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盛洪：
今天是天则所第429次双周学术论坛，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刘业进教授，他是年轻的经济学家，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有非常多的学术成果。刘业进今天讲的主题是“柯兹纳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我刚才查了一下，柯兹纳是米塞斯的学生，是奥地利学派的传人。我想他是非常优秀的，因为米塞斯就是非常优秀的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非常透彻，我相信他的学生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也期待刘教授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演讲。
刘业进：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柯兹纳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内容取自我翻译的一本书《柯兹纳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英文版是1973年出版的。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我翻译之后的一点体会，但我并不想局限在柯兹纳这本书的内容，我想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范式和它的政策推论。只有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讨论会涉及柯兹纳本人后期的一些发展，以及其他奥地利派经济学家的在这个主题上的一些发展。
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但是自马歇尔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以来，我们经历了一场经济学的背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从马歇尔以来的主流经济学没有预言到1929的大萧条，更没有预言20世纪末期中央计划经济大溃败这一历史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属于经济学本身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学背叛了人们对它的厚望。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古典范式就是中央计划经济的背书。主流经济学范式应该对20世纪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和它的持久延续负责，主流经济学在影响着一代代的学生们和政策制定者。其实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曾提到过这一点，经济学的任务是让人们认识到理性成就的同时也认识和警惕理性的僭越。作为一门深深地扎根于理性狂妄或人类自负之上的抽象思想体系，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注定会一次再一次地重现，当然也可能不是全盘性的，而是局部的大大小小的干预政策。原因可能就是理性的成就太伟大了，使得它僭越到应有的边界之外。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人们认识到理性的恰当范围。从经济学来讲，我们需要一种主观主义、证伪主义的经济学，而不是客观主义、证实导向的经济学。我一直认为经济学恰当的主题应该是秩序，应该是大数量的合作主体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秩序。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他们通过分工、交易和合作来组织经济。其中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协调安排：一种是系统性的制度强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前苏联的经济、朝鲜的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另外一种就是自由的企业家行动来协调。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一个社会的经济计算就没法协调；没有企业家，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协调合作的角度），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社会生活的可能。如果我们抛弃企业家精神，用“团结一致”、某种集体的目标或者“利他”原则来强行组织社会经济事务，在理论上不可行，因为信息产生和传播问题、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问题，而且这一企图最终会扼杀我们现在所知的全部文明。哈耶克的最后一本书里面曾经写过“神奇的贸易世界”，他把贸易提到一个文明的高度，禁止贸易或取缔贸易就等于是取缔我们的文明。有鉴于此，经济学有必要重视另外一条智力线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到现在的德索托、波特克、里左等人的最新发展。奥地利学派并没有在哈耶克那里停滞，在各个国家，欧洲、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地仍然在发展。我们知道最近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一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就开始深刻反思新古典范式和凯恩斯主义，他认为真正对市场、企业、市场经济的本质有深刻认识的恰恰是处于边缘的奥地利经济学。我想，从这样一个背景来了解柯兹纳的《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可能会更加透彻。
