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参加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除表达衷心地祝贺之外，更多的是怀着甚多的感叹。这里，我只强调天则研究所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的历史价值。一个研究所的其他价值都需要建立在这一个价值基础之上。我是因为制度经济学而与天则结缘的，我就从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来看天则研究所的学术地位与她的贡献。
我在1962年即认定，我当时所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科学的，并决定这辈子以探讨何为科学的经济学为已任。在文革中我曾以《资本论》的方法，写了20余万字的《资金一般》手稿，得到的却是审查、收监、监督劳动。但我初心不改。从1976年阅读《货币通论》开始，逐步发现原有分析方法的局限甚至错误。然而，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我以为能较正确分析人类社会行为的科学方法。直到1988年在阅读中发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并以这一基本的技术分析方法，于1998年底完成了《经济制度演进大纲》的写作。
为了该书的出版事宜，我终于走出书房，多次来到北京。我早已知悉天则研究所以制度经济学见长。这样，我当然会与天则建立联系，并参加了第一届制度经济学年会。此后，除我本最应该参加而没有能参加的一次会议外，我参加了所有的年会。
我认为，天则是中国介绍、推广与集聚制度经济学研究队伍中最重要、最有贡献的学术机构。天则研究所至少为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以下具体的工作。
1、筹备、协调、组织并主持了每一届年会。每届的制度经济学年会，可以说，也必须说，都是与天则所的精心与努力分不开的。
至今我仍然认为，制度经济学年会是我国学术会议中最为规范的之一。为了推动青年学者，每届还会评出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这些都需要精心组织才能做到的。从邀约承办单位、参会论文的征集与选取、分组、评审人员的确定，会前的沟通，会后对优秀论文的评语，其中的每一件都并不是容易做好的。
中国有一批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他们的早期，多是在制度经济学年会中突颖而出的。这同样是与天则的努力分不开的。
2、坚持多年办了制度经济学的暑期讲习班。在早期，天则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向青年学人推介制度经济学。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每年举办了讲习班。在时间上也经常与年会有所结合。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大大超过了国外的水平，天则是功不可没的。
3、编译出版了制度经济学的文献。比如，在天则文库中就有盛洪主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
4、持续出版了制度经济学的案例。历史上的与目前的中国都是制度经济学案例密集出现的国家之一。案例分析也是理论发生的最重要源泉，不论是科斯还是威廉姆森，不论是诺斯还是奥斯特罗姆无不如此。天则高度重视案例研究，就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导引了面向实际的正确方向。
5、组织了与世界杰出的制度经济学家的交流。其中，纪念科斯百岁的活动是影响最大的之一，这次活动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认为，天则所的活动之所以逐渐进入其他理论与实践的领域，其实都与早期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积累相关。比如，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国家制度。按福山的说法，宪政（或法治），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张维迎今天说到了"大历史"的视角。我也是从大历史的视角去看待任何一个具体的制度的，即对每一个元制度的理解都必须经受人类整个历史进程的考查，才能算是经过了证伪的考验。
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类需要的物品中不能没有共用物品，而在共同物品中，大而不可分的类别（也即不能不由政府提供的物品）是不可能通过全体一致同意而实现的，所以市场无效，并必然需要公共权力。而由人类的社会性本能所产生的公共权力，在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人类的生物性本能产生了冲突：就是出现了把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冲动。所以，国家制度的整个历史总存在公共权力和对该权力私有化的冲突；而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比如，既有皇帝防止下属把权力私有化的种种举措；也有公众担心皇权合法的私有化而导致坏皇帝的出现等。国家内部人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倾向，必然会同时产生剝夺公民私有权利的倾向。国家制度演化中的最大困境是皇权的合法的私有化。对其制约的比较成功的试错终于发生在西欧。
西欧不仅在经济上曾经十分落后，而且，其皇权也是十分地弱。其弱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度的两个关键组成：法律与财政。在法律领域，不仅后发的西欧要受到外部的，即罗马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有关民众生活的婚姻、财产等的法律，更是由外部的罗马天主教会颁发的，皇上也得受该类法律的约束。同时，在很多领域则是由地方法规、法庭治理的。比如，在英国只是到诺曼入侵后，才逐步由皇家法院逐步收归，才有所谓的全国统一的普通法。所以，在西欧，尤其是英国在传统上就有了法治的理念。这就是出现《大宪章》的文化背景。西欧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正是商业资本主义出现，并逐步出现工业资产阶段的时期。同时，战争也开始进入热兵器时代，战争费用大幅度上升而皇室财产收入和原有税入远不够支付。在英国，老贵族不肯给皇上多出钱，所以就导致了皇上要团结新的资产阶级对付贵族；而贵族又需要团结资产阶级来对付皇上，这才使资产阶级就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并导致继大宪章之后的一系列对皇权的限制。而议会是选举产生的，并没有私有的制度化结构，这就为终结公共权力私有化提供了制度化的可能性。所以，人类在形成宪政或法治的过程中，是以弱的公共权力为条件的。
那么，当代的问题是什么呢？
后发展国家如果是弱的，那么，连民族独立都难以维系，经济一般也难以较快成长，也就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而一个强势的国家，又有宪政与法治的理念，那么历史的经验证明，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宪政与法治的。但是，如果是强政府而又不具备宪政与法治的理念或不准备实施宪政与法治，那会怎样呢？人类至今的历史还没有经验。阿拉伯之春的实践则表明，一个强政权在外部的支持下被推翻，不仅并没有出现宪政与法治，而是得其所反：街头政治与秩序破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倒退。
总之，公共权力的必要与公共权利私有化倾向是国家制度产生以来的基本冲突，这是普遍的。而另一方面，如何解决这一冲突的形式又是在不断改变中的，并不存在现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如果有了思想自由，任何尝试都可以事前经过充分的发表与讨论，那么，政治制度的演化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并提高成功的可能。这正是民间研究机构有必要存在基本理由，这也正是天则所的历史使命。
高尚的学术风骨及其人品是天则人为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学术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根本原因。天则取得今天的成就，比一般所说的不容易，更是不容易得多。这就需要有人为此牺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作为天则的几位创始人。对茅于轼先生的敬意我已经在上次因他重新发现微观经济学核心命题30周年活动时有过些微的表达。今天说几句张曙光先生，而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天则人之一正是曙光先生。曙光先生虽然只长我一岁，但我仍然尊称他为老师。这固然有学术水平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为人使我十分敬重。经济学成了显学之后，很多学者把经济学作为敲门砖，或从政，或经商，虽已无心于学术，个人收益则颇丰。这即所谓"经济学名家已不读书"之谓。但是，曙光先生始终以自己的学识用于天则的创收，并以此支持天则的学术活动。这一做就是20年！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长期持续地如此，实为不易！没有这样为天则理念奋斗的人，哪有天则所。
我对天则的未来比张维迎稍微乐观一点，因为当年我写点东西都要进监狱，今天已不至于如此。我还是相信人类社会是在进步中的，今天已经到了微博、微信这样的时代，那种思想专治已是不可实施的。我深信，今后，天则一定会一如既往，不畏千般艰难、不拒万种困苦，为今后一定能兴旺起来的民间研究机构，树立一支高高的、高高的后人难以超越的标杆！
（本文是作者在2013年7月26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