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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还没有来得及译成中文，所以我打出的投影都是英文，但我尽量用中文讲。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太长了，我只讲大约45分钟，后面时间留给大家提问。
我的题目翻译成中文叫"对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行为模式的解释"。所以我用的投资的数据完全是直接投资的数据。我所说的内容是要超出经济跟文化因素，而把着重点放在法律、官方政策等正式制度上来，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行为的模式变化。我今天说的大致框架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要回答的问题。第二部分我对现在市面上解释这一问题的理论做一下概括，省得我们做重复的工作。第三部分我讲一讲我的一个"制度—投资"理论。这个理论模型做完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实证上的"Prima Facie"。"Prima Facie "就是从表面看它是不是这么回事。第四、第五部分都是围绕"Prima Facie"，并且要超出表面上看到的东西，有很多因素考虑进去了，我们将在控制别的因素的情况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最后我们看一看实证的结果是不是这样。
这张表上用的数字有点旧。纵观改革以来到今天的外资流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吸收了很多外资。我这儿的数字是从1979年到1997年，这些数字是中国实际收到的外资，而不是合同中签约的外资数。现在我们受金融风暴和别的好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可能从市场来说处于一种饱和的状况。即便是这样，中国仍是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吸收外资国。你要从纵观上来看整个20年的外资流量，就会看到一条增长特别快并很有戏剧性的曲线。从80年代到90年代，你可以看到变化非常快。这是第一。然后我们再从地域角度，把中国分成内地、沿海等来对外资量进行分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有戏剧性的变化。第三，我们把外资分成独资、合资及合作三大块，来看一看每一部分单独的变化趋势。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变化？这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
国内、外对此所做的解释，包括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我们叫做"常规"的思路。它一般有两个大的"Approach"。第一个是经济的结构，就是用纯经济的变量来解释；第二个是文化的结构。
先从经济方面来看。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快，就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经济方面包括GDP规模、市场大小、劳动力成本和基本设施这些因素。这些是完全从经济方面考虑的。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
然后是文化方面。一般来说，国外对中国的东西接触以后，就会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讲到文化促进投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文化为什么不一样。文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语言。我们可以想象到非洲投资，那会有好多东西要了解，包括他们政策的制定等。我们要学会这些东西可能成本很高。我过去在外交部做过翻译，现在我听说国内要雇个好的翻译也特别贵。这可能就多了一种成本在里头。特别中国的一些文字还要领会"精神"，老外一般难以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关系"问题。这可以从一种博弈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一般是跟陌生人打交道。你看投资银行中，那里的人为什么穿得那么体面，原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能看出一些道理了。假设现在进来一个人，邋里邋蹋，如果你跟他不熟，肯定不愿意和他打交道。所以投资银行里的人作奔驰车、非常气派的楼里办公，就是要给外人造成一种印象，说明自己是有实力的。文化就是跟多次博弈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两个朋友打交道，今天见了明天还得见，这就会更容易地建立起信用；而两个陌生人就不那么容易建立起信用。所以文化也促进投资。从目前来看，文化和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确会对投资产生影响。
但是，在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它们的缺陷也很明显。因为刚才是从动态视角来看的，而用静态的眼光就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变化得这么快。我们先讲增长率。你很难说是增长在先还是投资在先。经济学有个内生的问题，你不知道哪个在前头。而且中国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比如说特区经济增长很快，但这可能是因为投资很多，然后起来了。所以这就有个缺陷。如果你真正要很系统的用一个回归模型看，就会看到增长与投资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再说市场。市场这个东西，在好多国家比如瑞典的竞争性报告中都考虑到了。但这种考虑不是很细。因为对于市场的大小，你拿什么衡量？如果拿ＧＤＰ，一个国家ＧＤＰ可以很大，但外国人关心的是市场回报。这是个关键。真正能够吸引外国投资的市场，其实是制度变量的一个结果。比方说中国有一定的ＧＤＰ，但政府会觉得这块不可以开放，在这种情况下ＧＤＰ再大也是白搭。所以如果随便拿这个衡量，有时会形成误导。我们中国不像美国，除了国防等敏感的领域，市场都是开放的。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用这个东西，并不合适。所以真正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市场，其实是制度变量的结果。劳动力也是这样。如果劳动力真正重要的话，中国８０年代的劳动力比９０年代便宜多了。你如果问外国老板８０年代为什么不来的话，他可能会回答，那时候我还在等待，看看局势怎么样。所以作为投资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下意识的，投资者自己可能都说不清。