首先，我想勾勒一下柯兹纳的主要贡献，他的贡献是针对正统的价格理论或者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缺陷和不足而提出来的。正统的价格理论的中心议题是均衡、均衡条件、均衡的稳定性和唯一性。也就是说，构成均衡的一组价格和数量条件，以及检验均衡的稳定性。在这个范式里面没有企业家，因为生产理论不讨论企业家，生产和交易都假设闪电般完成。我们知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联立方程组求解均衡的n个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条件，其中，从时间上看是异质的变量被假设为同时发生，生产和交易都是一瞬间完成。这种均衡的方法作为辅助思考经济系统运行的一种工具未尝不可，但是后来经济学的发展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唯一重要研究对象，而不是辅助思考的工具，这时候经济学就走向了一个不正确的方向。第二，主流范式关注利润最大化，但是它并不关注企业家的真实行动。主流范式没有真实的竞争，它有一个完全竞争理论，但完全竞争理论不讨论竞争，它讨论的是竞争的结果，一个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和数量的决定和稳定性，也就是均衡条件的稳定性和唯一性。针对主流理论的这些缺陷，柯兹纳就提出了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理论。如果概括一下米塞斯的贡献，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不可能性，行动的人而不是经济人。那么我们概括一下柯兹纳的贡献，就是他引入“真竞争”、企业家精神及其警觉品质、重新解释利润、垄断、销售成本现象；反思资源配置范式，形成市场过程范式；提出了评价经济系统的不同于福利经济学的新标准，证明政府指导经济和不可能性，以及为正义理论提供了经济学理由。
下面我先说说他的分析起点。柯兹纳从不完全知识假定与经济人概念的扩展来进行企业家精神和市场过程的阐释。在1973年的时候，新古典范式对完全信息反思得并不够，斯蒂格底茨以后才对完全信息假定进行一些修补，当时柯兹纳就已经完全明确地提出了完全信息假定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可能由此抽象掉了一个经济学中恰十分恰重要的东西。新古典范式作为一种抽象的思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抽象掉重要的议题，就值得质疑了。柯兹纳不仅仅指出市场参与者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还指出市场参与者的sheer ignorance，彻底的无知，“不知道的无知”。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情，但我们对那个无知，那可能叫不完全知识，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事情，关于那个事情的知识我当然不知道，就是所谓的unknown ignorance，或者是根本的无知。不完全知识假定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不是全知全能的，获利机会总存在。比如我可能拥有某种很宝贵的资源，但我并不知道有人对这个东西有巨大的需求，企业家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不完全知识假定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存在，意味着有企为家出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柯兹纳指出，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它不隐含在既存的数据中，它存在于企业家的设想和想象中。存在一种机会，这些机会不隐藏在既存的数据中，存在于市场过程的进程之中。
到底是给定一种资源，我们做一个最优化的计算，然后执行这个方案？还是让企业家去发现和捕捉利润机会，然后把协调行动付诸实践，去纠正资源配置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柯兹纳已经与新古典范式分道扬镳了。这两者一个方向就是经济人假定，一个就是人的行动假定。“人的行动”概念是一个比罗宾斯经济人更一般化的概念 。罗宾斯式经济人说就是给定一组手段，怎样使这个手段达到目标是最有效率的，这其实是一个机械计算，是一个工程师做的事情。人的行动包括典型罗宾斯式经济人的效率搜寻行为，给定一组手段，追求给定的目标，找到最有效率的途径去实现，这包含在人的行动中，更重要的是人的行动假设包括了一个非经济计算的成分。人的行动其实最早是米塞斯提出来的，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企业家，都是展开人的行动的人，每一个行动都是一个企业家行动，就是追求一个更加满意的状态来替代你当前的状态，是一个状态对另外一个状态的替代。人的行动过程中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罗宾斯所说的任务，给定手段和目标，寻求一个最有效率的途径，第二个是找目标和手段，手段和目标都是主观的，各自构思、各自去找。对目的-手段框架本身的搜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行动的本质特征，而且非常重要。由于在新古典范式中它是给定的，不需要去找，而柯兹纳强调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行动。由于新古典框架对目的-手段框架本身的忽略，所以它就不需要企业家出场，它需要的是最优化计算的工程师。一旦我们揭示出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目的-手段框架的搜寻，这其实就是企业家发现利润机会的搜寻。如果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的话，就意味着需要企业家的想象力、惊奇、魄力，用柯兹纳的说法就是企业家的警觉，用他的概念叫做“alertness”。
