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实录

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章奇 刘明兴∗
∗章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刘明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章奇，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15层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100732。电话：010－62511191；Email：zhqvictor@yahoo.com.cn。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和姚洋教授所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文中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1
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二战后的跨国数据样本，讨论了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政府的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内生性，及其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国的殖民地历史经历、禀赋结构、和外部的国际环境均会影响政府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政策选择，进而影响了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
关键词：意识形态、政府干预、殖民地、工业化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governmental elites in post-World War II er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ideology, and in turn their impact o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suggest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once being a colony, endow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would have an effect in shaping governmental ideology, and in turn policy choice by government. This would further affect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Keywords: Ideology,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Colony, Industrialization
JEL: P00, P50,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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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在制度与增长的理论文献中，制度的重要性和内生性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一般认为，制度之所以阻碍经济发展，即不能按照技术进步的要求来产生变化，往往是由于利益集团的作用。然而，历史的演进过程是复杂的，人的行为往往既受到现实利益结构的影响，又会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禀赋结构或者历史条件往往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来影响制度结构的选择。在本文中，作者在更广泛的时间和地理范围内分析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内生性，及其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笔者认为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采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受到两个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一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是否是压榨性的。显然，如果殖民地独立之前（二战之前）奉行的是长期建设性的制度安排，那么独立后殖民地国家的政府精英就不会在意识形态上仇视或排斥原有的制度安排；相反，如果原殖民地奉行的是短视的、压榨性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制度安排显然会被独立后的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抛弃，并诱导独立后的政府精英寻找其它的制度安排和生产方式。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发展思潮的影响以及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示范效应。 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尤其是那些以非欧洲殖民者为居民主体的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获得了独立，如何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独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对比的基础上，受当时流行的发展思潮的影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工业化视作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和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最终象征和保证。由于战前资本主义"大萧条"所导致的对自由市场不信任，以及苏联的工业与国防建设在二战前后表现出的巨大成就，苏联工业化模式成为非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唯一比较成功并且是可借鉴的模式，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示范作用。对那些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反殖民主义的领导人而言，学习或遵循苏联模式，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加快工业化速度就成了自然的最佳选择。
如何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点。这里借鉴了Lin（2003）的研究，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可以用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丰裕度对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偏离程度来表征，并进而构造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 TCI）对此进行衡量。相对于Chai（1998）的方法，TCI更能够反映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遵循Lin（2003）的方法，以TCI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表征变量。为了进行对比，我们还同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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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汇黑市溢价水平和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本文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在二战结束后（1945年）获得独立以及原殖民地的制度安排性质对政府干预经济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些在1945－1969年间获得独立，且原有制度安排落后的国家在发展初期（1970年）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普遍更高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消失。我们同时检验了其它几种用来解释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替代性假说，包括资源禀赋、宗教传统以及殖民地历史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各种竞争性假说中，我们的假说，即意识形态会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效果最为明显。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一般性地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作用；第三节系统地阐述了二战后新独立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如何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及其程度；第四节是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包括如何衡量意识形态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第五节是实证结果和说明；最后是结论。
二、 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一) 制度、政府与经济发展
按照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事前制度安排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比如，政治体制并不一定会抑制经济发展，从进步中获利的集团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来重新配置政治权力。Acemoglu（2003）强调，科斯定理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类似的社会合约并不具有可执行性，监督合约执行的第三方是不存在的。基于这一认识，发展经济学目前形成了两个流行观点：（1）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制度是内生的，且对于一个实际的经济体而言，究竟哪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才构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不确定的（Rodrick, 2003; Sokollof, 2003）；（2）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是非常重要的（Acemoglu，2003）。
