果,后果就是我们的历史不要再那么悲观了,好象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路下来,悲观的没有止境。我想如果我们拥有足够长的眼光,比如到本世纪初,我们可能眼前一亮。换句话说,切入点各位可以自由自在,或者你能够放在十八世纪,或者像我的美国同行,比如史景迁、罗威廉,史景迁写康熙,非常有名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好的立脚点,你能把今古贯通,你发现事情并不像原来那个样子。近百年来,时代的主流到底是什么呢?黄仁宇一向主张阅读历史需要有积极的态度,从积极眼光看历史,要不然就找不出历史的意义来。这是黄仁宇多次说的话。钱穆以为在100年里的历史,它的主流不应该看为救亡和谋生,那个观点是错的。我们最近看材料,日本在中国的战略就是走一步说一步的,你看北平报纸上写的是中华民国。所以,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正有反,有善就有恶,我们不能只看一面,中国这段历史可以反面的说就是救亡、就是谋生,可是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是不是也有一条线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条线建立起来?一代有一代之史,我们上一拨人,比我们大20岁、30岁,所谓的第四代学者,他们对清史没有任何贡献。我们这些东西他们理解不了,我也可能只能献给我们同代人和以后的人。


这个讲来讲去就是这么点想法,我的所谓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谢谢各位!



盛洪评议



非常谢谢王凌到我们天则所来做主讲。这些年一直关注王凌的著作,去年王凌跟我说有人称是“高王凌年”,我说你当之无愧,确实著作颇丰,不仅是著作多,而且是有意义。这个意义我觉得就是颠覆现在已经形成的或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可能有两种,但是大致方向是一致的。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谓五阶段论,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贯彻在中国教科书中,我们都是受害者。所以,当我们后来看很多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原来不是我们学的那样,是误人子弟,误了几代人。误的结果是什么?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卑和制度自卑,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一谈到中国就是一塌糊涂,没有什么东西,顶多就是四大发明。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观,就是所谓西方主流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是说中国过去是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可能来源于,一个是西方对中国的不了解,我觉得还来源于西方人的功利性倾向,这个很重要。因为近代以来是西方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代,西方人为了找到他冲突的合理性,所以他必须要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魔鬼。这个倾向性其实是存在的,包括费正清讲的中国近代史,他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说他们是在为自由贸易而战。当然这样的荒谬观点我们是批判的。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各国贩毒都是犯罪,所以为鸦片贸易辩护,用自由贸易辩护肯定是错的,这个不用再说了。但是当时他就是这么说的。过去我也有文章批判过,关于所谓为自由贸易而战,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即使没有鸦片的话,自由贸易也意味着不贸易的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根本不用说。所以他有很大的倾向性。