我用一个图来说明人的行动为什么涵盖了罗宾斯的效率追求。从手段到目标我们要有效率地去实现，使用一组生产要素来实现某种产品的产出。新古典范式强调的效率在手段和目标之间的箭头，当然它也需要一个激励，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但是谁去发现这个手段和目标呢？我们基于主观知识发现目标，然后找到你主观认为可利用的手段试图去实现它，这个圆圈以外的东西被新古典假设掉了。所以说，我们认为市场活动需要的两个激励，新古典范式只看到一个，也就是激励2，而人的行动还需要看到激励1。西班牙有个谚语“眼不见，心不想”，新古典讲的是心不想，但它没有讲到眼不见，就是你眼睛见到的东西再去想怎么实现它。我们更加追寻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我觉得结合波普尔的论述，其实这背后是两种哲学理念的不同：一个是决定论的，一个是非决定论的。如果是不完全知识和不确定性世界条件下，人的行动是非决定论的。这意味着：历史没有剧本，每天都是即兴创作，将来是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做一个完全知识假定和一个确定性世界假定，那么历史是决定论的，历史是一本书，一页一页往后翻，未来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决定论的假设条件下，就意味着有一个最优方案，方案一旦制定出来以后，人的创造性、自由选择都是多余的。我们唯一需要的不是意义的追寻，不是自由选择，而是服从，服从那个最优终局方案，如果你不服从就偏离了那个最优方案，你是无效率的。我认为这背后的思考，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分析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从对经济人的质疑和扩展，就引入了企业家出场的必要性，第二点我就讲讲企业家精神及其“警觉”品质，这也是柯兹纳原创的贡献。在一个完美知识世界，一个资源配置最优方案原则上是可以得到的，因此需要的是那种做线性规划和运筹学的工程师而是不企业家 。实际上没有人否认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且我们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给企业家出场提供了必要性，所以就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来去发现目标和手段，从他的主观知识、局部知识、实践的经验出发来发现。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中的企业家元素，是参与者对于市场利润机会的敏锐嗅觉。典型的就是对套利机会的敏感性，这个敏感性包括目的-手段内的效率追求，这是新古典观念的核心；还包括新目的－手段的寻求，比如发现新的利润机会。柯兹纳在1973年写了这本书之后，在1982年又做了一个拓展，1973年的警觉就是对当前现实的利润机会的捕捉，比如你是一个遥远地区的农民，生产野生莴苣，这种东西有很好的软化血管的药用价值，但是在偏远地区一文不值，这时有一个企业家发现它可以值大钱，他就发现了一个套利机会。到1982年的时候，因为他吸收了其他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想法，他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对套利机会的警觉，还包括企业家的想象、信念的大胆跨越、决断性行动创造将来，也就是一种跨期的套利行为。所以这个套利行为可以拓展为本期的套利，就是空间上的，还有一种远期的套利，比如保险等对未来的思考，是时间上的。
这种企业家的警觉，就是企业家精神运用的特质不同于的单纯的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企业家运用的信息和知识基础，也就是他是根据什么来产生警觉，产生捕捉利润的行为。他所利用的知识是一种高阶的知识（相对于给定目标手段以后的最优化计算所利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实践的；排他的；分散于人们头脑中的；缄默的，难以言表的；无中生有的，通过企业家实践产生的；可以通过市场过程传递的，比如企业家一旦接受套利行为，本来以前不知道的卖家就知道这个信息了，原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买家就可以知道更便宜的买处，所以通过企业家过程，信息（对卖家和买价而言是）无中生有，并得到传播。
企业家精神的运用所实现的功能一个是既有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计划者能够设想得到的功能，同时它还创造以前不存在的新信息，这是计划者忽略了的。假定有一个套利机会存在，没有企业家的行动，那么对于那些遥远计划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可以卖很多钱，他没有这个信息，他可能根本没有产生。所以企业家的作用：创造新的信息，然后企业家传递信息。此外，企业家行动还具有学习效应，教导有关市场参与者如何调整自己的行动，以符合他人的预期。比如，原来有一种资源（如野生莴苣）是喂猪吃的后来被告知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比如，原来我花大价钱买的东西可能通过企业家的行动得知不需要花太高的价钱即可得到。企业家行动在撮合买家和卖家的时候，有关市场参与者就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行动，在调整过程中符合对方的预期其实就是一个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而且企业家的精神总是竞争的，因为这种机会你发现了，并不意味着你穷尽了机会，而是诱导进一步的发现，而且一旦你发现以后，别人就会模仿你，一直到把利润机会排除掉，排除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个位置上去。一个利润机会被一个企业家发现就会被其他企业家群起而仿效。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精神总是竞争的。
我们用下图来表示传统的效率标准和经济计算行为对人类行动的刻画是不充分的，因为传统的经济计算行动只是一个狭窄的经济计算。其实在此之外，还有一个“超经济计算”的部分，就是说除了罗宾斯所定义的经济人的经济计算，还有一个超越了那个计算的部分在一个更大的圈里，而且那个超经济计算的部分在协调人类的行动和合作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即柯兹纳所称的高阶知识所起的作用）。由此看来，传统的效率标准和经济计算行动不能够评价和刻画一个完整的人类行动。