既然制度是我们理解经济发展长期绩效的关键，为了解释不同国家何以会形成不同的制度结构。最新的理论进展则倾向于寻找相对于制度选择更加外生的变量，例如从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历史传统，或更准确地说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解释政府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例如，Sachs和Warner（1997）认为一国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将决定利益集团的寻租机会并诱发政府的制度选择。Shleifer & Vishny（1998）和Barro & Mccleary（2002, 2003）遵循韦伯（Weber, 1905）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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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强调法律和宗教传统对制度绩效的作用。比较有影响的是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AJR, 2001; 2002)的研究，他们认为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制度安排和生产结构取决于殖民者所在殖民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密度。如果殖民地（对欧洲人而言）自然环境恶劣（例如容易引发水土不服和各种疾病），那么欧洲殖民者就无法向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移民，从而倾向于在殖民地建立非建设性的、压榨性的制度，建立殖民制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得租金而不是为了殖民地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人口密度也通过两个渠道直接和间接影响殖民者是否会大规模向殖民地移民。欧洲殖民者倾向于向那些人口密度较小的殖民地移民，从而容易在这些地方占据人口优势；另外，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容易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甚至奴隶来为它们提供各种劳务，例如开矿、建立种植园等等，或者通过奴隶贸易大发横财。这样，在人口密度高的殖民地，压榨性的殖民制度更容易建立起来。而在自然环境适宜或人口密度较低的殖民地，欧洲殖民者通过大量移民而最终在人口上占据优势，这样殖民地的制度建设就更会倾向于建立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更准确地说是移植欧洲国家的"先进"制度。他们的实证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其理论假说。那么，一国又是如何摆脱制度的陷阱，以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呢？Acemoglu和Robinson（2002）认为，当权者的主动政治变革将取决于内、外部的政治压力，如国际竞争和国内的反抗压力。
（二）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
尽管上述理论或多或少地解释了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内生过程，但是以利益集团分析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一个比较强的隐含假定，即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是可以明确计算制度选择对于自身未来利益的影响，或者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如果制度选择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那么对于究竟怎样的政策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只有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才最终会对社会发展有益。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低效率被定义成为"修正的科斯定理"（Acemoglu，2003）。
具体而言，现有理论均忽略了两点：一是它们忽略了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对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的影响。正如Simon （1986, pp S210-11）所指出的那样："……决策者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把现实世界和对现实世界的体验以及推理区分开。"在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完备性和环境不确性，政府可能一开始并不清楚地知道它应该干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这导致有效的制度安排或合适的政策体制无法有效建立起来。1例如， Nugent和Sanchez
1 Lin & Nugent（1994）也指出，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在欠发达国家制度改革的设计中表现得尤为严重。其缺陷不仅在于不知如何发现有利的制度，也在于不知如何去建立它们。 5
(1993) 发现，非洲的部落制度在人口稀少、干旱和半干旱的欠发达国家，对于减少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非洲国家简单地从当代发达国家地对比中得出这些制度缺乏效率并阻碍了经济发展的结论，因而试图通过各种政策以消除这些制度。由于这些政策时以对当地条件（如干旱）和对某些活动（如放牧）的特定问题的错误理解为基础，因而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政府决策者不仅在对初始条件的认知基础上形成了初始时期的有关现实世界的理念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去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框架，同时也正是在不断的认知和学习（Learning）过程中，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信息和经验，并与过去的知识、信息和经验相结合，才能获得对新的、合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制的判断和选择（North, 1994）。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的制度改革总是必须沿着"试错"的路径前进而无法一步到位。
二是和第一点相联系，它们忽略了意识形态在政府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现象是十分奇怪的，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中并不缺乏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说明，在经济学的话语里，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组世界观或信仰，包括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存社会制度结构的道德评价（North, 1981; Lin, 1998; Chai, 1998）。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既得的社会资本，对于政府而言，它兼具工具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它的工具性作用表现在：（1）它可以使选民相信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和现有制度安排的公平性，从而大大减少统治的交易费用（Lin, 1998）。因此统治者愿意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并向选民灌输能够增强它们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2）在多层代理－委托框架下，统治者不仅需要选民的服从，还需要官僚的配合（Lin & Nugent, 1994）。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增强官僚集团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对他们的号召力，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行为以及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统治者的监督费用。
从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来看，它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节约信息的手段。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当面临众多备择方案而无法直接进行成本－收益对比时，求诸于意识形态几乎是必然的选择（Grindle & Thomas, 1991; Bate & Krueger, 1993; Lin, 1989）；另外，当政府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势均力敌时，意识形态也可能成为最终的评判标准。因此，意识形态可以在政策的初始制定过程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考虑到制度安排往往具有自我延续的"路径依赖"性质，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真实世界中，意识形态对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影响也随处可见。Piketty(1995)和 Romer (1997)讨论了民众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影响。速水和拉坦（Ruttan & Hayami, 1995）强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主要目标由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所支配，一直试图用新的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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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代替从殖民统治或经济衣服时期继承下来的"资本主义"。对于那些曾经奉行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例如前苏联、经济自由化改革前的中国等国家，意识形态对于他们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深入。有意思的是，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政策过程也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Chai（1998）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辩论的核心政策问题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他认为那些曾作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所发展出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在获得独立后所采取的经济政策。Dutt & Mitra（2002）一项针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内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府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而发展中国家的左翼政府则倾向于采取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右翼政府的政策选择模式则正好相反。2这种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与文献中非常有限的相关研究的强烈对比，说明了针对意识形态作用实证研究的迫切性。不过，要识别政府行为中哪些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哪些是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是比较困难的。政府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选择，又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Bénabou和Tirole（2002，2004）讨论了个体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对政府政策的主观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文献中尚缺少翔实的研究。
