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副教授试图理解中国农民进行抗争的动机和理由,即他们的抗争意识。当前有关争论偏重关注抗争意识对于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影响,对抗争意识本身缺乏进一步研究。以农民选举上访信中的复杂表达为经验材料,分析以权利诉求为主导的各种诉求,通过重点理解农民正当化其抗争诉求的思考方式,他提出:农民具有争论中的权利意识论和规则意识论都未曾揭示的抗争意识,它是农民道义意识和实用思维的结合,即"实用道义意识"。实用道义意识的研究试图呈现今日农民抗争的道义正当性,提示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建立抗争者主体视角和历史视角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的张静教授认同主讲人,对农民的抗争意识做出的合乎历史和中国特点的表达。但同时也从四个方面对仝教授的报告提议疑问:第一中国的上访体制是告状和信息的收集体制。上访信件经过了文字化的包装,是一种策略性的告状,而非事实本身;第二,中国农民意识是一个特有的特征还是一个农民群体的普遍特征;第三分析农民群体意内容很重要,但研究人与制度关系,了解农民为什么有这样的意识更为关键。最后,他认为报告的分析较强,资料组织化工作较弱,对上访案件表现出来的共性原则注意不够。
雷弢教授提出了由于规则本身存在问题,农民对现有法律规则不遵从反而表现出道义的一面。同时他强调了中国是从民事权利到政治权利到社会权利一个自然权利观的演进过程。最后他对仝教授所讲的道义实用主义和权利意识论到底有何区别提出了疑问。
吴长青博士,首先肯定仝志辉教授的研究意义,指出当前有关争论偏重关注抗争意识对于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影响,但对抗争意识本身缺乏进一步研究;其次他质疑了对从上访信来研究农民上访意识材料的可靠性;最后他对主讲人的道义实用主义如何将道义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农民的上访运动中结果起来表达提出了疑问。
冯兴元教授认为道义本身超越效益的,是不讲究实用的。他还指出中国农民的上访与政府的体制密不可分。
张曙光教授认为中国的权利意识在觉醒,但根基很不稳定。因此,农村基层选举在这种状况下会存在很多问题。
茅于轼教授指出农民在中国是最没有特权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上访是一种最基本权利意识或利益诉求。
赵农教授认为公共产权和政权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不能兼顾。同时集体占有资产越多,选举问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