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韦森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内容非常丰富，横跨中西、纵贯四五千年的报告，我自己受益非常多。因为涉及的问题很多，我把问题略微归纳一下，大概从五个方面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西方？”
韦森兄做得是中西文化之对比，或者是中西文明之对比，涉及到宗教、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等等方面，是两个文明体的整体的对比。韦森兄给西方文化下一个定义，两希文明，不管是希腊的人本主义还是希伯来的神本主义，最后都有一个程度不等的、或隐或显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
这个说法其实很流行，过去100多年中，大家都这样说。但是，我只是基于韦森教授刚才讲到的几个事实，提出一点点商榷的意见。
首先我想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个人主义究竟是什么含义？当我们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究竟是指什么？大家都是读哈耶克的。当我在向别人推荐哈耶克著作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推荐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是专门讨论个人主义的，就是《个人主义经济秩序》一书的第一篇文章《个人主义：真与伪》。大家既然对哈耶克极感兴趣，我建议大家读一下。哈耶克在这篇文章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贯穿他整个经济、政治、秩序、社会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那就是，西方存在两个个人主义传统。
据此，我要问一下韦森兄，你讲的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是哪个谱系的个人主义？因为韦森兄刚才引用一个人，一个学者讲卢梭、康德、边沁的个人主义如何如何，可那恰恰是哈耶克所认为的“伪个人主义”。当我们用一个非常好的词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一下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含义？当然，韦森兄刚才自己也提到了，在希伯来的神本主义下，每个人都直接面对上帝，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由而独立的。可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集体主义？为什么以色列建立起了直到今天仍在运作的基布兹？它和个人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神本主义背后是不是必然导向个人主义？还是说他会导向集体主义？
韦森兄也提到一个观点，说中国人的现代革命，都是深受法国思想传统和俄国思想传统的影响。那么，这两拨人是哪儿？它们是中国的吗？它们不是在西方吗？它们和个人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法国的文化传统，启蒙运动，与你所赞美的个人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会导向自由市场、法治、宪政，还是导向集权主义？
这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许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极权主义起源于西方，极权主义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共产主义也是起源于西方的。当我们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时候，那这个文化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众多学术研究都表明，基督教建立了最早的共产主义社群，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也有深刻联系。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我已经涉及到了基督教。韦森兄讲到了基督教我就很疑惑，个人主义究竟是兴起于天主教还是新教？你讲到的格雷夫教授，他研究的是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民众信奉的宗教普遍都是天主教乃至于东正教。这样的一个宗教传统与新教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
坦率的说，我对这些问题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研究，我只是从听众的角度想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解决的，因为这里有内在的矛盾。包括我们在讨论“西方兴起”这个概念时，也不能不异常小心。你提到过麦克法兰教授，麦克法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是西方的兴起，而是英格兰的兴起，没有什么西方的兴起这一说。你刚才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地中海沿岸，那是希腊文化以及希伯来最繁荣的地方，可是现在又怎么样？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探讨西方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国家，因为什么而偶然地超过了中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坚持，不光是麦克法兰，加州学派认为的，就是英格兰的兴起，别扯什么地中海、法国。而英格兰超过中国，不是因为他的市场经济，是因为他的工业革命。但请大家注意，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它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关系，起码不是直接的，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当然，从宪政的角度看，大家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秩序确实是在英格兰首先形成的，法国人在18世纪时最焦虑的问题就是追赶英国，他们要学习英国。
我恰恰对英格兰有一点点研究，我认为，英格兰率先启动现代转型，建立法治、宪政制度，与其普通法传统之间有非常大的关系。而大家一定要知道，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和不管是希伯来传统、还是希腊传统之间，都没有关系。普通法学家最反感的是什么？就是罗马法，它们最讨厌罗马法。当然，他们受过罗马法的影响，但当他们有了普通法自觉之后，他们从理论上都是拒斥罗马法的。相反，那些支持君主专制的人，都赞成罗马法源里。同样，英国之所以建立了现代制度，不是因清教，清教被驱逐了，而是因为国教。我们英国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国教。不是清教，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不是让每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是英国国王主导教会。
总之，我们进行100多年的对比，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否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西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暂时地领先了中国。请注意，我用了暂时这个词，后面我会解释。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中国？