为什么有大量的头脑卓越的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呢？因为经济学家喜欢研究客观化且可量化的事物而掩盖了真正重要的东西。试图在路灯下找针是新古典经济学犯的一个典型错误。罗纳德.科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有他的创见，但他仍然把企业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其实企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客观化。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看，科斯仍然还没有进一步往前推，他看重的任然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客观化的外在表现——企业。企业的出现和演进只有从企业家精神理论才能得到理解，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权衡问题。德索托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夸大了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之一的企业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对那种客观化的物质产品的数量、质量、价格这些客观化的东西，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或人类意识的一种投射。而且柯兹纳还特别强调市场过程范式、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是一种非常人文的经济学，因为根据行动的人和企业家精神理论，任何最卑微的、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最缺乏正式知识的人也拥有点滴局部知识或信息，也有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潜在可能性，因而不可忽略。
利用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解释什么是利润，在对利润的追求中是如何纠错、套利、创新。传统视角中，利润是收入分配中一项，就是工人拿工资、土地拿地租、资本家拿利润，好像有资本就有利润，它是收入分配的固定项一样。其实缺少了企业家精神，资本和利润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总之，利润在教科书里面是在收入分配的议题下得到讨论的。奈特发展了正统经济学，认为利润是风险承担的一个回报，或者说是一种剩余索取。如果我们把企业理解成一组合约的联结，各种要素主体按照合约领取预先知道数量的合约收入，剩余作为利润留给承担风险的契约主体。我认为这比较接近了但没有完全到达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还有一种传统视角：利润是管理要素的回报。对于这些，柯兹纳都予以驳斥。不能够把利润归到某种东西应得的东西，利润不是固定的合约可以写出来的。柯兹纳的视角：作为情形之一，利润是资源错误配置的忠实表达，利润是一个风向标，它表达了资源配置存在错误，而这个错误被企业家发现，企业家去捕捉利润就是发现资源配置错误，然后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就取得了利润，所以利润出现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协调的缺乏。捕捉利润的过程就是纠错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利润概念扩展到米塞斯的概念上去，利润是人行动的收益，它构成人行动的激励。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企业家精神：识别、想象、预计并去捕捉利润机会。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还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交易成本不为0，所以制度或产权是重要的。柯兹纳询问的是，交易成本为0的世界，资源配置最优就能够达到吗？柯兹纳予以否定。如果交易成本为0，无成本获取与可得、想要的机会相关的信息，根本不能足够保证这些机会就能被抓住。抓住某个东西没有任何成本并不代表你就能抓到，因为你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现它。一种信息可以无成本去接触并不等于知道那种信息，因为一个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它，而这个意识到它就需要企业家精神。物理学里面说当没有摩擦力的时候，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它并没有说当没有摩擦力的时候一定是匀速状态，它还可能是静止状态。利润的发现和捕捉，不是拆除障碍这种消极意义上的努力，不是把交易成本降为0就自动即可达成的，还需要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也就是说，即使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行动仍然是必要的。
我们发现，我们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关注的是均衡条件的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在这个均衡中是没有利润的。但是谁都知道，不均衡是一个常态。可以这样说，不均衡的代名词就是利润机会。利润排除的过程就是资源配置改善的过程。由此，资源配置需要两类激励，一种是消极的，就是排除交易障碍，一种是积极的，即便交易成本为0，还需要企业家发现利润机会。
到了柯兹纳晚期，他又对自己1982年的文章进行了扩展，把在企业家精神协调下的企业家行动一般化。有的人总结柯兹纳所强调套利性企业家，而熊彼特强调的是创新性企业家。其实不是这样的，在1973年的书里面柯兹纳就有所扩展，到1997年以后他就更加明确企业家行动的一般化。也就是说柯兹纳的套利行为对利润的捕捉包括了罗宾斯的给定目的给定手段效率追求，也包括跨期套利，即也有新产品的创造、产品质量的提升，新的契约形式、新组织形式和新制度的发现，这些都在他的企业家行动里面。所以，不能简单地划分说熊彼特讲的是创新性企业家，而柯兹纳讲的是套利性企业家。
