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4月7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了166次"双周学术讨论会"，清华大学傅军副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做了"对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行为模式的解释"的主题发言。以下是发言的主要内容。
这篇报告的大致框架是：第一部分提出要回答的问题；第二部分对现在市面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解释做一下概括；第三部分介绍一下"制度—投资"理论模型；第四、第五部分都是围绕现实中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对本模型加以进一步阐述，并且要超出表面上看到的东西考虑更多的因素；最后看一看实证的结果。
纵观改革以来，中国吸收了很多外资。虽然现在受亚洲金融风暴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吸收外资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是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吸收外资国。与此同时，不同的时期吸收外资状况又有明显的变化。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整个20年的外资流量，就会看到一条增长特别快并很有戏剧性的曲线。其次，从地域角度，把中国分成内地、沿海等来对外资量进行分解，也可以看到非常有戏剧性的变化。第三，把外资分成独资、合资及合作三大块，观察一下每一部分单独的变化趋势，仍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怎么解释这些变化就是这里提出的问题。
国内、外对此所做的解释，包括两个思路。
一、"常规"的思路。
它一般有两个大的研究视角。第一个是经济的视角，就是用纯经济的变量来解释；第二个是文化的视角。
1、经济的视角。从经济方面看，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快，吸引的国外投资就越多。经济方面的因素包括GDP规模、市场大小、劳动力成本和基本设施。从研究的角度讲，这些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
2、文化的视角。在讲到文化促进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现在国内要雇个好的翻译也特别贵，这可能就多了一种成本在里头。特别中国的一些文字还要领会"精神"，外商一般难以做到这一点。第二是"关系"。这可以从一种博弈的角度来考虑。文化就是跟多次博弈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两个朋友打交道，今天见了明天还得见，这就会更容易地建立起信用；而两个陌生人就不那么容易建立起信用。所以文化也促进投资。
就目前来看，文化和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确会对投资产生影响。但是，在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它们的缺陷也很明显。上面提到的这些变量，如果从静态来看，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从动态来看，它们很难说明问题。比如文化，它在短期内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投资行为可能变化。所以拿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化的东西，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传统解释的毛病就在这儿，所以应有所创新。
二、"制度—投资"的理论思路。
首先，投资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投资往往是人际间的事情。现代的投资往外是大规模的工业投资，所以需要好多人共同融资。第二个是投资是跨时期进行的，今天的投资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回来。这两个特性就决定了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制度中，投资容易受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尤其是跨国投资，这种风险更为明显。
因此，就需要一种非市场制度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这套制度越发达，就越能促进投资。非市场制度应该分成两种。第一是非正式的制度，比如文化；第二是正式的制度，包括官方的政策、法律等。在一个社会中两种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但如果正式制度不是很健全，那交易更主要是靠非正式制度来维持；相反，正式制度越发达，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就越轻。
正式制度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是政策的层面，第二是立法的层面。在政策层面上主要有三个层次，最优惠的政策主要是在特区执行的；在沿海城市的政策比特区差一点，但也比较优惠；内地政策最不优惠。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三个地区的政策优惠差距逐渐在缩小，最后实际上会慢慢拉平。在法律的层面上，中国的投资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接近于国际统一的规范。除投资法外，我们研究中还包括一部分国际法。应该看到中国的制度建设一直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我们这个模型着重考察的是变化的情形。法律没有空间上的区分和变化，只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可能会更加完善，从而促进了投资；而政策的变化与差别则很容易看到。所以我们更注重对政策的分析。广东那些省份的政策灵活性大，或许是有利于那里吸收外资的一个因素。但政策的灵活性只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情况，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文化的东西。本来我的政策可以松动也可以不松动，但是我对朋友就更有可能松动，而对根本不认识的人往往更容易坚持原则。
下面再对三种外商投资模式的风险做一点分析。在完全独资的情况下，首先，一般没有一个当地的合伙人，所以获得信息情报比较难；其次，从中国法律来说，独资企业必须是中国的法人，这意味着它必须从各个方面服从中国的法律；最后，它必须要使用更多的固定资产，万一国家政策发生变化，这些东西是不能带走的。所以独资经营的风险最大。
而合作经营的风险最小。除了有当地人的帮助外，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法人，从法律上说，它是中国与国外合作的一个战略伙伴；而且利润是双方平分的。但合作企业的不利之处是，它跟别的企业签合同的时候比较难。
合资经营的风险介于独资与合作之间。
在别的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越是优越的政策，就越能促进投资。但随着政策慢慢地趋向于等同，政策的效应应该越来越小。从表面来看，确实有这个结果。从这三种外商投资的模式看，独资企业一直在增加，合作企业一直在减少，合资企业在到了一定时候以后也在减少。当然除了优惠政策外，外商投资还有市场方面的考虑，所以对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需要把市场因素扣除掉。
我们做的这个模型把中国所有的地区按省来划分，这是因为中国的区域间差别是很大的。从时间上看，我们搜集的是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６的数据。然后又根据刚才描绘的政策变动，把这段时间分成三段隔开：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以前；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0年；第三个阶段是1991年到1996年。
关于模型的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的优势（EA），包括市场大小、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基本设施等；第二个是政策优势（PA）；最后是文化优势（CA）。
根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作出几个可以进行验证的假设。
首先，在政策方面，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促进投资的效应会越来越变得不重要。
其次，文化方面。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促进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随着正式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文化的作用也会日益降低。
最后，FDI的量跟制度的优越性的相关性最强，就是说随着制度越来越好，FDI的量越大。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地方Ａ和Ｂ。Ａ的经济优势强于Ｂ，但Ｂ在制度和文化上有优越性，因此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比Ｂ要少。所以经济优势跟投资量的相关性不是特别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Ａ的制度会越来越完善，这时候具有经济优势的地区就会吸收更多的外资，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会越来越强。
我们模型中的回归分析可以支持以上三个假设。
（李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