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茅于轼：今天我们请到发改委外经所所长张燕生教授，他将给我们讲新形式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倾向。张燕生教授和天则所有过很多合作。以前我们做贸易保护的成本这个课题，就是张教授帮助我们完成的。那个时候他还在中央财院，现在已经挪了地方。今天他要讲的主题也是大家关心的，现在已经够开放了，还要怎么开放呢？比如特区问题。特区是过去因为不开放而形成的制度安排。最近中国又和美国发生知识产权的纠纷。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心，我们希望得到张燕生教授关于新的战略倾向的看法。下面欢迎张燕生教授做报告。
张燕生：今天我就谈一谈我个人对于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可能会把发言控制在50分钟以内，留比较多的时间给大家评论和讨论。刚才茅老师也讲，关于开放有太多的问题可以讨论。第一个问题，目前缩减顺差的措施要防止出现偏差。减小顺差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缩减顺差主要包括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资本顺差以及减少外汇储备规模。从减小贸易顺差的角度来讲，我依然认为出口是本，进口是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减小贸易顺差是目前的主要工作，但是本末不可倒置。第二个想法，在引进来这方面，自主创新是本，引进外资是手段。我们不希望出现手段变成目的的情况。第三个方面，全球的综合运作能力的建设是本，走出去是手段。这是在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时候，我个人认为需要注意的几个本末关系。我们在缩减顺差的时候，应该减少目前各种措施相互矛盾和效益相互抵消的内容。要实现国家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还是要落实到提升竞争力的基础上来。目前政府出台的各种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的基本措施，是为了实现减少顺差的宏观目标还是为了实现贸易平衡的目标？目前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国际收支的调整目标究竟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临时性的措施还是战略性的调整？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如果掌控不好，就可能变成长期性的政策。回顾过去的经验我们发现，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本来挺好的政策可能脱离预期目标效果。比如强制性结售汇率的制度在我看来是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95和96年的高通胀以及其它各种原因，这项措施实施以后没有得到及时调整。这项措施长期实行的结果是全国的外汇资产都转变成了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这个结果使得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少市场基础，缺少市场主体，缺少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工具。过去的经验还发现，一些长期性战略目标的调整更为困难。比如我们现在制定的出口导向的战略和引进来重要手段的外资导向。这些政策当初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缺口，但是94年开始外汇短缺大大缓解，97年资本短缺也开始大大缓解，2000年下半年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大大缓解。当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很难对一个建立在改革开放初期条件下的政策做出是适应性的调整。因此无论是十六大的三中全会还是十一五规划，都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作为目标。要解决现在国际收支面临的双顺差，进行战略和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实行出口导向和外资引领，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在调整国际收支努力达到平衡的过程中，我们也印证了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在贸易和产业部门、投资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过程中，贸易和产业部门的调整是最慢的。我们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775亿美金。如果不能照顾到不同部门的调整速率，我们为减小顺差和达到平衡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的连续性在趋势发生逆转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
第一个大的问题，我认为我国在涉外经济中要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重点要放在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非简单地压缩出口扩大进口。在这方面我有以下一些想法。第一，我们过去奖出限入的贸易激励机制很大程度上是注重出口规模的增长。现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提高出口竞争力的新的出口激励机制，改变出口竞争靠拼价格的倾向。国家应该对出口制定新的标准和配套措施。第二，鼓励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以及自主营销。要把这些措施落在实处，改变现在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高度依赖外资企业的情况。国际通行的关于高新的一些指标包括研发强度、增值率、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等等。用这些特征做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这些关于高新的指标不但低于国际产业和产品，而且低于国内的平均水平。第三，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如何把重点转移到如何提升企业的全球化的运作能力。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贸易摩擦以及其它一系列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起地区和国际化的生产体系。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比如纺织服装、钢铁汽车等行业是非常现实而且紧迫的。奖出限入的措施如何一步一步地调整为中性化的政策。我觉得国际收支的调整和缩小顺差不仅仅是宏观调节的问题，在中国确实也关系到竞争力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