三、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府干预
（一） 文献中的讨论
在有限的有关意识形态的实证研究中，Chai（1998）的研究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他讨论了前殖民地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它们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影响。二战后，一大批昔日的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Chai（1998）指出绝大部分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均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政府精英接受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并身体力行。Chai注意到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参与并领导了殖民地反对宗主国统治的斗争，因而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并进一步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视同为资本主义。例如，前塞内加尔总统Senghor（1964）写道："黑非洲社会无论在智力上、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从而也在经济上—都被欧洲资本主义所占有，就我们而言，则是被法国资本主义所占有"。前印度总统尼赫鲁（Nehru, 1958）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而吞噬整个殖民世界"。Chai进而指出，在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后，精英们反殖民主义—帝
2 他们指出，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所依赖的选民基础不同，导致政策倾向不同。因此严格说来，他们的研究更应看作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政党在政策选择上的倾向，而不能直接表明意识形态的作用。 7
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必然导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拥抱前者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作者的研究支持这一看法。例如，Young（1982）指出"非洲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并阐述了两者在后殖民时代意识形态中是如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Bell（1975）则注意到"对许多人而言，反帝国主义就等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Plamenatz（1960）也写道："社会主义和对帝国的敌视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独立的）早期阶段"。
Chai（1998）宣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将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信奉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反对放任的自由主义，并具有天然的国有化倾向。Chai的结论是，虽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概念，且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但接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将会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干预。由于新独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历，它们更有机会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和其它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也就越高。
在本文中，作者仍然强调意识形态对于政府政策选择的作用，但有两点和Chai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同：第一，Chai仅仅指出了前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在争取民族独立后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他只是说这种倾向会导致政府干预，但对政府如何进行干预则语焉不详；第二，和第一个问题相联系的是，Chai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际上，尽管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一定要接受"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例如，像"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反而在冷战中充当了反共的桥头堡。3Chai也承认，许多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信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大规模地迫害本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这样截然对立的政治理念，而有可能是比较中性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中性的意识形态导致同样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干预。第三，Chai的实证方法也存在缺陷，他用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和价格总水平来代表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但无疑这些指标无法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从而无法判断政府干预经济的真实含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仅仅把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归结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
（二） 意识形态、政府干预及其决定因素
我们认为，从理解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在于政府精英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1）他们是否以实现经济的工业化—重工业化为圭皋，视工业化—重工业化为现代化和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象征，从而将工业化
3 这些国家的名单还可以继续扩充，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博茨瓦纳，等等。 8
—重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这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认知能力（包括历史经验和现有经济知识存量）；（2）殖民地原有制度安排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独立后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苏联模式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
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无论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都迫切地希望迅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摆脱经济的落后和依附状态。至于什么才算是现代化，殖民统治下作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历史经验，以及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对比，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很容易得出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简单结论（Kruger,1994）。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机器大工业的重工业化，在经济结构中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先进性，被视为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和标志。4这种快速实现工业化以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心态不仅包括Chai（1998）所说的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5也适用于那些并不信奉社会主义的诸如亚洲"四小龙"、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同样曾作为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这种心态清楚地反映到它们的发展目标中。例如菲律宾在独立后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就是"……相对地和绝对地增加菲律宾人均实际收入，增加总收入中制造业地相对份额而减少总收入中初级产品地专业化生产和对外贸易的相对份额……"（Ruttan & Hayami, 1995）。而韩国人在独立和韩战结束后，更明白地表示了对重化工业的偏好，并在60－70年代大力推行（Cho & Kim, 1995）。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则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新加坡刚刚获得独立时，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使他们希望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生产几乎一切必需品和工业品。
