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所的第255次双周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回顾了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强调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以及渐进性改革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并由此引申出中国实现有效制度变迁的两个政治基础，即地方性创新和泛利性执政党。
首先，他提出一个总的观点，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制度释放所造成的，这种制度释放的能量促进了整个经济的转型。接着，他提出了中国改革是渐进性的改革。这一点他通过回顾农村改革和价格双轨制改革，认为农村改革是我们的改革里边比较顺利推进的，没有损失的一种改革，而价格双轨制改革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价格双轨制其实是为非国有部门在当时的环境下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而且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但是他也指出因为过去这25年的经济增长是靠体制释放所支撑的，而现在这种释放结束了，就不可能再有我们所看到的超常的发展水平了，在一个常规的经济里头要保持这种高速的增长是很困难的。
接下来，他解释了为什么渐进性改革会持续的朝着有利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的问题。第一，渐进改革有利于获得各方的政治支持。其中他举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实行；第二，渐进改革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调整行为，使整个经济快速达到新的均衡。这样也避免了像苏东震荡那样出现社会无组织化的情况，造成社会经济陷入低谷；第三，第三，体制释放带来经济增长，体制的逐步释放带来地持续增长。渐进性改革为增长提供了不断的动力。他用一幅图对渐进性改革和激进性改革作了一个比较，认为有可能激进改革永远是处于比渐进改革低的收入下面。
紧接着，他解释了有效的制度变迁在中国是如何实现的？首先他解释了有效的制度变迁就是说制度变迁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或者说是朝着有利于经济产出增长的方向发展的。而过去25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就是有效的制度变迁。同时他认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会阻止有效制度变迁的产生，交易成本也会阻碍有效制度变迁，并且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边，一个纯粹的政治过程也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制度变迁。在现代民主社会，和不是那么民主的社会中实现有效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实现有效的制度变迁呢？第一个是地方性的试验，而地方性试验有利于有效的制度变迁的原因则在于地方有信息优势，而且地方之间在互相竞争，地方所具的挑战更具多样性，而有了多样性的挑战才更有了创新的冲动；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加强。这里主要表现为地方性约束过硬，预算约束刺激了地方进行创新，而这种创新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加强的过程；第三个原因是执政党的泛利性。泛利性，总的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利益代表比较广泛的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是走过了单一的阶级基础向泛利性过渡的过程。
在这里边，他还介绍了一下当今世界上威权政府的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少数人的独裁体制。比如非洲，说它是理性的荒原，完全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第二种是民粹主义的威权政府。这里他举了庀隆统治下的阿根廷作为例子；第三种是泛利性的威权政府。像东亚的日本，南韩，还有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不是纯粹的民主体制，政府的权力非常大。但它并不是靠一种铁血的统治，而是劝导，代表性比较广泛；第四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威权政府。比如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府，苏联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它不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它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借此他也评价了一下民主，认为人人都说话的民主未必是最好的民主，社会的平民化，社会层级的消失，从长远来看是对社会结构的一个最大的损伤。并因此批评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民主，提出代议制的民主机制是最好的民主形式。
最后，他引申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泛利性和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一个党必须要有一个意识形态，但是现在党的三个代表和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脱节的。所以必须在泛利性的框架下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基础；另外一个是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他提出了通向民主化道路中的一个过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并指出在把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工具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有可能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