在贸易方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放松对进口的限制。我不是说要有一个从鼓励出口到鼓励进口的政策大转换。第一，重点是对过去制定的一些限入政策的调整。第二，考虑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情况下，扩大战略性的进口。国家应该在这些产品上加大进口力度，包括战略性资源、物资储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生产线更新改造所需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辅助产品。同时，我们也需要小心谨慎，防止这些产品的进口冲击国家幼稚产业或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机械的进口国。但是我们纺织产业和国际水准还相差很远。第三，如何把我国的政策调整和国际上多哈回合关于多边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关税的减让联系到一起。应该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程度和速度在很多情况下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互动。第四，我国在减小顺差中提到了能力建设，这其中有一个进口能力建设的问题。从全球贸易体系来看，进口涉及到供货商、进口商、运输商、口岸分销商、供应链管理商等相关的产业链管理。我们虽然是贸易大国，但是在全球体系中的运作能力是相当薄弱的。有人说，中国现在是开放中的大国，对全球商品和全球市场有话语权。我个人认为还是小心谨慎，必须在有充分实证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这么说。在我的研究中，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企业在刚才所述的这些环节上还是非常薄弱的。无论是经验、企业文化或者是人才，都是较弱的。所以我觉得能力建设对我们的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企业作为一个微观主体，在全球贸易中仅仅只是一分子。
在加入WTO之后的后过渡期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以提升我们的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十年前，我非常有幸和天则所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我们十年前的研究后来也出了一个英文小册子。我们当时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十年前就比日本高，略低于美国。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研究证明，在加入WTO五年前，我国的自由化程度就高于日本。这说明，由于我们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管理手段，我们的经济和贸易的实际开放程度要远高于名义上的。这样一来，加入WTO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就可能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可能适用于我国目前资本和外汇的开放。那个我们做了实证研究，这个没有，所以只说可能。也就是说，资本的实际的自由化的程度有可能远远高于名义上的资本项目受到的管制。反过来，一旦放开所产生的实际冲击，可能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个大的问题，在五年前我们对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分析的研究中，也有过小小的内部争论。我们参与全球化加大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造成的冲击，究竟是前五年更大还是后五年更大。从过去的五年来看，那既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最平稳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快的时期。加入WTO之前我们对中国产业做过一项研究，把中国产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明显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可能是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第二类产业在开始可能处于竞争劣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能取得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当时我们列出的这类产业是比较多的。其中我们原本想把生物医药产业放到第三类，后来和一个业内朋友谈的时候觉得它可能受影响处于劣势，但是有些产品还是可能可以获得竞争优势的。这既包括原料药也包括仿制药。第三类是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的。我们当时把农业、金融、汽车归入这一类。加入WTO五年后再看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看到在当时认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纺织服装行业，贸易战打得相当惨烈。在2005年1月1号全球实现了贸易一体化，2005年5月欧洲就对中国实行了特保制裁，同年6月达成了中欧协议。美国则是没有和中国打招呼就单方面地对中国实施了特保制裁，11月达成了中美协议。这两个协议将分别在07年底和08年底到期。我认为，这个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国际名声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贸易顺差金额也是最大的。但是，如何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起良性的出口协调机制，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认为竞争处于劣势的有汽车、农业等。上次卢锋来讲过农业方面的问题，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到中国净进口较多的农产品有三类，分别是纺织原料、饲料、乳品。我觉得从政策的角度看，这三类净进口的增加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这些产品的进口实际上是对我们短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净进口。纺织原料的进口支撑着我们的纺织品竞争力的提升。