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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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期]

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

时 间: 2004-04-02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萧功秦

主持人: 茅于轼

评议人: 高放 杨凤春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综述

在天则所的第259次双周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萧功秦教授详细的分析了中国在过去的140年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6次政治选择及其失败的原因,以此推导出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效果的政治载体应该具有的3个特点以及中国实现现代化如此困难的原因。

首先,萧教授分析了决定政治选择的三个因素。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其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并借此解释了政治选择的概念,政治选择具体地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

接着,萧教授分别阐述了中国在过去的140年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6次政治选择及其失败的原因。第一次选择,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它是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它走出了中国仿效西方的第一步。但是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导致了它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基本特点是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突然进入了政治中心,他们有着强烈的改革精神,有着明确的现代化意识,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但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而且他们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任何经验,这导致了它的失败。清末新政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在广泛性上它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从时间上也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但是新政是在统治者的权威急剧流失以后,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再加上其改革战略的错误,它也失败了。总的来说,开明专制化运动在中国是失败的。它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

第二次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主观上当时的人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强烈的认同、强烈的共识,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客观上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要想聚合起来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形成联邦共和制,这样中国就自然走上了一条民主共和、多党制的道路。于是也出现了党争,政党之间都不遵守游戏规则。说明当时中国建立的只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的议会民主政体。中国缺乏建立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社会条件。单项的移植议会民主政体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次选择,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它造就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它的组织内部结构是比附网关系,缺乏政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组织内部的凝聚因素,再加上袁世凯本人有非常强烈的想当皇帝的愿望,现代化意识非常脆弱,所以这种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也失败了。

第四次选择,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国民党通过改组,成为了一个通过列宁主义的方式来动员起来的,有军队命令方式的,有社会动员能力的,用三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凝聚基础的政党,它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凝聚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结构里渗透进了大量的比附网关系,军阀文化很多最坏的方面也渗透到了国民党体制里边,使它的内部结构带有一种相当的权力个人化的倾向,再加上后来出现了一个它无法应付的全面危机—抗日战争。最后,国民党被共产党消灭了。

第五种选择,毛泽东的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结构,用来对付全面危机是非常好的办法。然而由于思想观念上对市场经济的抗拒,毛泽东在解放以后,推行的是整个社会的全能主义化,用计划经济体制来作为推动国家富强的一个目标。计划体制的无效性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并且导致了大量官僚问题的出现,也最终导致了这种政治选择的失败。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政模式。极左思潮所产生的极端严重的问题使得执政党的元老派产生了新的觉醒,这种觉醒也是世俗理性的觉醒。这种模式从市场经济着手,市场经济所激活的社会成员的活力导致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社会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导致了社会领域的多元化。同时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使得意识形态本身并没有丧失对政权的保护功能,同时又开放了一个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邓小平模式还通过分别边缘化激进派和保守派,形成了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技术官僚的政体。这种模式是借助了全能主义的政治资源来作为巩固的强人政治,是具有市场经济导向性的。

再下来,萧教授进行了一个概括,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效果的政治载体应该具有3个特点:第一,在现代化初期是权威主导型的。它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变革指令的贯彻能力,对社会危机的可控性,对社会时局变化的控制能力;第二,它要求一定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为市场经济的导向性才能够激发个人的微观活力,而这种个人的微观活力恰恰是保持社会整体活力的基础;第三,这个权威政体应该具有制度创新的自我更新能力。

借此,萧教授概括了中国前5次政治模式选择失败的原因,并重点分析了邓小平模式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即低政治参与。他认为低政治参与一方面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以及这种政治稳定对外部资本的吸纳,从而使得国内的优质劳动力和国外的优质资本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在世界上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低政治参与也会使得体制内部对腐败的制衡能力很低,甚至可能造成权威主义的退化,出现"苏丹主义"。

最后,萧教授用四个两难悖论的提法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困难的原因。即改革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急症式悖论",政治参与和政治参与危机之间的政治参与悖论,单项移植和全面移植之间的严复悖论,以及权威和权威制衡之间的权威主义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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