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今天是天则所第503次双周论坛，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王志乐教授来讲“全球公司—现代企业理论创新”，跨国公司大家听到很多，也有很多研究，今天王教授来讲全球公司。全球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王教授原来是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想企业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周放生跟我讲了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的也很热，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现在叫的很响。自荐他来讲一次关于国企改革的问题，我想都是很有趣的事情。现在我们先请王教授讲全球公司的问题。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讲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今天我们请了几个大牌学者来一起讨论。
王志乐：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到天则研究所来交流，我记得十来年前讲过一次跨国公司，还在紫竹院那里。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想跟咱们在座的学者做一个报告，供大家参考，特别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块讨论。
我的题目叫“全球公司—现代企业理论的创新”。这个题目我已经讲了有七八年了，2007年成书的，主要是给企业和官员讲，跟学者正规的交流也做过几次，但是这次到非常著名的天则所来交流，我想从理论上多探讨探讨，看看怎么来看现在的企业。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我们研究所是在大概十年前，商务部领导关注下，北京的法政集团出面，跟我们研究院搞了这么一个研究所。现在看来还是挺好，因为这个所是独立的非企业法人，能够独立的比较创新的来研究企业。
我们给自己定位是这样的：研究领域——双向研究，一个是研究进入中国的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第二研究源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我们也要世界各地去跑，调查咱们在当地的中国的企业。研究成果——双向服务，一方面为政府，包括商务部等部门，这些部门领导亲自了解我们研究的东西。再一方面，也为中外企业服务。研究特点，我们认为我们是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发现了问题，不要光去批评企业或者政府，你能不能帮助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样约束我们这些研究人员需要认真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天天在空谈。另外，跨国公司是非常前沿的，不断在变的一个企业形式。所以，你要完全按照现有的文献去研究挺难的。因为我发现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文献就很少，反而是企业自己在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应该是以案例研究为主。这些年我和我的同事一共调查了100多家世界500大公司的国外总部，像美国、日本、韩国都去过，另外他们在中国500多家企业，这里面很多企业都是跟踪式的，可能过几年又去一轮，看他有什么变化。在研究国外公司同时，也研究了很多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国企或者是民企。所以，这些案例集中以后，后来就感觉有些东西容易在比较研究中发现问题。
这些年能够公开的东西，我们也出了一些书，前些年我们每年出一本跨国公司中国报告，就是讲国外公司进入中国的。还有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系列。在最初的研究实际上是国别研究，像德国在中国投资、美国在中国投资、日本在中国投资等等，有些书国外还挺感兴趣，帮助我翻译成了德文版、韩文版，在国外发行。
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内容就是我们在这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做研究，所以1992年邓小平讲话之后，我觉得在大学干，不如到政策第一线，到商务部调研。1992年，有很多人下海办企业，我当时从大学转到商务部做研究。现在看来这个转变还是挺好，因为商务部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环境、研究条件。从1992年到今年20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跨国公司。
今天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我们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跨国公司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从普通老百姓到最高层的领导，他们都关注这个跨国公司问题。在这30多年，主流的观点和主流的做法还是积极的跟跨国公司合作。但是，在30多年间，还真是不断的出现反对跟跨国公司合作的声音、政策。我的总结大约是10年一次反复。我常想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人都关注，而且那么重视，对中国影响那么大，但是意见有时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我后来发现持反对意见的，他们实际上认为这些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掠夺别的国家资源的工具，是当代新殖民主义者。从这样一个理论出发，持负面的评价比较多，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这些跨国公司妖魔化。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多文件里，对开放，对利用外资又是高度肯定的，热烈欢迎的。好象就有矛盾了。如果是这些企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要跟他合作？我从1992年开始调查研究，到2006年前后中国吸引外资到了一个高峰，因为2006年那个时候正好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五周年咱们已经实现的那些承诺大部分都实现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反对跨国公司、反对开放的思潮又抬头了。当时的源头就是外资并购，并购徐工，很多人就说这是外商的“斩首行动”，跨国公司的“斩首行动”，要扼杀中国的各个产业，影响了中国经济安全。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理论上不能澄清，还是用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看这些东西的话，没办法解答。而他们往往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答，来看跨国公司。
不用说那会儿，到最近还是很活跃的，因为最近又冒出一个新问题，当年是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现在又冒出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我在微信、微博里面经常收到这种帖子，说有“八大金刚”，IBM、思科、微软等等，他们控制中国各个网络结点，导致中国人赤裸裸的站在外国人面前，没有自己的秘密了。人们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我听说有一些院士联名，要求排除这些外国的信息公司，应该由我们自己的民族企业来干。可是实际操作中，我又了解到这些外资企业难以排除掉。因为找不到合格的替代产品。你要找到本土企业的产品，说不定更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技术不过关，漏洞很多。黑客很容易攻破。所以，同样一个问题总是两种意见。
我在2006年的时候，把我做的调查做了一次总结、归纳、提升。就提出来需要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进行更新。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内容就从这里出发。
跨国公司理论怎么更新呢？1992年前后全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跨国公司恰恰在1992年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我正好在这个时候进入商务部做这个研究。我刚才讲了，商务部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们做调查，这些跨国公司一般很配合，我想了解什么东西，甚至到国外总部调查，一般都很受欢迎。所以了解了不少情况。
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我认为跨国公司变成了全球公司。这样一个变化有一个逻辑的起点，或者说一个时代的起点，我把它定位在1992年。为什么？因为在1992年时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冷战结束。1989年11月9号到1991年12月25号，这个时间点作为标志冷战结束了。我作为一个研究企业的人没有去研究冷战为什么结束和苏联为什么垮台。我关注的是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关键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全球市场开始出现。
时代变了。过去战争、革命、对抗的时代，转向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新时代。我们知道时代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如果时代变了，原有的理论应该适应新的时代进行更新，原有的实践也要根据新的时代做调整。我的经历也有一个巧劲，我正好1985-1988年在西德留学。我到西柏林参观柏林墙，甚至是骑着自行车在柏林墙一段一段拍照，而且也到东德参观，因为东德对中国学生很方便，可以随便到那边看，印象非常深。但是绝对没有想到我回国一年这个墙就垮掉了。更没有想到1991年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戈尔巴乔夫签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而且在短短的三年之后，到1995年因特网开始大规模商用。信息行业专家都认为这一年是因特网元年。同一年，1995年1月1号，WTO开始运行。我们都知道WTO跟一般的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不一样，他有强制的约束力，中美贸易或者投资出现争执，可以提交到WTO去裁决。裁决的结果，中美这样两个强大的国家也只能照办，这是其他组织都没有做到的。而我认为这是全球化出现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虽然现在ＷＴＯ有各种问题，但是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么三大变化，正好都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出现了。这么短的时间三大变化，意味着在同一个时间，政治、经济、技术的变化，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相互促进。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市场，为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因特网这样一个技术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撑，经济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全球的政治、科学技术的变化。所以，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出现了三大变化，使得整个90年代成为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十年。
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对各国政治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这个时代变了，虽然现在还有对抗、有战争，但是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了。所以，能不能超越两大阵营的对抗，建立全球治理的新结构？第二，在一个国家内，原来是两大阶级对抗，现在好象也不是了，你能不能超越两大阶级对抗的思维，建立社会治理新结构？跟我们经济、企业关联的，我们能不能超越过去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回归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来发展经济，这个我觉得对各国领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走在世界的前沿。比如邓小平在1985年就明确提出时代变了，或者他认为时代正在变。过去是战争、革命，现在是和平、发展。别的国家好象没有这么明确提出来过。邓小平不光提出时代转变，而且是在行动上推动了改革，推动了开放。
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后来的三届领导都接受了，胡锦涛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现在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与邓小平相比，胡锦涛加了一个合作，习近平又加了一个共赢。习近平总书记甚至提出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命运共同体”。
政治家们都看到了这样一种变化，而且采取了行动，我觉得中国能有今天，跟我们的领导把握时代的转变是分不开的。中央所说的道路和理论自信都是建立在把握时代转变之上的。我们今天是研究企业，我们要研究在这个时代转变的背景下，企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认为这样一个时代转变，导致全球市场出现，使得企业竞争环境变了，竞争规则变了，这种环境和规则的变化，推动跨国公司转型。
我们第二个问题，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跨国公司走向了全球公司。
刚才这段大家都很清楚，我只是提纲挈领的回顾一下。而且是我这个研究的逻辑起点。跨国公司怎么走向全球公司的呢？我认为既然有了全球市场，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就从过去的跨国经营战略扩展为全球经营战略。我刚才提到我跑过10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我发现现在非常有竞争力的那些企业，往往都可以查到他们在上世纪这个关键时刻做过深刻的战略调整。像思科是1993年开始跨国并购的，IBM是1993年开始战略调整，把工作的重心从硬件制造转向软件和服务。三星现在势头非常猛，他也是在1993年开始了一次战略转型。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介绍一个三星。三星会长李健熙，他有这样一个自述，他说我作为负责三星的会长，（我们知道会长在韩国、日本企业里面就是中国的董事长，他们是株式会社、会长我们就是董事长）“尤其是1992年以来，这种危机感使我深冒冷汗，彻夜不眠。”1992年就是我刚才说的转折点到了，全球市场出现了。他做了什么事呢？在1993年6月7号，把三星200多个高管拉到德国法兰克福开现场会，德国是冷战前沿的标志，柏林墙就在那。但是柏林墙倒了以后，他又成为了全球化的前沿，我在1992年到柏林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在原来柏林墙的地段上建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总部，你们现在去还能看到，像索尼的总部都在柏林墙原来的地方。