关键在于犯这样错误的人不仅是西方人,而且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犯错误很正常,因为我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谁造成这个错误?我觉得就是五四时代,新文化时代这些知识分子犯的错误,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不可饶恕的,将来要再去讨论,他们害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我们又回过头来看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要思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中西对抗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军事失败,这种军事失败导致对中国的反思,包括对中国的制度,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其实有很多混乱之处。我觉得一个混乱之处就在于他们探究军事失败原因的时候,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弱,中国为什么打败仗,是中国的制度不好,中国的文化不好。最近也在探讨甲午战争的问题,我也看了很多东西,因为讨论了很多战略性和战术性问题。他讨论的时候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你打了败仗的时候,你的文化也不好,你的文化中包含的道德因素也不好。就是说因为你打败仗,所以你道德上也是低劣的。其实我在十几二十年前,我当时写一篇文章叫做“什么是文明”,我当时就是颠覆这样的看法。我说什么是文明?打赢了仗,你掠夺了财富,你可以建你的歌剧院,可以建你所谓的文化,难道就叫文明吗?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很荒诞的,这是一个文明的悖论。你是很文明,你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是别人用武力方式解决问题。你在世界中形成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武力当然不如人了,那个小流氓整天打架,肯定越打越有技巧,打了半天架,肯定把武器改进了,你哪天跟他碰,你肯定输。你要知道所谓现代武器并不是文明的进展,而是野蛮的进展,只是技术上改进了,道德上要批判的,但是中国人没有批判。所以,这个变成了问题,变成了你怎么打败仗就道德上也是低劣了?所以,这是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年大家其实都在努力,王凌做了很多努力,不仅这本书《乾隆十三年》,包括《租佃新论》,包括《中国农民的反行为研究》,我觉得就是两个字“颠覆”,我觉得这个颠覆非常好。同时我也再强调一点,不仅是王凌做这件事,其实很多人做这件事,包括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我想举两个,一个是赵刚,赵刚讲中国2000多年就是市场制度,所以现在一般人概念中国就实行30多年市场制度,有一个官员跟我说,美国都200多年市场制度,我们刚多长时间?我说我们都实行2000年了,他说你不是胡说吗?我说我怎么胡说?你看书去。这就是这种所谓历史观是贻害无穷的。赵冈、陈仲毅他们讲了很多了,他们有很多著作。还有就是像有些制度经济学家,我指的是有一篇文章叫做“晚清中华帝国的市场、要素与习惯法”,大概是这样的,诺斯的学生梅耶斯写的,我看这篇文章时很震惊,原来是这样的。他说明清时代就有全国性市场、要素市场,有合约为中心的习惯法。所以出现了对马尔萨斯循环的打破,就是人口的增长,从明到清人口增长很多,而这个人口增长在西方概念里面就是经济增长。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时候,他叫马尔萨斯循环发。如果人口增长了,因为生产力没有上去,人均收入就减少,生活质量下降,生孩子就少,人口就减少了,总是在这循环。但是什么时候能突破马尔萨斯循环,就是有经济增长在里面,这个背后是什么?所以那篇文章,就是梅耶斯的解释,那就是有市场,不仅有产品市场,而且有要素市场,而且市场巨大,这个很重要,因为中国太大了,到现在中国是第一大的,当时也是第一大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像这些都是有研究的,都很多。


我们现在都看到这些东西了,包括赵冈讲的中国的土地制度也是一样的。跟王凌也讨论过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在当时全世界都是最市场化的一种土地制度,就是私人产权,然后自由交易,而且这个自由交易达到了极致,不仅一块土地有一个所有者,这一块土地可以有好几个所有者,田底权、田面权,这是市场发达的标志。而在英国理念上还是封建保有制,土地归国王,然后封给领主,土地不能交易,交易成本多高?三到五年地租,那跟中国没法比。所以中国人说我们是一个封建土地制度,所以我们要搞土地革命,把它推翻了,就是刚才王凌说我们要推翻封建制度。我很震惊,那英国早该推翻,但是英国没有推翻,英国实现了工业化。所以,这些历史细节让我们读起来都跟我们原来印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实行资本主义,首先走向资本主义要打倒封建地主,而且我们还不叫封建地主,叫封建地主是错的,那完全就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个人产权,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永佃制都有,这是非常震惊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这个错误假设下搞了土地革命,搞了集体化,集体化完了是什么制度?农奴制。农奴制以后怎么办呢?大家不断在里面演化它,就出现了自留地不断扩大,越来越大,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跟井田制很类似,这是我看王凌书上讲的,就是井田制。什么是井田制,周边是自留地,中间是集体土地,这跟过去周边是私田,中间是公田是一样的,我说革命半天回到三千年前了,回到井田制了。又问自留地是不是也要征点税?就征税。那就是“初税亩”了。你革命转了半天又回来了,当然这个革命代价就不说了,几千万人死掉了,杀了多少地主,太惨烈了,干什么呢?太愚蠢了。爱德华说的历史就是人类愚蠢的行为,太愚蠢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所谓政治制度是什么?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研究政治史的人的研究,尤其我最近专门攻了一下中国古代的谏议监察制度,说中国古代是专制是不对的,为什么?皇帝是不能随便发一个圣旨的,不是电影里写的一发怒写一个圣旨就发下去。要中书省、门下省过的,如这个圣旨不对,就打回给皇帝,他可以给你打回去,哪随便可以发的?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清朝叫专制?这个专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相对于唐宋,清的谏议制度是被严重削弱的,但是再削弱也还是有的。大家再看看我们近代以来政治革命是什么?国民党,国民党有监察院,但是这个制度和原来怎么比?没法比。再往后毛泽东,有什么谏议监察制度?谁敢提意见?彭德怀?周恩来?太惨了。中国所谓的现代化,从几千年历史看,毛时代这帮有一个漂亮的吗?明代很专制,清代很专制,还是有漂亮的人物。明代的方孝孺、海瑞、王阳明,都很漂亮。毛时代找一个?找不到的。中华精神全被阉割掉了,太可怕了。所以,你说他是专制,你建立的是什么制度?就是王凌刚才讲的问题,你说我是搞民主,而且打的民主旗号,结果中国人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谏议监察制度。所以这些历史我们看的话,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要看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中国人在做什么?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这本书讲的很不错,我比较赞同王凌一开始引的史景迁的话,中国以为的近代和现代的划分是错误的,即使按照西方标准,不应该是从1840年开始,为什么?西方的标准,只要有人口持续增长,背后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现代化的变革,这是西方的一个标准。这是从乾隆开始。你把近代历史走到这个时期研究,人口增长、人地冲突,人的就业问题等等一系列都出现了,要发展工业等等。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现代化因素,现代化这个词,我觉得王凌说现代化的时候不是作为褒义词来说的,就是一个中性词,因为这里面讲得有些现代化因素其实是不好的,比如现代化就是政府干预多多,其实不好。为什么现代化政府干预多了呢?有很多因素,我觉得一个因素是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在传统社会不也有国家间军事竞争吗?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近代化的军事竞争采用了现代的技术和工业化手段,这是需要有更大的投入,而这个工业化说的再长一点,他不能从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当然这是我的研究结论。为什么呢?因为近代化的工业化最早的客户是政府,不是别人,而最早的发展是重工业,为什么是重工业?马克思说先是轻工业后是重工业,这是不对的,先是重工业再是轻工业,为什么呢?因为最早的最大需求是军火,是炮舰,这些东西是最大的需求,没有这个政府订单,所谓这些近代化的工业是没有初始订单的。瓦特一七六几年还是一七七几年改进蒸汽机以后,到一八四几年才真正在纺织业广泛应用,几十年,你要等着在纺织业广泛应用,瓦特早就饿死了,不是这样的。


