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阿马迪亚森的“（积极的、或如他所言“实体的”）自由的视角”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享受的权利”，换言之，为了“扩大我们有理由珍视的自由”，由此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富有和无拘无束”，我们也会成为“更加社会化的、能够自由行使意志（做出经过思考的选择的能力）的人，与我们生活的世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他看来，积极的自由“与杰出的发展目标一样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即公共政策。（《自由看待发展》37）
公共政策——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安排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的计划和规则——应该是人类在公共领域追求美好或符合伦理要求的事物的手段。或许，把森的看法看作是一种可能也有助于我们评价人们在家庭和家庭之外的其他组织相互作用的伦理性的视角也不是很过分。
我们应该试图解释一下森所谓的“实体自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实体自由是（1）一些极有价值的、可以拆分并且可以有多有少地分配给不同的人（或者是某一宗教信徒中的一群人）的东西。在这方面它有些像金钱和免于受强迫的自由，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实体自由的前提，但并不是实体自由太好的指标。就金钱而言，一个人可以没有多少钱，有一些钱，或者有很多钱。对于免受强迫的自由而言，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能是奴隶，可能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工头的监视对象，也可能是一个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从他与之共事的人的强制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的人。社会在做什么，以及某种程度上个人在做什么，可以决定我们会享有多少实体自由。
但是实体自由（2）必须与其他那些“我们常常有理由重视”的事物区分开来：金钱、消极自由（如消极自主，免受强迫的自由等）、快乐等等。
实体自由与收入水平
单单以金钱为形式的收入不能作为实体自由的可靠的指标。收入的增加可能会转化为实体自由的增加，但是这种转换并不是自动的，对每个人来说也不是都一样容易的。一个病人将给定的收入的增加转换成更多的实际的机会，即更多的实体自由的能力往往比一个健康的人要弱一些。同样，一个生活在危险社区、害怕单独出门的人的这种能力要比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社区的人弱。
因此，为了推动实体自由的增加，投资于那些旨在为公众提供便宜的医疗服务或者建设安全社区的公共项目就比那种把钱用于病人或生活在不安全社区的个人的做法更加有效。
实体自由：比消极自主大，比快乐小
实体自由是一种介于消极自主和幸福或快乐之间的东西。森似乎相信一个人享有的实体自由越多，这个人就可能更越快乐。但是消极自主和快乐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然而消极自主可以是实体自由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就可能得出下面这个式子：
消极自主-----实体自由------快乐
什么是消极自主或者消极自由？
消极自主与我们有时所称的消极或者不受干预的权利有关。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权利可以总称为免受强迫的自由。消极自主包括免受袭击（谋杀，强奸等）的自由，免受奴役和绑架的自由，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免受偷窃的自由，与别人自愿交易免受制止的自由，等等。（一个纯消极自主体系的唯一限制是，个人行使自由必须尊重别人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
实体自由与消极自由就区别在这里。一个没有资源（一块用于农耕的土地、耕种的种子、灌溉用的水，教育，医疗服务，为她所需的商品的支付能力，有影响力的朋友，等等）的人可能只能过一种令人不愉悦而且短暂的生活。但是如果她没有遭受袭击或抢劫，或者违背自己的意愿遭受奴役，那么她的消极自由并没有遭受侵犯。相对照而言，实体自由为人们提供了消极自由自身所无法提供的实际的机会。
快乐至少部分地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另一端的快乐，总是要求追求快乐的那个人采取正确的态度。不管还要求什么，快乐意味着一个快乐的人并不总是幻想得到他/她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是一个名人，或者一个体格健壮的人，政治上强势的人，他们沮丧是因为他们总是强烈的想得到他们目前没有或者可以很容易得到的东西。（这个现象让一些古代的希腊哲学家总结为，为了快乐，一个人主要需要做的，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给予，而是要积极地欢迎。）
实体自由与自由密切相关，但不等同于快乐
