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2日下午三点，天则书品第六期活动暨《乾隆十三年》品读会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成功举办。活动主题是“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中的政治与经济考量”，活动嘉宾邀请到《乾隆十三年》作者人大清史所高王凌教授；原中央统战部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军先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刘洋先生，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作为评议嘉宾也参加了此次书品活动，天则经济研究所国际交流与合作部主任王军教授担任了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高王凌教授首先对他演讲的题目的背景做了介绍，总结了这些年的研究心得和交流体会以及引发的新的思考。接着高王凌教授阐述了他以十八世纪作为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的原因，之后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俩个方面探讨了十八世纪的现代化问题。经济方面，高教授讲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视角下的经济史，其中包括黄仁宇老师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朱嘉明先生的货币金融的视角，德国学者弗兰克的国际贸易视角。最后高王凌教授指出中国的经济早就不是什么封建经济，也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人为的经济，它发展的高度也远远不是精耕细作几个字能够概括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清代所有进展都和交换有关，没有“交换”两个字，清代所有经济增长都无从谈起。政治方面，高王凌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专制问题，他从曾经被问到过的革命的目标的问题出发探讨对比了革命前的专制与之后的专制，对此提出自己的中心论：就是所谓的专制，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这里面很多是外国人，是来华的传教士。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抬不起头，先给你屎盆子扣上，你是专制，所以你没有对等地方，你就是下三烂，就是这个目的。最后高王凌教授对中国的十八世纪为什么处于现代化做了阐述，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世界人口同步增长；第二，中国和欧洲都在加强政府。
在演讲结尾的时候高教授又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切入点以及这样的史观的意义所在。
韩军先生在之后的评论中认为，《乾隆十三年》一书博大精深，他认为高王凌教授的这本书将不同的历史空间和状态对应了起来，引用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就是高王凌教授找到了“虫洞”。 《乾隆十三年》的博大精深还在于它不是局限于一般的小问题来讲，而是在努力的寻找或者挖掘，在发现中国的东西是什么。高王凌教授在做这个努力，这个努力是有生命力的，是随着中国高铁在全世界的扩张，中国的话语在增加，这种努力的分量在跟着往上涨。
刘洋先生接下来评论认为，《乾隆十三年》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要像传统那样从宽还是严的角度看乾隆十三年之后的政治转变，而更应该把政府角色回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能是更好一点。刘洋先生还提到高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生，是特别重要的视角。《乾隆十三年》是一个非常有高王凌教授个人特点的一个书，包括一些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独特的研究视角，整本书的构造实际上是抓住了乾隆十三年的时间点，把政治史和经济史跟乾隆本身的回向三代政治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刘洋先生补充说书中还有很多不同章节提到了很多关于专制问题、科学问题，还有人口问题等等一些很精辟的议论，其中的有些议论也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需要慢慢消化。
最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也对《乾隆十三年》做了评论。盛洪教授认为《乾隆十三年》从十八世纪开始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他个人比较赞同高王凌教授一开始引的时景迁的话，中国以为的近代和现代的划分是错误的，即使按照西方标准，不应该是从1840年开始。同时盛洪教授非常肯定高王凌教授做的研究和《乾隆十三年》这本书的重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颠覆现在已经形成的或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可能有两种，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谓五阶段论，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贯彻在中国教科书中，我们都是受害者；另外一个历史观，就是所谓西方主流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是说中国过去是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最后，盛洪教授再次肯定了高王凌教授所做研究的价值。
主持人王军教授也对高王凌教授的演讲也简要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教授的演讲的信息量非常大，特别是他演讲结束的时候引用黄仁宇的话即我们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历史，非常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