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第一位相识于1967年冬天，在长沙一中教学楼里，当时他披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问题。1968年，他的《中国向何处去》张贴于长沙市五一广场湘绣大楼前，接着就传来他在武汉被捕的消息，康生说"幕后一定有黑手，这种文章高中生怎么写得出来"。第二次见到他，是在斗争会上，当时我在长沙23中就读，他被以"喷气式"的姿式押进了会场，双手反铐着被高高举起，头发被向后揪着，豆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脸上淌下来，那是疼成这样的，因为那是冬天。再接着，就是他的小妹妹杨小成有一天找到我，满脸泪痕，她告诉我："我妈妈自杀了"。惊问之下，方知他母亲受儿子牵连，不堪连日批斗和侮辱，上吊自杀了。小成问我："王林，你可以陪我去给哥哥送东西吗？我一个人去有点怕"。我同意了。过了几天，我们就到看守所给他送东西，令我奇怪的是，其中有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再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十年牢狱，是他的十年大学，最终成为了知名学者。有一次他回到湖南大学讲学，我也去听，见到他时，他已几乎认不出我，然而一提到小成，提到英文版《毛主席语录》，他记起来了，很高兴似的。我问他："你还在思考那个问题吗？"他反问道："什么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他坚毅地点点头："当然"。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他就是天则特约研究员，原名杨曦光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
第二位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天则人是茅于轼先生。记得大约在2001年，我请茅老参加在湖南郴州举办的"东江论坛"，茅老飞到长沙时已经很晚了，接着是四小时的汽车到郴州，就寝已近清晨四点。七旬老人如此劳累，竟然不要劳务费，他说："王林，办这种论坛，你也不容易，就给我回北京后的的士费吧！"如此体恤人，真的不要钱，这种学者，真是少见！
今年五月，茅老来到长沙，参加我为六十岁生日而办的《中国梦：我们的责任与担当》论坛，结果遭到围攻。围攻者还打出了"砸烂ⅹⅹⅹ狗头"之类的标语游行。我和另一位朋友哲学家邓晓芒都为茅老的安全担心，茅老却告诉我："我不怕，如果我真的在长沙遇害，能用生命唤醒国人认识到"左"的狂热是多么可怕，我死了也值了"！
现在在我的书房里，挂着杨小凯的照片和茅老给我的题辞——"无论崎岖或宽广，我们都走在路上；无论料峭或和煦，我们都迎风而行。"
每当我疲惫或迷茫时，仰头看看小凯的目光和茅老的题辞，就感觉到了一种信念的支撑，就又勉力前行。
（本文是作者在2013年7月26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