在这个会议上他提出来说三星面临严峻的挑战，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迎接数字时代，再一个是要刺激海外投资。咱们国内企业比较关注技术对企业的影响，所以看现在企业开会或者学者讲话，经常推动说互联网带来了冲击，这是非常对的。但是还有一个维度，因为企业的发展起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对你的促进，还有一个就是全球化的促进。三星这种公司是抓住两个维度的。所以，我现在给企业讲，我说你关注数字化，关注网络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另一个维度的影响也得关注，就是海外发展。所以，李健熙发表了一个演讲，要求大家要迎接数字时代，要开拓海外投资。而且发了狠话，我们什么都得变，文化也得变，“除了老婆孩子，什么都得变”。三星有今天，我觉得跟那次的改革，或者说调整，关系巨大。三星现在的实力，应该说他超越了所有日本的电子电器公司，他一家的利润能把日本八个电子电器公司总利润加起来还多。而且他在中国也非常厉害，他去年年底统计，在中国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包括出口额、销售额加一起居然达到870亿美元。咱们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比如像宝钢这样的公司销售额还没有三星中国公司销售额大。欧美很多大公司，包括日本公司，干到现在超过100亿美元，在中国就算做的非常大了，但是三星是870亿美元。
盛洪：
只是在中国的？
王志乐：
在中国。在全球三星电子达到2000多亿，在中国就占他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些公司只是一个代表。
他们在全球化中做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全球市场出现以后，可以在全球各地整合、吸纳资源。而各地资源的禀赋不同，有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确实是品位高、开采容易，运到中国还比本土的铁矿石便宜。中国对外国公司又有很大吸引力，中国市场那么大，而且在不断增长。中国劳动力性价比又很高。在全球范围进行活动的时候，在全球配置资源，他们就能够把全球最大的资源，最大程度的加以利用。尝到了全球化的好处，他们开始是营销全球化，后来制造组装全球化，再就是研发设计全球化。当然，这个过程中资本运作也是全球化的。
像IBM公司，1993年开始改革，其中除了技术上转型，就是从制造转向服务之外，还有也是全球化。他现在三分之二的员工，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在中国建了两个全球中心，一个是全球采购中心在深圳，还有一个全球新兴市场发展中心在上海。IBM的研发现在高度全球化，前两年八个研发中心，在美国三个，在欧洲苏黎士一个，在亚洲的以色列海法、印度、中国、东京。最近几年又增加四个，在全球一共十二个。IBM能实现全球研发。比如中国到五六点钟下班，通过互联网，他想接力研发的话，就可以到欧洲，然后到美国。而且把各地的优秀人才拉进来，他光是管软件市场的一个老总，他跟我讲他在中国已经雇了5000多个高水平的开发人员。在这个背景下，他们的竞争力在这些年在不断的攀升。
随着国外越做越大，他们的管理、治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股权结构变了，很多公司吸纳本国股权之外的其他的股权，而且建立了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全球化的管理结构。过去的跨国公司以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我把这种模式叫做中心辐射式，现在变成多中心、多节点的网络管理模式。很多公司，特别是小国的跨国公司，他们海外股权越来越大，像诺基亚1992年只有20%股权来自海外，现在差不多90%。
美国有一个学者对世界最大的80家跨国公司进行调查。1993年的时候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董事会里面至少有一名非本国董事，到2005年，75%的大公司里至少有一名非本国董事。这个比例我估计现在更大了。这些跨国公司成功的把各国力量整合到自己公司里面来。
第三个变化，过去的跨国公司，传统的跨国公司，为了掠夺资源，往往借助本国的武力去抢、去掠夺。但是，二战之后，这个做法不可能了，特别是80年代以来。你凭什么到一个别的国家去开发，去挣钱呢？他必须有一个说道。过去这些公司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他的追求，但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跨国公司的一个新的提法，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承担社会、环境责任。按照我的调查，在2008、2009年以来，他们的责任又前进一步，强调合规，合规包括遵守法律法规、自己总部和投资所在国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公司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还有企业员工要遵守或者追求一种道德规范、职业操守。由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用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来制约的，所以我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全球的责任。所以，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大家看这些跨国公司的责任概念在变。开始是经济责任，后来是全面责任，现在强调全球责任。这个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全球契约，在2000年提出来的，刚开始就是九项原则，人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等，很言简意赅，你愿意参加，愿意自我约束你就参加，每年报告。最后没想到在短短几年里居然发展到8000多家世界最有名的公司都参加了，中国有200多家。到2004年６月２４日，全球契约增加了第十条，企业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就是商业腐败。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是一个焦点。
2008年12月18号，西门子行贿案被处罚，罚了16亿美元，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这些跨国公司的责任从过去的环境、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到合规反腐这个高度。猛一看这个责任比原来低。但是，你在公司调查会发现这个难度远远比社会责任、环境责任难。后来我理解，搞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他是做好事，反商业腐败是做好人，做好人远比做好事难。这就是现在企业普遍的问题。
我刚才给大家回顾，经过十多年、二十年的变化，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战略变成全球经营战略，管理治理结构变成全球管治结构。文化，我理解的文化是以责任为核心的变化，已经变成承担全球责任的文化。这样的跨国公司已经和传统的跨国公司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我觉得光有这三个定性的分析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定量的分析。我在这个时候就利用了联合国贸发组织每年发布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这个报告里面每年公布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所谓跨国指数讲的是一个公司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雇员和总资产、最销售、总雇员比例的平均数。我认为当一个公司跨国指数超过50%，又有了全球战略、全球管治和全球文化的公司，可以视为一种新型跨国公司，或者说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公司。我们把这20多年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数据做了一次统计，现在能找到比较准确的数是1994年，恰恰是我提的1992年开始转型的时间，世界10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大约平均起来是40%多一点。但是到2011年，已经接近三分之二，海外资产占这些公司总资产比例是63%，海外销售占65%，雇员占59%。其实按照贸发组织统计，他统计的平均数是67%。２０年来，基本上是一年一个百分点在增加。1994年到2011年是17年，有的还不只是一个百分点。
2011年100个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里面跨国指数超过50%的有88家，按照我的标准就是全球公司。超过70%的有40家，在1994年超过50%的只有43家，超过70%的只有16家。
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雇员在海外就业的时候，这个公司的经营模式就和一般的跨国公司发生巨大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比如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2008年那次危机，通用汽车非常困难，在美国到了破产保护的境地。这个时候只有中国市场，不仅销售增长，利润是全球最主要的来源。所以美国政府出钱保护他一段，一旦恢复以后，他不但没有减少在中国投资，反而在中国加大投资，建立了全球第二个研发中心。他把中国视为他未来发展的重心了。
这样一个情况下全球公司和投资所在国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甚至于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是全球公司跟传统的跨国公司的不同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举例，2012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政治家有一个重要目标，比如要创造就业，保证就业，这是他的政治目标。所以，他跑到硅谷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问乔布斯，就是苹果公司当时的总裁，过了半年左右他就去世了。他问乔布斯，说我得付出何种代价才能让你在美国生产iPhone，他希望乔布斯回来在美国建厂。乔布斯回答说这个工作机会回不来了。因为苹果在全球有700多家供应商，中国占了一半，而中国的一半是最关键的一半，比如像富士康是他主要的组装厂，他的iPad、iPhone，大部分在中国生产。去年开全球财富论坛的时候，正好在成都开，他们聘我做这个会议顾问，我去的时候特地考察成都苹果平板电脑的生产。全球70%的iPad居然在成都生产，每天两架波音747货机从成都起飞运向全球。他们给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总部发现iPad有毛病，要换一个零件，但是这个机器已经装了几百万台，问能不能在两个礼拜之内拿下。他们认为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工厂居然一个礼拜拿下了。所以乔布斯认为这个不可能，只能是在中国了。
IBM给自己的定位，他说我这个公司是全球整合的企业。GIE，他创造一个词，说我的公司是全球整合的企业。我90年代在天津参观宝洁的时候，他的老总就说我是全球的公司，不是美国的公司。东芝说他是地球内的企业。ABB这个公司很厉害，很值得关注的公司，他的思想非常前沿。我问中国老总，我说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因为我当时要调查这个发展变化，他回答说“处处为家的全球公司”。德国有几个很有名的公司，像安联保险、巴斯夫，他现在不叫德国公司了，他注册变成了欧洲公司了。像美国公司这种举动，刚才说他不听总统招呼，反而是坚持在中国，你说他热爱中国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这是扯淡，他是热爱自己的利益，他要保障他的利益。所以，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我刚才提到他和中国有了利益交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我的研究表明，这种新型公司和传统的跨国公司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在2006年底到2007年的时候建立了这么一个理论框架。这种全球公司的历史背景和起点，应该是回归到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时代转变，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市场的出现。如果时代没有变，还是过去那种对抗、战争的年代，这种跨国公司、这种全球型公司也不可能出现。他有三大变化，全球战略：从跨国经营到全球经营。全球管治，这是结构问题，从母国中心到全球网络。全球责任，从股东责任到全球责任。这有一个变量，就是跨国指数超过50%。
在2007年商务部夏季学习会我应邀给部领导和司长们讲一次跨国公司的变化。因为商务部当时面临一个挑战，如何进一步开放。我刚才提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6年五年过后当年的承诺基本实现，这个时候国内出现一种摇摆，认为我们开放没有新的目标了，我们开放已经做好了，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所以，2006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对外开放的摇摆。一些人认为中国把市场给了跨国公司，技术没有换来。认为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商务部领导认为这些看法是错的，需要有一个理论来回答。当时我提出全球公司理论以后，领导们非常重视。
我们在2007年底完成了这么一本书叫做《静悄悄的革命——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就把我刚才讲的这个理论框架做了一个说明，而且附录了27个案例，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公司，包括几家中国公司，他们非常支持我，而且是为我这本书专门写了他们公司怎么搞全球化的案例。
2007年以后的这些年，我们不断完善这个理论框架。在2012年10月，十八大前夕，当时俞正声同志主持上海市委工作，邀请我为上海市委领导讲全球公司理论。他在201１年做了一次调研，研究上海的跨国公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他调查之后非常感慨，因为有一个数字，就是200个跨国公司的总部在上海，居然给上海提供了150亿的税收。他还调查了一些跨国公司在上海的研发中心。他主持的最后一次市委领导的理论学习，请我去讲《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在理论上阐明为什么上海下一步还要开放与跨国公司合作。上海市有关部门出一个系列论著，叫做“上海报告”，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以系列报告的名义出来。我的全球公司理论作为其中一本。我把我2007年那本书作了简化、更新，变成一本新的书。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在全球公司研究方面也在推进。我2007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经找过北大、清华、长江商学院，因为这几个大学我都讲过课，跟教授沟通，大部分教授都感兴趣，但是都说这个问题没有探讨。当时长江商学院的项兵教授给我一个帮忙，他说他们翻译了一篇文章，就是IBM当时的总裁，叫帕米萨诺，中文名字叫做彭明盛，他在2006年发表一个论文叫做《全球整合的企业》。我看了彭明盛的文章以后非常感慨，学术界虽然没有研究，但是企业通过自己的实践在研究企业最新的发展。彭明盛这篇文章提出，“跨国公司正悄然呈现新的形式。从企业角度来看，这种新型企业将被人们透彻地理解成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国性的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公司一直在不断演变，今天全球整合企业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目前虽然只处于萌发阶段，但标志着企业演变向前迈进一大步。”
我把他这篇文章称为“全球公司的宣言”。从公司层面总结公司的演变，能够这么高屋建瓴地提出来，我觉得这是里程碑式的一篇论文，是全球公司的宣言。我觉得一个好的企业不光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甚至在推进企业的演变、商业模式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彭明盛2013年退休了，他在纽约成立一个全球公司的中心。他的目的就是推广全球整合型企业的理论和实践。他推广的第一站就在中国。去年12月中旬在北京开了第一次会，就是推动GIE的理论。这次中国方面还是挺重视的，北大的校长、党委书记带队参加。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曾培炎主持的中心，派出了商务部原来副部长魏建国参加。另外还有一批中国企业家参加。大家来讨论企业发展最新动态。我也被邀请在会上介绍了我对全球公司的研究。