乳品对国民体制的改善有较大作用。饲料对农副产品的结构调整也能起到积极作用。这都是一些好的变化。汽车行业也是如此。我这两个月参观了一些汽车工厂，比如奇瑞、江淮汽车。我发现在开放的形势下，地方国企和民企也开始进入汽车行业。奇瑞不但是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而且月出口达到了一万辆。加入WTO以后，这五年来很多方面的变化都不同于我们最初的预期。又回到我们之前的争论，到底是五年前的冲击大还是五年后的冲击大呢？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狼来了应该是从五年之后开始。为什么狼现在没来呢？因为十年前很多领域已经是开放的，该来的狼早来了。真正因为门槛比较高被挡住的狼，在五年之后才会开始进入。比如金融这些重要的领域，国内的竞争压力开始明显加大。因此，国际竞争力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该予以重视的。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可能解决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半货币经济、半开放、半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想用人民币升值来达到市场出清和货币收支的基本平衡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从政策的角度讲，恐怕还是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应该和今天已经迫在眉睫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和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配套进行。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谨慎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可能会对调整速率、风险防范、企业竞争力等带来负面的结果。上个星期花期银行的相关负责人问我，什么情况下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调整上会采取激进措施。我说只在非常时期下才可能会采取。尽管所有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对于人民币增值还是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到了需要中国具有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从而能够与其它国家相互依存的新时期。现在我们国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审慎的。现在从涉外的角度讲，面临的压力确实挺大的。大家都知道，上周五，美国又推出了反补贴政策。越南在加入WTO的时候，美国人迫使越南接受了这么一项条款，使得美国行政当局能够不通过反倾销调查而采取反倾销制裁措施。我们知道美国的谈判能力是很强的。因此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他们就埋了很多的对中国不利的条款。越南现在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一旦双边协议转成了多变的约束，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单方面地采取反倾销的机制。这对于很多的国家压力都是很大的。反补贴的措施就直接对准政府了。反补贴和反倾销都有一个如何界定的问题。美国往往利用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单方面地认定和制裁。除了这个，还包括一些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以及要求中国开放金融、电信领域。美国最近又要求中国加大对美国的电影、音乐以及其它出版物的开放程度。我个人认为，对于各国来说，电影、音乐这些出版物都是十分敏感的。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电影、音乐这些出版物，还没有建立起国际通行的分级管理的办法。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我就会担心她会看到一些她不应该看到的书籍或者电影。这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大的压力。确实，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国内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病。这些问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素价格改革、垄断、环境、资源、节能等等。关于节能，美国人均能耗是8.3吨标油，日本是3.9吨，英国和北欧国家比日本更低，中国是0.7。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中国能达到日本的节能技术，中国的能耗仍然要增长五倍以上。如果中国无法达到日本的水平而是像美国这样，那就要增加10倍的能耗。这样的话，无论是能源还是资源都是不堪重负的。中国现在的生产方式是更多的像日本还是像美国呢？如果我们不是更多的像日本，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日本的能耗技术和能耗标准？如果日本的标准对我们都是难以企及，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做到比日本好得多呢？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在同样的要素价格和技术下，日本选择节约的路径而我国选择消费的路径？中国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做到比日本更节约？这样的问题都是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重大的选择。无论是贸易保护还是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我们的改革开放仍然需要建立和我刚才讲的情况相匹配的措施和办法。这需要我们在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时候既能立足国情又具备全球视野。我们经常会问自己，目前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究竟和国际、国内因素分别是什么关系？关于大国责任，我觉得外向型经济这样的小经济体模式是必然会产生摩擦的。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开放战略呢？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也包括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有和不同，或者政策是不是会有一些兼容之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研究解决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也需要在全球寻求相互依存。现在，中国和非洲和辣拉美的相互的联系和依赖越来越强。只有相互依存才能互利共赢。我就讲这么多吧。
