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汪红驹教授首先解释了“新常态”的含义，对照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Erian对美国经济“新常态”的概括与展望，汪教授概括介绍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包括（1）经济增长进入次高增长阶段，（2）“保增长”和“控风险”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3）结构调整的新常态，（4）要素供给的新常态约束，（5）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并阐述了中国“新常态”的可能的三种前景。
通过分析一些短期经济指标（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一致指数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致指数）、OCED先行指数、实体经济活动指数和美国一致指数的比对，他得出中美经济体之间存在周期性的错配。通过对美国、日本、欧洲及中国这四大经济体的GDP、投资、消费采用动态因子模型计算出四大经济体的公共因子，并将之与每个经济体比较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出现错配。
针对中美经济周期错配的现象，汪教授指出应从采取下述对策以避免错配对中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坚持在去杠杆的同时通过微刺激实现底线增长率以上的增长率，尽量避免与美国经济脱钩，抑制房地产投机及通过改革加快经济转型。
程实研究员认为美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特点，即经济在稳健复苏，但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就业虽然在恢复，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现象严重及奥巴马总统支持率，尤其是他经济政策支持率大大下降。这三个特点使得美国经济内视性增强，即美国经济政策更加具有保守性。
他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非常相信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相信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观点是美国经济政策内视性的重要成因，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政策制定者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典结果的一种非常习惯性的认同。
徐洪才教授认为对“去杠杆化”问题要做具体分析，指出我国总体公共债务比率并不是很高，国有企业债务水平偏高，而民营企业债务率总体上比较稳健，居民、家庭部门总体债务率也不高。从而他认为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资产负债结构式面临结构性调整，而非简单的“去杠杆”。
徐洪才教授认为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新型城镇化，第二是深化改革、制度创新，第三是技术创新的动力，第四是人才红利，最后是全球化的红利。就如何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他指出可以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或者是托宾税。此外，就中美经济的错配，他认为在外部环境变化下，中国应淡化和美国的竞争，强化金融方面的合作。
于春海教授认为美国经济“新常态”是指美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因此分析美国经济“新常态”就是分析其需求扩张的动力机制是否发生变化。而分析美国供给层面及需求层面的变化是在于有助于我们做出他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及产生多大影响的判断。
通过分析美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及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出口不可能回到以前高速增长的时代，且若遇到的技术及资源禀赋方面的约束进一步增强的话，出口的贡献可能会有一个显著的下降。而谈到中美经济周期的错配，他认为若美国经济向好，而中国经济预期不太好，可能对会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赵农教授认为国内学者对美国经济判断存在较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对美国经济的实力及其经济表现的认识不太准确。他认为若美国在爆发次贷危机的同时爆发一场像互联网这样的高科技的创新，并迅速扩张的话，可能它的创新能够消化危机。谈到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赵农教授认为原有的常态是加工工业的爆发增长，而现在的常态是一个过渡，在这个过渡期应以模仿或创新的方式去分享欧洲发达国家的蛋糕。在这个过渡期，从制度上保证更加充分、公平的竞争，保证自由、平等、法治完全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