彭明盛在会议上提出六个方面，他认为全球整合型企业有六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全球销售。第二，全球供应链。第三，全球保护知识产权。第四，企业文化，领导力。第五，全球财务管理。第六，怎么建立政府关系。他是从这六个方面探讨全球整合企业，这六个方面IBM做的非常深入，他们做了一整套解读。我认为我国大学的学者教企业的理论，可以把他们的东西拿来琢磨，这个东西对企业将来发展极其重要。
至此，我给大家介绍了我的全球公司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框架，给大家参考。下面探讨这样一个全球公司理论在实践的作用。
第一方面，它对政府推动改革开放的影响。
我刚才提到我第一次提出全球公司理论就是商务部领导推动的。在部领导学习会讲完之后，领导们很高兴，认为确实应该从新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显然跨国公司是我们的伙伴，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应该和跨国公司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30多年，这种全球型公司已经全面进入中国。首先，他们的全球战略延伸到了中国，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里边补充说一句，我们研究了全球公司，也在研究全球产业，因为各个主要产业都已经高度全球化。可惜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全球化之前的思维来看我这个产业怎么发展。第二，他的全球管理网络已经覆盖到中国，中国成为一大批全球公司的重要的地区总部。像刚才讲上海有200多个，北京有100多个，这都是全球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结点。第三，他们把全球责任也推进到中国，前几年推动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最近几年推动合规责任，尽管这里面有些公司做的不好，像葛兰素史克，但是大部分公司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合规经验。
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大。随着他们的深入，咱们国内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积极开放，引进外资，跟他合作，发挥他的作用。还有一种，他总认为这些在起坏作用，应该抵制。我回顾了一下这30多年，差不多十年一次反复。
第一次大约是在80年代初，1979年我们制定第一步外资企业法以后，就开始引进外资。其实那个时候外资引的很少，但是反对的人非常强烈。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在东三环有一个宾馆叫做兆龙饭店，这个饭店是包玉刚要捐赠给中国政府，1000万美元，当时1000万美元可以盖一个饭店，因为地皮不要钱。一年里面没有人要这个钱，因为他有一个条件，这个饭店用他老爸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你想伟大的共和国的首都，在高高的大楼上有一个资本家的名字飘扬，怎么可能呢？所以不敢要这个钱。后来邓小平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就请了一顿饭，接手这一千万，当时还亲笔题词兆龙饭店。当时没有人敢接这个钱，认为卖国。李岚清有一本书叫做《突围》，把早期外资方面冲突作了非常好的总结。他说当时争论的不是姓资姓社，而是爱国还是卖国。到1986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鼓励外资的时候，对外开放推进了一大步。
1989年以后，有些人认为和平演变来自于经济领域，认为外资越多，资本主义越多，所以1992年邓小平讲话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认为要扩大开放。这就出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高潮。
2001年加入WTO以后到2006年有一个关于外资的争论。我总结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姓中还是姓外”，即这些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中央1998年的时候有一个文件明确指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一部分。但是这个概念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接受。所以到2006年前后又开始闹起来了，包括有的政府部门，出台了明确排斥外资的文件。到2010年国务院九号文件又纠正一次，批评了这些部门出台的错误政策，而且明确提出鼓励外资并购，参与中国企业改组、改造。这是2010年国务院9号文件基本精神。
我觉得30多年来一直贯穿一个问题，即怎么评价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在中国的作用。我认为全球公司在中国有三大作用。它首先创造就业、创造税收、促进中国经济成长，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个观点其实不是新观点，早在90年代联合国的贸发组织的世界投资报告，大概是1994、1995年的报告，题目就是“经济发展发动机”。
中国和别的国家不同，比如印度引进外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去了，确实推动他经济发展，但是印度本身制度环境和市场经济国家是一样的，或者说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以中国引进外资不光是要他的资金、要他的技术，要它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要通过引进来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产业形成，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人的观点更新。所以，我认为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发挥了催化剂作用。所以，中国引进外资不是简单像别的国家一样的作用。
最后一个作用，我认为中国这些年有一个重要的发展道路，叫做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刚才提到的邓小平、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都是讲的时代变了，根据这个时代转变中央提出的发展道路。大家想想这30多年，中国确实成功的和平崛起了。这些跨国公司或者是全球公司帮助中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咱们年纪大一点都知道，比如90年代，当时矛盾很大，有一次江泽民要到联合国访问，参加联合国50周年各国首脑聚会，那时候中美关系正好处在紧张状态。中方提出参加完纽约的联合国的会议以后，顺访美国。美方拒绝。这个时候是IBM总裁联合20家美国最大公司总裁，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欢迎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大大改善了中美关系。另外，我认为在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本国资源都不够用。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要去攫取国外资源，而当年那个时代往往是通过战争抢夺，或者是不公平贸易去掠夺。中国30年崛起用了那么多国际资源，光是铁矿石一年就是6亿吨，这么多资源进来，资金、技术、人才，我们没有去抢，也没有打仗。怎么得到的呢？是通过市场交换得到的，而市场交换恰恰是这些全球型公司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载体。市场交换是和平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全球性的公司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同盟军。
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这三大作用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未来的中国，恐怕这三个方面仍然需要全球公司。比如中国经济要转型变成可持续发展，这些全球公司可持续发展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例如在节能减排技术上的作用，日本公司在节能减排上比欧美公司还厉害。我们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
还有催化剂作用。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今后这个催化作用还需要继续进行。
和平崛起，特别是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国际环境恶化，最近都看得到，周边和太平洋对面，矛盾激化。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不应该打击这些全球公司，还应该发挥他们这种同盟军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要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你在全球要想成功，得团结更多的人，发挥他们作用。这种全球公司反而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积极因素。我们一些人讲了一大堆跨国公司的问题，包括安全隐患。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把他做成一个同盟军来合作，他跟你利益捆绑，这个安全的作用远远超过你说的不安全。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公司在今后中国和平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我认为在战略上我们应该与全球公司积极合作。但是，对他们带来的问题则要谨慎防范。我认为进入中国的全球公司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些全球型IT企业深度介入中国信息网络，有可能对我国企业信息安全甚至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这是最近讲的比较多的问题。也有一些全球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扩大中国市场份额，他采用商业贿赂等手段败坏商业环境。还有一些全球公司降低了社会环境标准，加剧了社会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属于与全球公司合作的战术层面的问题。在战略上，对待全球公司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开放合作的态度。但是对他们存在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是战术层面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要推动跟全球公司合作的这种大战略而忽略这些具体问题或者风险。但是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具体问题来动摇我们的战略。
我认为我们下一步不但不应该开放停滞，而且应该寻找新的开放目标，就像当年WTO目标一样，应该比WTO的标准更高的一个目标，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目标。来作为我们开放的新目标。拿这个来倒逼我们的改革。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在2001年加入WTO前后，中国地方政府一共修改一万九千个地方法规，中央政府一共修改了两千三百个中央法规。当时能够这么大的动作来改革，原因就是WTO倒逼的。下一步真想再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大发展，如果没有这样深度的开放、改革是做不到的，而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找到新的目标。
现在扩大开放的难度特别大。上海自贸区去年公布的负面清单看不到扩大开放的动向，只是把现在所有限制外资的文件敛到一起公布了，没有修改和减少。原来讲今年要出台新的减少的负面清单。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还没有出来，什么原因？我认为还是我们内部的原因。我们必须有新的意识，为了国家长远利益，为了国家整体利益，我们一定要在认识上提高。我觉得应该用全球公司的理论来解答疑惑，扩大开放。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企业层面，企业层面我认为全球公司理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有指导意义。所以我的第四个题目也是最后一个题目，叫做“促进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的发展”。有点别扭，你说促进中国的全球公司发展，这个不通，因为全球公司已经淡化了国籍，但是我说源于中国的，这个可以讲通。按照我对中国公司的调查访问，大概有四个阶段，开始是国内企业，后来通过对外贸易，变成国际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变成了跨国公司，如果再前进一步，变成全球公司。这样的公司在中国现在还是非常少的。
怎么办呢？我觉得中国公司第一步要跟全球公司对标。这个对标的工作其实前几年咱们都做了，现在我们要跟这种最新的发展的企业对标。我们知道整整20年前，就是1994年7月1号，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开始实施。那时候的口号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企业确实是大发展，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在这20年间，当年我们的对标对象，当时的现代企业，又进一步现代化了。这20年他们这些最前沿的公司，技术上又往前走了，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对标要动态性的。你不能把以前对过的标现在就觉得可以了，应该前进一步。
通过对标，我们就发现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我们中国企业全球化程度不高。比如刚才讲的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跨国指数已经达到67%。而中国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只有13%。这个跨国程度高和低的差异在哪？我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我们的公司基本上还是在中国市场上，用中国自己的资源，挣中国人自己的钱，这个能力这些年大大提高了。但是，这种全球型的公司，他们是在全球市场上，利用全球的资源，挣全球的钱，哪一个可持续？
第二，企业管治结构差距也很大。我们有时候关注民营企业，家族制管理，他不是现代管理制度结构。其实很多企业都有这个问题，我刚才提到今年7月1号是公司法20年，20年来我们是进步了，但是我们管治结构还有很大差距。像国企、央企也存在管治结构问题。中石油最近披露出来的材料，包括第一把手，（当然后来当了国资委主任）领导层里有四五个人都陷进去了。你说他建了什么样的现代管理治理结构呢？特别是治理结构？没有。他下属的那些上市公司，比如中石油股份，还有几家别的公司，他是上市公司，起码样子上确实是一个现代公司治理，有三会，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但是，在总公司这块，现在还不是，只有一些公司在试点，要现代公司董事会试点。但是，中石油还不是，还是政府干部，政府派干部。这些高管一方面掌握了高度市场化的企业、赚钱。另一方面，他又是计划经济下管干部这么一个特殊的结构。这样两种制度混合的时候，所有权和经营权实际上没有分开。在这个时候反而造成了高度的腐败的可能性。像出事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最高管理层没有现代公司治理，没有建立现代公司管治结构。
第三，关于文化。刚才提到这种全球型公司在十几年时间实际上完成了现代企业以责任为核心的文化的提升。但是，我们的企业问题还很大。不用说本土企业，就是从国外进来的跨国公司企业也面临合规反腐的挑战。像去年葛兰素史克这个案子，这么严重的腐败。其实全球公司在中国的腐败案还有很多。我们研究所做了跟踪，美国有关当局按照反海外腐败法一共处罚了70多家跨国公司，其中有25家是在中国涉案。
国有企业刚才提到了一出事就是大事，往往是一把手涉案。中国移动的党组书记，核工业的总裁，中石化的总裁，还有华润的总裁。其实这些是系统性的违规，不是个别案例、个别员工，而是系统性的。
