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腐、控黄毒，是每一段新历史开始时的必备情节和要素。尤其是当社会不满情绪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一部分所谓“上流社会”的“光鲜人士”被揪出来认栽倒霉，他们或者是地主、或者是富人、或者是官员，当然也会是明星。其实，“上流社会”又何尝不是高危社会。
明星吸毒并不新鲜，毒品的生产消费在中国也历史久远。早在唐朝就有生产鸦片的历史记载，明朝万历皇帝爱抽的“福寿膏”就是鸦片，文人和官僚也喜欢抽大烟，唱戏的艺人更是普遍有抽鸦片的传统。这说明，毒品的消费最初正是产生在上流社会和富人阶层之中。
穷人阶层能够消费鸦片，则是由于鸦片战争期间的鸦片大量进口。由于白银的大量外流，清朝官员许乃济曾向道光皇帝提出，可以通过准许国内民众种植鸦片用以抵制进口鸦片，他或许是中国最早提出“进口替代”策略的经济学家。许乃济的方案如果得以实施，或许会大大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境遇。
直到1949年之后，“黄、赌、毒”才彻底的遭到打击禁止。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体主义思潮建立在人性完美的假设之上，尤其是对社会名流而言，一定要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如果说，明星涉毒被高调曝光有一些积极的意义，那么，其中之一便是让公众了解到上流社会并不是一片净土，人性完美更是脱离实际的假设。
判定吸毒违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前面讲到，人性并不是完美的，人在欲望和刺激面前并不能时刻保持冷静，所以需要外在的约束力进行干预。无论是大麻还是冰毒，给人们带来的最大伤害是有可能毁坏一个家庭。尤其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而言，沾染上毒瘾就是宣告了家庭的破产。因此，禁毒的合理性远高于禁酒或者禁烟。
反过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明星或富人的吸毒危害并不大，因为他们的收入较高，消费的起，从而不至于铤而走险危害到他人。可是，以明星为代表的富人阶层在市场当中变得钵满盆盈，却也在奢靡腐败的生活作风上广遭诟病。而在一个完善的社会当中，精英群体不仅是经济上的富足，更重要的是需要在道德层面上做出表率。一个社会缺失了道德表率，上下效尤，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为公权力发声的中央电台的节目高调曝光吸毒明星。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体制内外的正本清源，需要有一部分上流社会的人付出成本。这个成本用来告知大家：反腐败是真的，整肃社会风气也是真的。
但相对于反贪腐来说，明星涉毒高调被曝光却遭到了知识分子的更多怀疑和批评。这中间的确有一个真切的矛盾：反腐是体制内面向体制内，公权力在体制内部起到整肃的作用；央视高调曝光涉毒明星，则意味着公权力的整肃作用扩大到了体制外的社会。正是这种挤压力和社会紧张感，带来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质疑和反对。
这种质疑和反对，不是来源于对明星涉毒是否正确的价值判断争论，而在于公权力发挥作用的程序和方式——央视高调曝光，演出行业协会高调禁用社会涉毒艺人，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搞运动式的一唱一和。其后，落马的明星则被舆论二次消费，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柄。
是的，黄色、赌博、吸毒，这些行为反应了人性当中的恶的一面，即便不进行道德判断，它们也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有很大的负的外部性。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种理性、合理的方式来对待处理，而不是、也无法在严厉打击当中找到道德崇高感，从而给公权力使用者贴金。
比如，扫黄打非并不能真正使人们变成道德纯洁的人，反而往往使得从业人员陷入生存的绝境。再比如，美国每十万人之中有七百人被刑拘在监狱，这个数据高居世界第一，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麻流行、禁无可禁，美国的禁毒政策早晚也会因此被迫改变。
在明星涉毒落马这件事情上，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确是件好事，但如果是通过更加市场化的媒体去报道批评，通过公众的判断参与来盖棺定论，而不是通过央视的道德说教，效果要来得好的多。因为，一方面，公众会知道上流阶层犯错也会服法；另一方面，来自知识分子的诟病和质疑也会减少。可是，靠近权力的人总会误以为自己有权力，而且也容易自以为很聪明，结果往往办成了坏事，大抵如此。
[ 张林 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 ]
2014-9-2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