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年多的经济人权研究终于结束了。这个课题是特别费劲的一个课题。内容涉及的面很广，包括了医疗，教育，住房，就业，还有关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课题包括的工作量不光是写出研究报告，还有出版关于人权知识的小册子，组织关于人权的研讨会，参与国内国际关于人权的会议和培训。现在这本书只是整个课题中文字性的研究报告部分。
我们最初确立这个课题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经济人权的改进促进我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因为基本人权虽然十分重要，但是有点抽象。百姓生活的好坏才是根本的标志。而且讨论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问题不像基本人权那样敏感，可能更容易取得实际效果。为了改善经济人权的状况，首先要对我国的经济人权的现状有所了解。所以对经济人权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了解现状。本课题包含了数量巨大的调查数据。由于经费的限制，这些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手材料，是引用了分散在各处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二手材料，收集起来，加以比较，去伪存真，归纳出更能够反映真实状况的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的研究对我国经济人权现状的了解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从本课题开始的时候就有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所谓的经济人权。拿就业权来讲，能否充分就业，是一个宏观经济的管理问题。它与人权无关。住房问题也一样，一些人没有房子住，那是因为穷，不是基本权利问题。现在有些人因为没有钱买房，也牵扯到人权，进而要求政府帮助他们买房(经济实用房)，实在是对权利意义的误解。2007年3月2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保护你的权利（Stand up for your rights）”，就认为经济人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他说，一般人总认为权利越多越好。可是经济人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应该由谁来保护？如何实施？文章甚至认为强调经济人权的国家往往忽视基本人权。其实个人的权利太多了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你要求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看病，上学，买房子，是不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根据这样的看法，只有基本人权才是行得通的，是人人都能够拥有的权利。
这些问题在开题的时候我们都充分考虑过了。我们决定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影响到社会稳定。究竟这一问题有多严重，除了专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学者从货币收入的角度分析之外，还需要了解在基本需要方面的实际状况。但是本课题也不是光研究实物收入分配问题，而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放在权利的歧视上。就业，教育，医疗都有不同程度的，各种理由的歧视存在。每个分课题的负责人又个有自己的兴趣，他们会更深地发掘歧视的原因，分析基本需要不能满足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
在课题进行的后期，我们试图对我国的经济人权状况作一全面的定量性的判断。经济人权状况能不能用数字表示，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能或不能，都有其理由。我们参考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经济自由度比较，各国的腐败指数比较，人类生存状况比较等等，可以认为这一类的状况是可以定量表示的，经管不够精确。而且这种定量化的方法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大的用处，到处被引用。所以我们决定作一次试探。
用一个数来表示基本需要满足的程度，得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最好药方。我国总体上的基本需要很明显地随着GDP的增长而更好地被满足。经济人权指数随经济增长而改进。当然，在这儿需要进一步关心的是，状况最差的人群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增长的好处？这是一个远更复杂的问题。其答案要看所谓状况最差究竟是指多大百分比的人群。如果仅仅指极少数的几个人，他们的状况肯定会恶化。世界上倒霉的人总是有的。所以用几个人的状况恶化而否定总体上经济人权的改善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不照顾状况最差的人，把经济人权和GDP增长等同起来显然也是不对的。这就为我们出了难题，就是如何客观地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人权状况，我们作了许多试探，这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协调员是天则所的杨培鸿。住房分课题的负责人是李实，就业分课题的负责人是周业安，医疗分课题的负责人是程炼，教育分课题的负责人是杨培鸿，非政府组织分课题的负责人是王卉同和高岩。本课题的成果完全得益于上述几位同仁的努力。感谢他们为改进我国经济人权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