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徐滇庆教授针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首先介绍了我国耕地面积变化的四个阶段，并简要分析了耕地变化背后的原因及测量耕地面积的方法，但他同时指出在衡量耕地面积时有一个最大难题是宅基地，也就是农民的自留地，未纳入统计数字。
其次，他认为研究耕地数量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我们对粮食的需求，从粮价稳定、恩格尔系数下降及中国用粮食生产生物酒精等事实出发，他认为现有粮食供给能满足需求。再次，他解释了耕地增加速度变化的原因，这包括荒地开垦，灾害毁损、城镇化发展及审批用地等，并详细介绍了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城镇与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问题，指出城镇工业用地效率比较低，而农村与集镇存在形态布局散乱，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及用地失效、普遍闲置等现象。针对上述问题，徐教授认为节约用地必须城镇与农村两手抓，重点在城镇，而城镇的重点在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尤其是开发区。
最后，关于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徐教授认为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并没有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报的那样高，而且逐步解决农民工宅基地还可以增加耕地。通过分析粮食构成及全球谷物的生产量，徐教授认为如果按照口粮绝对自给，工业用粮完全进口，而饲料按照1~15%进口的方案调整耕地用地方式，节约工矿仓储用地，可有使耕地数量的增加大于占用的量。
通过分析，徐滇庆教授得出的最后结论是18亿亩土地红线的提法并不准确，但是维持这个提法有意无害，提醒人们要保护耕地资源，关注粮食安全。
李周教授认为从追求土地产权到追求产量上纲要，再到追求收入，可能会对耕地面积的变化的原因做出更好的经济学解释。此外，他认为耕地对肥力要求很高，对地块的平整度要求也很高，而建设用地是没有肥力要求的，对地块的平整度的要求也小于耕地，因此在增加二三产业用地需求时可以尽量减少对肥沃土地的占用。同时他也指出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认为不仅要从资源角度，还要从供给角度分析，不过适当降低耕作强度，保护耕地资源在长期是有益的。最后他认为进口农产品和保护耕地是两个问题。指出进口农产品与经济全球化相关，决定于我们农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耕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规划管理相关。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城镇用地利用效率。
高王凌教授认为要斟酌所使用的土地数据，还有考虑人口数据的问题，不然所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李人庆研究员认为解决耕地保护的问题不能光靠政府，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上，不能只看到土地，粮食，而没有看到人，要看是谁没有在保护耕地。在讨论耕地的用途管制问题时，他认为首先要讨论背后的思维逻辑，不能只从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单一数量视角来看待，还需要从人民需要和幸福角度来看待耕地保护问题。从生产角度看，他认为解决关于土地的问题或耕地问题，以及粮食安全生产的问题，要转变对于土地利用和用途管制的干预规则，不能仅限于中央政府制定计划的手段进行管理，而是从根本上要采取市场化手段来调节。
谭淑豪教授认为在耕地的问题上，只有数据，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还要看耕地在空间上的分布及耕地的质量。同时她也指出需要考察数据的真实性，耕地使用的转换往往发生在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很难把握，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背后可能存在这耕地质量的问题。最后她认为无论是通过提高单产来节约土地，还是农民以换地形式获取城市户口的方式都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冯兴元教授认为现阶段的政策都是单向的，并且扣除流动人口，那么城镇化率就只有30%多。此外，冯教授认为粮食不需要100%自给，可以通过贸易解决。
莫志宏教授认为徐教授的研究预设了土地的有效利用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这属于计划经济思维。如果说在谈论中国土地问题、中国的粮食问题时，把它当成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不回到一个基本制度安排问题也就是产权问题的话，那么这会是一个重大的失败。她认为数据能解决的问题范围仅局限于纯粹的技术问题层面，而其他问题应由经济学的思维解决。
郑振源教授城市用地的扩展不可避免，而且必然要占用城郊的优质耕地。由于产业结构不断在变化，而且变化中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不可能准确的预测建设用地，他认为对建设用地应该采取的政策是让它集约利用，而不是控制它的总量。同时，他指出由于宅基地不准流动，而同时农民工进城后不能变成城市人口使得现在农村的宅基地不减反增。通过耕地效率的对比，他认为用红线保护耕地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赵农教授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采取强政府的方法，这同样会给后期留下很多问题。同时他探讨了领导人关心粮食安全问题背后的可能的原因。一个是对大饥荒的记忆，另一个是担心流民的产生，最后是对自身制度的不自信。
茅于轼教授认为相对而言，石油问题比粮食安全对我们的影响更大。而18亿亩红线的口号会妨碍市场配置土地的功能，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张曙光教授认为土地安全问题，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耕地的保护需要农民去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