再一点,为什么到一八四几年英国纺织业发达呢?是因为有炮舰。为什么有炮舰纺织业就发达了?因为它可以向印度出口。为什么可以向印度出口?因为它把印度占领了,殖民化了。殖民化以后,大家看斯塔夫里亚诺斯的书,英国向印度出口棉布是很低的关税,印度向英国出口遍布是很高的关税,为什么?它控制了印度的海关。这是斯塔夫亚当斯谈到的。布罗代尔没有谈到,他是有很强的倾向性的西方历史学家。但是斯塔夫里亚诺斯讲到这些。你没有炮舰,你怎么打垮印度棉布工业?大家知道在所谓前现代最重要的棉布供应商就是印度和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没有英国的份,为什么你纺织业可以发展起来?不是英国国内有多少需求,是因为你可以运到印度,运到中国,后来你又打败了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所以,所谓的现代化他没有政府介入是不行的,但是政府介入,从经济自由主义来讲是不对的。


当然《乾隆十三年》讲的政府介入似乎有这个因素,但是不完全是这个因素,因为他有就业的压力,要发展工业。也有其中提到回到三代,回到三代可以这么理解,说白了就是要做一个千古明君,要做一个圣君,其实这个动机并不好,回到三代,当然很向往。三代是儒家的理想,儒家是很强调政府无为的,而且这种回到三代包含了乾隆的虚荣心,我要多做点好事,政府多做些事情。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东西。而这个可以对应到西方福利国家,但是跟西方福利国家不一样的是西方福利国家决定者是议会,是老百姓民主投票,这是有区别的,就是大家自己想给自己多发福利,可以做这个事情,不是哪个帝王,这是一个区别。但是,我倒觉得这个书里面讲的也挺好,就是他这种心愿最后得到了报复,就是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帝王做好事,政府做好事必然带来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经济学里面经常说的概念,很多事情政府是不该做的,既使是做好事。这个中国历史也有。所以这里面谈的当时儒家的看法,对包括又是井田、又是均田、又是减租,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这些儒家有这个看法,因为他知道这个基本道理,就是不一定做好事就有好的结果,王安石当时就是做好事,搞了很多人家破产了,为什么?让政府做好事,政府就是当政绩,人家不要借钱,逼得人借钱,王安石搞得民不聊生,好象是好事。这里的好事,均田或减租也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现代性,但是这个现代性并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发现有闹赈,你去赈灾,乾隆爷心肠很好,大家去闹赈,利用你的好心肠。这就是人心,人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结果,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所以你看今天也是一样,领导人的虚荣心是了不得的,你看温家宝的虚荣心那个强啊,你看他在两会上说我们要盖多少保障房,一片掌声。太可怕了,这种虚荣心,拿谁的钱?看看今天在保障房上有那么多的腐败,跟闹赈很类似。你搞这个政策人家就有对策,人家就利用这点发财。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但是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也不见得是好事。