杨丹辉：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已经执行了30年。近几年对这个政策又有了很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则所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就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对张所长刚刚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以下讨论。
首先，张所长说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有很多是因为临时措施固化为长期的政策引起的，我认为的确是如此。另外，他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重新调整我们的开放战略，我也非常赞同。
我想对两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一个是贸易顺差和加工贸易的问题，另一个是外资问题。我国在80年代一直是由贸易逆差的，到了94年才有顺差。其中97年顺差增长幅度很大，超过了300%，但是总体规模并不是很大。在94年到04年期间，我国的顺差都是在250亿到450亿之间。可是到了05年，我国的贸易顺差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当年增长超过200%，达到1020亿美元。到了06年已经达到1775亿，增长接近70%。我们的贸易顺差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05、06年的外贸顺差的超常增长还是有其特殊背景的。首先是企业对出口退税的税率调整预期有变化。这既包括外资企业也包括内资企业，而且纺织企业也在其中。所以很多企业会提前放量出口。另外，由于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很多国际热钱通过贸易渠道流入。有一个研究得出结论，05年的贸易顺差中有60%是热钱形成的。我们现在的顺差给整个贸易政策的调整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06年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是2000多亿美元。也就是我国所有的贸易顺差都是来自美国还不够。这样的话，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压力也很大，也加大了中美在贸易、金融以及外汇管理领域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在调整顺差已经成了商务部的首要任务，也是一个难点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要不要减小顺差，顺差能不能减下来，采取何种措施来减，这都有争议。有些外贸部门、出口企业讲，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实现顺差，你现在让我们调整是有困难的。商务部也说我国的外贸顺差中可控的领域就是加工贸易，因为作为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加工贸易是导致顺差激增的环节。所以，从04年开始，相关部门开始对加工领域采取收紧措施，现在已经公布了好几期禁止加工贸易发展的商品目录。4月份又公布了一期，公布了990多种禁止加工贸易发展的商品目录。这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三月份的时候顺差下来的幅度很大，三月份的出口只增长了6.8%。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11、2月份放量出口导致基数很大的原因。我们还是觉得收紧加工贸易的措施还是开始显现作用了。我们应该客观历史地看待加工贸易的作用。当时采取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是出于没有其它的选择而做出的决定，我们需要加快工业化、调整产业结构、解决就业问题、进行对外开放。现在我们认为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低，污染较多，产品的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政策没有调整和跟进，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引导进去。这都是政策滞后。正如刚才张教授所说，这些临时性的措施固化成为长期的政策以后，过了其应该起作用的时段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
外资本来是个老问题，但是这两年似乎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两年国家提倡自主创新以及注意平衡贸易，我们就会问这些问题。是不是要利用外资？采取什么方式利用外资？外资规模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外资并购的案例对产业经营以及经济安全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这都引发了相当广泛的争议，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90年代中期。现在中央和地方在政策导向上都有了调整。两税并轨已经讨论了1十多年了，听起来也好像没有太大的争议了。它传递的信息是，以后我国的鼓励性的政策将会逐渐向营造公平这样的导向转变。这样就会对跨国公司要不要进入中国产生影响。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明显提高了进入门槛。在由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的过程中，对土地、劳工、能源以及技术水平的要求都有了改变。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的外资企业开始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我们需要引导这些企业进行一个平稳的过渡。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损害我们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开放而有信誉的形象。这也是我们作为大国要负起责任的重要的一环。