韦森兄引用了很多汉学家关于中国思想品质和中国精神特点的论述，其中核心观点就是中国人精神基体就是“无我”。这个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儒家从来没有讲过“无我”。讲过“无我”的人是佛教，但佛教在中国化之后，也不讲这个了。中国人讲的是什么？不是“断欲”，中国人讲的是节制。我想，我们都知道节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取消它，而是控制它。其实你在中间用了一些词，“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些说法，我完全接受，中国人就是讲究自我控制、自我节制、自我约束。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此，我建议韦森不要用“无我”这个词。汉学家的看法都是隔靴搔痒。中国人寻找的是思想的平衡，不是一下子走到个人，也不是一下子走到“无我”，信奉一个集体。不是这样的。所以，杜维明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在关系中界定自我。在一个关系中成就自我。你不能说，这是个人主义的，但这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就是在两者之间。我认为，在两者之间，恰恰是美德，因为亚里士多德等诸多贤哲都讲过，中道才是美德。你不管是偏向于个体、把自己树立为这个世界的立法者或者主权者，还是把一个共同体树立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或者至高无上者，一定都会出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对中国文化怎么认识？应该去考察其内部的丰富性。比如，一个儒家士大夫，儒家士君子，是不是完全无我，没有任何个性？当然不是，我们看一下历史上那些儒家士人，他们都有非常饱满的生命力，但是，他们都知道自我约束，他们不会放纵自己。他们都会在诸多具体理论关系中尽心尽力的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孔子讲的“仁之方”。仁之方有两点，第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知道。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划出人与人之间界限，不要伤害别人。孔子还讲另外一条仁之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构成中国的仁，构成了我们思考自己和外界之间的模式，这个模式我概括就是“能进取譬，斯为仁之方也”。从我开始，不断体会他人。我是一个基点，恰恰不能说中国人“无我”。我是通过我来理解其他人。在我和其他人之间构成一个相互的通感的能力。这是斯密所讲的sympathy，这是礼的基础。
我完全同意你对礼是在中国社会整体治理模式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看法，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后面会讲到这一点。
第三点，基于上面两点评述，我提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来跟韦森兄商榷。
过去100多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最新一轮，就是您提到的80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就开始找原因，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再一次启动了一场中西文化对比的思想知识的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很奇怪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化大革命是明明白白的、决然的、绝对的以反对中国文化作为其政治纲领的，我们只要随便翻阅当时任何一个文献，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那些新启蒙的知识分子把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我经常会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究竟是在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延续文化大革命？听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所谓反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中间一定会跳起来，因为，他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摧毁中国文化作为最基本的目标，我们去看一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这个摧毁中国文化的运动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表现了？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在80年代以后表现最为明显，就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把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出现的所有灾难、所有罪恶，都归咎于中国文化，归咎于四千年前、归咎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人。肯定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朱学勤先生在90年代一直讲一个观点，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你让2500年前的孔子为文化大革命负责任，这有没有道理？今天，大家都讨厌维稳，并扯上中国文化。然而，维稳和儒家究竟是什么关系？真有关系么？
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当代中国历史时，一定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共产党是以反儒起家的。你看一下共产党在过去60多年来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各位我们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摧毁中国文化。你去看一下中国的宪法，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宪法，1975年的宪法，1978年的宪法。宪法序言都在写什么？大家不妨去看一下，它的全部的目标都是继续革命。请问他要革谁的命？就是革中国文明的命。为什么这样？当然这涉及到极权主义的一整套逻辑，不去讲他。
所以，我们在反思当下中国之种种弊端、种种体制不合理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基本事实。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你所做的反思，就毫无意义。或者让我坦率的说，你就是在替极权主义推卸责任。极权主义在摧毁中国文化，而你把极权主义的所有灾难又归咎于中国文化，这是什么逻辑？当然，最近，共产党改变了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恰恰从这个改变，你就可以推想他以前是什么态度。各位恐怕都记得，三、四年前，孔子像曾经在天安门边边角角站了了一百天，然后又被拿走了，这是为什么？我请各位深思这个问题。
第四点，整个韦森兄的演讲都是围绕经济展开的，从他延伸到制度、法治、宪政，接下来我想简单讨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经济增长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刚才韦森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实，他说，即使到二战结束时，中国都不逊于西方。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经济怎样呢？中国是全球性贸易体系的驱动者。大家知道，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使用银子的呢？是从秦始皇时代吗？当然不是。是从明代中期，白银才变成中国主要货币。为什么？银子是从哪来的？中国是一个乏银的国家，直到今天，中国的白银产量也是非常低的。那么，明清时代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从墨西哥和日本来的。换言之，因为中国卷入、驱动着那样一个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以至于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制度都被改变了，货币都变了。
由这一点，我们其实还可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刚才韦森兄已经讲到了“行政控制型的社会”。当下中国确实如此，但是，传统中国从来不是这样。否则，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的货币是因为贸易而被改变了。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不是朝廷发布一道诏令而改变的，而是自下而上自发的改变。
刚才，韦森兄也讲到了韩国、日本，也提到中国文化对这两个国家有很大影响。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说，儒家起码是推动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个跨文明的对比。世界银行在几年前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很少注意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二战以后吧，这个世界上大概有十几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程度，其中一半在东亚，另外大多数在哪？在欧洲。这说明什么？我们知道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拉美、非洲、阿拉伯国家没有几个进入。你可以说，东亚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可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学习西方。然而，为什么只有东亚成功了？包括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中国经济毕竟成功了，为什么？是因为共产党英明领导吗？在座各位肯定都觉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你会说，是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了。那我告诉你，非洲那些国家也可以学习西方，他为什么没有成功？