我们来看看柯兹纳怎么解释他的企业家行动是一般化的。他说：“只要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做某事哪怕一点点不同于现存的做法，就可能更加准确地预期实际的可得利润，那么，这就是在运用企业家精神。”这种改变一点点，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基于对利润的敏感，进而设法去捕捉，他在现实中不关心究竟是改变了组织、制度，还是仅仅把物质产品改变了一点点，或者改变了销售方式……，他不关心我们经济学家的理论划分。只要是对现存做法的一点点改变，他就是企业家精神的运用。“不管是通过其自身价格调整到一般（或局部）均衡模式，还是通过制造可得商品机会、生产技术、产业组织的调整，都表明了竞争性企业家市场过程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柯兹纳的企业家行动是一般化的，从制度、契约，到产品、价格、数量、质量。
如果企业家精神这么多这么活跃的话，利润机会会不会被捕捉完了呢，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回到一个涅槃的世界？不会的。利润机会的清除不会完，而是，在一个文化演化时间尺度，企业家的协调行为推动文明演化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这背后其实推动的是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企业家在时期1产生一个利润机会的清除行动，不断获取利润、清除既有的资源配置错误，一旦捕捉到这个利润后，新的卷入其中的市场参与者主体又会产生新的信息和更多更大的利润机会。随着利润机会的捕捉、资源错误的纠正，它的机会不是减少，而是产生更多，专业化不断深化，技术不断进步，文明就不断扩展开去。举个例子，我刚才说在偏远的地方生产野生莴苣，莴苣有一种白色的浆汁其实很高的药用价值。一个通过卖莴苣赚致富的农民，他可能产生自己的企业家行动，会卷入一个更细的属于他自己的专业化，然后会产生更多的专业化和更深的分工。就像链式反应，企业家的行动会产生更多的企业家行动，微观观察到的利润机会的捕捉行动会促发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张。所以，利润机会的清除导致更多和更大的利润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知识传播和文明扩张的过程。当然，这个尺度不是新古典范式所观察的尺度，而可能是一个文化演化的上百年的尺度。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在演化时间尺度上就会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个人的总结是，柯兹纳已经从一种资源配置的范式走向了一种新范式，叫市场过程范式，关注的中心议题已经从市场均衡转向了市场过程。如果说主流范式观察的是均衡、均衡下价格和数量决定，以及均衡的稳定性和唯一性，那么柯兹纳关注的是真实的、动态的市场过程，就把关心的焦点根本上转移了，重新确认了经济学的重大议题。柯兹纳框架的关注焦点是参与者怎样决策从而产生市场压力迫使价格、产出、产品种类及其质量调整，以及生产方法和资源配置的变化。而且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价格和数量这两个维度的变化，而且是一个广泛范围的参数的变化和变量本身的变化，只要这个变化能带来利润，就都是柯兹纳的关注焦点。完全竞争模型和各种修正模型，比如信息经济学，无助于对市场的本质和市场过程的理解。因为正统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或完全竞争模型排除了竞争的核心要素，是一个最后事态的结果分析，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所有的产品都是同质的，达到这样一个新古典所定义的完美世界，这个世界排除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警觉、企业家过程。
从柯兹纳的框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评价方法，就是怎么样评价一个经济体系，当然也可包含怎么评价一项经济政策。传统福利经济学是用资源配置范式中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来评价，所有的资源配置状况或政策操作参照系是帕累托最优的标准。而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可能是用收入增长或者是人们的福利水平来评价，这些评价标准忽略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角——人、人的创造性、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还是新古典框架的福利经济学，它们的评价标准如果按照柯兹纳的观点来看都是大有问题的。柯兹纳提出的替代标准是，企业家行动触发和驱动市场过程，协调非均衡状态中失调的能力，纠正资源配置的准确度和速度，这是一种替代帕累托最优的新的评价标准。柯兹纳说，我的评估一个社会系统成功地改善其个体成员决策的协调不需要启用任何社会福利概念。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杰出人物阿罗以及整个福利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可能都有反思的余地。过程范式把均衡视为市场参与者获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的双边或多边的关于潜在需求和供给的知识，而这个系统性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正是企业家精神。相应的评判标准是，这个驱动过程是否能快速准确地纠正市场错误，捕捉到利润。