另外我还想讨论的是关于张教授提出的要由奖出限入政策向放松进口限制转变的导向。但是我们不妨看看放松进口限制之后，我们能进口一些什么？首先我们最想进口的肯定是能源、矿产。但是前一阵子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需求增加确实会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影响。而且，在现有的强制结售汇的体制下，我们采购能源、矿产必然会形成二次结汇，被动地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另外，我们还需要高端技术、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这些在国际市场上不是很可得。发达国家一直对这些高端产品的出口进行控制。美国尤其控制得很严。我们也会进口中间品，但是这恰是我们不想要的，不过有些特殊的中间品除外。因为中间品会直接导致加工贸易的死灰复燃。然后是消费品，消费品肯定会冲击国内市场。再有就是旅游、教育，这些可能是目前国内比较容易进口得到的，但也是在现有的结汇体制下，如果藏汇于国，大规模地刺激这类消费也不是很容易操作的。所以把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改革成藏汇于民，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办法。总体上来讲，中国开放已经进行了近30年。回顾这个过程，我认为它是一个渐进的有梯度的过程，加入WTO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的格局。在外贸和投资领域，我们开放形成的经验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在金融领域、外汇管理、竞争政策、国际政策协调等方面，我们是相对滞后的。各个领域的政策应用能力参差不齐。我们现在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只能在更高层次的开放中解决。怎么解决，重点在哪里？我想刚才张教授提得很对， 我们应该在新的开放中有一个全球视野。我们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我们的硬道理。但是发展是在开放的情况下实现的，我发展的同时对别人有影响的话，我就必须对别人承担起责任。我们虽然是一个开放的大国，但是对于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或者如何界定自己的责任还是认识不足。我们的确要专注于发展，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发展的影响和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开放的视角下继续承担起我们作为大国的责任，这应该是今后对外开放的一个根本取向。
张安：首先说一些自己的总体感受。就张教授讲的题目，说到倾向，我觉得其中有几点需要考虑。如果想对于中国加入WTO前后的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形势有一个比较，我觉得你讲的几点中有些可能属于短期性的政策调整，比如应对国外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与否以及国际收支调整。这都是比较短期的政策目标，它是服务于一些中期的经济可持续的平稳增长的目标。还有一些长期的战略性的目标，比如国家二十年后国家的总体目标有扩大就业、保持可持续增长等等。我觉得刚才张所长提到的自主创新和竞争力都是实现长期目标的政策手段。这些不仅仅是短期的政策调整，而是涉及到国家在未来十几二十年的较长时间里要做的事情。讲到自主创新，它可能会有进口替代的效应。现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装配制造业的加工设备尽管不能在高端技术上做到进口替代，但还是希望能够通过逐步升级实现进口替代的作用。我觉得讨论对外开放的战略倾向，我们需要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政策手段。如果清楚了有些政策只是服务于短期目标，那么决策者就会明白这些政策未必是要在长期内坚持的。这样国内外也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不然，不管是国内的媒体、跨国公司还是别国政府，都对我国的政策没有稳定的预期。
另外是我在听张所长讲的过程中，进行 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第一，我对张所长讲的全球视野、大国责任以及相互依存的概念比较感兴趣。这一点上，现在有乐观和审慎的态度。大国责任和相互依存这两个概念基本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美国认为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的自由贸易体系是它的责任。它觉得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我们在说大国责任的时候，应该要明白我们负的责任是指对世界负责任，还是我国自己首先做好同时让全球贸易体系也有一个发展。这里面有特别高的承诺不一定是好事。前一段时间有人建议要把和谐世界的提法演化出一套中国的外交理论。我觉得这就是过高的承诺。张所长刚才讲到，即使我国现在得到日本的节能水平，耗能量也会有现在的五倍。我们可以预期的未来是中国不太可能脱离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生产体系。将来中国要满足国内基本经济增长和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源进行生产。不管愿不愿意，这条路一定要走。不是一味地说，国内怎么做好了，国外就能和谐。这么进行政策导向，未必是好事。我们现在出口很多，要素成本是导致我们现在出口成本很低的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人力资源的原因。虽然现在改善，但是没有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环境和能源的利益来满足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利益。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既然要全球生产、走向全球体系，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就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不存在说这个国家是在全球掠夺资源。其它国家也都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不是对外掠夺。这一点我们在自我认识和对外宣传上都需要重新把握。
茅于轼：我不认为因为我们买石油致使石油涨价我们就有负于天下人。发改委的副主任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认为他的理由没有太多经济学的根据。我认为，我们把石油买贵了不错，但是我们是拿外汇买的。外汇哪来？出口挣的。我们大量出口制成品挣得外汇。全世界受到我们出口的便宜制成品的好处，受到高价石油的坏处。这么一好一坏，到底哪个作用更大呢？好的，这是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所能证明的。先不说没人指责美国买那么多石油。单从经济学来讲，我买贵了也是对大家有好处的，没有给大家造成祸害。这个道理，发改委的几位领导好像不太明白。他们这么说的，我们是石油进口国，我们也是能源的生产大国。这是两码事，根本不能作为解释。真正的解释应该是贸易是有利于双方的，这是确切无疑的。