归根到底是对制度要有信心。在制度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等待本身就会有一种代价在里头。你不来别人冒险先来了，等你再来可能机会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说，像上面这些变量如果从静态来看，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从动态来看，它们很难说明问题。就拿文化来说，文化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但投资行为可能变化。所以你拿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化的东西的话，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传统解释的毛病就在这儿。不是说这些变量不重要，是说它们有很大的缺陷。所以我们觉得在技术上不应该对这些解释特别满意，而应有所创新。所以在考虑投资的时候，我们着重强调制度因素。下面我简单说一下我叫做"制度—投资"的理论。
首先，我认为投资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叫"Interpersonal"，第二个叫"Intertemporal"。 "Interpersonal"是指，投资往往是人际间的事情。现代的投资往外是大规模的工业投资，所以需要好多人共同融资，这是第一个特性。"Intertemporal"是指，我今天投资了，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回来。这两个特性就决定了这样一个特点，假设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制度中，投资容易受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个人容易短视，不考虑长期合作。尤其是跨国投资，这种风险更为明显。所以如果投资要增长的话，就需要一种非市场制度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这套制度越发达，就越能促进投资。非市场制度应该分成两种。第一是非正式的制度，比如文化，像我刚才说的语言等因素；第二是正式的制度，包括官方的政策、法律等。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两种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但如果正式制度不是很健全，那交易更主要是靠非正式制度来维持。比如一个村庄里不需要正式制度，因为人们之间天天见面。但在现代经济中，我们经常是跟陌生人打交道，所以重复博弈不是很常见，因此更需要的是正式的制度来支撑。因此两者的关系是，正式制度越发达，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就越轻，在这种情况下有非正式制度当然更好，但没有也可以做交易。
现在我们看一看怎么把刚才说的理论同前面提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按我的观点，尽管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抱怨，但我们的正式制度已经改进很多了。你不能老跟美国比，说中国制度达不到那么健全，而应该看到中国的制度建设一直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现在我们有必要很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正式制度方面的变化。我把这种制度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策的层面，政策层面比法律层面更宽松一点。第二个是立法的层面。在政策层面上，中国与外资有关的政策笼统地说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最优惠的政策，这主要是在特区执行的；然后在沿海城市比特区差一点，但也比较优惠；内地最不优惠。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三个地区的政策优惠差距逐渐在缩小。比如到８０年代中期１４个沿海城市开放以后，原来只有特区能享受的政策这些城市也能享受了。到９０年代内地的优惠政策又开始多起来了。所有如果说有三个阶梯的话，这三个阶梯在逐渐缩小，最后实际上会慢慢拉平。这是政策的层面。还有一个是法律的层面。我们刚才说的外商投资的三种模式，不是一步到位的。一开始是合资。第一部合资法说得很简单，只有１５个条款，只是原则地说一说；然后慢慢地有了细则，让老外更容易操作了。到８０年代后期，就有了三部法了，包括独资法等。到９０年代这些法律日益完善，包括歧视性税收都取消了。所以简单地说，中国的投资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接近于国际统一的规范。
下面我们对这三种外商投资模式的风险做一点分析。在完全独资的情况下，首先，一般没有一个当地的合伙人，所以获得信息情报比较难，这是一个不好的方面；其次，从中国法律来说，独资企业必须是中国的法人，这意味着它必须从各个方面服从中国的法律；最后，它必须要使用更多的固定资产，比如楼房，这样万一国家政策发生变化，这些东西是不能带走的，所以风险比较大。所以必须对某个国家有信心，才会作出这些投资。从合资来说，有当地的人来帮他搜集信息、打通关系等，但它也是一个中国的法人。在利润分配上，合资是根据股份比例来分的。合作的风险最小。除了有当地人的帮助外，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法人，从法律上说，它是中国与国外合作的一个战略伙伴；而且利润是双方平分的。但合作企业的不利之处是，它跟别的企业签合同的时候比较难。另外，合作企业由于不是按股份分配利润的，所以短期行为就减少了。总的来说，随着中国这套制度的健全，你无须有这些政策上的担心。
上面说了，在别的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越是优越的政策，就越能促进投资。但随着政策慢慢地趋向于等同，政策的效应应该越来越小。从表面来看，确实有这个结果。先从这三种外商投资的模式看，独资企业一直在增加，合作企业一直在减少，合资企业在到了一定时候以后也在减少。所以这符合我们刚才的逻辑推导的结果。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来探讨政策效应。每个地方的投资都是总投资的一部分。比如说特区，在早的时候政策比其他地区优惠得多，所以吸引的投资很多，但后来随着优惠政策的减少，特区的投资作为总的投资的一部分应该下降；沿海地区到一定的时候也是这样；内地的投资会上升。当然现在可以指出，除了优惠政策外，还有好多市场的考虑，所以我们下面要进行实证的研究，把市场因素扣除后来看一看。
