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天则所第333次双周请到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教授,讲新形式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倾向。首先,张教授认为在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时需要注意这样几个本末关系。第一,目前缩减顺差的措施要防止出现偏差。虽然减小贸易顺差是目前的主要工作,但是本末不可倒置。第二,在引进来这方面,自主创新是本,引进外资是手段。第三,全球的综合运作能力的建设是本,走出去是手段。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如果掌控不好,就可能变成长期性的政策。比如强制性结售汇率的制度本来是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95和96年的高通胀以及其它各种原因,这项措施实施以后没有得到及时调整。这使得全国的外汇资产都转变成了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导致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少市场基础,缺少市场主体,缺少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工具。过去的经验还发现,一些长期性战略目标的调整更为困难。比如我们现在制定的出口导向的战略和引进来重要手段的外资导向。这些政策当初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缺口,但是94年开始外汇短缺大大缓解,97年资本短缺也开始大大缓解,2000年下半年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大大缓解。当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很难对一个建立在改革开放初期条件下的政策做出是适应性的调整。
接着,张教授讨论了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认为我国要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重点要放在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非简单地压缩出口扩大进口。出口方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提高出口竞争力的新的出口激励机制,改变出口竞争靠拼价格的倾向;鼓励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以及自主营销;提升企业的全球化的运作能力。进口方面,重点是对过去制定的一些限入政策的调整;扩大战略性的进口;把我国的政策调整和国际上多哈回合关于多边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关税的减让联系到一起。张教授曾有研究证明,在加入WTO五年前,我国的自由化程度就高于日本,我们的经济和贸易的实际开放程度要远高于名义上的。这样一来,加入WTO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就可能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可能适用于我国目前资本和外汇的开放。所以,我国的资本实际的自由化程度有可能远远高于名义上的资本项目受到的管制。反过来,一旦放开所产生的实际冲击,可能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期。第二个大的问题,我们参与全球化加大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造成的冲击,究竟是前五年更大还是后五年更大。把中国产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明显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服装。第二类产业在开始可能处于竞争劣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能取得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三类是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的。农业、金融、汽车被归入这一类。加入WTO五年后可以看到,在当时认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纺织服装行业,贸易战打得相当惨烈。如何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起良性的出口协调机制,这是很大的挑战。加入WTO以后,这五年来很多方面的变化都不同于我们最初的预期。张燕生教授认为,真正的狼来了应该是从五年之后开始。十年前很多领域已经是开放的,该来的狼早来了。真正因为门槛比较高被挡住的狼,在五年之后才会开始进入。比如金融这些重要的领域,国内的竞争压力将明显增加。第三个问题,张教授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可能解决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在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半货币经济、半开放、半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想用人民币升值来达到市场出清和货币收支的基本平衡是不可能的,恐怕还是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不谨慎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可能会对调整速率、风险防范、企业竞争力等带来负面的结果。最后一个问题,张教授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从而能够与其它国家相互依存。
在回应中,张教授提到一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如果用好了,对未来二十年发展是很大的机遇。中国和美日欧之间的真正的贸易战还没开始。今后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诸如日本的半导体、钢铁遭遇的问题,那时贸易战才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