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前辈，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特约研究员代表在这里发言，我感到诚惶诚恐。首先我想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与天则所的交往。作为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我在1994年才开始接触经济学，第一本书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此后了解到天则，经常访问天则网站，了解到天则的研究。一次偶然机会，天则学术委员周业安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天则所有一个Ben. Ham教授来天则做一个有关交易成本经验研究的学术讲座，让我来去做一个评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天则双周评议。此后多次参加一直由天则所主办的制度经济学年会。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参加在山东大学召开的2006届制度经济学年会，从茅于轼老师手上接过当年制度经济学年会一等奖的证书，当时还有800块钱的奖励，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荣幸。后来我又有幸受到天则所邀请做"天则双周"讲座，第一次我讲的主题是《哈耶克经济学思想背后的复杂性和系统科学》，第二次讲的主题是《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此后多次参加天则所双周评议，这就是我与天则的这一段不解之缘。与天则的交往过程中，从读书生涯一直到毕业以后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书，我个人从天则受益匪浅。目前，我也同时在天则所做一些研究工作。
接下来我想以《改革的理想与现实》来谈一下中国改革的议题。首先我想引用一下韦森教授在2013年6月份出版的诺斯新书中文版序言这的一段话，他说，"2008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缓慢经济复苏中，而中国正处在深化经济和政治改革社会转型的前夜，在此需要大范围有关人类社会变迁理论的有关研究。很巧，今天我们听到张维迎、许章润、柯荣住几位教授都提到，中国当前语境下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远距离、大范围、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制度变迁。
对本书的解读，第一，我想界定经济现象和经济科学的方法论。经济现象是一个多因多果的复杂现象，我们很难用经济学知识中推出一种从A到B肯定性的因果关系和因果知识，经济学的知识都是一种否定性的因果知识。人类个体受到两种基本的约束，第一是不确定性的环境，第二是个体有限理性。在两个约束条件下，我们在生活和适应这都表现为"问题解决者"。实际上我们是怎么解决问题呢？借助于持续不断的多样化的探索，即试错的方法。把它转换成一个经济或者是政治的议题，意味着需要通过机会和权利的开放，发现租金并且捕获租金，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不断发生的"创造性破坏"，由此表现出经济成长和技术进步。哲学里面的说法是所谓"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里的应用结论是，历史没有绝对必然路径，没有必然的轨道，经典作家的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线性发展路径其实只能当成是一幅漫画、一部科幻小说。以赛亚.柏林说得好，"历史每天都是即兴创作"。演化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从没有一种理能预告历史总是会进步。演化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历史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退步、会停滞，停滞和退步是常态，一万年以来，实质性的转型是很罕见的现象。
第二个我想说一下，我们对中国当下现状的确认，现状的确认直接影响着未来改革路线图。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按照诺斯的概念框架，中国处在一个"机会和权利受到限秩序"中。这个又细分三个状态，一个是所谓"脆弱自然国家"如索马里、叙利亚、阿富汗。第二个是"初级的自然国家"，第三种是"成熟的自然国家"。比照之下，中国正处在15世纪的英格兰状况，即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初级的机会权利受限秩序"的状态。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特征呢？这个国家中的典型特征是"创建组织的权利"与受到极大限制；此外，所有的自然国家都控制贸易。这样特征的秩序有什么缺陷？从信息的角度来讲，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特别受到人为限制；发现机遇、找出新问题解决能力也受到人为限制；经济和政治机会极为有限地开放、缺乏竞争，由此减少了创新、减少了两个领域中"创造性毁灭"发生的机会，减少淘汰失败的机制。但是，"机会和权利受限秩序"是不是生病了呢？以演化理论视角看，没有。诺斯说"自然国家不是生病了"。自然国家恰是我们当今世界的常态。自然国家的基本逻辑是垄断暴力集团形成一个支配联盟，他们通过垄断暴力获取租金，然后利用这个租金提供秩序和稳定，腐败是这个秩序运行内生组成部分。它垄断盛行、腐败丛生，可是它不是生病了。全世界80%多的人口生活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只有很罕见的不到12%的人口生活开放社会秩序状态下。也就是说腐败是世界80%人口生存的状况，它是一个制度内生现象，是社会秩序运转必然组成部分。经济和社会的演化表面变化是永恒的但不必然会进步。演化理论和经验现实都不支持和预告保证历史进程总是进步，其实停滞和倒退是常态。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应该如何为改革开药方？