我们做的这个模型把中国所有的地区按省来划分。为何这么考虑呢？因为如果把中国看成文化统一的一个大的地区，所有的条件都一样，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的市场，区域隔离非常明显。从地理条件来看，各地的方言等又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中国的区域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把中国分成了２９个省份。当然如果按市一级来划分会更好，但是我们没有这些数据。所以这种划分不非常理想。但规律性的东西还是能看出来的。这是从空间来看的。从时间上看，我们搜集的是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６的数据。然后又根据刚才描绘的政策变动，把这段时间分成三段隔开。这是因为法律的发展、特别是重大政策的发展，是很有时间性的。比如说８４年以前，法律还很不健全。到８５年的时候，新的法律出台了；从政策来说，２２条、外汇调剂市场等制度都是在８５年到９０年建立的。到９１年以后，法律、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比如说允许外国人担任董事长，这是给予国民待遇的非常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税收开始拉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还有一个有利于研究的方面，是这几个时间段，每段包含的时间都差不多，当然这并不太重要。
关于模型的变量，我们认为一个地方投资的多少，应该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是它的经济的优势，包括市场大小、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基本设施等。假设别的条件都一样，市场越大，投资应该越多；劳动力成本越底，投资越多，当然劳动力成本不应只看名义上工资的多少，而且应该看技术的高低，就是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因素；基本设施主要是拿电信、交通等来衡量的，这些方面是否完善也是对投资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政策优势。就是说在其他条件都一样时，你的政策对老外越优惠，税收越低，他们就越愿意去你那里投资。最后是文化优势。我们在这里做这样的处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刚才做的设想是正确的话，文化跟语言有关。比如一个华侨，都愿意到说自己熟悉的语言的地区投资。我们按语言把中国分成三个地域：福建、上海、广东，这是三个文化的点。由于文化的复杂性，这么划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根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作出几个可以进行验证的假设。首先，在政策方面，我们认为政策可以促进投资。但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促进投资的效应会越来越变得不重要。其次，文化方面。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促进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随着正式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文化的作用也会日益降低。比如说一个广东人到广东投资，从经济利益上未必特别好，但由于其他地方正式制度不完善，他只能投在这个地区。随着正式制度的改善，文化虽然仍然会促进投资，但会变得日益不重要。最后一个比较复杂，是说FDI的量跟制度的优越性是有相关性的，就是说随着制度越来越好，FDI的量越大。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地方Ａ和Ｂ。Ａ的经济优势强于Ｂ，但Ｂ在制度和文化上有优越性，因此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比Ｂ要少。所以经济优势跟投资量的相关性不是特别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Ａ的制度会越来越完善，这时候具有经济优势的地区就会吸收更多的外资，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会越来越强。我们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支持以上三个假设。
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讨论：
张曙光：刚才傅军博士把他的论文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这里面不仅研究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而且包括了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分析了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的计量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的一些假设。今天的讨论我们请了两位评议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贺菊煌教授，一位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姚长辉教授。先请他们二位做评论，然后大家进行讨论。
贺菊煌：因为我没有看到傅军博士的报告，所以边听边思考很难谈到很多意见。但我总的感觉是这是个很好的报告，就是对外商投资的行为，通过一些假定和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方法作出一些解释。这些解释我认为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国政策、制度方面的完善，才能对外商投资更加解释得通。我感觉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觉得这里头有些东西还需要说明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说每个变量是什么？怎么来衡量？这个报告里没有讲得很清楚。还有刚才描绘的趋势线，你说用的是是累进量，但我感觉好像不像累进量，累进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傅军：我说的是一个地区的量占总量的百分比，而不是绝对量。）另外，关于这个量怎么衡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有些东西比如文化，恐怕不很容易能用量来衡量的，所以我听了半天，也不是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广东的华侨在广东投资比较多，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但其他的东西恐怕很难想得清楚。另外政策优惠具体是什么量，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总的感觉这个报告很好，在质的方面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但在计量方面有些缺陷。我就说这些。
