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所的第283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盛洪教授做了一个关于文化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弥补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缺陷的作用，以及如何将经济增长转变为文化繁荣的报告。
首先，盛洪教授讲到，财富增长不一定会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因为财富对人是有效用的，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这种效用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小康水平，也就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命需要而略为宽裕的水平。低于此水平，财富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的生命需要，因而财富增长就意味着效用的较大增加。但当富裕程度超过小康水平后，物质享受带来的幸福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人们就要追求非物质的精神上的满足，体验生命的意义。这时候就会产生冲突，因为体验生命意义需要借助于文化原则和形式。而当一个社会只有功利计算而没有文化时，人们只会更多地追求物质财富。这时候经常会出现为了物质财富而忽略了更为宝贵的亲情和对家庭的责任；甚至为了物欲享受不惜损害他人，不仅造成别人的痛苦，最后也可能会给自己造成痛苦，因为他会遭到报应。因此，只有当财富增长与人们追求生命意义的努力相一致时，财富增长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
其次，盛洪教授谈到了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几个问题。第一，财富的持续增长会吊高人们的胃口，形成过高的预期，反而容易造成不满；第二，随着财富的增长，有些特许权利、有些政治安排的利益就会变得巨大无比，这时候强势利益集团会利用其优势通过各种手段来攫取自己的利益；第三，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同时经济增长伴随着的技术进步又给了人类更大规模开掘自然资源的能力，这样可能会使原来看来丰裕的资源变得稀缺甚至耗竭。一旦资源变得稀缺，人们会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从而使人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第四，经济增长还会带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紧张；第五，对资源的大规模需求，会使一个社会更多地向外部索取资源，这必然会加剧该社会与其它社会的竞争，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这些问题在现在的中国都是存在的，至少有了苗头。
盛教授同时举了古巴比伦、回鹘汗国的亡国，"文景之治"的后期出现的"七国之乱"，"贞观之治"以后出现的"安史之乱"，以及美国逐渐富裕后因南北利益集团的冲突而导致的内战等例子，说明了经济增长以后未必就会有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财富既可以使人民满足、社会安定，也可以使人民不满、天下大乱。
第三，盛洪教授讲到了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情况。市场制度的逻辑，是用法律确定产权的框架，让人们自由的进行交易，人与人之间互相制约，然后形成一种比较良性的结构。然而在精神产品的消费、利益集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以及国际上争夺资源等这些问题上市场是失灵的。政府也是失灵的，虽然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本身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比如贴现率太高、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具体而言政府有三个方面失灵，一是在市场领域、家庭领域、道德领域内，二是在法律的基础层次，即宪法层次，三是在国际上。而且中国的政府本身有很多的缺陷，比如政府是任期制，目光更短浅，它可能不惜耗用大量资源以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政绩；政府结构中行政部门实际权力较大，垄断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行政部门获取自己的利益；政府更喜欢利用行政手段，而不是司法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使得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容易失灵。
第四，盛洪教授解释了为什么文化能起作用？首先是因为文化有时间超越性，它没有"当代人的偏见"，而公平对待每个世代的人，即贴现率为零，这样能够修正市场和政府的"短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可以修正人类中心论的弊端，从而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文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而这种替代的过程是通过人的内心起作用的，所以制度成本会大大降低，从而增加了社会效率。替代的方式则是一方面经过传播和熏陶作用于人的内心，通过人们的自律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宪法原则，成为最根本的规则影响其它规则，来决定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文化形式本身包含着美感，反映了一个特定文明的独特性质，成为了一个文明中的人民互相认同的媒介，可以从中获得极高的、物质财富无法比拟的享受；文化还有一种空间上的超越性，超越政府、超越市场，这对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是有巨大作用的；文化是从互动中生成的，会使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修正在市场中只考虑自己、在政府中居高临下的意识，减缓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因争夺利益而形成的对抗，部分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紧张。
第五，盛洪教授解释了怎样将经济增长转变为文化繁荣？首先，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繁荣。文化繁荣要依赖于社会制度条件。文化的非强制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决定了它的生成也是非强制的和多样化的。所以不能由政府来规定形成文化繁荣，政府对待文化最好的政策是文化宽容；其次，政府要提供一个促进民间文化机构生成和发展的制度环境，要给予民间文化机构正常的保护，要认识到文化机构的非营利性质，要给予支持，要鼓励人民对文化事业的捐助，要对捐助予以免税，要支持建立民间基金会等等；第三，文化繁荣要有一个稳定结构，即形成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主流文化不会压制其它文化流派的发展，支流文化可以对主流文化进行挑战，迫使主流文化进行改革，从而保持文化活力；第四，政府还需要逐渐地减少政府手段的使用，即更少使用强制性手段，而更多依赖于非强制性手段，降低强制性的程度；第五，政府制度、市场制度和文化领域之间要有边界，文化不要介入政府事务和市场交易，以使文化发展与学术研究更为超脱和纯粹，也不至受累于政府和市场的变幻。
最后，盛洪教授得出结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富之"的任务，如果不发展文化事业，提炼中华文化的精华，形成今日之文化原则，就无法"富而教之"。既不能将经济增长转变为长治久安，也无法让中华文明再经历一次文化繁荣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