盛洪：自由贸易在经济学中被传统的贸易理论证明为一件好事，理论证明也很优美。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是这么做的。因为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肯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比如美国在立国200多年以后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才逐渐走向自由贸易。现在举起自由贸易大旗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现在也有人说，美国又开始走向反面了，他们又有一堆理由觉得自由贸易不好了。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产品竞争力不是很强，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看一下历史，从西班牙到中国到印度，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还有，英国在1700年议会通过一个决议，谁要是走私棉布会被砍头。欧洲因为走私棉布死了很多人。但是也要注意，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好事。英国和美国的成功之处是他们在实行了较长时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及时地改变了贸易政策。英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实行贸易自由化，美国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什么改变贸易政策呢？很简单，继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自己不利。凯恩斯讲过，货币过度充裕、利率太低、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其它成本迅速上升，竞争力就会下降。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是例子。他们认为他们的停滞是因为美国压迫致使日元升值引发的。但是日元在升值以后，日本仍然是贸易顺差。结果是大量的被动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日本国内物价昂贵、利率极低，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调整空间。所以我认为日本的问题不是日元升值的问题，而是其一贯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改变。其实按照美国或者英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还远没有走到这一步，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很低。美国从二十世纪初就是世界第一号的经济大国。我以前也觉得中国现阶段谈加入WTO有点早，但是如今我觉得不早了。因为这种巨大国家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还是有优势的。我们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从贸易保护走向自由贸易。我觉得我们需要抓住这样的转折点。这几年持续的大量的贸易顺差使得我们在被动地大量地发行货币。国内的货币充斥由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没有表现在一般的通货膨胀中，变现在了资产价值。有人问，我们现在的楼市也涨股市也涨怎么回事？说到底就是因为资金太多。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个转折点，如果转不好就可能出现问题。像西班牙、日本这样的国家都是出这样的问题。
茅于轼：我觉得光调汇率没用。中国就是GDP太大，储蓄率很高消费又跟不上，剩余的东西必须要出口。美国正好相反，储蓄率很低消费很高，正好进口中国的产品。如果汇率是市场定的，汇率自然会调。调整以后，国内需求上去，商品就卖到国内了。如果汇率是政府定的，调汇率没用，还是会大量出口。
盛洪：我觉得多少有用。汇率是货币的比价，近代的货币都是政府操控的。货币的价值和价格与货币政策相关。有篇文章说到美国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美联储相当于在影响汇率，因为决定性的汇率就是美元对别的货币的比价。而什么是最大的货币，就是美元。所谓纯粹的市场决定的汇率是不存在的。其实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都是影响汇率的。我同意燕生刚才讲的，我们不应该再采取以前以创汇为目标的激进的创汇手段，而是应该回到市场。有几个参数可能是由政府决定，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其它的干预，我觉得很难做到。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没有回到市场，我们根本没有外汇的自由买卖。中国企业想在国外投资但是没钱。想花外汇很容易，拿人民币买。原来是强制结汇，今年又出台了限制结汇的政策。一方面，政府不允许随便买外汇；另一方面，又不允许随便结汇了。一个管制引发令一个管制，如果把前面的管制放掉后面的管制是不需要的。结汇就等于发人民币。
自由评议人：现在无理由买外汇只能买五万美金，结汇也最多只能结五万。可以买也可以卖，中间的手续非常严格。主要是资金的流动政府监控不了，政府看不到资金流向才想出这些政策。谈到外汇储备，最近达到了一万亿。但其中有五千亿美元是最近进来的，都是热钱并不是商品贸易。最近人行又发布命令，对短期借贷进行严格控制。我认为这五千亿美元中大部分是热钱，利用商品进出口进来。国际上的基金规模是相当大的，它们用两三年流进然后在一年内撤出。
盛洪：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问题都是标，本是国内的资产价值在往上涨。这些资产的预期价值也在涨，热钱进来就是炒这些资产。为什么资产价值往上涨呢？因为我们的名义汇率不动，实际汇率在往上调。实际汇率是由国内物价和名义汇率形成的。名义汇率不动，实际汇率变了，就会压迫国内市场价格往上走。产品市场的价格如果因为竞争上不来，必然挤到资产市场中去。劳动力价格涨不了，因为它是无限供给的。所以现在很严重的价格上涨就是出现在楼市和股市。我觉得名义汇率的调整还是很重要的，价格用政府的强力是没法压住的。原来政府的想法是不想一下子大调，但是现在这样小调根本解除不了压力。
杨丹辉：自由的贸易政策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论证得很好。但是实际采取的贸易政策背后永远是有利益集团的。比如日本的牛肉市场为什么不开放，就是那些农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声音运作议会。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出现滞后或者不能到位？利益集团的力量在其中起着作用。出口下来了我怎么办？很多人是会有担忧的。出台这些政策对某些领域是有好处，但是原理的既得利益集团却不愿意失去这些优势。贸易集团不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它会影响到国家的贸易政策。日本那些农民的声音根本就不符合自由贸易福利分配的原理，但是它就是能够形成影响，这和政治体制很有关系。