新独立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无论他们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普遍接受现代化即工业化—重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仅直接起因于简单明了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对比的刺激，而且也深受战后初期各种主流和非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影响（Lal, 1985; Oman & Wignaraja, 1991; Kruger, 1994），例如当时流行的"大推进"理论、"双缺口"模型、"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发展理论大都认为，资本积累增加和工业化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因而欠发达国家必须仿效。同时，苏联模式在建设国家工业化以及二战刚结束后迅速获得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也给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以极大的信心和鼓励，因为前者的实践似乎说明了一个非殖民
4 Hoffmann（1958）指出，工业化的发展程度使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比重就越高。
5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一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而印度在其"二五"计划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必须竭尽全力地尽快发展重工业"。 9
的昔日落后农业国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斯大林模式在二战后的示范效应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选择，也间接地影响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思潮。这种对工业化过分强调的思潮在战后20年内对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由于在实践中的破产而被逐步放弃。
实际上，这种将现代化和经济实力等同于工业化—重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不仅适用于那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那些没有殖民历史却在二战后获得国家政权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信奉正统共产主义的由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国家，并且后者出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在迅速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上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例如毛泽东在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时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经过……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一定要争取超过他们……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肖东连等，1999）。
不过，即使是那些相信应该通过政府干预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独立后干预经济的具体方式、执行强度、以及持续时间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里，我们主要考虑一国历史条件和禀赋结构的影响。
首先，殖民者在殖民地所推行的制度安排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意识形态倾向性，从而影响它们选择政府干预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在AJR（2001、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如果殖民者在殖民地实行的是压榨性的制度安排，那么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倾向于抛弃原有制度安排而寻求新的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原殖民地制度安排的压榨性越强，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反西方、反市场的倾向也就越强烈，鉴于苏联工业化模式是市场的替代品，这些国家也就越容易接受苏联工业化模式，从而导致更强和更广泛的政府干预。而在那些受西方殖民者压榨程度较轻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反市场的色彩也就相对较轻，苏联模式对它们的吸引力也会相对较弱。因此，可以推断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接受工业化—重工业化应优先发展，且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榨性制度之苦程度更深的国家，意识形态反西方、反市场的色彩就越浓，越倾向于模仿苏联模式的经验，因而导致和其它国家相比政府干预程度更高6。
6 尽管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广泛地采取了政府干预的政策，但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 (2002)认为这并非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们在一个内生增长的模型中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落后国家可以依靠模仿来推动技术进步，因此采取投资极大化的发展策略是适应当时发展的需要。不过，被保护（干预）的产业会形成利益集团，迫使干预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当一国逐步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的时候，就不能转变为以鼓励创新为基础的发展策略，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这里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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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规模和程度还受政府资源动员能力的约束。一方面，工业化—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意味着向资金密集型产业投入资金、技术和相应的人力、物资资源，并且往往需要较高的初始投资额。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必定受到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例如人均自然资源拥有水平、储蓄率高低以及国外资产－负债水平和人口规模，等等。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往往背离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因而其经济效率必然低下，浪费严重且成本高昂。Balassa（1989）忠告发展中国家，扭曲资源优势的发展会额外增加发展经济的成本。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3、资金成本高出美国40％的情况进行比较的话，生产同样资金密集型的产品，其总成本要比美国高出15％－32％，而生产同样劳动密集型产品总成本却比美国低38％－52％。Lin（2003）进一步指出产品生产的成本是由产品生产的技术结构决定，而技术结构体现为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是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违背要素禀赋结构特点的政府干预必然造成效率损失和浪费。只有当人口的规模和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居于较高水平时，政府才有可能将将干预政策维持比较长的时间7。
四、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能够衡量政府干预经济方式和程度的指标。迄今为止，已经有相当多的作者对如何衡量政府干预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衡量出由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经济变量对（无政府干预下）均衡状态的偏离，另一方面也试图刻画出政府政策各方面的特点和信息。例如Dollar (1992), Saches & Warner (1995)等曾构建贸易政策指标，例如关税率、外汇黑市溢价等，以使它们可以考察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McKinnon（1973）和Shaw（1973）用实际利率来衡量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压抑程度。而Chai（1998）则使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些指标可能的确反映了政策制订者对经济干预的不同效果，但并没有反映出政府政策的意图以及优先目标，从而没有反映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根据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析，迅速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目标。因此，一个合适的衡量政府干预的指标应该既反映政府对机器大工业的偏好，同时也能够进行干预程度大小的比较。因此，借用Lin（2003）
代的干预政策是否以投资极大化为目标，单纯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政策是否又真地适应了低技术水平的发展阶段。Acemoglu等并没有能够为此提供实证证据。
7 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资源动员的负担程度，相对较小的人口规模无法维持大规模的资源动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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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法，我们以制造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 TCI），即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度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扭曲程度。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LKLKTCIii=。