姚长辉：对外资行为的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97年之后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大，傅军博士从很广的方面来研究外资的量，特别是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把外资这样一个受很多因素影响的东西揭示得非常细致，有的时候就会不太容易自圆其说。我提一些意见大家来琢磨一下。
第一个是文化和投资的关系。我们讲各个地区的时候，假如我的投资都是来自于华侨，那华侨往往投资于自己祖籍的地方，这里头确实有文化的因素。但如果我的投资中既有华侨的投资，又有欧美的投资，还有日本的投资，那文化的影响对它们是没有差别的。比如说日本人和欧美人，他们想投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所面临的文化差距都是欧美文化和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所以如果要在究文化对吸收外资的影响方式的时候，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有什么差别，比研究中国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差别，可能更直观一些。我也曾经做过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研究，但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做了。像最早的时候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将近70%是来自于香港和以香港为中心的这些地区，更多的是华侨投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华侨的投资肯定是有文化背景的。但到后来，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欧美、日本的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来投资，所以这和原来的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差距了。另外，关于文化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人的观念。比如我们现在内地也有一些优惠的政策，97年之后国家计委越来越多的把优惠政策转向那些地区，但大家都知道内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还是很慢。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观念。好多人都认为广东省是因为国家给予的许多优惠政策才吸引了更多的投资，经济才发展起来，但实际上那里的开放的观念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因素。
另外一点，谈到经济跟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时候，不是想让他把产品卖到中国，而是想出口创汇。但是外商也看到了中国的市场，所以必须要有一部分内销。所以那个时候市场确实在起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现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层次改进了，更多的是外国的跨国公司进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就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国的市场了，他们到中国来投资很明显地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比如说开拓亚太地区的市场。比如摩托罗拉在天津开的工厂，生产的东西是供应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这就是说市场、特别是本地的市场，对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虽然是有，但不是特别的重要。如果市场是用整体的GNP来考虑的话，应该是那些经济的总量比较大的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自然也要大一些，但这不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把本地的市场跟外面的市场连接起来？另外，关于经济中的劳动力，我觉得傅先生把劳动力的成本放了进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劳动力成本？如果用工资，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外商愿意到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投资？这些地方的劳动力成本是很贵的。我跟一些东部跨国公司的人事总监有些来往，就看到中方人员的工资上升是很快的。但是外商还是愿意到东部来设立公司而不是去那些比较偏远、而劳动力很便宜的地方去。所以劳动力成本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汪丁丁：他模型里面讲到了用劳动生产率做除数，但我不知道你怎么度量的。另外，工资率西方用的是一个全收入的概念，包括房租、交通、交纳保险等，这更能反映真实的劳动力成本。）
另外一点我可能与傅先生谈的有点出入的地方，就是我也一直认为中国的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非常重要，而且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但是你划分的年份是从1985到1990年是一个阶段，90年之后是另一个阶段。而一般我们是按1992年切开的。1992年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就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是当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这个东西是用经济、文化等都解释不了的，老邓的一个南巡讲话就是春风。我们1993年帮助国家计委搞了一个关于利用外债方面的宏观经济模型，也就是一个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当时就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解释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只好找了什么虚拟变量、政策变量等蒙混过关。