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所的第254次双周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查道炯教授概括地介绍了他创作《冷战后日本的对话政策》的起因以及主要内容，提出了研究日本问题的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回顾了冷战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四个层面的变化，指出了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一种态度。
首先，他说明了自己写作文章的起因，并通过分析国内教科书里面的关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标准性的思维方式，提出应该把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放到另外一个视角去。从而提出了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正常国家的概念，并作出了详尽的解释。同时指出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趋势已经是既定现实了。
接着，他提出研究日本问题不应该再采用右倾的视角，而应该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把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提出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一、正常化的变化，对二战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衡量。二、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不会或者说不一定会以另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作为蓝本。三、当日本的一项对外政策符合它对本身的国家正常化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理解这种措辞的反面。四、日本的一项对外政策可能符合它自身所认为的正常国家应该遵循的理念。
然后，他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冷战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四个层面的变化。在政治层面方面说明政治层面主要是四个问题：第一个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历史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台湾问题；第三个与台湾问题相连接的是领土问题，就是钓鱼岛和周围所含岛屿的归属问题；第四个是战区导弹防卫系统问题。而这四个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同时指出我们应该把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放到这些细节里去看，然后研究如何应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在军事安全层面，日本一直没有一个独立的对中国的宣言，但有一些其他的言辞。现在看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美国，来自日美同盟。他同时也指出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在经济层面，从经济关系的总量，经贸的总量上来看，中日经济关系非常得好。日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他同时指出除了实实在在在做的经济外，两个国家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个自由贸易区？因为我们如果和日本建立经济贸易区，从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从经济实力、技术、劳工以及原材料、运输这些方面纵向产生的经济效益会非常大。但是这里面也需要应对很多问题，包括日本对他实业的担心，还包括我们是怎样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另外他也分析了日本ODA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认为没有ODA对中日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在地区秩序层面，中日之间在维护地区秩序方面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其中一方面包括东南亚经济、经贸关系，第二方面是金融方面的秩序，第三个方面的合作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同时指出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是认知上的问题而不应该算是外交问题。
接下来，他也评论了马立城和时殷弘的新思维。他认为新思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现在到了21世纪，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和政治环境与中苏、中越关系的正常化途径不一样。而所谓的新思维，如果不管细节，他其实就和邓小平当年实现中苏正常化，江泽民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思路一样，那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些做法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越关系正常化里边起过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日本不是89年的苏联，也不是91年的越南。
最后，他提出了研究中日关系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首先他通过对中国政府在面对在日本发生的一起中国留学生的谋杀案时所采取的回避态度的批评，认为我们应该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的环境里边，正确的定位中日关系。接着指出我们不应该结论做得很快，感情用事。同时他还认为在中国同样存在着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他也提出从学理的基本逻辑上讲，道歉和其他事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道歉永远要坚持，但不能影响到两国之间起他的合作和正常交往。如果要长期在亚洲地区开辟新的市场，中日之间必须在东亚合作，这里边把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和其他的安排可以把他看成是一种地区的公共财富，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自己的利益。中日之间的地区发展的结构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包括运输、环境，包括反恐，在东亚地区，包括石油、环境、天然气方面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