民营企业合规问题，其实很普遍，但是有时候我在调查中感到有些是很让人同情的，可是没办法。因为咱们往往存在行政违规，官员不合规，导致企业违规。所以，我在强调企业合规经营的时候，我其实也在强调合规行政。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倾向，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被世界银行上黑名单的已经有十多家了。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呢？理由都是违反了采购准则。世界银行有采购准则，就是你不能通过行贿的方法拿到定单，只要有人告，他查证，一旦他查证说你有，你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没有上诉法庭。怎么办呢？他说你有，像中交股份，这都是中国最大的公司，从2009年12月到2017年12月这八年间不能染指国际项目，而且世界银行都是国际联网，一旦世界银行上了黑名单，其他国际银行项目都不能做，所以叫自废武功。
第二，在战略上我们要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我讲课中很多小企业问我，说我不可能变成全球公司。我说的全球公司一般个头比较大，你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全球公司很难，但是你能不能和全球公司合作呢？作为他的供应商，作为他的经销商，进入他的全球价值链，这个就可以了，这也是全球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化的维度对于企业来讲非常重要。不仅是大企业需要，中小企业一样。
我们也总结了一些中国企业成功的经验，我们到德国、日本、韩国、美国、各地去调查一些成功经验，最近几年也跑了不少发展中国家。我们觉得制定战略的时候要借鉴我们成功的经验，我们总结了五个经验。一个是风险可控，第二是互利共赢，就是你不能像传统的跨国公司那样，光想着我挣钱，你到那要讲我为你们当地做什么，我给你带来什么，我要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还有合规，互利共赢。第三相互合作走出去，国有企业现在往外走有时候很不策略，在他网站上公开讲我们要承担政治责任，多吓人？国外一看你要承担政治责任，你到底到我这要干嘛？实际上我跟有的老总都讲过，我说你的政治责任用社会责任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讲政治责任呢？社会责任是国际上大家通用的。现在不少国家在抵制国企收购。中美投资谈判，美方要求政府竞争中立。怎么叫竞争中立呢？就是企业竞争中，国企、民企、外企，政府不应该倾向于一方，你是裁判，不应该是运动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建议国企应该和民企合作走出去，应该和外企合作走出去，现在民企也愿意，因为民企实力不够，他愿意和国企合作。外企现在也看到走出去是一个业务，也是一个盈利点，很多公司表态愿意和中国公司一块走。
第四个是依法合规。依法合规和文化融合我想多说两句。我们这几年从2009年开始研究企业合规，已经出了三本合规的书，我们觉得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潮流。我们中国企业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首先要把合规这个事中性化，不要说这是西方的说法。学习邓小平的思路。他说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所以，邓小平这么轻轻的四两拨千斤把这样一个纠缠了那么的年的问题中性化了，市场、计划都是中性的。合规也是中性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合规的底线，企业无法跨国经营。中国是哪一类企业现在合规做的相对要好？是金融机构，因为金融机构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做巴塞尔委员会。你的银行要想跟美国去换钱、交易，他要求你有合规的制度和体系，他有一个合规指引。所以，中国的保监会、银监会早在2007年就制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合规指引。我到中国工行去调查，三四十万人一个大公司，居然有四千人的合规岗位。他的合规检查比较全面，比如今天一笔贷款合规不合规，他要检查，还有反腐败。这个制度越严，腐败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合规要加大。让我高兴的是，商务部牵头在2012年出台一个文件，包括国资委、工商联，把三类企业都加进来了，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其中把坚持合法、合规放进去了。
第五个关于文化融合走出去。这是我经常愿意强调的，因为我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不缺钱，也不缺技术，因为你缺技术也没法出去，出去往往买人家技术。但是，缺什么呢？缺一个文化整合。这两张照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他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馆，青铜器非常全。我参观的时候，正好美国一帮学生，老师带队去参观埃及馆，馆员给他们讲木乃伊什么样。我当时一下子领悟到，这些国家的孩子从小能看到各种文明的实物。在他们心目中各国文明非常伟大，埃及文明非常伟大，两河文明也伟大，古希腊、古罗马都很伟大，各种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支。他们孩子从小就能够有这么好的条件临摹世界上最有名的画。他们看这个文明，他是一种多元化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受的教育，四大发明、中国怎么怎么伟大，一讲起国外的伟大，没有感性认识，而且咱们没有一家这样的博物馆。由于从小没有这个教育，他心目中的文化就很少有全球化的思维。
我最近接触吉利公司，他成功的收购了沃尔沃，他现在跨国指数达到67%了，这是中国大公司里面唯一一家是真正的全球公司。但是老总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文化融合。他有一个很好的思想，他说收购沃尔沃以后，需要形成一种跨越国界、跨越宗教、跨越语言、跨越肤色界限的、完全自由的、追求商业成功的、全球性的企业文化。这句话定语非常多，但是说明他对企业文化悟的很深。他认为各国文化都有它的渊源，都应该得到尊重，应该相互包容。所以，他成立一个全球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但是搞了几年以后觉得进展不大，但是他受我们研究合规文化启发，最后决定从合规文化入手，建立企业文化。因为合规是跨国经营的底线，沃尔沃讲合规，吉利也要讲合规。所以，我们团队接受他的邀请，帮他做了四个工作，第一，通过调研识别公司存在的合规风险。第二，根据这写风险建立合规制度。因为我们跑过3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归纳了他们在合规方面的制度。特别关键的是机制，没有完善的运行机制再好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最后要持之以恒搞几年，形成合规文化。我觉得如果这样做，中国企业才有可能借鉴这种全球型企业，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公司。
根据上面讲的内容，我最后做结论并且提出建议。
第一个结论，我们的中国公司借鉴这种全球型企业，首先在战略上要下工夫。努力从一个国内企业逐步的走向全球公司，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公司。开始是国内企业，后来变成国际公司，然后变成跨国公司，最后是全球公司。小公司跟大公司结伴、结团，一步一步的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应该有这样明确的目标，这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而不要光考虑另外一个维度。
在走向全球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从开始的股东责任到后来的全面责任，到现在讲的全球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责任跟随的话，你是很难在现在成功的。我把这个比喻成两个轮子，光是一个轮子，这个车跑不动，跑不了。
最后一个建议，在座的很多都是学者，也有很多是企业管理者。我认为最近20年跨国公司发展突飞猛进，我们应该研究、探讨全球公司的发展路径，他的战略变化，他管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他文化责任的变化。由于中国现在是全球企业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也可以说是一种实验室，给我们的学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环境、研究条件。其实我的学术功底不是经济学，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但是就是因为跑案例，一直持之以恒的20多年，跑了很多案例，最后悟出了这些东西。在座的学者有更深的学术背景，可能比我做的会更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全球公司理论框架是在中国原创的。美国彭明盛提出全球整合型企业。我们的理论是独立的理论路线形成了独有的理论框架。中国非常需要这个理论研究，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宏观战略需要理论支撑，中国企业发展也需要理论支撑。拿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否则你说走出去的理由在哪呢？我是想作为抛砖引玉，提出这样一个东西，大家来参考，来共同推动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理论的发展，来为我们政府的开放、为我们企业的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撑。谢谢大家！
张曙光：
王志乐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报告，确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公司在中国的作用和中国的公司如何变成一个全球公司。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我觉得这个框架还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他的数量指标来衡量。从这里边也可以看出来，用全球指数衡量，中国的差距确实很大。所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有一个学习和发展的过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了四位评议人，先请他们评议。每个评议人掌握在10-15分钟。首先请卢进勇教授评论。
高明华：
我先说吧，因为我还要出差。
首先感谢天则所邀请我来做一个点评。余老师之前给我提供了一个PPT，但是今天有一些变化。
王志乐：
那个是一个纲要。
高明华：
我看了这个PPT之后，我首先很感兴趣，另外是长知识。因为王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即全球公司理论，而且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从战略、管治和责任三个方面构建了全球公司理论体系，我觉得都是很新颖的。暂且不论外国企业怎么走进中国，这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关键是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中国企业如何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司，目前中国企业可能还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的跨国公司层面，更何况达到全球公司这样的层面，这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王老师的全球公司理论给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理论指导。
谈谈我的看法，这个理论很新颖，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理论有什么依据？国内企业为什么会走向全球公司？刚才王老师列了一个框架图，从国内企业，到国际公司，再到跨国公司，最后到全球公司，它是怎么走过去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很抱歉，我没有看到您的书，没有拜读过，这个理论逻辑您讲的也不是特别详细。比如和目前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比如科斯理论，盛老师翻译过科斯的著作，科斯的企业理论讲到企业代替市场、市场代替企业，企业不能很大，有一个适度规模，大了以后就回归市场。跨国公司当然很大了，相比国内公司来说大的很多，它和科斯的理论是什么关系？我想恐怕这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这里我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些年我做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我所关心的就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王老师在其中谈到了关于公司治理的一些内容，比如全球理论体系的第二条是管治，王老师用的词是管治，但是谈的时候又不时使用公司治理这个词，我建议这个词要统一，不能有时候用公司治理，有时候又用管治。公司治理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王老师讲到，中国企业的跨国指数很低，中国最大100家企业的跨国指数只有13.98%，相对于全球100家最大企业61.06%的跨国指数，是很低的。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并不是不想走出去，而是我们内功不够，我们内功哪些方面有欠缺？我想最核心的恐怕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治理的问题。当然技术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像中石化和埃克斯美孚石油公司，我做过一个比较，埃克斯美孚公司和中石化在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一个是第三，一个第四，中石化的营业收入是埃克斯美孚公司的95%，但中石化的利润却仅是埃克斯美孚公司的18%，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比较便宜，所以差距就是技术，所以技术很重要。但是，公司治理是更重要的，我这几年做了一些公司治理的指数报告，包括企业家能力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财务治理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和高管薪酬指数，共五类，研究对象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中有不少是走向国外的，但我们发现公司治理指数都很低，比如企业家能力指数，我从人力资本、关系网络、战略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等四个角度进行评价，企业家能力指数平均分不到35分；董事会治理指数不到52分；财务治理指数不到57分，按照60分及格的普遍标准，这些方面都是不及格的。还有信息披露指数，其中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平均分是66分，也不是很高。当然有些公司的高管薪酬和国际接轨了，但国有企业很难和国际接轨，有些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已经接近世界水平，但员工收入却是不与国际接轨的。其他方面距离跨国公司的治理水平相差太大。这块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