所以政策有时是意味着大环境的改变，这对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另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极不合时宜的政策，就是过去给东部沿海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可以继续给下去，但是新的优惠政策就停止了，目的是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93、94、95、96这四年实际上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段黄金时间，但这时中国人有些飘飘然了，觉得外商是求着我的，所以就把原先某些优惠政策停下来，急着把外资往中西部地区赶，而中国政府又没有先把那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等搞好。所以97年之后，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连续两年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额下降了，这是20年来所没有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想谈谈我的一个看法。按我个人理解，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跟经济增长直接联系的。所以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是以国际储备适度增加为原则的。这其中的理由我不想详细解释了，我只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每年外债的还本付息额要二、三百亿美元，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汇出也有上百亿美元。所以我们1500亿的外汇储备光这些方面每年就需要拿出3、4百亿美元，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上千亿美元说没就没。韩国在金融危机前也有7、8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说没就没，很短的时间就只剩几十亿美元了。而且中国没有什么盟友，一旦出现问题，很多国家就是要看中国的热闹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往上升。这靠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出口是一种需求，需求可以拉动增长。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试图利用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了。我国促进出口的各种政策都用了，就是货币贬值这一招没有用。所以我们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储备上升的时候，就要看到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替代关系。从经常项目来看，应尽量促进出口，但中国绝对不能牺牲进口，因为中国80%以上的进口都是些资本货物，这是保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的东西。所以不能根据出口多少来调整进口，中国的进口实际上应该有刚性的。因此，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在经常项目上有一个逆差。那差额由谁来弥补呢？就是资本项目上的顺差。只有资本项目有了顺差，才能保证我国国际储备的额度往上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大家也可以提出异议。在资本项目中，外债是不能随便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外债的危机。我们中国政府也从来都是对此采取谨慎态度的，除了象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债我们是能用就用，商业银行的债我们尽量少借。我觉得这是对的。因此，要是资本项目实现顺差，主要应依靠外商直接投资。但这两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在减少，所以这肯定不是好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如果再能结合这样一个角度写一篇文章的话，真的可以向我们国家的政府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97年制定的那个实际上有点过于自大的政策应该作出一些调整了。别的国家危机之后都在想方设法吸收外资，惟独中国作出相反的政策，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所以现在应该调整了。这在未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有一个数字大家可能应该注意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大约有300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2、3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巨大的规模。别的可以不管，利用这些钱有多少人可以就业？所以外资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应首先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再去研究这个问题，尽量使我们国家对于外资的政策制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想把刚才研究的那些东西重点放在97年之后，可能架构会更合理。
傅军：刚才说的都关系到我的报告中的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做一些答复。由于今天是一个"Presentation "，所以不好说一些技术性非常强的东西。我做的这个东西，不久后会在密歇根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发表，这里我只简单说明一下。