所以，从市场均衡转向市场过程，我们更加关注纠错。不确定性，不完全知识导致对别人决策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是常有的，于是一个决策调整过程产生了。企业家精神也可能出错，一旦出错后，另外一个企业家或者自己会重新调整。企业家精神在利用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利润机会，相关的参与者、当事人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原来日复一日的做法可能是浪费，新的信息告诉当事人，该浪费的不再浪费了，高价买的低价可以买得到，这个系统变化这构成市场过程。这个市场过程其实是一个克服无知的学习过程，于是我们又可以把市场过程定义为一个不断调整的学习过程。正统范式就是把市场中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数量作为一个唯一关注的维度。在新的评价框架中，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是竞争性过程中选择压力下的内生产物。因为我要捕捉利润就可以发现提高产品质量，故意制造产品差异，发现新的产品种类替代原来的产品，这里面就有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例如我们知道以前BP机很流行，后来手机完全击溃了BP机，现在没有人使用BP机了，相当于是个市场的创造性毁灭。新古典范式认为产品是无差异的，而且也没有新产品、新技术出现，而这些恰恰是柯兹纳认为的捕捉利润、创造利润的方式，是他竞争和生存的杀手锏。真实的竞争靠的恰恰是套利、产品差异、质量差异、新产品、新销售管道和销售策略、新契约形式、新制度。
如果坚持均衡范式，你的最优标准就是资源配置是否达到均衡，均衡状态等同于资源配置最优化。如果你坚持过程范式的话，你就会观察市场力量在非均衡主导时期的资源配置模式中产生的自发修正的成功程度。评价标准的改变让我们重审竞争和均衡概念：均衡不是与一束给定数据相关联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而是一个意见形成过程，一个无数谈判达成协议的过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走向市场均衡的过程。
有一个哲学家说：“我们所需做的一切是尽可能快地犯错误。”这一点非常符合柯兹纳看法：尽快去发现错误，由此纠错的准确和速度是新范式的评价标准。一个朝向均衡的过程，关键还是通过利润机会的捕捉而纠错，通过纠错提高彼此协调程度。所以，柯兹纳框架的评价是证伪主义导向的，这和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是一致的。“重要的是，经济系统能够确认和克服不均衡状态的浪费、不协调的速度和精确度。”这是柯兹纳在1997年的时候所做了一个重新表述。在1973年的时候他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这样讲。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迈向演化范式的可能性，就是你在纠错的时候还假设有某种带着客观色彩的错误。其实我们走得更远，我个人觉得应该迈向一个演化的范式的评价，就是说当事人主体基于同意进行交易，我们只要关注交易本身，交易，则效率就出现了。我们甚至没有讲纠错，因为当事人基于自己的主观知识捕捉目标。基于同意的交易，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交易发生，我们就知道效率在改善。这时交易成了效率的代名词。
再讲第五个方面，就是柯兹纳如何理解垄断。柯兹纳对主流范式里面的垄断模型做了非常有创建性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很反常识的政策推论。他说，如果我们在判断垄断的时候简单地看这个产品的定价高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说这是一种垄断，这种判断是一种只观察结果事态的概念，是错误的。柯兹纳提出另外一种视角，不是从最后的结果，而是从一种对企业家自由行动限制到何种程度来判断垄断。我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一个是结果的视角，一个是企业家的和过程的视角。正统理论所指责的垄断现象，可能是一种出于短期视角的判断。因为在短期内企业家警觉可能发现在一定区域内买断整个资源供给是有利可图的，而在购买行动付诸实践之前，是一个充分的自由进入的环境。短期内取得垄断资格，竞争者一时难以调整，进入不了，但长期内就可以模仿和进入。而且我们还发现，凭什么断言一种价格要高于边际成本呢？因为边际成本也好，总成本也好，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客观成本，因为客观成本并不存在。所以，在企业家行动看来，成本都是主观的，是我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所放弃的东西，是一个代价。所以，在短期内我们观察一个企业家行动，他可能恰恰就是买断了某种资源或技术呈现某种垄断地位特征，但是这种占优势的垄断地位并不是永久性有保证的，因为随着追随者的仿效行动，企业家利润最终被清除。所以，短期看来是垄断，长期视角是竞争性。而且恰恰是刚才分析过的短期垄断地位吸引企业家展开行动，也就是说短期垄断构成企业家行动的诱因。
那么，我们要重新思考反垄断政策，除了这种行政权力介入的垄断以外，其他的被称为垄断的行动，如新古典教科书定义的定价超过边际成本的垄断，无论是自然垄断，还是非营利性的垄断，我们认为都要重新审视，重新评价。我们判断垄断的一个标准就是对企业家行动限制到什么程度，如果限制非常严格，尤其是那种凭借行政权力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垄断，否则就不垄断。就算被认定为垄断，也不应该去管制。
接下来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总结一下柯兹纳的几个政策推论。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由于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给定偏好系统、可得手段后的最优化计算问题，而是，企业家动员和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并协调市场参与者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断趋向均衡和迈向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下的均衡的运动。如果我们画一个生产可能性曲线，那么经济问题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的一个点迈入生产可能性曲线，或者是把生产可能性曲线推高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两种情形都是企业家的协调行动的结果。而企业家的自由被制度性强制阻止和窒息以后，协调信息就无从产生，经济计算不再可能。而且企业家的行动被制度性强制阻止以后，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也变得不可能。