Lin（2003）指出，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由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丰裕度（K/L）所内生决定，根据这一相对价格，企业将选择一个最优的技术结构(*ii) KL以使成本最小化。但是，当政府为了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的目标，会通过对经济的干预而使资源分配向工业部门倾斜，从而使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度远远高于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密度。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TCI值会更大。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选择制造业作为计算TCI的参照部门，一是相对其它部门而言，制造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符合政府推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化的政策意图；二是就经验分析而言，制造业部门的跨国数据较为容易获得。另外，为了扩大TCI所涵盖的国家范围，我们对TCI的计算进行了修正，以制造业的人均产出与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之比作为TCI的近似，这样做的原因是一般人均资本密度与人均GDP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且人均GDP的数据远较人均资本存量数据更容易获得。除了TCI外，作为对比，我们还选择了外汇黑市溢价（BMP）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CGS）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反映政府意识形态倾向的变量。Chai（1998）以是否曾经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来表征政府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采取这种作法：一是它无法包括像韩国、台湾这样并非是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大国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也无法解释并非所有曾经历被殖民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均信奉社会主义这样的事实；二是我们认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更普遍的特征是接受工业化—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观念而并非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明显仅仅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精英所接受。
我们以是否在1945年后（包括1945年）获得政治独立设置虚拟变量（ID），如果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之所以选取二战结束年份作为设置虚拟变量的标准，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在二战后获得独立，二是苏联工业化模式在二战后才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而形形色色的鼓吹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工业化以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理论也是在二战后才兴盛起来，所有这些都给予发展中国家政府精英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具体指导。
赋值为0的国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那些新老殖民主义大国，例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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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它们在二战后基本上仍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二是那些虽然有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但其主体居民已经基本上是殖民者的后裔，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发展水平上均与原宗主国并无本质区别，例如一些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三是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主要曾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时间一般都在19世纪。8
另外，数据并不包括原共产主义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并不完全，另外也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究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是很难区分的。
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形式为：
1970119701970iiTCICIDXαβ=+⋅+⋅+ε Σ （1）
方程（1）中，C和ε分别是截距项和误差项。下标1970表示年份。之所以首先选择1970年作为考察年份的主要原因是从理论上来看，意识形态对初始政府干预程度影响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统治者对老一代统治者的替换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成本的上升，意识形态对政府干预的作用可能会下降。另外，绝大部分国家的TCI数据均始自1970年，因此这里首先以1970年为初始考察期。根据理论预期，ID1970的估计系数应该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X是其它控制变量。包括：
反映一个国家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结构的变量。包括log(实际人均GDP)（PGDP）、log(总人口规模)（POP）、初级产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AE）、燃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FE）、矿石和金属原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OME）以及人均可耕地面积（LAND，公顷）。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和人口规模决定了政府干预的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和人均负担大小，因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政府干预程度的物质约束。发展阶段是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的另一个指标，一般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进行快速工业化，但反过来，政府干预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将用工具变量法(IV)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AJR（2001）以及地理决定论（Saches 2001）认为那些环境气候宜人的地区，殖民者更愿意长期居住，而不仅仅是采取短期掠夺的作法，因而此类殖民地国家更容易模仿和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根据这一假说，地理位置将决定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学习能力，并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我们遵循文献中的普遍做法，以一个国家所在的纬度位置（LATITUDE）和
8 它们的发展史颇为独特，许多拉美国家一度曾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星—例如阿根廷和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在19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但在20世纪却几乎陷于停滞。 13
地区虚拟变量（REGION）作为该国的地理位置变量。宗教信仰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它同样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信仰而作用于制度安排，从而影响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马克思.韦伯（Weber, 1905/2002）在其著作中指出正是宗教改革影响了人们的信仰体系，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而Barro & Mccleary（2003）的研究则表明宗教信仰的确会影响人们的行为特性并作用于经济绩效。这里将宗教类别分为基督教（Puritanism）、天主教（Catholicism）和其它宗教，并以信仰特定宗教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设置指标，以其它宗教为参照系。
殖民地历史。根据殖民地宗主国归属设置虚拟变量是非常必要的。首先，Chai（1998）以是否曾作为西方国家殖民地作为是否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判断依据，并将殖民地分为英国殖民地、法国殖民地和其它殖民地类型。因此，我们这里有必要将这一变量也置入实证分析以与我们所设置的意识形态变量同时进行检验；其次，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因为路径依赖的原因，其独立后的制度建设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宗主国在殖民时期的统治所实施的政策、方针的影响（La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LLSV, 1998,）。并且不同宗主国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因而对产权、经济自由度的理解和保护程度均存在差异（LLSV, 1998），因此宗主国归属不同，亦有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的政策选择和行为。在这里我们结合发展中国家独立前的宗主国归属与宗主国法律体系特征将殖民地类型分为：1.非殖民地国家，即没有被殖民历史或那些在19世纪前即从欧洲国家中分裂出来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荷兰－西班牙；2.英国/美国殖民地国家，这里面包括那些进一步从英国殖民地或英联邦国家中分裂出来的国家，例如包括宗主国为英联邦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3.法国/意大利殖民地国家；4.德国殖民地国家，包括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因为日本同属德意志法律体系；5.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6.荷兰/比利时殖民地。这里以非殖民的国家为参照系。
计量模型设定的扩展
()0197011970219701970iiTCICIDIDIXααβ=+⋅+⋅×+⋅+ε Σ （2）
模型（2）加入了ID与反映原殖民地时期制度安排性质变量I0的交叉乘积项。AJR（2001, 2002）指出，殖民者在原殖民地上的制度安排性质是内生的，它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密度。AJR用1800－1900年间欧洲殖民者每千名驻殖民地士兵的死亡率（对数值）来表征当地的自然环境，死亡率越高，说明自然环境越不适宜欧洲殖民者的大规模移民，从而导致殖民者倾向于在殖民地实行压榨性的制度。而人口密度越高，殖民者越容易为他们的压榨性制度安排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甚或奴隶供应。因此，我们这里进一步用独立时间虚拟变量ID以及1850
14
－1900年间殖民者每千人驻军的死亡率（MORTALITY）或人口密度（POPDEN）的交叉项来反映独立时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倾向。根据我们的分析，交叉项的估计系数α2应该是显著为正的。9
表1给出了一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则列出了各国的殖民地历史、独立时间。附录则给出了详细的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表1 一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CI
