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几年比较关注儒家，也比较关注中国历史，所以，今天，我想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来讨论科斯在书里提到但没有展开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边缘革命。
要讨论这个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跨国的对比，比如要追问，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发生？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下，首先讨论，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发生边缘革命？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中国经济的传统，在50年代计划体制建立之前，中国就是一个私人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体制。
最近这些年，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用越来越多的材料来说明，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当然，这中间是有一些反复，但完全可以确定的是，从中唐，也就是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国肯定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所以，在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宋代的经济，日本学者有大量的研究，有人甚至提出“宋代经济革命”，李伯重教授则研究过明清时代的“早期工业化”。总之，有非常充分的材料证明，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也就是中国能够发生边缘革命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我想收缩范围，简单地讨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这样一个市场制度的发生，需要一种创新的精神，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那样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中。你要想在边缘上创新出市场的那些制度，需要创新精神，需要冒险精神。另外一点是制度知识。你得知道，你要创新什么样的制度。这两个要素——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制度的知识，由日常经验提供给普通中国人了。而长期在市场经济中生活的经验，塑造了中国人的企业家心智。
我最近在想是否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市场开化程度”。中国人的市场开化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涉及一个人对市场的理解，一个中国普通农民完全可以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并且可以非常顺利的进入市场网络中。在其他很多文明中是看不到这种现象的。这跟中国长期的市场经济传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熏陶中，中国人都有市场的生活经验，这样的生活经研究塑造了一种心智，这样的心智支撑了他们在体制的边缘，甚至在体制之外创新一些制度的意愿和能力。
所以，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过去3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严格来说其实是重建，或者是恢复。市场体制在中国以前并非没有，只是到了毛时代，这个体制被摧毁。但在边缘上，普通民众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恢复了中国固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努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违法性创新”。这样一个努力通过政治程序获得了中央政府承认，变成了法律，变成了宪法，由此才有了改革。
所以，“改革”作为一场制度变迁，其实就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良性的制度变化，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发育，还有其他领域比如社会自治的发育，其实都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这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论点。
接下来，我沿着上面的逻辑我们尝试回答大家普遍焦虑的一个问题，如何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市场体制还有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走出现在的困境？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解说是，我们之所以市场体制存在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市场、社会还有其他的价值等领域的复兴的过程中存在失调现象。比如说，在中国，市场的恢复比价值观的恢复要更快，由此导致价值观跟不上逐利的行为和步伐，由此导致了市场交易活动中各种各样令人不满意的现象。
由这样一个解说我们当然也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要建立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就需要有一个文明的自觉，文化的自觉，或者说，需有价值观的自觉。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要完成现代秩序的构造，需要一种统合性力量。因为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中，所有的领域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市场化、法治化，乃至宪政化。我们当然现在没有达到宪政比较完善的程度，但其实已经存在了部分的宪政制度。现在需要一个统合性力量，把这些零散的、相互不是那么很协调的制度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秩序。
科斯教授在他的书中提出一个概念，“中式市场经济”，这个中式市场经济就是在中国文明中的市场经济，或者由中国人的价值观所支撑的市场经济。因此，没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没有中国价值观的重建，在中国，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秩序。制度当然重要，但文化同等重要。没有文化重建，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法治、宪政制度可以健全运转。
【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
2014年0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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