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所的第 291 次双周会议上，陶然作了题为"城市化、农地制度、迁移人口和社会保障。"的报告，提出了一个较全面的政策方案以及该政策的财政预算方案。
首先，陶然讲到中国的改革虽然对于中国过去 20 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迁移问题、村庄内部农地调整问题乃至于农地非农化问题，都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
接着，他分别分析了上述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从城市化和迁移人口的关系来看，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具有不完全性的限定，跨省区的人口迁移的管制还非常严格，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此外，由于一些地方在撤县撤市的过程中操作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第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征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实行了土地承包法，但是在法律上它是不可实施的，有些地方在推行该法的时候，人死不减地，导致活着的人没有土地，从而引起很大的矛盾。此外，随着税费改革和粮食购销制度的取消，土地调整的压力在下降，土地征用的情况就更加严重，由于土地征用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可能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
而后，基于我们发展的大国视角，陶然讲了我国在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第一，我国的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人口迁移，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发挥优势，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要改善投资环境，把人口吸引到中西部是很困难的，所以从地域来讲，我国的人口迁移是要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第二，我们现在的发展是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劳动力流动，因此，相对来说迁移的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需要较高的教育水平，而这些人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务农，更容易放弃土地。
基于以上几点，陶然谈了他所设想的政策组合，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在农村建立专门土地权益管理机构，并向农民所承包土地（按地块）发放长期土地使用权证 。其次，设置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准入标准，为达到准入标准的迁移人口建立一个福利包，促进乡村流动人口的完全城市化。 再次，促进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建立农地转工业、商业等非农用途的农民与开发商的直接协商机制。最后，结合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市场化，通过抽取土地增值税，建立为前述福利包支出进行融资的机制。
然后，他讲了该政策组合的含义以及操作。该政策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给农民发放土地使用权证 , ，其主要目的是使目前的土地承包法在法律上具有可实施性，因为一旦把土地使用权证发到农民手中，除非其主动放弃，地方干部将很难再进行调整。另外，在该政策组合中，城市对迁移人口获得本地户口将设定一些基本准入标准，这是为了防止在短期内大量迁移人口为享受福利包而涌入城市，它不仅将有助于城市化的有序推进，也将鼓励迁移人口努力工作和创业（以达到准入标准）。城市福利包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是廉租房安排，迁移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的平等入学权利。在该政策组合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在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权威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市场化，政府则从中抽取土地增值税，来为城镇福利包进行融资。此外，从长远来看， 考虑到城市土地开发的总量限制，城市基本建设和前述福利包的融资要逐步从农地转非过程中抽取土地增值税转到以城市房地产为税基的财产税上，建立以财产税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税基，应该成为我国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基本取向。
最后，陶然讲了该政策的财政估算方案（详见全文）并对该政策作了总结评论。这个政策对逐渐过渡到使用财产税作为地方税基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是非常有利的，由于目前很多城市政府是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在近期推行土地增值税，将这种收入通过明税的方式划归地方财政后，由于开始阶段福利包支出规模比较小，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相当部分盈余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不会过度影响当前城市政府的支出模式，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开始阶段有积极性为福利包进行融资。随着条件的成熟，地方政府将逐渐转向以财产税作为主要地方税基的公共财政体制后，随房产数量和价值增加而不断增加的财产税收入将补齐由于城市扩张过程的饱和及可征用土地资源减少而可能减少的土地增值税收入，并与其他地方税收一起共同构成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基础，从而实现平稳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