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秦晖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的原因是全球化和低人权优势。与中国一样,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也是一个负福利国家,南非的经济增长也是来源于低人权优势和全球化。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南非城市的二元话非常明显。秦晖教授介绍了南非的劳工制度、身份证制度、土地制度等,这些制度造成了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优势。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南非开始实行黑人家园制度,秦晖教授把黑人家园制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制度做了比较,认为低人权优势是南非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秦晖教授也提出从长远来看,这两个国家应该把提高人权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立华教授认为不能接受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经济腾飞是因为低人权优势的这个结论。她认为把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进行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注定要失败和灭亡的,代表社会退步的制度,而中国的是户籍管理制度。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的维持成本太高。她还认为现在的中国和南非可以相互借鉴的是如何解决两个国家发展与分配的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
姚洋教授认为他赞同秦晖教授的目的要提出打破中国的二元结构的政策建议。但是他认为秦晖教授所采取的类比方法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低人权并不一定有利于高增长。其次他认为中国的二元结构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身份证制度有利于农民的流动;虽然姚洋教授也不赞成清除现在已有的城中村,但是如果继续允许贫民窟的搭建,不利于土地产权的保护。姚洋教授还提出现有的土地制度并不会阻碍农民的流动,他不赞成将种族主义新农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联系,他认为我们应该改善农村的情况,但不是出于把农民框在农村的目的。
黄裕生教授秦晖教授对南非这种低人权的经济发展奇迹的评判:它是一种需要纠正与改变的发展模式。但是他对对于他使用的核心概念"低人权成本"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们付出的现实成本的高低、大小并不完全能够以货币来衡量,对此的判定与解读直接与立场相关。黄裕生教授认为低人权的经济发展恰恰是在支付着"高‘人权成本’"。他提出低人权条件是一种发展劣势。而且以低人权为条件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
刘海波博士从局部效率与整体发展的角度看待低人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低人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提出,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追求的富裕必须是共同富裕,发展也必须是共同发展。刘海波博士提出了中国现在的局部与整体未处理好的三个问题:不公正的财富转移和私有化、地租经济、出口创汇和利用外资政策。他预言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将来会遭遇更大的困难。
李保平教授肯定了秦晖教授的研究,认为秦教授提供了一种新的很好的研究思路。在把中国和南非作对比时,李保平特别提及南非和中国在法律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区别,认为这些比较是有价值的。
韩朝华教授对秦晖教授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应该以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为分界点来考虑这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显著性。其次在与中国作对比时,增长受很多因素影响,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归因于低人权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茅于轼教授认为低人权优势是存在的,但是低人权优势能否促进经济的发展还要区分怎样的没人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没人权才能收到成效。茅于轼教授还提出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根本还是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在这两者中财富的创造,即效率是最重要的。
盛洪教授支持秦晖教授的观点,认为在低人权的状态下能够有比较高的经济发展。他认为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不想等的。虽然这种增长是不可能永久的,但是在永久之前,这种发展模式还能持续很久,为国家谋得优势。虽然他也认为现在中国的城乡隔离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在动机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认为中国还是存在这种歧视农村人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