2002年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搞了一个东西，是“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13大要素”，其中第一大要素就是公司治理要素，我参与了这个要素的讨论和制定。可以看到，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如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下了工夫。但怎么走向世界一流企业，却很不明朗。中国的中央企业基本上是巨无霸，中石油、中石化都是世界前十强的，有的是前二十强。但是，他们的利润率、技术水平都和发达国家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差距很远，治理水平更是相距甚远，这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刚才王老师谈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跨国企业走进中国，再一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应该学习国外的跨国公司，它们是怎么走进中国的？如何走向世界的？他们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不那么成功？或者成功概率比较小。像中国在国外的上市公司，尤其在英美国家上市的公司，一半以上都被诉讼过。我让我一个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中国在国外的上市公司中，大大小小的诉讼是非常频繁的。包括在国内被认为是很好的企业，如中石油、中国人寿，在国外都遭到过诉讼，这种诉讼在中国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这么好的企业怎么会被诉讼呢？我接触过一些走向国际的企业的老总，他们说我们不懂人家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公司治理规则，我们不懂。其实是他们不想学习国外的公司治理规则。因为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他们已经滋生了一种心理。即由于中国法律不健全，可以讨价还价，可以通过与官员交易而“摆平”，有官本位的思想，但跑到国外，这些都失效了。发达国家是靠制度说话的，制度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而在中国，制度可以讨价还价，甚至法律都可以讨价还价，所以中国发生诉讼的可能性很小。比如小股东的诉讼，尽管这些年有诉讼，但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得到足额赔偿的则微乎其微。这些年小股东诉讼一直都有，而且诉讼规模在扩大，有些集体诉讼已达到上万人，但媒体方面受到控制，不让曝光，诉讼得不到受理，因为没有法律支持。从2001年银广厦小股东集体诉讼，至今已经13年了，但仍然没有相关法律。并不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没有意识到，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里面起的作用太大，不想出台这样的法律。
我跟有关官员谈过，我说能不能在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方面做点实质性工作？他们说很难，现在只能通过其他形式保护投资者，所以推动法律建设太困难了。对于法律建设，企业自己是做不了的，要靠政府推动，因为法律是政府制定的，企业是不可能制定法律的。所以，必须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强化法律约束，使国内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养成守法的习惯，也就是王老师所说的要合规，要守规。目前我们的国内企业，有的看起来似乎已经合规，因为法律有空白，有漏洞；有的即使违规，处罚力度也很小，包括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处罚都很小。在美国则是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处罚三管齐下，处罚非常重，如内幕交易可以判刑25年，违法成本很高。而在中国，却一直养不成守法和合规的习惯。在英美国家，很多企业董事会下设一个委员会，叫合规委员会，现在设这个委员会的越来越多，就是公司出台一个政策的时候，要审核该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是不是相吻合的，是不是有违规的地方。中国这样的委员会是很少的，中国企业有公共关系委员会，就是和有关部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或者说就是拉关系。我觉得合规委员会非常重要，但是中国缺这一块。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大家都熟悉，就是卖牛奶的伊利，几年前修改公司章程，结果修改的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严重冲突，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万幸的是股东大会没有通过这个公司章程修改案。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守规矩的意识，政府也没有培养这种意识。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要研究，怎么让企业合规，或者怎么让企业合规发展，这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一个根本。
谢谢！
卢进勇：
我和老王比较熟悉，有20多年了，而且经常把他请到大学做讲座，这个题目我多次听老王讲，但是这次我很愿意听，他又有很多新的内容，又有很多新的发展。我是有意跟老王以后多加强合作，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在研究方面也多做一些合作，另外我还是希望能够老王有空的时候，能够多到我们学校去，多到大学里去做一些讲座，让大家多了解一些，让学生多听听，希望以后多加强合作，共同把这个研究向前推进，这是我表达的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我想说现在我们在经济理论、管理理论和企业理论研究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能看出来，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像经济理论的学习，基本上都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大部分理论都是这些。政治经济学这块我们有些自己的，或者有些原来的东西。这是经济学。你再到商学院去看看，我们的书基本上都是引进的，都是国外的这些理论，我们自己的现在还是少。企业这块也是，现在都是国外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理论研究这一块与现实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一块我们还是需要加强的。
那么，这一块我们比较落后，我们需要加强。为什么我们理论这一块，就是跟现实比起来，我们有一个距离，有一个落后呢？现在我们不仅有了学术界感觉理论有点落后，基本上用的都是国外的理论、国外的书，一讲都是这些。而且现在很多大学都比较爱请老外来，老外的费用都很高，为什么？觉得他的理论新，理论比较管用。另外，我们愿意请海归回来，觉得海归有优势，然后给多少费用。当然，海归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请回来也有道理。但是，整个来讲这一块很明显，让人感觉一种差距，企业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现实需要理论，现实需要理论创新，而且我们经济发展的现实很活跃，但是理论跟不上。我分析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搞理论研究的这批人应当是比较浮躁，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大家现在比较爱钱，不管是大钱、小钱、大名、小名，疯狂的去追逐这些东西。过去我也追逐了一段，现在可能年岁大一点了，感觉挺烦、挺厌倦这些东西，永远你填表填不完，填完了这个还有下一个，你就申请吧，没完没了，累似你也没完。这是浮躁的表现，各种评奖、各种东西弄的你无所适从。还有一个，现在好多年轻人，什么热跟什么，今天低碳热，就钻进去弄起来了。说明天企业管理热，一下子就进去了。后天大数据热，就进去了。根本没有自己专业研究领域，或者说没有自己坚持的，比如我坚持30年、坚持50年，坚持几十年一个固定研究领域，没有。什么热弄什么。而且也不珍惜，比如这两天弄低碳，过两天低碳不热了，一扔，大数据热，就进大数据了。再过两天，对外开放热，上海自贸区热，把这个一扔，进上海自贸区。或几天自贸区不热了，别的又热了。所以，这个浮躁，一个是追逐名利。再一个是追逐热点。不珍惜积累，不珍惜自己多年坚持的东西。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浮躁。
第二个原因，现在缺调研。这一点我特别佩服老王，他多年坚持一线调研。因为你再怎么能够想象，再怎么有经验，搞经济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你得到一线调研。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缺调研。缺调研，我原来认为是缺钱，没有调研经费。现在我认为不是缺这点调研经费。因为你现在到欧美转一圈才多少钱？才一两万、两三万，一般人都可以拿出来，在国内调研一圈就是几千块钱，现在不是缺经费，而是缺一种习惯，缺对实际问题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一种渴望。就觉得这个东西调研什么？看看材料就完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缺调研。
第三个原因，缺创造性的思维。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小孩逐渐大了，我们感觉这个教育问题太大了，根本没有天性的保留或者是批判性的独特性的思维，就是缺这种东西。所以，小孩慢慢长大了，包括毕业了，他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什么是什么，什么热追什么，就来回来去跑，缺乏一种独特的、批判性的、创造性的思维。
所以，我觉得理论落后于现实有三个原因，我概括的不一定全，也不一定对。一是浮躁，二是缺调研，三是缺创造性思维。
现在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想下面说这么一点，实际情况特别有利于我们搞理论创新，可以这么讲，我跟老王私下也交流过，就是现在在经济理论，管理理论，企业理论这一块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禁区，你可以放开研究，甚至你可以批评国有企业有些问题，都可以批评。我说民营、私营企业好，我可以表扬。现在经济这块研究没有禁区。因此，我觉得现在从研究的环境和氛围来讲，经济这块应该说还可以，我们都插过队，走过来的，我们比较这三十多年，应该说经济研究这块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块环境还可以。
另外，中国经济的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经济研究创新的好的实际的状况。比如我们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位，货物贸易总量世界第一位。我们利用外资现在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我们世界排第三位。我们在500强里面现在入选企业数排第二位。我们500强里面已经占到了，就是我们国内的就是89家，加上港澳台的我们有90多家，现在已经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了。所以，我们有这么多企业在世界上是大企业，入选500强，我们经济总量这么大，我们利用外资世界排第二，对外投资直接排第三，我们货物贸易现在全世界排第一，整个贸易规模也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这方面完全可以做一些创新研究。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具备了。
另外，再说一个条件。现在我们做一些国际交流也是很方便的。因此，我认为现在是理论新的一个大好的时机，非常不错。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想法，想以后多做一些调研，多做一些交流，多净下心来做一些理论创新。也希望以后我们能多和盛洪所长，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名词以前总听到，原来人民大学杜老师总提你，是不是原来在国际关系学院工作过，还是什么地方，原来都有些联系。所以，以后也希望和天则所，还有和老王这边多加强合作，我们共同静下下来，把理论欠缺这一点推进。老王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他这个理论比较新，也比较实用，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应当学习，应该合作，共同努力。谢谢！（未经本人修订）
周放生：
我先提一个题外话。刚才卢教授讲了一个世界500强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世界500强的概念，所以先跟卢教授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王志乐在成都财富杂志论坛，跟财富杂志主编当面讨论这个问题，英文原意是世界500大，根本没有世界500强的概念，我跟管教授两个人专门写文章澄清这个概念，我认为作为学者不能再用这个错误概念了。
卢进勇：
首先感谢老周，因为我们习惯这样叫了，约定俗成说500强。你说这个是对的，准确来讲应该不能叫世界500强，因为他英文是世界500大。因为我们中国人理解强，肯定是中国要有盈利，效益比较好。现在500大，实际上好多是亏损的，不一定是赚钱的。所以，我一是感谢，第二个就是你说的是对的，准确的说法是世界500大。（未经本人修订）
王志乐：
老周和管教授，我们三个人沟通过，这个题目我觉得咱们学者是应该正过来的。英文确实是500大，我跟总编聊过，我说你们为什么明知不对，还要坚持？他给我这样一个理由，他说如果我们财富杂志不用世界500强，就是中文版的，英文版是500大，中文版叫做500强。如果我们不用，肯定中国哪个机构要抢过去用500强，与其让别人抢去，我们就不如将错就错。
卢进勇：
所以就是约定俗成。
周放生：
从头我们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就翻译错了，大家就误认为这个名单就叫500强，完全是莫须有的概念。而且志乐跟财富杂志主讨论过，他一方面承认错误翻译，一方面又㵷解叫入乡随俗，并说他们不用这个概念别人会抢去。荒唐的理由。这不是严肃的杂志，怎么叫入乡随俗？怎么怕人家抢？这本身就是不严肃。
志乐讲全球公司我听过几次了，确实志乐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这样一种在国际上演变到了这个阶段，它的特征，应该是归纳的很清楚，使得我们对这个认识视野，确实是从原来跨国公司的角度已经进一步的认识到他各方面的变化。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研究怎么能够对我们结合国内的情况，能够再进一步的帮助国内这些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来解决国内的问题，我是比较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有研究。全球化公司给我一个概念就是身份模糊，过去有这个公司是哪个国家的，然后是地域的，他是有这种身份的区别，到全球化公司，这个身份就模糊的，不是哪个国家的了，也不是哪个国家的股东，也不受哪个国家管制了，是这样一种趋势。
我们国内现在搞混合所有制，其实也是在解决身份模糊问题，我们现在企业都是有标签的，国企、民企、外企，都是有标签的。首先，在国际上这个标签在模糊，我们国内其实也是要走这样一个趋势。你现在研究的叫全球化公司，公司已经没有国界了，可以在全球配置。但是，我们国内的公司还有地界呢，比如你进入某一个省，你要不是某一个省注册的公司，你可能进入这个市场还没那么容易。比如现在搞新能源，我最近了解新能源汽车的情况，你要想进北京市市场，你必须是北京的公司，你要不是北京的公司，这个障碍就很多了。我们国内连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像烟草更是明显。所以，我觉得咱们把全球化这样一种理念，它的必然规律，它跟原来跨国公司或者是有区别、有界限的公司，从对公司本身，对各国经济的发展方面，能够针对国内的情况再做更深入研究，可能会使大家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认可这样一个趋势，可能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就是大家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很多方面对内开放赶不上对外开放。所以，有时候说这个对外开放了，对内还没有开放，有的是外资企业能够做，民营企业不能做。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怎么能够回归到正常的国民待遇，让民企和外资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当然，现在问题在逐渐解决，比如税收问题，税收问题逐渐在解决了。像这类问题可能也还需要怎么能够通过你的研究，能够把这些问题进一步的研究的更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公司怎么能够逐渐成为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全球化公司，按照你研究的那些规范的标准，中国哪些公司达到了？或者达到什么阶段了？比如你刚才说吉利算是达到了，算是成为全球化公司吗？我不知道。按照你的标准算是了？
王志乐：
是。
周放生：
华为也是？
王志乐：
是。
周放生：
华为也达到你的标准了。我们现在进世界500大的公司，有没有达到你标准的？
王志乐：
有一个中化是50%多一点，他贸易规模很大，通过贸易带动海外投资，进入世界500大的公司实际上很少。，我印象中，中化是、华为也够了。
周放生：
我觉得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公司要往这个方向走，还有多少问题要解决。
王志乐：