PGDP
POP
PALAND
AE
FE
OME
观测数
75
138
157
92
84
77
83
平均值
3.131
3474.384
2.11E+07
0.409
10.381
13.220
10.747
标准差
2.877
4305.584
8.09E+07
0.501
11.862
26.707
20.041
最小值
0.354
296
18600
0.001
0.020
0.000
0.000
最大值
15.260
38562
8.18E+08
3.327
50.048
99.195
99.068
注释： 1. 这里所有变量均以原始数据值（非对数）进行统计。
2. 关于各变量的意义和数据来源，参见附录。
9 更准确的做法是使用ID和独立时的殖民地制度安排变量的交叉项，但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数据。根据AJR（2001，2003）的研究，这些制度安排和1850－1900年间殖民者每千人驻军的死亡率以及人口密度是紧密联系的，因此这里我们使用死亡率和人口密度指标来表征殖民者在殖民地制度安排性质。 15
表2 各国殖民地类型和独立时间
国家
独立时间
殖民地类型
国家
独立时间
殖民地类型
国家
独立时间
殖民地类型
奥地利
1
南非
1910
2
毛里求斯
1968
2
比利时
1
爱尔兰
1921
2
斯威士兰
1968
2
丹麦
1
埃及
1922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5
2
芬兰
1
伊拉克
1932
2
津巴布韦
1980
2
法国
1
约旦
1946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44
3
匈牙利
1
菲律宾
1946
2
叙利亚
1946
3
冰岛
1
孟加拉
1947
2
突尼斯
1956
3
意大利
1
印度
1947
2
喀麦隆
1960
3
日本
1
巴基斯坦
1947
2
马达加斯加
1960
3
卢森堡
1
以色列
1948
2
阿尔及利亚
1962
3
荷兰
1
斯里兰卡
1948
2
韩国
1945
4
挪威
1
加纳
1957
2
智利
1810
5
葡萄牙
1
马来西亚
1957
2
哥伦比亚
1810
5
西班牙
1
尼日利亚
1960
2
委内瑞拉
1811
5
瑞典
1
科威特
1961
2
哥斯达黎加
1821
5
泰国
1
牙买加
1962
2
萨尔瓦多
1821
5
英国
1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1962
2
洪都拉斯
1821
5
希腊
1
肯尼亚
1963
2
厄瓜多尔
1822
5
土耳其
1
马拉维
1964
2
玻利维亚
1825
5
美国
1776
2
马耳他
1964
2
乌拉圭
1825
5
加拿大
1867
2
赞比亚
1964
2
印度尼西亚
1945
6
澳大利亚
1901
2
新加坡
1965
2
新西兰
1907
2
巴巴多斯
1966
2
五、 估计结果和说明
（一） 对基本模型设定形式的估计结果
表3的第一列是对方程（1）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结果。因为取1970年的值为初始值，因此将独立时间超过1970年的国家从样本中删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津巴布韦）。另外，因为空间限制，截距项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16
并没有在结果中列出来。
从OLS估计结果可以看出，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其它条件控制住时，1945年后独立的国家政府初始干预程度更高。并且ID的估计系数大小远远超过了其它变量的估计系数，说明和其它因素相比，意识形态对初始期政府干预的影响更大。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实际人均收入（P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政府干预程度较轻，这也符合经验事实。另外，人口规模、反映自然资源丰裕度以及宗教传统的变量均不显著，一国的地理位置（包括纬度和地区变量）也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地理位置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环境对初始期政府干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的影响是不均匀的，原德国（法系）和荷兰/比利时的殖民地国家的初始政府干预水平相对更低，但是否曾经作为其它西方大国的殖民地对其初始期政府干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论正好和Chai（1998）的结论相反，说明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的政府干预水平。最后，列1也表明整个方程的拟合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在OLS估计中，实际人均收入是作为外省变量进入方程（1）的，但正如Lin（2003）所指出的那样，TCI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用地区变量、法律传统变量作为实际人均收入的工具变量，并重新对方程（1）进行回归，10估计结果列于第二列。由于地区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因此它不再出现在方程中。在第二列结果中，除了清教传统会提高初始期政府干预水平外，其它结果与第一列的估计结果相同。说明在控制住发展水平的内生性后，本文的理论预期仍然得到了验证。
AJR（2001）曾指出，殖民地的自然条件宜人与否（以1850年殖民地每千名士兵的死亡率表征，以下简称为死亡率）决定了殖民者对制度建设的投资，由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性质，殖民时期的制度安排仍然会影响殖民地独立后的制度建设，并影响到人均收入水平。AJR所讲的故事与Chai（1998）的故事正好相反，为了将这种效应考虑进去，我们将AJR所用的死亡率指标也作为PGDP的工具变量，重新对方程（1）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于第三列。加入死亡率的结果是使样本数大大减少，仅剩余29个观测值，但即使如此，ID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PGDP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另外，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德国殖民地虚拟变量和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虚拟变量不再出现在估计结果中。
在前3列中均以1970年的数值为初始期标准，虽然大部分国家的TCI数据始于1970年，但仍有部分独立较早国家的TCI数据可以追溯到1963－1970年
10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PGDP从方程（1）中去掉后进行回归，但这并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17
之间，对这部分国家而言，我们选取距离其独立时期最近，且可获得TCI数据的时期为初始期，并根据第三列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列于第四列。除了人口规模的估计系数变得显著为正外，其它系数的估计结果和前3列的估计结果大致相同，再一次地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
（二） 对模型扩展设定形式的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扩展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给出了以死亡率为殖民地制度性质表征变量时的OLS估计结果。当加入独立时间虚拟变量和死亡率的交叉项后，独立时间变量ID不再显著，而交叉项则显著为正。从而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其它变量中，只有英国殖民地虚拟变量显著为负，这说明原英国殖民地政府干预程度普遍较低。另外，由于数据不匹配，德意志和荷兰殖民地虚拟变量不再出现。
在第2列中，我们将PGDP视作内生变量，并以地区虚拟变量和法律传统变量作为它的工具变量。由于死亡率出现在回归方程里，因此这里死亡率不再作为PGDP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估计与OLS估计相比，除了交叉项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外并没有其它变化。从而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
AJR（2001, 2002）使用了两个指标来反映殖民地制度究竟是压榨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一个是对财产的没收风险指数，另一个是对统治者行政权力的约束指数（EXECON），前者说明产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后者说明权力分配的分散性和公平性。两个指数都是越高代表该项制度安排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AJR使用1900年的数据表示殖民地制度安排的初始性质。但目前我们只能获得和使用第二个指标1950年的数字（EXECON1950），作为殖民地时期制度安排性质的表征变量。因此我们用它替代MORTALITY进入与ID相乘的交叉项。由于改变量的含义与MORTALITY正好相反，因此我们预期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应该显著为负。对新的交叉项的OLS估计结果列于表4的第3列。
第3列的结果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但是AJR（2001, 2002）指出，殖民地制度安排的性质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或人口密度。因此在第4列中，我们以MORTALITY作为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重新对交叉项进行工具变量估计。11估计结果列于表4的第4列。可以看出，当将EXECON1950视为内生变量并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时，交叉项显著为负，从而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
不过，当我们使用1850年的人口密度（POPDEN）作为殖民地制度性质的表征变量（结果略去），或用该变量作为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列于第5列）时，交叉项的显著性都不再存在。这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当人口密度变量作为殖民地制度性质表征变量进入回归时样本大大减少（只有17个样本），样本量的减少导致显著性的消失；另一个原因就是相较而言，死亡率
11 MORTALITY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作为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ID*MORTALITY就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作为ID* 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 18
更适合反映出殖民地制度安排的性质。
（三） 对其它政府干预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5给出了以外汇黑市溢价水平（BMP）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例（CGS）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表征变量的估计结果。前者在60－70年代期间变化相当大，为了减轻这种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回归中取的是1960－1970年间的均值。后者取的是1950－1970年间的均值。
表5中的IV1-IV2，IV4-IV5均汇报了以PGDP作为内生变量时的估计结果，在大部分回归中，ID以及ID与MORALITY、EXECON50交叉项均不再显著，但是当把ID*MORALITY作为ID*EXECON50的工具变量时（IV3和IV6），ID*EXECON50则显著地为负，从而支持了我们的假说。