总而言之,还是非常受益,王凌兄这些年的工作我们都看见了,我们觉得他的工作非常有价值。



刘洋评议


高老师是我的老师,所以评议实在不敢当,我就谈谈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我现在是做历史,做科学史,我做历史也是半路出身,对清史有很大的隔离感。但是,我非常欣赏高老师的治史方法。关于治史的立脚点,刚才讲高老师讲了很多,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高老师没有讲,也是我非常欣赏的,特别受教育的一句话,就是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从这个角度我来理解《乾隆十三年》这本书,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立脚点。


这本书叫做《乾隆十三年》,我理解其实这个书的重点还是讲乾隆十三年之前的事,只不过乾隆十三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乾隆执政之初面对很多问题,高老师刚才讲十八世纪有一个很普遍的、布罗代尔所说的共时现象,在中国可能乾隆也要面对人口增长的问题。然后乾隆自己的施政方针有高老师书中写的恳政、新农业发展等等,在这个施政过程中权力是高度扩张的。高老师这个书给我们勾勒了一个脉络,让我们认识到政府权力扩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比如粮政就是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政治事件。对粮政的理解,高老师这个书让我们感觉到粮政问题不只是一个粮食问题,比如救荒问题等等,实际上开玩笑说,是带有政党宗旨性的一个努力。高老师对这个努力有一个概括,叫做回向三代,乾隆有他政治的理想,通过粮政等等这些问题要搞一些基本福利。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很带有现代政治色彩的事。这是讲乾隆十三年之前的粮政努力的事。


这本书叫做《乾隆十三年》,为什么把乾隆十三年提出来作为一个书名呢?我理解乾隆十三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个书中也提到了乾隆十三年发生很多事,比如说皇后之死,还有金川之败,这个事都非常重要。但是高老师点出来比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乾隆十三年放弃了刚才讲的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乾隆从政以来从事的粮政在乾隆十三年终止了,乾隆在粮政方面一进一退,让我们感觉到是政府角色的转变。高老师实际上是把政府角色的转变特别地提炼出来了。我们感觉到乾隆在十三年的政府放弃粮政,实际上是政府角色从抓权,就是要做一些很多现代化努力的事,开始回到原来,就是政府开始收敛自己的权力。这个事的重要性当然是很大,但是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视角去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努力的失败呢?或者,它本身也是另一种现代性的东西呢?


政府角色问题,或者是在乾隆十三年政府角色收敛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摆在那,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的。而是高老师把它专门提炼出来的,或者说这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被遮蔽的问题,不是每个历史学者都是这么看问题的。比如对于乾隆十三年的一些政治转变,可能更多的人习惯从宽严之变这个角度看问题,比如把皇后之死、金川之败这些事给乾隆带来的刺激,没把这些事和乾隆政策转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从政府角色转变看问题,与政府宽严这个所谓的政治手腕转变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就不是宽严之变的问题。不管从政是宽还是严,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治手腕的变化。我感觉高老师这本书里面点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不能像咱们传统那样从宽还是严的角度看乾隆十三年之后的政治转变,而更应该把政府角色转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能是更好一点。也就是说相比乾隆十三年发生的皇后之死、金川之败这些事,乾隆回向三代这个事是时间段更长,影响更大的事,但是这个事实际上不容易引起重视,高老师这个书的重要性我感觉就是把这个历史勾勒出来了。这就是我这个不是很懂清史的读者读后的一个感觉。