先说市场。刚才说到老外到中国来是把产品卖给中国人还是出口。我一般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第一个是假设外资进来以后，把产品卖给中国人，我用了GDP指标来衡量市场，就是哪个地方GDP大，哪个地方吸收外资就多。我认为这是一个"Purchase Market"，就是购买的市场。另外对于好多外资进来是想利用中国的工业优势进行生产，我把它看做一个"Asset Market"，就是资产的市场，我是拿中国现有的工业优势来衡量这个市场的。另外关于劳动力成本，我不是用的每个省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在利用外资的时候非常希望外资能带动中国的农业发展，但老外总是对中国的农业不感兴趣，所以我不用平均的指标，平均的指标把中国的人口都作为除数。我用的是独立核算的工业人口。当然这个指标也不完善，必须承认用它操作起来很难。另外，我们的思路有两个层面，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还是分成许多省份。我不否认政策对于外资的作用，但其实有的时候它有一个灰色地带。比如说邓南巡后，我们看到外资马上就增长了，这不是拿GDP或市场规模可以解释的。另外中国的开放领域也是不断调整的，比如说零售，还有银行业等，原来都是不允许外资经营的。但邓南巡以后，这些领域慢慢开放了。如果说这有点启发的话，中国进入WTO后将更加开放，至于市场开放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制度的重新安排的结果。另外一点，如果制度能更合理，中国每个省份的经济规模跟外商投资的关联性会不断增大。关于1997年以后政策对外资的影响，在我的模型中为什么觉得它不重要？是因为我的出发点很明确，就是到97年左右，各地的政策优惠基本上慢慢地拉平了。从这一点来说，政策不应该那么重要。如果97年真的给了内地比沿海更多的优惠政策，就又人为造成了地区间的区别，从这点来说，政策可能会重新起作用了。但是我反过来说，中国吸收外资的目的是吸收一些好的外资，比如说直接投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很贵的，增加外汇储备要付出比较大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特别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假如一个国家对自己很有信心的话，他就会保留很少的外汇储备，因为外汇储备放在那里不用是很费钱的。关于外债，我觉得中国不应该缺钱。中国老百姓的存款额是很高很高的，只是利用的效率低下。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很高，假如中国觉得经济有风险，是必要的，但成本是很高的。第二个问题是技术问题。独资进来不光是个钱的问题，它还要包括管理的模式等，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未来中国怎么跟国外竞争的问题。但如果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政策考虑应该很细，还要把诸如双重征税、转移价格等问题考虑进去。我先回答到这里。
听众A：您刚才说的"Institution Level"我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因为我觉得制度更重要的东西恐怕是环境因素。也就是说除了优惠政策以外，整个市场环境、整个政府交易成本这些东西，从制度角度来讲，恐怕更加重要。当然了解这些操作起来比较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文化问题。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但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技术的问题。我看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没有这个技术的因素。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很有启发意义的一点是，不能用GDP来衡量市场规模，因为在开放的不同阶段，市场规模是不一样的。
傅军：关于文化变量，技术的因素我们是有加权在里头的。比如说考虑到沿海地区，如果从表面要说技术越多，文化就越不重要的话，那沿海的地方恐怕比内地更要多。因为你要对沿海做个衡量的话，你得考虑沿海的地带可能比内地更长。这是个技术上处理的问题，当然也可能不是太好。关于制度变量，我刚才说到了两个层面。第一是政策。我为什么觉得政策好象重要一点？因为政策从空间上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它的区别。还有一个是法律。我们说的是投资法，其实在我的研究中还包括一部分国际法。我认为老外往往对中国不理解的一点是，他一开始就觉得中国原来的开放范围只有特区，好象投资法只针对特区。其实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从政策来说，特区只是领先开放的；从法律来说，从79年第一部合资法制定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说中国各个地区都应当可以投资，只是说投资的好处不一样。人大颁布的法律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所以从空间来说法律没有地域区分，但政策有。所以我们这个模型着重考察的是变化的情形，法律没有空间上的区分和变化，我们只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可能更完善了，促进了投资，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从其他变量中去推。所以我们更注重政策。如果要观察每个省份经济规模跟外商投资的相关性，那么我们这套东西可能更有助于理解。然后再从数字上来说。我们在做数字分析的时候，通常要考虑样本的大小，如果样本太小，说服力就会受影响。我们刚才说的是29个省的数据，其实每个省都有成千上万个投资者，这在我们的数字上只是体现为一个数字点，但这个数字点比只研究某几个投资者更有概括性，因为个别调查对象可能会不真实反映情况，比如是喝醉了酒说的。所以我们这29个省的数字里包含了上百上千个具体的数字。另外关于市场问题。我在用数字的时候，外资量是按5年的总量计算的。但我们经常在考虑原因跟结果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三段时间里用劳动力价格的时候，我是用第一年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基数的。这可以使因果关系更明显。就是说这个模型不仅是说一个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跟结果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技术上也会遇到困难。我不知道回没回答清楚你的这些问题。
听众B：我觉得制度因素里头可以考虑改革对市场开放的作用，就是说市场环境是改革进程的结果。可以设置一些改革进程的指标，比如说每万人中公务员的比重。
