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是带着是感恩的心来参加这个会的。十年以前大午集团遭受了灭顶之灾，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抓了我们20多名员工。最后的结果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我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其他人员都无罪释放。
前几天曾成杰被秘密处死，网上发布了很多信息，有人说："孙大午你怎么能出来？"确实我是幸运的，我要感恩于社会各界的救助，天则所为我还曾专门开了一个研讨会，对我们帮助很大。对曾成杰的事情我在网上也呼吁过，对他的女儿也提示过，提示她要开一个研讨会，公开案情，取得社会广泛的支持。他并不是非法借贷，他的资产评估报告在他死了以后我们才看到，非常遗憾。
我们国家现在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过去大家可能觉得政治未必这样厉害，现在你看这个政治谁离得开？是能躲得开的吗？曾成杰参与政治了吗？显然不是。天则所参与政治了吗？我觉得也没有。这里的专家学者讲的都是很朴素的道理，研究的是经济问题，但是受限制很多。为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国家"政治生态"问题。上午任志强先生提出了"我们企业家的方向是什么"，如果获得成功的大都是"听党的话、跟政府走"的，这是个方向吗？这个"听党的话、跟政府走"是我们市场经济的趋向吗？显然不是。可是很多的成功人士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地方政府，就像过去的那些恶霸地主，他的权利范围就像圈起来的城堡，也就是说他们对待百姓要么是"养狗"，要么就是"养猪"。"养狗"就是看家护院，"养猪"就是随意宰杀。
茅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人，我曾经写过，"茅老八十岁了，可以说是国宝"。他讲的问题都是很朴素的道理，而且他是为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在解救最底层的人。可是恰恰是底层的人骂他是"汉奸"。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大家都害怕第二次文革，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是文革的继续。当时文革有两派：一是"保皇派"，一是"造反派"，当然还有一派是"逍遥派"。"保皇派"当时就是"保爹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派"就是无法无天，"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而"逍遥派"就是保持观看的态度。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态是不是这个样子："保皇派"也是要保卫红色江山，保卫我们的政权；"造反派"想夺权，仍然打的是红色的旗帜；过去的"逍遥派"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自由派"？是不是我们的宪政派？宪政派现在是不是很孤立，找不到同盟军？所以现在社会的主流仍然是文革的继续。我就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生态。
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像茅老师受了很多委屈，我们在座的很多宪政派受了很多委屈，也在情理之中了，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启蒙。原来的"保皇派"打着"四个坚持的旗号"，实行专制、专权；"造反派"常常在骂人，其实我曾经说，"他们的粗话就是草根阶层的‘抒情诗’"，所以在我的微博里从来不拉黑任何一个人，怎样骂我，我也不拉黑他。我们的未来肯定是走宪政之路，但是会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把这个社会重新启蒙，而不是着急解放。那么如何启蒙呢？例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有一个"保皇派"和"造反派"都认可的说法。
毛泽东如死于一九五六年，可谓"中国的列宁"。因为列宁在苏维埃初期，就是杀地主富农，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搞了集体化。中国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很类似前苏联的集体化；毛如死于一九六六年，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搞的是党内斗争，整党内不同政见者，杀了不下70%的俄共中央委员。毛泽东搞的打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尤其是反右运动，很类似斯大林的清洗党内不同政见者；不幸死于一九七六年，那就只是"中国的毛泽东"了：毛搞"文革"，是想在整人的基础上，对制度进行改革。在"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代替省、市、县党委政府。这个制度实践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权力相互制衡的现代民主制度。我觉得曼德拉的一句话说得很对，"我们解放斗争不是反对某个群体，某个部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个压迫制度的斗争"，我想，只有有了曼德拉这样的境界，我们才能找到未来。
（本文是作者在2013年7月26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