六、 结论
虽然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无时不显现出它对政府政策选择和政府行为的影响，但在主流经济文献中，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关意识形态实证研究的匮乏。我们在文中已经指出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如果接受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迫程度越深，就越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人为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结果，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会拥有更强的政府干预水平。
如果经济扭曲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的成本就越高，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差距就会越大，要求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革的压力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要么更改它的意识形态以迅速调整政策取向，要么在保持原有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更改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缩小国有化程度和范围，等等。当然，统治者也可以对意识形态进行逐步的调整，并伴随着对政策的相应调整。最后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统治者继续加大对意识形态的投资和控制，以维护统治合法性和政策的合理性。究竟历史会向哪一条路径演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取决于意识形态变化的难易程度、自然资源丰裕度、人口规模等条件，也有可能取决于一些偶然性的政治因素。Lin & Nugent（1994）注意到经济政策的变化往往必须等到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掌权后才可以发生，Chai（1998）则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独立后足够长的时间里，当没有反抗殖民统治历史经历的领导人上台后意识形态的作用才开始弱化。
经过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实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种政策转变的背后，即体现了不同制度安排成本—收益的比较、
19
有关社会科学知识和经验的丰富，也隐含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并逐渐以新的意识形态指导政府政策。这就涉及到到了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改变。Acemoglu等（2004）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能够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在长期内当权者应当明了过去的错误。但是，这需要假定外部社会环境基本上保持稳定。例如，当许多政府开始放弃传统的观念和政策时，改革的策略又会被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所影响，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在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当初所达成的共识，今天受到了普遍的怀疑（Easterly，2001）。因此，认识到意识形态对政策选择的作用，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策决策的本质，也将促使我们更认真地思考意识形态本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尽管还有许多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3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OLS
IV
1
2
3
4
ID
1.440**
1.058**
1.954**
1.269*
0.695
0.57
0.788
0.636
PGDP
-1.265*
-1.706*
-1.552
-1.234
0.634
0.713
1.173
1.033
POP
0.082
0.209
0.332*
0.342**
0.212
0.173
0.186
0.141
LAND
-0.072
0.407
0.417
0.502
0.226
0.315
0.486
0.676
AE
-0.012
-0.007
0.034
-0.005
0.016
0.016
0.025
0.026
FE
0.016**
0.016
0.017
0.005
0.008
0.011
0.02
0.016
OME
-0.004
0.003
0.004
0.004
0.012
0.011
0.007
0.007
RELIGIONP
0.01
0.018*
0.058
0.04
0.008
0.01
0.036
0.03
RELIGIONC
0.012
0.007
0.033
0.007
0.008
0.007
0.029
0.016
B-COLONY
-0.847
-0.657
-1.368
-2.093**
20
0.65
0.51
2.447
1.109
F-COLONY
-0.369
-0.533
0.316
-0.007
1.276
1.232
2.466
2.353
G-COLONY
-2.818**
-1.616*
1.517
0.875
S-COLONY
1.142
0.339
0.758
0.776
NB-COLONY
-3.256**
-3.966***
-4.196**
-4.259**
1.301
1.255
2.726
1.982
LATITUDE
3.211
-0.283
1.104
-1.044
3.331
1.705
1.916
2.322
观测数
56
56
29
31
经调整的R2
0.68
0.59
0.61
0.63
Prob>F
0
0
0
0
注释：1.估计系数下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标准差；
2.***、**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表4 扩展模型回归结果
OLS
IV
OLS
IV
IV
1
2
3
4
5
ID
-3.322
-3.358
-0.230
5.558***
2.450
2.581
3.776
1.140
0.410
2.686
ID*MORTALITY
1.249**
1.273*
0.571
0.833
ID*EXECON1950 a
0.045
-0.625***
0.158
0.184
ID*POPDEN
-0.544
1.072
PGDP
-0.060
0.130
-0.872
-0.831
-1.478*
1.062
1.176
0.336
0.486
0.703
21
RELIGIONP
0.001
-0.008
0.003
0.000
0.027
0.033
0.037
0.005
0.037
0.036
RELIGIONC
0.017
0.018
0.002
0.028*
0.003
0.019
0.019
0.009
0.012
0.023
POP
0.293
0.299*
0.198**
0.107
0.410
0.140
0.154
0.085
0.217
0.311
PALAND
0.049
-0.048
-0.025
0.082
0.489
0.547
0.638
0.197
0.324
0.445
AE
0.033
0.033
0.006
-0.030
-0.003
0.026
0.029
0.018
0.029
0.033
FE
-0.005
-0.008
-0.005
-0.008
0.004
0.013
0.015
0.007
0.010
0.010
OME
0.008
0.009
0.005
0.001
-0.001
0.010
0.011
0.006
0.004
0.007
B－COLONY
-2.374**
-2.360**
0.086
0.000
2.602*
1.074
1.113
0.581
0.000
1.366
F-COLONY
-0.404
-0.302
-0.335
-0.503
2.761
1.261
1.408
0.561
1.685
1.957
S-COLONY
0.996
1.019
5.392
0.748
1.391
3.104
LATITUDE
-1.395
-1.687
-0.956
-0.434
1.766
2.809
3.260
2.182
1.045
2.574
观测数
29
29
17
17
22
经调整的R2
0.73
0.73
0.97
0.97
0.74
Prob>F
0.00
0.00
0.00
0.00
0.00
注释：1.估计系数下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标准差；
2.***、**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a, 在工具变量估计中工具变量为ID*LOGMORTAILITY。
表5 对其它政府干预变量（BMP，CGS）的回归结果
BMP
CGS
IV1
IV2
IV3
IV4
IV5
IV6
ID
-19.095
233.029
79.316***
9.569**
19.992***
23.431* 22
46.789
393.783
11.966
4.444
9.828
10.723
ID*MORTALITY
-7.962
-1.851
9.574
1.069
ID*EXECON1950
35.808
-19.432***
-2.473*
-6.105*
54.323
4.069
1.307
2.955
PGDP
-43.193***
15.610
4.225
1.662
3.787
0.249
9.601
83.631
4.318
1.719
2.746
4.184
RELIGIONP
0.579
-0.427
-2.044
0.034
-0.073
-0.196
0.452
1.199
0.320**
0.062
0.045
0.363
RELIGIONC
-1.238
-1.124
-0.826
-0.097
-0.045
-0.365
0.516
1.272
0.493
0.057
0.029
0.296
POP
3.286
43.378
1.937
1.226
-0.111
1.802
3.733
39.665
1.497
0.775
0.929
2.470
PALAND
9.029
24.356
-8.912
0.754
-0.360
3.921
5.740
40.730
6.301
0.701
1.095
3.079
AE
-0.135
5.706
-0.608*
-0.071
-0.113
-0.300
0.362
4.880
0.257
0.041
0.055
0.188
FE
0.375**
4.458
-0.316**
-0.060
-0.083*
-0.092
0.174
3.861
0.081
0.037
0.043
0.086
OME
0.053
1.861
0.037
-0.011
-0.008
-0.047
0.244
1.650
0.064
0.038
0.039
0.060
B－COLONY
9.688
-390.024
13.055
-1.977
1.598
-23.480
19.461
319.813
28.377
2.376
3.371
18.101
F-COLONY
2044.370
-1440.754
-182.86**
-466.428*
3743.083
318.974
94.301
227.737
S-COLONY
65.237
-4.950
0.000
10.514***
6.159
29.973
92.756
0.000
3.860
3.510
观测数
29
41
18
32
44
18
经调整的R2
0.5
0.39
0.98
0.59
0.47
0.59
Prob>F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注释：1.估计系数下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标准差；
2.***、**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23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 w9377, forth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CXV, 1167-1199.
