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森教授扼要阐述了他2001年4月3日BRC所做的报告的主旨。这些问题在他的《自由看待发展》（纽约，Knopf及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关于自由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管是明确地讨论还是含蓄地阐释。一些人把自由看作是许多进步的集合，一些人则担心个人自由是发展的损害因素和灾祸的源头。后一个群体可以接纳诸多持不同（而且往往是对立的）信仰的思想学派，他们对这些所谓的“毒药”——民主权利，公民自由，市场交易的自由，或者基本的社会机会（诸如妇女接受教育中所包含的思想解放等）——有着非常不同的分析。他们对自由的普遍怀疑导致了对政治、经济或社会领域的诸多种无自由的鼓吹和强迫接受。
用一种整体而一致的方法来反击这种在当代世界比比皆是的对自由的怀疑主义的多种表现。与这每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对发展的分析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可能是对自由的如下基本认知：（1）自由是主要的目标；（2）自由是发展的主要途径。前一个是可以评估的主张，其中包含了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对发展的评估不应脱离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真正享有的自由。发展不应被认为是单纯的福利的机械性提高，如GNP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增加），工业化，科技进步或者社会的现代化。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而且往往是极端重要的——成就，但是它们的价值必须取决于其对于人们的生活和自由的作用如何。
但是，自由与发展的关系绝不止于这种构成性的连接。自由不仅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且是实现发展的极为有效的手段。这种认识可以从对各种不同的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不同类型自由能够有助于维系彼此的证据的经验式分析中获得。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实际能力能实现什么，要受到诸如经济机遇、政治自由、社会设施及健康条件、基本教育、鼓励和主动性的培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机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互补充的，有利于彼此的发挥和利用。
与传统的发展观相比，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有如下几个优点：其一，它提供了评价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基石，使得我们可以集中于个人自由这一目标，而不是仅仅关注诸如GNP增长、工业化或技术进步之类的手段。人们生活质量和享有自由的提高与加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也使得它区别于诸如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或其他物质条件的提高。
其二，由于不同类型的自由会有助于强化其他类型的自由，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还可以提供工具性的洞察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自由之间的互动的关注，使得我们走出了孤立地看待每一种自由的狭窄视野。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诸多制度（包括市场、政府、司法、政党、媒体，等等）的世界，我们必须看一看它们是如何与其他制度互补和增强的，而不是看这个制度是如何挡了那个制度的道。
再次，这个广义的视角还使得我们能够区分下列概念：（1）在压制自由、主动性和进取心、以及阻挠个人及团体行动的过程中国家的强制性干预，与（2）在增强个人的有效自由（例如，提高公共教育，医疗服务，社会安全网，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产业竞争格局和生态与流行疫情的良性发展）过程中国家的积极支持。
最后，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抓住了自由的人类的力量（agency）作为变革之引擎的积极作用。这与把人类看作狡猾的发展方案的消极受益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克服那些对发展的有误导的看法，是一如既往地如此强烈的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