信息的产生和利用受到抑制，这两者使得经济计算不再可能。柯兹纳总结，政府指导的经济中有个关键性的问题无法解决，即（1）哈耶克信息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既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2）“根本不清楚何种利润激励的替代物是可得的，这不仅仅涉及到社会可欲机会的利用问题，还涉及到把关注引向这种机会存在与否的问题。”柯兹纳认为，根据客观的经济数据可以计算出一个最优的经济方案，然后剩下的就是服从计划的事情，这是一种涅槃的方法。由于客观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柯兹纳主张回到一种真正的比较制度分析，就是比较现实的真实可行的几种制度方案，就是不同的企业家行动之间的竞争。所以，他是真正的比较制度分析，而不是涅槃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抽象的图来表示。经济系统走向结构和有序化是通过信息的输入和能量的输入，而信息的输入来自哪里？企业家行动产生信息、企业家行动收集和处理信息、传输信息。当然能量，最终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然后，经济系统输出的是熵。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系统走向有序化，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合作秩序的扩展过程，而这个新一期的过程就是企业家行动的过程。如果我们扼杀企业家精神，制止企业家行动，认为所有的交易都要被取缔，甚至货币都要被取缔，那么这个信息不能产生，经济计算无法进行，系统有序化过程就被终止，经济系统就可能走向停滞甚至崩溃。以此看来，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合作秩序中协调参与者的信息问题，也就是产生、收集、处理、传播和利用信息的问题。那么，柯兹纳对企业家精神理论的解释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不仅是信息收集和处理不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受到制度性强制以后，用以协调市场参与者合作的信息产生问题。
第二，重新看待反垄断政策。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垄断价格的确认难题，以竞争价格（均衡价格）为前提，而均衡价格本身是要企业家协调行动之后才能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判断垄断的客观、理论标准。如果从一种过程视角来对比结果视角，我们说主流理论就是一种客观知识假定的结果视角，从结果事态看最后的价格是不是超过边际成本。我们从一种过程视角来看的话，竞争与垄断的区分以及由此展开的政府干预是无意义的，重要的是观察是否存在企业家精神和不受政府阻挠的竞争性力量驱动的真实过程，而不论企业家行动是以垄断竞争、寡头垄断还是完全垄断的形式出现。企业家以我们教科书所界定的那个形式出现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垄断，可能恰恰是一种企业家的竞争行为。所以，反垄断政策关注点要从垄断价格移到：有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自由准入受到限制？我们关注的是自由准入的问题，而不是价格高低问题。所以，唯一需要反对的是，旨在得到“均衡价格”，任何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管制对自由进入构成的限制。如果不是以行政权力构成的限制，是一个企业家在短期内构造的某种进入限制，比如没有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你进入不了，这是良性的激励形式，不是垄断，反而是要保护的，只有以行政权力构成的准入限制，那才是真正的垄断。
第三，对正义的经济学证明。在这个议题上，我们知道罗尔斯、诺齐克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柯兹纳对正义也给出了经济学的证明。我们知道，正统理论模型的生产函数意味着给定投入一定有唯一的产出，这种建模方法的背后是假设经济数据的客观化，排除了企业家行动。相应地，它会给出一个客观的收入分配方案。如果我们引入到企业家过程到里面来，你就会发现，格格不入，这种给定要素，给定客观的经济数据，有给定的产出，有一个客观的收入分配方案，这在它的逻辑里面是一贯的，根本没有企业家容身之地。一旦我们拆除了它的前提假设，那么给定收入分配的客观方案是不存在的。我们会发现，收入分配是一个发现的收入，用周其仁的说法，收入是一连串历史事件，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诺齐克说什么是正义的，我们只能从持有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正义。他由此提出“持有正义”，只要获取、转让是正义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注意，诺齐克所说的持有、获取不是即时概念，而是历史概念，也就是评价分配时十分重要的信息只有在不可复原的、过去的模型中才能得到反映。你要看它是怎么来的，而不是看当下我们的收入差距状态。恰恰在这一点上，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有对企业家精神运用中时间因素、过程和“长期”的特别强调。他认为，企业家在捕捉利润的时候是在一个时间过程中捕捉的，有一个企业家行动展开的过程。而且他还强调长期，比如通过垄断获得利润只有在长期看时，才是企业家行为的竞争行为。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捕捉的利润是一个“发现的收入”，而不是一个客观地摆在那里本身就在的东西。它是一个无主物，因为此前这个收入在企业家发现之前并不被任何别人所意识到、也不被任何别人所持有。所以，纯粹企业家利润是无中生有而产生的。洛克说，如果发现一个无主物，你施加了劳动在上面，比如你发现一片森林，砍了树就是你的，而且不仅如此，你要保证剩下的树留给别人砍的树和你砍走的一样好，这时候你砍下来得到树才是正义的。我们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所捕捉的利润也是正义的，因为我去砍“树”（利润），原先根本就没有人发现有“树”（利润）在那里，利润是企业家发现的，是无中生有产生的。