刚才韩军老师提到高老师在这本书里面附的一个文章,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这是特别重要的文章,也是特别重要的视角。我作为不是很懂清史的人,但是我怎么去理解乾隆这些努力,我怎么理解这段清史呢?我虽然不懂清史,但是我做一些党史研究,另外我毕竟是一个有当代生活的经历,所以我把自己自身经历一起理解清史,也确实感到清史不是那么隔离了,也感觉一些东西比较熟悉和鲜活。比如粮政问题,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们国家1953年搞的统购统销,就像高老师讲我们不应该把粮政问题简单看成救荒问题一样,统购统销也是这样,这和政府想做的事情是有关的,想把粮食抓在手里,想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这个努力和乾隆做的粮政努力比较,有很大相似性。至于把粮食抓到手里,最后有没有这个本事处理得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扩大权力。


高老师后面有一些章节,比如吏偷、民玩,实际上也是从干部和农民,或者是民众角度看待历史,这个历史以我们现在的经验也是比较熟悉的。比如我们想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府一方面是扩大权力,但是要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发现什么事呢?发现干部不是那么听使唤,百姓也不是那么听招呼。所以,很可能一个事,就是怪干部、怪百姓,就是这个事想的很好,为什么没有做成呢?可能干部也有问题,百姓思想觉悟也有问题。但是,我们仔细看这段历史,干部和百姓有自己的逻辑,不是政府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从国家、人民、干部三个视角看这个运动。我要说的就是高老师在这个书里面后面章节提到的这些内容,从我自身的经验和我做的这篇论文,我再回头看看清朝历史,我也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高老师这个书封面也写着是一个政治史也是经济史,通过高老师的介绍,我感觉到这本书的确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书。高老师的介绍,他很多理论是跟外国学者,包括跟国内一些学者是有呼应的。虽然这个书内涵比较深,比如讲政治史、讲经济史,但是高老师这个书比较巧妙的一个地方,是整个书的布局实际上是抓住了乾隆十三年的时间点,把政治史和经济史跟乾隆本身的回向三代政治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通过乾隆十三年这个时间点和乾隆在十三年前后政治理念的改变,从努力回向三代到放弃回向三代的努力,就可以把十八世纪的经济史和政治史有比较清楚的把握,我感觉这一点也是很见功力的地方。


高老师讲到刘松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写法,刘松龄在书中占的分量还是比较大的,从刚开始提到刘松龄写的这个信,后来又讲到刘松龄怎么看待这些事。多了刘松龄的视角,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使这个书有一种国际视角,或者说有一种世界史的视角,从一个外国人角度看十八世纪的经济史。


另外,高老师的书中很多不同章节提到了很多关于专制问题、科学问题,还有人口问题等等一些很精辟的议论,我觉得有些议论也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需要慢慢消化。


总的来说,我感觉这个书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高老师个人特点的一个书,包括一些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独特的研究视角。要去理解这本书,我就想就像我刚开始说的,要有一个立脚点,就是我们从正面观察,贯通古今这八个字理解这本书,会更好的把握这本书,也可以更好的理解高老师的治学思路。



韩军评议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做一次评议人。刚才讲到高王凌三次比较重要的学术活动我都参加了,在座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但是没想到真让我当评议人。这本书他送给我后,断断续续读,还没有看完。他说让我当评议人,我就得抓紧时间看,一周之内看了三遍不止。这一看看出一个博大精深来。我觉得他是得了现在的天时。这个话怎么说呢?最近有一部美国电影《星际穿越》,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讲宇宙可多维存在,时间是立体的。人的生命很有限,要在星际中进行旅行,动辄就是几十几百光年的,人根本活不了那么长。但是现在有一个宇宙折叠,像一张纸一叠,两个很远的距离就接近了,然后有一个虫洞,一下子就打通了,就进去了。所以,我说高王凌可谓高人,他是属于能找到虫洞的人,就是在不同的历史空间,把它能够对应起来。他写的这个《乾隆十三年》,我一看时间是1748年,正好是200年以后我出生。现在在线地图很多,把200年前地图和今天北京市地图对起来看,能看出城市地貌很多变化。如果把200年以前的那种社会生态设想成一个图的话,跟今天中国、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态、社会形态,这两个图叠加一下,一对比,就看出他讲的所谓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很多问题有共同性。所以,我说第一个看出他是高人,就是找到虫洞了。