张燕生：去年我们给江苏省做过一项研究，主题是江苏省经济国际化。我们当时的思路是外贸、外资、外经、外制和开发区，我们叫四外一区。我们课题组就是想的怎么能优惠外资、支持出口、扩大国外项目承包。我就奇怪，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做的时候都是想的怎么服务于外，而不是如何把内外结合起来。如果把商务部的工作重点定在对外方向，他们不但是货物贸易重点对外，服务贸易也是如此。服务贸易我们在技术以及保险、金融方面逆差比较大。技术贸易是逆差多好还是顺差多好呢？如果本国技术落后，那么服务贸易逆差对发展是有好处的，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但是我们的政绩考核不是这么进行的，我们不会认为服务贸易逆差越多就越好。最后，官员还是会追求出口。
赵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导向的初衷是为了赚取外汇进口设备。当然也还有解决就业的考虑。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水准提高，人家已经不见得愿意出售先进技术了。别的国家为了防止被赶上，对先进技术都会有所保留。我不觉得可以简单地说自主创新和引进外资究竟那个对。科学地提问应该是，在某个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把资源做如何的分配 。第一，如果一个企业现有的技术和先进技术差距比较大，那它更多地会采取合资或者购买技术的策略。因为自主研发是一个连续的长期投资的过程。开始的投资是很难收回投资的，只有到了一定的阶段，成本才能降下来 。如果基础技术比价差，一个自利的厂商显然会选择直接购买技术。这是拿未来的收益来付费。如果技术比较接近了，那就可以考虑自主研发了。第二，我们的民营企业起步阶段口袋比较浅，没什么资金搞不起研发。只有口袋深了才会谈研发。 第三，还有市场结构的问题。如果我是完全垄断厂商，我就没要搞什么研发。研发不研发都能卖出去。第四，关系到国有和非国有。国有是委托代理，企业有多余的资金领导干嘛不坐着飞机去打高尔夫，为什么要寻求一个比较艰难的连续投资的过程。这是我的思考，没有进行过模型设计也没有经验支持的证据。
盛洪：讲到贸易政策出发点，我觉得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同。中国应该从什么角度出发来制定贸易政策？我觉得除了从自身的角度考虑，也还要从全球的利益出发。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对外关系传统也是认为，多考虑一下其他国家对自己是有好处的。我觉得美国、日本这方面做得不好。我们应该从全球和贸易伙伴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贸易冲突中做一些让步。还有我们能不能给周边国家一些好处。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都有好处。比如，由于中国的发展，周边国家的居民可能会愿意进入中国寻求机会。我觉得我们不仅可以在我国周边设立自由贸易区，还可以发起类似欧盟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这样做给周边国家带来利益，可能会赢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合作。
杨帆：我有几个简单的判断。我认为汇率升不到1：6是停不下来的。 现在害怕的是升到1：6也停不下来。早点升也许能停下来，升得越晚越担心停不下来。所以我们需要对以前的错误进行反思。反正不到1：6之前，外国的钱不会往回跑。我的看法是宁涨股市勿涨房市。股市大涨就大涨吧，各企业赶快上市，比如高新技术企业顺势而为。已经这样了，这也不算坏事吧。第二，不必担心贸易逆差。顺差、逆差都是中性词。贸易逆差根本出现不了，如果出现也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国际收支的顺差是无法调整的，外国货币和资本的进入是无法挡住的。第三，挡不住也不能放它出去。所以我们不仅是要考虑贸易上的奖出限入，更重要的是金融上的管理。
张燕生：我最后就谈一些我思考的问题作为回应吧。第一，加入WTO说狼来了狼没来，那我们为什么受益了？十年前，该来的狼已经来了。真正的狼现在才开始来，过去五年我们最大的受益在哪里。加入WTO几乎对十三亿人动员起来了，开始清理、整顿、应对。所以我觉得为了加入WTO进行的准备是最大的受益。第二，现在资产价格泡沫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要素的市场价格低和非市场因素多带来的问题。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有障碍？其中涉及到土地、劳动力、资金，实际上核心的问题这些能否市场化、如何市场化？第三个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人民币汇率是什么概念呢？94年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之前，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说当时市场上有三个价格，调剂价、官价和黑价。94年这个市场化的改革却导致了这么一个悖论，这是为什么？
杨帆：实际上，汇率改革在前十六年是很成功的。政府利用了港币、深圳特区的两币流通政策，当时就有局部地区在市场化了。一步一步地小的调整，到94年已经完成市场化改革了。经贸部委的利益集团却把人民币超贬10%，从那时开始就开始回升。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有人都觉得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国力保持币值。当时人民币没有贬值是完全正确的。到了2000年，国际也认可了，原来中国挺强的。于是对人民币进行重估，这样一来股票和房价就上去了。2000年我们采取的汇率政策是倒退了。
张燕生：实际上，我问的问题不是评高低也不是什么时候调整比较好。我是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化改革以后，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对利率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价值，也是我们提大幅小幅升值的基础。第四，刚才由于时间关系，储备问题以及资本流动我们都没有讲，我认为大资源大头寸对我们下一步的对外开放是大机遇。至于如何把握这个机遇是另一回事。一万亿美金如果用好了，对未来二十年是很大的机遇。最后，摩擦不是短期的而是全局性的。我们认为摩擦是现行战略的必然结果，因此调恐怕要从根本上调。现在摩擦比较厉害的贸易主要是日美、日欧的贸易。日美和日欧的贸易产业结构是互补的，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形成竞争性的贸易产品结构还早着呢，真正的贸易战没开始就打得很惨烈。这是中国未来贸易发展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今后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诸如日本的半导体、钢铁遭遇的问题，那时真正的贸易战才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