我刚才讲了三个问题，即要有全球战略，全球管治和承担全球责任。这三个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放生：
比如说合规，刚才你讲了很多已经进入黑名单了，你刚才说了。我知道我们走出去的问题相当严重，就是在合规方面，出去腐败人家的官员，这个影响很不好。这方面怎么能够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在各个方面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包括法律上，包括方方面面，包括股权结构上，公司治理上。如果我们现在国内还是一个纯国有企业，只是他的海外资产达到你三个标准了，能不能称为全球化公司？
王志乐：
光是跨国指数够也不行，前面那三个，比如是不是有全球战略，还有治理结构。他刚才讲的管治，实际上管治和治理不是一个东西。管理是指管理，例如集团公司管理。治理是治理的结构，是两个东西。这两个会合点是在高管层。治理结构中有的高管是参与的，管理机构高管又是最高的层面。香港上市公司对管治的提法我觉得是很科学的，就是他把两个问题合到一起讲，咱们国内认为管治就是治理，实际上不是，管理和治理是两个东西，但是有一个交叉点或重叠点，就是高管那些人是管治结构交叉重叠部分，公司最要紧的是这块。如果这部分人没搞好对公司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宋泓：
今天下午非常高兴听王老师介绍他最新的研究，包括20多年的积累。由于时间比较紧张，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和评论。
第一方面，对这个研究本身有三点评论：
第一，王老师20多年一直做这方面研究，并且跑了很多地方，国内外的。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能够介绍清楚，或者跟踪清楚全球跨国公司最新的发展。这个我觉得从国内的研究来讲，甚至国外专门去在500强或者在500大这些最领先的跨国公司里面，看他们新的趋势，新的发展，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对国内外来讲这种意义都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很少有人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的做类似的研究。这些公司代表了全球的技术，战略和投资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风向标。
第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我国经济在转型之中；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跟踪全球跨国公司最新的变化动态和新的发展，以便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的需求。这个研究在这方面非常有价值。刚才王老师在介绍过程中，跟商务部、跟地方政府、甚至跟企业介绍这些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
第三，对国内企业国际化的意义重大。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走出去，或者说对外投资。而要走出去，中国企业也要学人家是怎么做的，在这个过程会面临什么问题和挑战等介绍和了解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无疑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大有裨益。
第二方面，对这个研究也有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评论。
第一，您提出50%作为全球公司的一个指标，这个里面是不是还要讲一下它的意义或者它的里面的道理，为什么是50%，不是60%、55%、65%、70%这样的标准？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讲人的体温是37度，这是有道理的，您提出这样一个概念，50%作为一个指标或者是作为一个门槛，为什么？就像刚才提到吉利并购一个企业之后，他可能其他东西没有改变，光是因为这样一个并购就变成这样一个公司了，他其他的行为，包括您刚才的说三个方面都没有本质改变，是不是算？这个希望能够再具体一些。另外，跟这个相关的您也讲的，超过50%的企业，他的利益就跟东道国的利益，跟其他国家利益融到一块了。没有超过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第二，到底是现代企业理论上的创新还是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战略的调整？前面三位评论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您这里面讲的是现代企业理论创新。企业理论方面的创新，要基于企业行为方式的改变，或者不同的假定上。如果企业的替代市场的功能没有发生改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发生改变，那么，理论上的创新就很难实现。如果仅仅只是企业外部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改变，企业的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那么，就只涉及到企业的战略调整方面。
第三，单个成功转型企业的代表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必然性问题。报告中，王老师介绍了三星公司转型的经验，非常有代表性。但是，三星公司转型中，很有不少偶然性。我们研究三星公司，发现该公司最重要的变化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健熙上台之前和他爸爸交班之前那一段调整。当时要搞芯片开发，赌博芯片开发，和日本企业竞争。在当时成功了以后，对它后面的发展影响很大，包括它做手机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因为它以前建立起来的零部件方面的优势，比如和苹果公司相比等。但是，这种赌博中，有很多的偶然性，并一定必然成功。同样地，在全球化背景下，三星公司开发手机并获得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也有很强的偶然性。比如你说三星推行全球化战略，并获得了成功，人家就问诺基亚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时也是全球化的公司，并且也做得很好，为什么就失败了，而三星成功了呢？还有日本那些企业，当时也是在做一些调整，也大部分失败了。我们能不是说，这些企业的失败是因为它们做得没有三星做得更全球化？
第三方面，就是对外资跨国公司在我们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做一个评论。刚才您讲三点，一个是发动机、一个是催化剂、还有一个是同盟军，概括的很好，我也同意这样一个概括。我们做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研究，从毕业开始一直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里边，二三十年里面引进外资，不管从哪方面讲确实是比较成功的。从全球范围来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取得了成功呢？我觉得就是您讲的第二点，即：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有关外资的这种催化剂的作用，在研究外资理论中，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有这样的提法。我们国家特殊的情况在哪里呢？外资对于我们催化剂方面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转型方面。在这方面，500强有贡献，，更重要的是加工贸易对我们的贡献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外资企业跟国际市场的联系，以及其经营方式国际化方面的操作，对我们当时好多乡镇企业，包括一些转制以后的集体企业，发挥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在沿海地区，很多一开始外资企业投资一两万美元就搞起来的商务活动，国内这些企业很快就学会了，并且自己就搞起来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外资对我们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市场化的引导，结果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成长起来。
除了这个之外，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我觉得争论也比较多，就是到底外资在我们引进过程里面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国来，在引进外资里面肯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引进外资目的还是促进国内企业和经济发展。否则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就没有依靠。在引进外资过程里面，如果引进过来的都是这些企业，没有或者很少有国内企业成长起来，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在我们国家国际化的时候，就无所适从了——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都已经布局好了，比如像汽车行业，像卡车行业，我们引进进来跨国公司进来，在中国市场建了合资企业，我们现在让它们走出去，那么，往哪走呢？国外那些欧洲市场，其他市场它们早都进去了，对他没有意义。所以，对我们这样的国家，引进外资还是有一个“度”的问题，整个发展还是以促进国内企业和产业作为一个基本。
并且这里也有一个外资进入的程度或者股权比例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跨国公司跨国指标超过50%以后就形成和东道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一点换需要仔细斟酌。比如我们在轿车行业里面合资，现在是50%对50%的股权比例，如果我们把股权比例的约束放开，跨国公司的股权比例马上会提高到100%。变成独资以后，国内企业合作的平台就没有了。再往下退一步，如果合资企业可以变成独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会进一步说，为什么要在中国投资、搞独资企业呢？我们可以直接在美国或者日本生产，然后出口中国啊。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在轿车跨国公司企业中，日韩企业本来就想在日韩生产以后再向中国出口，没有投资中国的打算。总之，作为一个大国，尽管跨国公司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发展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保证我们在学习之后能够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要为国内企业的发展留下余地。
最后一点就是未来的挑战。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国企的改制。我们国家，现在进入500大的主要都是国企。这些企业下一步怎么改革，以便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可以发达国家企业竞争的企业？另外，现在国际上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在制定新的规则，比如TPP中的竞争中性的考虑等。但是我们国企里面肯定是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要这些企业竞争和经营中性化，就要进行大量的改革。怎么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二，是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跨代接班问题，另外一个是国际化问题。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对民营企业对标以后，对跨国公司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和学习借鉴作用也很大。其三，是合资企业的未来。如果我们下一步要开放，放开股权限制，做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么，很多合资企业可能都独资化。独资化是合资企业的唯一方向吗、独资以后中方的原合资伙伴如何发展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张曙光：
下面还有一些时间来讨论，每个人5分钟。
管维立：
我和王教授是老朋友，但是我第一次听王教授这么系统的讲他全球公司的讲座，印象非常深，而且非常赞成他的基本观点。因为老朋友，吹捧的话不多说了，我想讲三个意见，供你参考。
第一，你正确评价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你几次在有矛盾的时候站出来讲话，我也非常赞成。但是你总结了它的三个作用，刚才宋教授也讲了，就是发动机、催化剂和同盟军。同盟军是你发明的，催化剂这个作用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是发动机这个作用，我觉得王教授的片子里边，就是讲到了就业、税收和促进经济发展这三点。我建议你把这个稍微讲的具体一点，因为虽然发动机是一个原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概念，不像后面你说的同盟军和催化剂这样更新颖，但是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在总结的时候除了就业、税收和经济发展，前面再具体一点。因为我们跨国公司进中国是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技术、带来了管理、带来了人才的培养，这个作用我觉得要更充分的估计它，包括技术扩散，各种有形无形的渠道。在这个问题里头，当然，这是一个小的建议，我倒觉得更感兴趣的是我不知道王教授怎么评价习里上台以后，十八大以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趋势，或者是待遇，是怎么一个变化。我现在自己感到有点矛盾，我得到的印象是混乱的，比如你刚才说葛兰素，葛兰素的惩罚，当然中国人对于外国跨国公司不要神话，他也会违规，也可以罚他，而且葛兰素在别的国家也受罚，在美国也受罚，罚的比较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倾向，就是逮你跨国公司，我有这个味道。其实医疗这个东西，国内企业比他还恶劣，整个行业都很恶劣，他不这么做就生存不下去，当然我不是说他对，他受罚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分析起来要承认这个行业大量的都是这种灰色的东西，不光他一家，国内企业也很厉害。而且我看了一些报道，比如他贿赂三甲医院，他的总金额，300家三甲金额，每一家没有多少钱，不算多大贪腐。还有资助国际会议，这是国际惯例，没有大药企资助，医药行业没法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气愤也点不对头。尽管李克强上来很赞成说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我觉得这两个词汇没有区别，我不知道决定性和基础性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重视这个东西，这个趋向好，我赞成。但是另一面好象有点是我们越来越大了，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用不用大量允许跨国公司进来，当时是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管理，现在我们不需要了。包括你催化剂，现在我们的观念比他更新了，还需要他催化吗？同盟军，我们自己势力这么大，用不着同盟军了？有没有这个思想？有没有这个观念？过几年又折腾一次，又出现争论。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但是放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你刚才上面写了一个中国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跨国指数只有13%，我觉得甚至于不能叫100家跨国公司，中国没有跨国公司。只能叫中国最大的100家进入了国际经营领域的公司，他的跨国指数只是13%，他还够不上跨国公司这个名字，还没有这么多，还没有也么好。当然，你还讲了一些，比如说现在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包括你说董事会是个别试点，这不是，央企有几十家试点，但是试点成不成功是大问题，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不要说央企董事会，就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绝大部分也是不成功的。这方面我们跟国际接轨，引进管治也好、管理也好、治理也好，我觉得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另外，你说绝大部分的，像中石化没有实行董事会试点，还是党管干部，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误差，你就是实行了董事会试点，他也是党管干部，这是我们根本的国企面临得大问题。为什么要党管干部？××说企业里头就不应该党管干部，党管的是政权的干部和军队干部，企业就应该推翻党管干部，这样一下子中组部盯上了，给他整了好几天。这个观点是对的，企业怎么是党管干部？不管有没有董事会，有董事会他也是党管干部，这个要推翻。