第二个观点,选择乾隆十三年,应该讲是回光返照。从满清300年统治来讲是一个回光返照,从2000多年的帝制来讲更是回光返照,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是200年,这200年当中用了不到100年清朝就完蛋了。现在他作这个书我说叫“反照回光”,就是站在今天角度回过头去看那一边,反照回光,这样可以看出一点东西来。回光返照这句话一个最典型的文学代表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就产生于乾隆那个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德平出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那里面讲雍正皇帝希望全国人们都做一个好梦,结果出了一个《红楼梦》,这个把回光返照写的很清楚。回光返照和反照回光对应起来,中国200年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今天的中国实际上还处于这个大变局之中,这个大变局还没完。这200年就出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的乾隆,那时候的情况,到今天还可以有不少可以思考的东西。这是第二个想法。


第三个想法,我想拿几本书扩展一下他这本书。他的书只有18万字,这里面分四块,其中有一个叫做“金川”,金川是比较独立的。今天我专门拿来一本书,是藏族作家阿来写的《瞻对》,他写的是一个200年的康巴传奇,终于融化的铁疙瘩。这可以作高王凌写的大小金川之役那一节的扩张本。这可以看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呢?在现在康定的西北方向,在瞻对这么一个不大的地方,清廷六次用兵,最后不了了之,而影响到后来西藏的政府,英国人进入,这一大段历史,这是阿来用文学的语言比较系统的粗线条解说这段历史,今天我带来,是对高王凌讲金川那段历史的一个扩张。


第二个是《解周官》,是我最近两个朋友郑绍昌和朱小平刚出的书。这里是两个思想事件,第一个思想事件就是1951年春天熊十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函,长达7万多字。毛泽东6月份给他回了函,说你长函读悉,谨致谢意,就没有下文了。熊十力当年夏天把这封长函印了200本留下来,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绝食身亡。过了半个多世纪到2006年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把《论六经》,就是熊十力这封长函出版了。这就引起我这两个朋友关注,两人通力合作就写了这本书《解周官》。为什么说这个事?就是熊十力1951年怀着对新中国的期望,有一个建国纲领性的东西,就是孔子著周官,这是真儒学,而不是汉以后的奴儒。但此后再无音讯。经过将近一个花甲以后被后人有了一个回应。所以,这是两个思想事件。《乾隆十三年》里面讲到清高宗想返回三代,这是乾隆皇上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返回三代里面,他的指导思想,包括大臣的很多奏折都是以周礼为依据。《解周官》解释周礼原名叫周官,到汉朝王莽的时候才改成周礼,已经篡改了。


我为什么讲现在是天时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都可以,都无所谓了,反正相当大。这么大的一个陀,逼的你不得不说中国话,而中国话的市场,随着高铁的铺开,一带一路的实现,人家把你的话当话听了,所以是逢其时。问题是现在能说中国话的人不多了。我这里提出两个问题来,也许是旧瓶装新酒,是不是有点价值。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最到底的思想,就是天人合一。高王凌刚才讲到钱穆。钱穆晚年最后的一个文章,讲中国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如果我们把天和人的概念做一个扩大,这个天起码是包括现在北斗导航系统从太空看到的天。这个人现在包括中国人已经遍及五大洲四大洋,人已经不分国界了,如果地球上的人都算人的话,这个天人合一的概念,是不是还可以作为一个最高的指导思想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刚才高王凌讲到的西方这些方法想法,他是把它当用的。但是,这里面是不是有点中学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中国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它要言说,它要表达自己。在这里我想讲讲木心。陈丹青这几年做了一个重大的事,就是把木心发现了。木心对中国文学有一个重要的说法。他说希腊是酿酒,罗马是酿酒,放在地窖里面一千多年,打开盖芳香无比。他讲这是西方文化。他说中国诗经是酿酒、楚辞是酿酒,到唐朝的时候把酒瓶子盖打开了,香气扑鼻,到明清的时候香味已经没有多少了,到五四的时候倒掉剩下的酒,倒上白开水用酒精勾兑。所以,中国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勾兑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自己喝的好的话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不好就影响健康。还会造成大量的脑残。高王凌刚才批评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用木心的眼光看现在中国的文化状态,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是中国的东西,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东西肯定在那,但是谁能把中国的真东西找出来,而不是勾兑出的致人脑残的东西装在中国的瓶子里。这是不是个重要的问题呢?