大家再想一下，我们前一辈企业家都是什么人？都是最普通的中国农民，80年代中国兴起的第一代企业家，不是我们读过大学的这些人，而是生活在中国传统保存最好的地区的那些普普通通、只上过小学、甚至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他们为什么熟悉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读过哈耶克吗？是因为他们读过弗里德曼吗？是因为各位到乡村给他们做过启蒙工作吗？或许，你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不如一个普通农民。那么，他们是从哪接获得这些隐匿的智慧的？他们又是从哪里得到组织管理企业并让这个企业走向世界的技艺、德性？他们从哪得到的？请各位思考。
第五个问题，中国如何构造一个优良的秩序？
这个问题非常大，韦森兄的整个讨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说明一点，我不会去讨论“儒家传统与民主”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民主是一个次一级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制度。你会觉得很奇怪。那就请你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就知道为什么我如此说了。
我用的一个词是“优良的现代社会秩序”。这个秩序里面可能有民主，也可能有法治，有可能有宪政，但都不是必然的。或者说，即使他会在我们那套制度组合中出现，也一定会采取一个跟美国，跟英国、日本不同的形态。有人说，秋风太反动了。那我请问各位，美国的制度和日本的制度一样吗？和英国的制度一样吗？不一样。英国是三权分立吗？法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国家吗？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吗？
有很多问题，我们都需要深思。过去100多年中，知识分子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简化。我们把西方总结成几条常识，我们以为，用这几条常识，就可以构造一个可正常运转的现代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100多年来之所以走弯路的原因。
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的优良的社会秩序，在我看来，必定需要一场伟大的创造。我只给大家讲一个我认为的最重要的理由，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制度和英国不一样，和欧洲大陆那些国家，和孟德斯鸠所谓的三权分立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还是建议大家看《联邦党人文集》，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因为美国太大了，所以不可能采取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而必须采取代议民主制度，他们起了一个词“共和”。所以美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共和制度。今日中国如此之庞大，13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庞大的一个政治实验，我们简单地抄西方的制度就可以吗？当然不可以。
我们怎么做，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刚才韦森兄讲到礼俗中国，说明礼在中国扮演了支柱性作用。我们不妨想一下，为什么这样？中国起步的时候，你不能排除他走民主这条路的可能，但是没有，为什么？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讨论来结束我的评论。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基本事实。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希伯来人，当他们建立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共同体，比如说希腊，希腊哲学家讨论的基本问题都是城邦如何。大家知道城邦有多少人？公民只有五千多人，你敲一声钟，所有公民都可以到广场上举手表决。当中国开始形成的时候有多大？包括今天山西省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你站在黄河岸边敲一声钟，会有几个人来？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投票表决的路，而形成了各种礼的控制，由此有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平衡等等所有这一切。
今天我们有13亿人，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该怎么过？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投票就能决定的。所以刚才韦森兄一直强调宪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真正深入理解宪政是什么含义。过去这些年，我都不用民主这个词，我用的都是宪政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更大的延展性，可以有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简单说，我们需要思想，而不是仅仅传播常识。如果我们不能够思想，或者说放弃思想，就是刚才你最后讲的，放弃思考的责任，做思想上的逃兵。那各位，让我说一个比较悲观的预言，中国将仍然在灾难中徘徊不已。因为，建立这样一套社会治理秩序是人间最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认为用几条常识就可以解决，那你就错了。我们要传播常识，但起码，作为学者，我们需要思考，学者与知识分子要有分工。
最后，儒家究竟在现代中国优良社会秩序构建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不能展开讲，我最简单地说说我的结论。中国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立基于儒家，否则，这个秩序永远不可能稳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就可以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从西汉中期以后所有王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夺取政权、打天下，异族入侵、叛乱、阴谋篡权都可以，对此，儒家都不讨论。因为打天下是天命的问题。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如何从打天下转变为治天下。治天下的含义是天下太平，怎么太平？我想在打天下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都经历过一次儒家化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太复杂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未来可以给大家讲。
（讨论部分）
秋风：
刚才莫志宏女士两次指控我是编造了韦森兄的观点，自己空树一个靶子批评。韦森兄可以打开你的PPT看看最后三个结论，你看一下这三个结论，我相信你会做出一个更公正的判断。
在所有讨论中，我都是坚持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要公正。不管是对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要有一个稍微全面的把握。这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我决没有意思说我们要排斥西方，我现在正在翻译哈耶克的《立法与自由》这本书。但是，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秩序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我自己，我要明白我站在哪里。我一定要明白我自己站在哪里。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看法。
[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2014年7月1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一起读哈耶克”共同举办的「韦森：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中国法治化道路研讨会」的讲评修订稿 ]
201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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