还有牵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这是我第三点评论。改革开放之初，我当时跟中欧管理学院三个教授，当时中欧管理学院不在上海，在北京。一块到深圳赛格集团，赛格集团请我们去，请三个外国人，请我一个中国人，去做一些讲课，跟他们讨论，当时他的一把手姓马，原来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局局长。他提出我们深圳赛格集团，那是80年代，说准备搬到香港，使我们全球化程度提高。我记得那三个外国专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总部搬到香港去？他说因为我们要走出去经营，国际化经营。那三家外国专家说你为什么要国际化经营？他说是因为党中央政治局领导跟我们说，要求我们走出去。当时三个专家非常奇怪，说你这是一个企业呢还是政府机构？企业如果想走出去的话，应该是你国内市场不能满足你了，你要到国外去。当时赛格说国内市场足够广大。说你干吗走出去？或者说你技术国内不够，你要到外国拿技术，或者你资源不够了，你到国外拿资源，或者你要跨过这个贸易壁垒，你总得有一个商业理由，不是党中央号召你走出去。所以，这一点要进一步探讨清楚，我们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因为我们生产经营的需要。我记得是这样，我1984年在瑞典研究过一些企业，当时瑞典人告诉我，瑞典好企业很多，800人的小国，但是好企业很多，包括刚才说的阿西亚，ABB。他说欧洲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际化经营，甚至于是跨国经营的，当时还没有全球公司的概念，美国企业就少得多，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内市场足够广大。我自己在GE工作一段，我印象就是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化程度是远远落后于欧洲，他满脑子都是美国市场，他派到中国的高管都是次等人物，真是不怎么样，水平也很低，为什么？他优秀人物都在国内，他最大的是国内，因为他国内市场广大。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当然，现在不同了，现在全球化程度，美国公司也不能走向国外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自己资源满足了，这是一个例子，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不是为了都出去而走出去，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或者你要跨国壁垒，获取资源，取得廉价劳动力，要有全球技术开发，全球布局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能不能说的更多一点。
附带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宋教授说的，我觉得50%，完全把它说成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准确的数字概念，这个要模糊，说这个有可能发生性质变化，不是说51%和49%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
盛洪：
感谢王志乐的演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全球公司”这个概念，过去一直没有仔细想，一直讲“跨国公司”。但是，我觉得提出这个概念，说明王教授非常敏锐，这个现象是一个制度现象，而不是一个外在现象，这一点特别启发我。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跨国公司发展到了全球公司？刚才有一个定义，就是跨国指数或者是全球化指数，是海外市场的比重超过本国市场。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也反应了公司从规模来讲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公司结构在空间上分布更广，这种结构对公司管理提出了挑战。其实就要有解释，刚才有人提到科斯的企业理论，我觉得科斯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的。科斯讲企业规模被决定在是企业内管理的边际费用或者企业边际交易费用等于市场边际交易费用这一点上。这个逻辑很简单，由于技术和制度发生变化导致公司规模变大，比如说互联网技术，使得公司在全球设立分部，它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还有海外市场的信息，也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技术，通过这种IT技术的变化迅速降低了成本，使一个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把握的成本降得很低，以至于他们很有效的把握海外市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这是科斯理论的应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这个可以做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应该说这是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非常重大的一个制度结构的变化。
我觉得还有第二点。就是说除了这种通讯和交通成本的降低，还有一点就是海外市场的法律成本降低。如果海外市场，第一，它的法律和本国法律有很大差异，一个公司到海外去，他的法律成本相对比较高。第二，海外市场如果规模非常小，比如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国家，你的法律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导致海外市场法律成本降低。第一点就是中国加入WTO，刚才王志乐讲得非常对，加入WTO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它不仅是开放，而且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刚才王教授提到是修改了2000多个法规。
王志乐：
2300个中央法规，1.9万个地方法规。
盛洪：
这就是制度变革，由于中国要跟市场世界接轨，反过来就要改变自己，使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更为接近，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使得这些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才会感觉到法律成本不是那么高。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巨大的海外市场的形成，我猜测这些国家海外市场主要是三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盟。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本来体量就很大，又加入了WTO。美国本来就是世界老大，还有欧盟的形成，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都只有新加坡那么大的海外市场的话，海外市场成本也是很高的。
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差异问题。文化差异也会导致一个公司到海外开拓市场的成本上升。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由于文化差异导致公司并购不能成功的例子，，比如像戴姆勒并购克莱斯勒就不是很成功。我们在2000年到美国考察，最重要的一个考察就是公司并购，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公司并购以后，原来公司和并购公司文化的互相兼容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这种全球公司会形成？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海外市场会超过本国市场，很重要一点大概就是它在海外的雇员人数比较多，在海外市场、在海外工作的本地化是做得比较好的。为什么做得比较好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凡是有商业的地方都有文化宽容，我为了做生意、为了利益就有压力，这个压力和文化差异没有太大关系。我们看中国泉州，它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海港城市，宗教的设施和机构都很发达，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凡是一个商业港口，它就存在着文化宽容和宗教宽容。所以，文化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去理解。
最后，跨国公司促进了世界和平。其实很多年前，我跟张宇燕有一个对话，谈到大量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世界和平是如何达成的问题，当时我提到一点，跨国公司是世界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足以和民族国家相竞争。它和民族国家区别是什么？民族国家竞争是靠武力的，跨国公司之间竞争是和平的，是靠贸易的。所以，如果世界舞台上，全球公司不断发展，它会从战略上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也会为世界和平带来更多的基础和因素，是因为他的方式就是一种和平竞争的方式，而且它也在证明这一点，它通过和平地竞争所带来的财富远远高于很多民族国家。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它们的财富排在很前面，很多国家GDP都不如这些公司多。所以它也在证明一点，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利益，而不需要通过暴力。刚才王志乐也讲了一点，就是过去的跨国公司，它多少有一些暴力因素，比如过去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同时还是武装集团，鸦片战争最初不是英国跟中国打，而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打的。所以，过去仍然依赖很多武力因素，但是越到近代，尤其二战以后，大家发现打了半天仗也没有用，还是要靠贸易，靠商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同意王志乐刚才讲的这一点，它不仅不是威胁，而且是促进世界和平、世界安全的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从利益上去讲就更有意思，而且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从中国国际关系来讲，也应该支持这样的全球公司。
赵农：
今天听了王志乐老师的演讲，我自己感觉非常受启发，也感到很震撼，因为给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全球公司。我和张曙光老师在2001年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迈向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性经济》。当时面临加入WTO。我们的观点认为两套规制应该并在一块，即并在一个国际化的有利于竞争更加公平和更加充分的规则之下。应利用加入WTO来推动中国改革，从竞争当中学会本领，学会市场的逻辑。刚才听到王老师讲我们在对标过程当中，居然改了那么多的规则，为此我也感到非常欣慰，看来那时候写的文章方向还是对的。
王志乐：
这是商务部部长在大会上公布的，在发展论坛上公布的。
赵农：
下面我谈一些具体看法。首先要对全球公司进行定义。公司应该具有全球眼光，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产品销售的，从事这样实践的公司可称为全球公司。其核心是全球视野。企业理论也包含企业家本身的理论。我以为企业家最重要的功能有三个：第一，是价值发现。第二，要素定价和产品定价。第三，资源配置。因此作为全球公司，价值发现的视野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配置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定价也一样，要把不同的要素在全球范围进行考虑。刚才盛老师谈到一点我也很赞同，就是这种价值发现和全球资源的配置和产品全球销售过程当中，肯定要在现代技术状态下完成，用网络技术降低交易费用。企业所发现价值增量部分，要跟由此产生的额外的边际成本部分进行权衡。至于说有些企业可能偏向于国内，有些可能偏向于国外，我认为都无所谓，但是要有全球视野进行考虑。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有一个问题还需要重视，既然是一个全球的考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都在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那么对于全球公司来讲，应该有一种主导的文化起作用，或者是主导的规制起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大家普遍认为普世价值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谁也离不开这个，比如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等等。如果哪个国家说要搞特色的什么东西，强调其特殊性，乃至可以和普世价值进行对抗，显然在全球公司和全球视野范围内，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不想在全球范围内赚钱。
还有一点我觉得王老师讲得非常好，是什么呢？国际公司已经越来越淡化了——至少在心理上淡化了某国公司的概念。比如三星在中国销售好几百亿美金，那就是几千亿元一人民币，整个三星销售额为两千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公司算哪的？确实这家公司的国家属性被淡化了。地球在普世文明之下，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哪能赚钱就在哪里，按照统一规则赚钱。
这些方面都是根据刚才王老师演讲想到的问题，当然我在这也给王老师提点建议，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架构，尤其是关于国际公司产生的背景，讲的非常好。也很适合官员及大众理解国际公司。那么对于专业的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来讲，可否及如何从企业理论进行更深的挖掘呢？这是我的一个期待。比如说有了全球公司之后，其管理究竟是扁平化了还是越来越集中了？究竟是M型架构，还是U型架构，还是其他？当然，这是从治理角度单一方面，还有其他。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到韩国三星和日本索尼，他们都采取一个中心、多个分支机构进行激励型放权管理。但是，索尼大败而归，三星却获得成功。在分析原因时，说索尼在放权激励的过程中，缺乏决策中心的主要战略意图；而三星有一个秘书室在总体把握全公司的核心战略，围绕这个展开各自的竞争与分工。当然，这篇文章也仅仅作为参考。总而言之，非常感谢王老师提供了这么棒的演讲！
冯兴元：
谢谢王老师，早就认识了。我们天则成立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我是兼任主任，很高兴王老师今天来讲讲全球公司，实际上在我们研究当中正好可以进补这一块内容。我们现在有一个课题是天则所的理事长秋风教授，他主持“企业家伦理宣言”这个研究，这个礼拜前几天刚刚召开一次会议，就是企业家伦理宣言项目课题启动，当时茅于轼老先生、王维嘉都参加了，张老师、盛老师都在。
王老师讲到全球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现在是一马当先，我这个担忧就是这里边有多少是自愿的，或者是被外部舆论影响所半强制的，一些做法是主动的，还有一些做法是比较被动的，本来就是不一定要求如此的。简单地说引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强制的，就像SA8000，如果你做沃尔玛之类的，做得不好，消费者就起来联合抵制封杀，不购买你的产品，你这个企业形象一下子就损坏，甚至有可能破产。