Acemoglu, Daron, James A. Robinson and Simon Joh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Volume 91, pp. 1369-1401.
---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vol. 117, issue 4.
Acemoglu, Daron, 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No. w9066.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No. w8831.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4, No. w10481.
Balassa, Bela,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Barro, Robert J., and Rachel M. McCleary, "Relig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n
International Panel",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No. w8931.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 w9682.
Bate, Robert H. and Anne O. Krueger, "Generalizations Arising from the Country Studi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s in Economic Policy Reform: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ries", Ed. R. Bates and A. Krueger, Cambridge: Blackwell, 1993, PP444-72.
Bell, Daniel,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ed.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41-174.
Bé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2.
Bé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Willpower and Personal Rules", forth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Chai, Sun-Ki, "Endogenous Ideolog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Former Colon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8, Volume 46, Issue 2.
24
Cho, Y. J. and Kim, J. – K, "Credit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Kore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1995, No. 286.
Dollar, David, "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 1976-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2, pp523-544.
Dutt, Pushan and Devashish Mitra,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ndogenous Trade Polic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No. w9239.
Easterly, William,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World Ban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meeting in Cairo, 2001.
Grindle, S.M. and Thomas, J.W, "Policymakers, Policy Choices, and Policy Outcomes: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H. Perkins, and M. Roemer eds., Reforming Economic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81-114.
Hoffmann, Walter,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Kruger, Anne O,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Lal, D.,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3.
La Porta, Rafael; Lopez-de-Silanes, Florencio, Shleifer, Andrei, and Vishny, Robert W,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pp. 1113-1155
Lin, J.Y,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Cato Journal, 1989, 9: 1-33.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Volume 51, Issue 2.
Lin, J.Y, and Jeffrey B. Nugen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Volume 3A, Chapter 38.
McKinnon Ronald,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Nehru, Jawaharal, "Roward Freedom", 2d ed. Boston, Beacon, 1958, PP392.
North, D.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VOl 84, No.3.
Nugent, J.B. and Sanchez, N, "Tribes, Chiefs and Transhumance: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3, 42: 87-113.
25
Oman, Charles P. and Ganeshan Wignaraja, "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Thinking", St.Martin'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New York, 1991.
Plamenatz, "On Alien Rule and Self-Government", London, Longmans, 1960, pp130.
Piketty, Thomas, "Social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Rodrick Dani, "Growth Strategies", a paper for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academic.ksg/growthstrat10.pdf
Romer, David, "Misconception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NBER Working Paper, 1997, No.6117.
Ruttan, Vernon W. and Yujiro Hayami, "Induced Innovation Theor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 Personal Account", In B.M. Koppel, ed., Induced Innova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Sachs, Jeffrey, and Andrew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mime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Senghor, Leopold Sedar, "On Africa Socialism", 2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4, PP96.
Shaw, Edward, "Financial Deep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mon, Herbert,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Robin M, 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 eds.,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25-40.
Sokoloff, K. and S. Engerman,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Differences",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 w9989.
Summers, Robert and Alan Heston, "The Penn World Table (Mark 5): An Expended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1950-198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05/2002.
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Young, Crawford,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New Haven, Com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89.
附录：变量意义和数据来源
26
变量
变量意义
数据来源
ID
独立时间虚拟变量，1945年后（包含1945年）
独立则赋值为1，否则为0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TCI
技术选择指数，
＝制造业人均收入/整个经济的人均收入
Lin (2003)
BMP
外汇黑市溢价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con.worldbank.org/resource.php?type=18
CGS
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
Summers and Heston (1991)
PGDP
log(实际人均GDP)（美元）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2002）
POP
log(人口数)（人）
WDI (2002)
AE
初级产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
WDI (2002)
FE
燃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
WDI (2002)
OME
矿石和金属原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
WDI (2002)
LAND
Log（人均可耕地面积）（公顷）
WDI (2002)
LATITUDE
国家的纬度位置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con.worldbank.org/resource.php?type=18
REGION
全球地区虚拟变量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con.worldbank.org/resource.php?type=18
B-COLONY
英国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F-COLONY
法国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G-COLONY
德意志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S-COLONY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NB-COLONY
荷兰/比利时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MORTALIITY
log(1850-1900每千名驻军死亡率)
AJR (2001)
RELIGIONP
清教徒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LLSV（1998）
RELIGIONC
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LLSV（1998）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