所以高王凌这本书,我看出他博大精深就在于他已经不是局限于一般的小问题来讲,而是在用心地寻找或者挖掘,在发现中国的东西是什么。他在做这个努力,我觉得这个努力是有生命力的,是随着中国高铁在全世界的扩张,中国的话语在增加,高王凌的分量在跟着往上涨。


再补充一个,还有一本书今天专门带来的,叫做《幸福小康是个硬道理》,这是贾宏生写的书,是王长信先生带来的。王先生是贾宏声的助手。贾宏生是何许人也?他爸爸是贾拓夫。1962年和习仲勋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贾宏生本人是哈军工毕业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康华干过。他这本书里面提出2008年以后看形势的话,有一个改换参照系的问题。因为我们前一段大量学西方,大量出国,学好了有的成了西方人,有的回来卖西方的东西,这是一个大潮。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出来以后,西方的价值掉价了,掉价以后中国还得往前走,怎么办?有一个改换参照系的问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据说这个文章是和习有直接的沟通,所以他这个书行情也在看涨,现在没有在外面卖,是通过直销,通过朋友之间传送,我今天带了两本,给天则留下两本。改换参照系,就一定会突出中国本土资源的份量。突出中国本土资源的份量,就是刚才我提出的问题,中国的东西是什么?就得有一个鉴别,有一个说道。


柳红博士在这,她写的《80年代经济学人》这本书里面缺了很大一块就是刘佑成的东西,我正好在刘佑成手下干过七八年,所以刘的东西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下。


我再补充两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看后最大的印象是讲中国的政治文化有阴阳两个方面,不能只从一面看。高王凌很看重这本书。乾隆十三年时乾隆大概40岁左右,就是不惑之年了,乾隆40岁,二十五六岁上台,十三年大概四十岁左右,也进入不惑之年。所以选这个点对他做一个总结,也有点意义。


第二,从这一年到现在近270年了,前面是一个帝国,现在是一个党国。帝国和党国之间发生一个大地震,大断裂。这个大地震天翻地覆。在这之前中国在世界上也是第一,现在、之后可能还是第一。中间一下子把中国折腾个底儿掉。社会组织形态、思想形态、生活形态全部震塌了,这个地震非常厉害。怎么来看这个地震?从这个地震里面能够吸取点正能量吗?采取积极眼光也好,用现代的官话也好,总是震了一家伙,受这么大罪、受这么大难,能得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出来?


第三,我刚才讲到所谓的中学为体。中国的东西,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经过十三年,乾隆稍微有点觉悟,觉悟的表现就是两句话,“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两句话已经超出儒家的思想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可能是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点领悟了。所以高王凌这本书,我琢磨他,他是揣摩圣意的书,把自己心放在乾隆肚子里面转好几圈,他希望现在的皇上也能体会他这一番苦心,是这么一个东西。过去是帝国,现在是党国。这个党国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新帝国,但是现在的天时、地利允许不允许?有没有可能?第二个就是冯胜平指出的党主立宪,开出一条新路。这段历史现在还在演变中,还没有演完。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故事还是旧故事,新故事还不多。这里面可联想的东西很多。


再补充一个问题,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西方哲学界发生一个革命性事件,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把很多东西括弧括掉了。现在高王凌用加括弧的办法,什么现代、什么专制都括掉了。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中国是什么?刚才讲人地矛盾问题,政府决策问题,做好事做不成问题,上下互动问题,这都是属于事情本来有的东西。回到事情本身,有这么一个努力,这个努力开创了整个西方的阐释学、现象学。主要特点就是强调直观。直观直达本质,突破你过去各种概念术语话语体系这一套。我看王凌现在做这个努力有点在历史学界掀起一个现象学革命的劲头,我祝愿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