还有一个事情，越是全球公司，可能越需要守法和守信。实际上信誉就是命根子，国际会计公司爱达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信誉一完，什么都完。越是全球公司，越是需要严格管理、规范管理。但是全球公司也不是说没有风险，比如说他有市场风险，现在有些人对索尼就比较担忧，诺基亚已经破得差不多了，柯达已经破产。然后再看看企业创新这方面，尽管全球公司非常厉害，但是我以前是学德语的，德国的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非常厉害，在创新，还有在细分市场方面，很多家族企业引领世界，比如一个家族企业就占据世界这一个细分市场的三分之一市场份额，非常厉害。比如一家利用废旧报纸生产报纸用纸的公司，还有一家生产报纸印刷设备的公司。包括鼠标这样的科技产品也是小公司先搞起来的。苹果公司不过是将它用了起来，推广到了极致。所以，如果探究全球公司之外，他跟一般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主要是国内的这些公司、中小企业之类的，他们之间是怎么一个合作、竞争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全球公司因为是全球运作，如何监管？是否可审计？透明度如何？这也是我关注的。刚才我也讲到了，越是全球公司越是需要守法和守信，所以市场经济里面自律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是说他不会犯错误。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是欧肯，最后有一本书叫做《经济政策原则》，他强调无论是公权和私权都可能被滥用，所以要防止公权也要防止私权的滥用，全球公司是强大的私权，这个私权尤其是他面向小国的时候，小经济体的时候，那就更加明显。如果对于大国来说，他的权重方面有所削弱。
对于全球公司，你说怎么监管？怎么审计？可能是一大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他们作为私人的全球公司，对市场制度的建设性功能远远大于可能的字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国有企业作为全球公司，比如说现在全球500强里面有很多中国企业，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剧，以后是不是还需要评全球500强？这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国企作为全球公司，我觉得就是腐败的契约网络，如果你把企业定义为契约的网络。
最后，我们还需要更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全球公司，刚才讲权力分析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这个非常重要，包括刚才有人提到的，比如说对国际制药公司追查之类的，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要素要考虑。我们作为学者有很多工作要做，无论是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积极意义是远远大于可能的消极作用。第一，全球公司的进入带来资本，技术，诀窍，管理方法，新观念等等。第二，人家来投资就是你自己的企业。第三，本来作为一种公平的交换，人家来，就应该开放。第四，中国企业只有在开放竞争中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其实赞成这一点才是最大的“爱国”。
卢进勇：
我再说一两分钟，我真有点激动，今天我觉得真有点讨论的感觉，很久没有这种味道了，我觉得这双周论坛点学术论坛的味道。因此，我也有点激动，我再占用大家两分钟时间说几句。
第一，就是我觉得对全球公司，得给它一个定义。因为跨国公司现在特别流行，它是有一个定义的，它的定义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有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公司，就叫跨国公司。也可以这么说，是在除母国以外的一个国家有投资或经营活动的公司，就叫跨国公司。这个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一个名称，包括联合国都是通用的，它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你在母国以外，再一个国家有投资，或者加上母国，在另个国家有投资、有经营，这就是跨国公司了。那么全球公司是什么？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定义。
第二，就是国籍。 现在不管是500大的统计，我受你的启发，也接受你的建议，以后都叫500大。500大的统计，还有各种评比，都有一个国籍，就是这个公司在哪。一般国际上怎么认定这个企业属于哪个国家呢？一般是两个认定方法，一个就是你在哪登记注册，就是你总部登记注册在哪，你就在哪。也有个别的地方是按照什么呢？按照实际决策和经营管理机构所在地，你在哪，我就认定你在哪。这是跨国公司有一个国籍的认定。那么我们全球公司，它总部或者说他也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他是一个无国籍的地方还是什么？我觉得应该给一个交代。就是它的国籍有没有？我记得几年前讨论过一段无国籍公司，到底怎么一个说明？因为你在统计的时候，你在研究的时候，可能还得给它一个说明，说它是属于谁谁谁的，属于哪哪哪的。
第三，标准。我觉得标准也得再改一改。这么说吧，老王，你现在用的50%的标准，你是把海外雇员占总雇员比例，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把这三个并到一起，看超过没超过50%。
王志乐：
平均。
卢进勇：
平均超过没超过50%。但是，这三个是衡量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指标，等于你用了跨国公司指标说明全球公司的标准，我觉得容易引起误解。就是全球公司应该有一个什么指标？什么衡量标准？我跟你说的跨国公司衡量的几个指标不一样，我觉得这样更能说明全球公司是跟跨国公司不一样，是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对于这三个指标也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你只是说了雇员，说的营业额，说了资产是不全的，有的认为还得说资金来源，有人认为说高管来源，还有的人认为说技术来源，有一个雷达图，原来还是有争议的。
所以我有感而发，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还可以再推进。我看看到时候我找一个人写一个东西，到时候咱们一起，可以把一些比较具体的学术上的东西往上推一推。
韩迪：
大家好，我是天则所的一个普通粉丝，我叫韩迪，非常感谢天则所创造这个机会，也非常感谢王老师讲的内容。我本人没有什么观点，只是说您这个框架，在您这个框架思路之下，我想看到现在身边一个现象，因为您在这方面有比较深的研究，做一个提醒。这个现象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个分析框架里头，还有很多专家讲的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这里头透露了一种说以我们为主体，中国企业还是带有一种民族精神的方式，由内而外的走出去。现在网络化越来越加剧，地球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了，中国很多企业，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赚到钱了，他们的身份都已经移民了。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咱们看待他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中国一些企业，比如说阿里巴巴，现在马上去美国上市，它的市场在中国，它的用户在中国，但是它也曾经在香港上市过，但是=它现在走的路线不是以为主体走出去开拓美国市场，而是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合伙制企业，同时如果它在美国上市的话，他现在大股东是日本人，我们感觉最终他可能要走一个去中国化的路线。这种路线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咱们作为政府部门和学术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路子、尺度还是不够，有点碍事？只是一个提醒。（未经本人修订）
李斌：
感谢王老师。王老师给我们画了一个非常好的图景，就是国际企业。我们更相信这是一种自发式的，到一个阶段之后企业自发式的一种成长，因为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地域资源都是有限的。这里面要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是否能出现所谓的这种企业？肯定会，但绝不是现在。有这么几个条件，在他成为国际企业之前，怎么才能发展？按照一般企业理论，在法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个企业才能够很好发展，这一点我们目前达不到。
另外一点，王老师说三个原因是促成这种企业出现的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冷战结束，第二个是WTO，第三个是互联网。恰恰这三个方面可能对大陆都不是那么有利的条件，先说互联网，目前都知道中国互联网是什么情况，不用多说，这肯定不能算作一个能够出现那样企业的一个先决条件。然后说WTO，WTO最近几年，由于它整个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下降，所以现在世界出现很多双边、多边的协定，比如TTP。第三，冷战结束也是一个好的因素，现在反倒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新的冷战局势正在出现，而且其中新的一方很可能就是大陆。怎么说呢？从美国角度说，他反对任何非民主政权，这一点没有商量余地。另外，从中国角度来讲，由于经济体量很大，资源的需求也迫使他向外扩张，所以也很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所以，新冷战的阴影不能说完全消除或者以后不会出现。（未经本人修订）
张曙光：
我觉得大家讨论很多问题都很好，时间关系，我简单说几点。
第一，我觉得全球企业确实是一个很新鲜的课题。而关于全球公司，刚才王教授讲了好几个问题，我觉得合规经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更大。现在咱们的企业在国内不合规经营，到国外也不可能合规经营，国外企业进来了也必然违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就说行贿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外国企业进来，比如说当年的安利进来，可以退货，即使用完，也可以全退。中国人就利用这个规则，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退货，搞得安利公司经营不下去，不得不改变这一套经营规则。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环境下，能否解决，如何解决，是个大问题，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很多上了黑名单，进来的外国企业在我们这里也大量行贿，葛兰素揭露出来了，很惊人，其他的没有揭露，我们不知道，恐怕问题少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行为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的关系，主体的观念变化很慢，但是行为的调整可能很快，就就使得这两个东西在一个新的体制下可能出现背道而驰。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认真考虑。你现在讲全球企业，咱们现在还在讲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在讲这么一套理论，所以这个差距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我对你讲的总的趋势没有不同看法，因为全球化的趋势很明显。而且经济是基础，咱们搞了那么多年，经济发展上来以后，虽然你说是起决定作用，也不见得，也不一定那么说，但经济确是一种根本性的东西。但是，你刚才讲，说两个阶级、两大阵营、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不假，但两种意识形态，两大阵营的问题还不能作出结束的断语，冷战会不会重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并没有解决，并没有消退。而这个东西能不能阻碍全球化的趋势？可能不一定挡得住，但是这中间的曲折恐怕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值得考虑，因为中国现在坚持的这套意识形态与忱个趋势是不大合拍的。尽管在口头上也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不是真正接受，而是采取一种对抗的姿态。所以，未来的情况到底如何，还得进一步观察，真的有这么一个问题，由于中国过去吃了亏，现在发展起来了，如果是这样下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人的理念、意识形态不变化，可能对这个进程会形成很大的障碍，或者使中国发展过程可能出现相当大的曲折。
王志乐：
时间到了，我回应一下。我数了一下正好十个专家评论和提问。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我从搞这个理论以来，大家一块来好好讨论，这一场还真是最认真的一场，别的场合经常也有一些，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比如我到一个大学讲，跟几个老师一块议一议，大家提一提。所以，我觉得咱们天则所这种学术氛围非常好。再一个，对咱们十位专家这么认真提出问题和评论，也非常感谢。
大家提的问题既有很具体的，比如卢教授提的定义、标准这些东西，也有更宏观的，像盛所长提到的全球公司对世界发展的作用，像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关注，恰恰说明全球公司这个理论值得大家来探讨。因为我自己知道，虽然我调查了那么多年，但是这个题目太大，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上到中央常委，下到普通百姓，在这个问题上都很关注，而且都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和看法。我知道应该非常谨慎的做这个事，所以我给自己工作的定义叫做全球公司的理论框架，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我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只是一个理论框架。理论框架是用了三个变化到一个变量，这个角度切入的，它的作用也是对政府、对企业，它的逻辑起点到它的大背景和三大背景，这些我是从这几个主要的方面勾勒一个框架。而且真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东西。从大家评论和提问来看，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我觉得咱们国内可以在这个领域有所创新，因为这不是从国外哪个地方引进来、抄来的东西，确实是咱们自己弄出来的。而且我自己感觉中国这个大舞台，对于研究企业，可以说比其他国家条件都好。因为这几年经常有外国专家来找我，他知道我跟各个企业关系不错，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联络联络，我想去看看德国企业，也有的想看看日本企业。最近也有让我帮助联络三星，想去看看。我觉得中国是研究现代企业相当好的一个平台。各类企业都进来的，欧美日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行业，不同的商业模式，一直到像IBM老总提出来全球整合型企业，全部进入中国。而且咱们自己企业现在也干的不善，发展这么快，学的也快，咱们自己也有不少创新。所以，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不少机会。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确实把全球公司理论框架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一个系统的现代企业理论。这一理论对国外公司有约束，对中国企业有支持，甚至于对于政府的开放，对于引导企业、市场的作用，都有推动作用。所以，我是非常希望这个会后跟天则所以及在座的各位专家加强沟通，一起合作。跨国公司最新的动向，像合规问题，像全球布局，全球价值链问题。其实光是全球战略那块细分起来有很多可以讨论的。还有高教授关于公司治理那一块，这种全球公司的治理确实有很多新的动向值得我们研究，所以希望咱们加强沟通、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公司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谢谢！
张曙光：
时间本来是四点半，因为有趣了，所以就多讨论了，已经五点半了。我想不用说了，今天的会议开的很好，谢谢王志乐教授，也谢谢四位评议人和各位大家发言讨论的人，谢谢大家参与。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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