在权利/机会受限社会里，统治集团他们始终在做一个权衡，一方面如果通过开放经济政治机会，由此促进贸易、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社会合作剩余增加，但另一方面是开放进程至少短期内会耗散它的租金，威胁支配联盟的稳定性。同时，机会/权利受限社会总是面临更多的挑战，而他应对挑战进行回应的弹性远不如开放社会。比如说相对价格变动，群体性事件，周围国家竞争等等。以中国眼下的土地制度为例，统治集团面临的是"征地还是征税"的权衡，征地是直接抢劫，是涸泽而渔，而放弃土地垄断转而征税则是把池塘做大，放水养鱼。毫无疑问，直接征地的短期收益巨大，放弃征地的短期损失巨大。
如何进入开放社会秩序？这里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和两种不同的发展问题。社会上12%的人口进入所谓开放秩序，他们有什么特征呢，诺斯做了这样统计，发现只占世界上17.3%人口的开放社会，却拥有世界上82.8%的组织数量。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创建工商贸易企业、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权利是开放的，因此在那个社会里面你会发现形形色色组织充斥其中。
开放秩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由于竞争是个发现程序，因此这样的社会有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更加有准备地面对新问题，有更大程度的适应性效率。它鼓励试错和实验的制度化，处理奈特"不确定性"问题，那些成功的适应措施、组织和制度能够得以保留下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创造性毁灭是一个常态。细分秩序状态的转变，所谓的发展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从初级的或者脆弱封闭社会转向一个初级封闭社会，以及第二，从初级封闭社会转向一个成熟封闭社会（如1960年代的韩国，1980年代的台湾）。
第二个转型和发展问题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讨论的：中国如何迈向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但是大部分人都错了，因为他们总是拿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准模板来参照我们今天当下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我们总是带着愤懑来审视现实。这就错了。我们首先回到当下现实的准确界定。事实是，我们处于初期野蛮状态，正迈向成熟的野蛮状态，待到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讨论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的问题。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转型是从自然国家向开放秩序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实质无非是恢复竞争。在政治机会上的竞争就是民主，在经济机会上的竞争就是市场经济。这两个竞争无非都是获取一种广义的利润。谁去获取这样的广义利润，通常并不是通过单个个体，而是组织。托克维尔说过，"联合的学问是所有学问之母"。人们联合起来获得知识，解决问题。如何联合，就需要开放创建和运行各种组织的权利，无论政治组织还是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比如说天则所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社会里头的实验室，他们总是在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刚才有位老师说过，没有人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何为正确，在社会科学里头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正确答案也可能并不唯一，如此等等。我们唯有通过不预设立场和方向的自由探索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开放、创新和运行各种组织的权利至关重要，哈耶克说过竞争是发现程序，你关闭这个程序等同于放弃解决问题的更多可能性。
最后谈谈我们能做些什么。封闭社会每天都遭受各种各样的冲击，在这些冲击的过程中，统治集团的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好多的派别，他们实力各不相同且在变动之中，首先寻求在他们之中形成初步的法治环境，也就是所谓"对精英的法治"。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新的改革观：改革无它，就是要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进程。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一方面，"改革就是改错"。开放的演化进程核心是开放机会和权利，也就是创设组织的权利，捕捉广义利润的机会。任何演化进程都是在"添新补旧"中实现的。因此不是把这条船弄掉，弄沉，再做一搜崭新的船。当今世界的大海上有24艘船开放社会的船，他们是航空母舰，周围还有180多艘帆板、破船。我们的帆板船已经开始漏水了，危机之中，我们也只能一块一块更换这个木板，在前进途中不断更换，最后更换成一个新船。认准现实、开放机会、添新补旧是我们改革唯一的途径。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2013年7月26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