傅军：一般做模型要把握几个原则。比如说我们不希望模型中有很多变量，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有各种各样的变量。比如老外到上海投资可能就是因为喜欢那个城市，或者到四川投资就是因为喜欢吃那里的饭。所以我们尽量力求抓住重点。在理论上一句简单的话能说明的，就用一句话说明。我的观点是，如果几个东西就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不要考虑得太多，应该只考虑那些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关于改革，改革是什么？我很难给它具体化。一旦深入到细节中去，第一就可能遇到数据不完全，第二我们也没有资源获取每个省的数据。我也很希望自己像江泽民一样，希望得到什么数据就得到什么数据，但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再拿台湾为例。他的投资可以面向全世界。按照投资的理论，跨国投资需要多种成本，所以需要你具备某一方面的本公司特有的资产，这些资产既可以是硬的技术条件，也可以是软的管理条件。只有具备这样的垄断性资产，才能克服许多不利的条件。因此假设台湾人到美国投资，本来他就会面对一些多余的成本，能克服这些成本的有几个？像一些大的公司，有点特长可以在中东、在非洲施展，但到美国不行。然而，中东、非洲的政策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又有许多不足，因此到那里又有许多新的困难。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台湾人之所以来大陆投资，不是象他们好多人说的来帮助大陆发展经济，更深层的一个东西是一方面大陆的管理、技术有许多不足，外商在这方面有优势，另一方面是大陆的政策、基础设施等条件在不断改善。
听众C：我觉得傅军先生的这种研究是一种刚性的计量模型。现在我们的分析往往是定性的分析太多，定量的分析太少，所以傅先生采用定量的分析，尽量试图把一些东西从量的方面把握清楚，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但是这里的计量模型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经济体制。做计量模型一般是先提出假设，然后进行相关性分析。那我们来看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经济数据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在你的模型中没有体现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东西是很难用几个指标或量化的东西来衡量的。所以我认为有时候定性分析比定量分析更适合。
傅军：我回答这个问题。在微观上我没有把外商加以具体区分。但从数据角度，我们的思路是把别的因素加以控制而但看某一些因素的变化。比如说文化，我把台湾的投资者跟香港的投资者没有加以区分。从文化来说，台湾和香港的文化都是中国母亲给他们的，基本差不多。但他们的投资行为跟到大陆投资时期的长短有关。台湾到大陆投资，最早我记得是1984年通过新加坡假冒名字过来的。真正到大陆名正言顺的投资大约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投资行为跟香港的投资行为有一些差别。香港的投资采取合作方式的比较多，台湾的合作企业就特别少，大部分都是自有，而且在基本设施的投资很多。他们的技术控制和文化控制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一开始对大陆的信心很不足，因此错过了十几年的时间。第二个是对于数字分析，假如我们没有理论先导的话，就特别危险了。所以一般要做数字的研究，必须要有理论先导。我做一个假设，比如一个人是喜欢钱的，在他有好多选择余地的时候，你就会说，他既然是喜欢钱的，那他最后的选择应该是这样。这完全是一个逻辑问题，可以推出来。假如没有这种理论先导，就不一定能够得出这种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这样，通过一套推理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结论。所以对一个东西首先要从理论上描绘出来。当然经济现象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但起码他也是有个规律的。数学可以进行经济计算，但我们也得承认经济还有逻辑在里头。经济应该抓住普遍性的现象，而不应注重个别现象。我们知道人口中有跳楼的，但这在人口中比例很小。我们可以关注这种特点，但更应注重总的规模。所以我们在看待数字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有理论先导，然后再回到实践中来谈问题。数字分析的作用在于，假如一个问题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那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我们从来不说我们得出这个东西就是找到真理了，但当我们有几种选择的时候，数字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倾向于某一种解释。而且关于数字还有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儿坐的都是省长，江泽民给我们下了一个指标，今年经济增长要达到8%，我们每个人的压力是一样的。我们报的数字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报，经济增长实际达到多少就报多少。如果这样就说明我很正直，管他什么政治压力，我就是用事实说话。有没有这种官员？有的，比如说海瑞。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官员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一种是故意的少报。本来我的经济增长8%，但我故意报7%。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多报。所以这就有一个估测谁报得更多，谁报得更少的问题。事实上每种可能性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来看，假如说全国范围的省份都受到压力的话，这对外国投资者就特别不一样，外国投资者没有这种压力。所以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这是个特别敏感的事情。相对来说，假如我们在国家范围来考虑的话，这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小了。
听众D：老外现在为什么愿意到广东等地方投资，首先我感觉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政策比较灵活。所以我想这跟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以前由中央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当这些地方的政策变得比较灵活的时候，对外商来说就意味着他可以利用这些政策来赚钱。但是假如政策的逻辑是连续的，如果中央的政策不能被灵活的使用的话，反而会对外商投资产生影响。但如果政策多变，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失去保障的时候，也会对外商投资产生影响。所以中国的经济中老是存在这么一种悖论，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面政策的灵活性后来就会成为抑制投资的一个因素。