不因为没有得到某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而感到沮丧的能力是一种态度（某种精神上的东西，而不是身体上的）。作为一种态度，它本质上是掌握在持这个态度的个人手中。这不是别人可以控制的东西。但积极的自由是一种人们可以为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而努力推动的。有时一个人虽然没有它，但却可以为别人创造它。（有时候可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而创造，追求教育就是一种方法。）因此，积极或实体自由虽然被森认为是对于快乐或者真正的幸福至关重要，但它不等于快乐。
实体自由与“能力”
森有时会用“能力”（capability）这个词来解释他所指的积极自由的涵义。能力是介于自然能力和实际行动之间的东西。大多数人生来就拥有这种自然能力，可以一起参与决策我们的集体生活的条件，就像大多数人生来就拥有感知色彩的能力一样。但是要发展出可以识别绿宝石色和天蓝色或者知道猫与狗的区别的能力就是需要通过经验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来获得。同样，用理性和其他要素就社会问题做出判断也不是我们先天就有的能力，而是需要学习（部分地是通过观察别人是如何做的，部分地是通过自己的练习）。
但是有了能力并不意味着就会用这个能力。一个练习了很久从而学会举重的人，在他看书或者睡觉的时候还拥有这种能力。能力与天生能力得主要区别在于人可以相对迅速地激活它。
原生能力（Raw Capability)--------------能力------------------活动（做得很好）
实体自由与福利
正如能力与活动相关但不等于活动一样，实体自由也不等于福利的获得。森有时将福利定义为变得好(being well)和做得好(doing well)。为了理解实体自由与福利之间的区别，可以做这样一个类比，就像一个诸如甘地那样为了见证民族立场而采取绝食，即有意不吃饭的人与一个因为没有食物来源而饥饿的人之间的区别。就作为健康的重要方面的营养摄入来说，两者都没有“做得好”，但是那个选择绝食的人有着更多的实体自由。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有些缺乏福利，但是一个人部分实体权利的某一因素，而另一个则没有。
积极自由的宪政和工具性功能
森在界定积极自由的性质之时做了一些重要的区分。例如，他区分了积极自由在“发展”（这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尤其是面对贫穷和饥荒之时）中的宪政功能和工具功能。说自由对发展具有宪政功能是说自由的运用是福利的一部分。森主要讨论了在地方和更高层面上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权利，由此而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形成。
有一些重要的自由可以发挥工具性功能，让积极自由变得可能。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森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我们行事时不应认为只有一种权利。他列举了五类工具性自由：
政治自由——“人们决定由谁来管理社会以及用什么规则来管理社会的机会，还包括观察和批判当权者的可能性，有政治表达的自由和不受任意审查的出版自由，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等。这包括政治对话的机会，提出反对意见和批评意见的自由，选举权和参与选择立法者和执行官的权利。”
经济便利——“个人享有的为消费、生产或交换而利用经济资源的机会。”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如何分配是重要的。财政支持的可得性和实用性也很关键。（无法获得贷款对经济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社会机遇——社会为教育、医疗等做出的安排。
透明性保障——这一点与人们期待的公开性的需求有关；以说明与澄清的合理期待与他人进行交易的自由。这些保障有助于防止腐败、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和对政府与商业行为的社会规则的破坏。
安全保障（Protective Security)——防止人口中的一部分遭受不幸的社会安全网络。森指出，“固定的制度安排，诸如失业保障，对穷困者的法定收入补贴，以及针对诸如饥荒救济和紧急公共就业、为穷困潦倒者创造收入的特殊（暂时性）安排。”
各个工具性自由的相互关联
森在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成就是，他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几个工具性自由相互关联并相互增强的具体方式。使得这一点十分重要的是，集体选择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收入的获得并不是福利的保障，虽然如果其他条件都实现，收入也有作用。
在言论出版自由的民主国家，饥荒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教育和赋权于妇女比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方法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教育和有补贴的医疗制度比增加收入更能延长人的寿命。
教育和收入与财政支持的获得（即便是很小的数额）能够极大地帮助妇女和她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