傅军：我觉得你这种担忧是特别好的。中国的立法中要考虑法律的成本问题。制定出一个法律以后，还有一个执法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手段保障法律的实行。这是要付出成本的。所以法律的威严性、神圣性容易受到侵犯。对于中国对外资的立法，从第一部法律来说当然是给他们一个姿态，表明闭关锁国那么长时间后，我们欢迎你来投资。但外资的立法往往跟实践是滞后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广东那些省份的政策灵活性大，或许是有利于那里吸收外资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只能是从理论上推导来这样说。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担忧是正常的，但不一定那么大。关于政策的灵活性，还有一点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说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文化的东西。本来我的政策可以松动也可以不松动，但是我对朋友就更有可能松动，而对根本不认识的人往往更容易坚持原则。所以政策的灵活性实际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只是从研究人员观察的角度来说它有灵活性。更深层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文化的东西。
胡景北：我们可以把你今天采用的研究方法理解为理论倾向性的还是政策倾向性的？
傅军：我觉得是理论倾向性的。要在黑和白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理论问题要跟政策问题脱节。
胡景北：你刚才验证那些假定的时候，采用的是隐函数的形式，那我想知道你的显函数是什么？另外，你为什么要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关于文化等因素，我想你应该用一种东西推导出来，而不是直接用隐函数得出来。另外一点，你的理论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制度促进外商投资。但你刚才用的哪个表中显示的数字，可能跟你的观点正好说明了相反的东西。比如你说政策变量发挥作用只是短期的，从长时间来看政策的影响回越来越小。
傅军：从理论来说，用线性的方法能够处理的，就不要用非线性的方法。关于这个函数，我其实是做了一个对数的模型，因为我想分析一下弹性的问题。对于文化等因素，这里不是推导，而是一个经验解释。关于政策问题，我这儿的研究是要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不能回避现实。我说政策变得不重要，不是说制度"Institution"变得不重要。中国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一开始地区之间差别很大。但我们从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每个地区政策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这我们就可以说政策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但并不等于说政策不起作用或很少起作用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97年的时候政策一变，对外商投资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考虑，假如我要做一点预测的话，那我会觉得政策还是会比较重要。从对现实的观察中，政策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但这并不是说政策不重要了。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个更为抽象的问题，就是投资环境、法律体制的问题。如果从信心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制度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投资的增量会越来越高的。如果从经济角度讲，应该是资本少的国家外资更多。但从现实中看，外国直接投资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所以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曙光：刚才大家提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对于今天的讨论，我有这么几个感想。首先我觉得报告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规范的做实证研究的方法。实证研究确实不是随便拿一些数据来进行回归分析就能够做的，它首先要在理论上有一套假设、有一套逻辑把问题说清楚，然后再来处理数据。当然在数据中有一些更复杂的影响投资的因素没有揭示出来，而且怎么选取指标等问题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因此他这篇报告也只是一个探讨的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比如说从理论到指标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情，因为指标涉及到具体数据的可获得性，而指标本身也是一个可以把数据加以综合的东西。但指标的运用又有很大的结论性，所以需要认真的研究。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第二个问题，谈到文化的影响，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语言，它会对经济、对外资产生影响，但影响是不一样的。像刚才说到港澳和台湾，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但刚才讲了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别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所以在投资中语言这个东西并不见得很重要，其他东西可能更重要。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总之，今天的讨论还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不仅从分析的方法还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可能需要一些更大的拓展。过去把制度、文化的东西引进来进行分析，这些东西都是很难量化的；他这个报告前进了一步，收集了不少可以量化的资料。所以不管对与不对，他终究是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余地的。
我就讲这么两句。谢谢傅博士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好的报告，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个讨论。今天的会就到这个地方。
（李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