有个好机会，我在告诉你之前它不存在，你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利润，仅当有人意识到才存在，不意识到就不存在，它是一个哈耶克所谓“社会科学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事实具有根本的不同。我去取走人家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我没有对任何人实行侵害，而且也不存在洛克讲的我取走以后给人家留下的东西要一样好不一样好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的东西，原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柯兹纳的企业家利润是正义的，也就是比尔盖茨得到再多的钱都是正义的，因为他在持有这个利润的时候，它以前不存在，也不存在我取走之后剩下的留给别人要和我的一样好不一样好的问题。柯兹纳的正义也是和洛克正义是兼容的。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柯兹纳的正义，从罗尔斯的正义、洛克的正义、诺奇克的正义，诺奇克的正义是“持有的正义”，柯兹纳的正义是持有纯粹企业家利润是持有一种无主物，这种持有没有剥夺也不会减少别人的物品，不仅如此，“留下”的是别人处境的改善，这符合罗尔斯正义、洛克正义和诺奇克正义，符合最严格的正义原则。
最后，我总结一下什么阻碍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德所托的说法这样来讲，一个社会中系统性、制度性强制是企业家精神的死敌。企业家精神不怕竞争，因为竞争会出来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它害怕的是制度性的强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这样抑制体制：它对人的自由行动和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制度性侵犯，一种制度性强制体制，这才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本质所在，而不要从一种客观化的物质的所有权去定义它。今天，我们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的梦魇中走出来了，但是大大小小的对企业家精神的强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依然存在和流行。今天仍然存在对企业家精神的阻碍，这种阻碍正是来自那种制度性强制体制的遗产的改头换面形式。今天我们把它叫做管制，它是过去的制度遗产。总结一下那些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一是管制环境，腐败严重，潜在的企业家将会将其活动集中于向管制者寻租而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张维迎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家的大量行动不是去从事组织创新或组织实验，而是和官员打交道。所以，管制环境导致企业家行动的非生产性方向。二是税收过高，企业家将其活动转向地下经济或非正式经济。三是法治严重缺失、产权界定或保护不力，从而导致激励不足企业家精神被窒息，经济体系将被锁定在低水平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限制。第四，我要强调滥用法律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滥用法律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乃至打击影响深远。本来是一个企业家精神行动，比如我发明一种新的契约方式，我集资、保险、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但是这种新的企业家创新可能和现在的法律法规是矛盾的，这时如果用现行法律来评价，你可能就是犯罪行为，就要对你予以打击，甚至会判死刑。这个东西对企业家精神的阻碍是非常大的，它具有仿效作用，一旦打击企业家行动，它会有一个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类似的企业家行为都会受到抑制，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损失。法官能不能思考，他们的行动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成分？而不仅仅是对法条的机械的、盲目的尊重，想象他们的行动是不是有一个协调资源配置、纠正资源配置错误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不是要肯定那些企业家行动，或者至少是在判刑的时候予以这方面的考量，这是我应用企业家精神理论对中国当前现实的一个思考。我们现行的法律政策有必要要从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去看待所谓的合法、违法，特别是对企业家行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
最后，我想用一个诗人的诗（引自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来描述我们身处的世界：
昨天没有人
今天没有人
明天也不会有人
会沿着我正在走的同样这条道路
向上帝而去
对每一个人
太阳都会为他保留一束新的阳光
一条通往上帝的新路
我们实际上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家行动和企业家精神的世界，一个需要每一个人自由采取创造性行动的世界。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业进在这么短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柯兹纳的理论，我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新的理论。一般的传统理论把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去考虑，其实这个分析把企业家精神作为变量本身融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之内，我觉得这个一个非常出色的思路，而且这套理论非常切近我们的实际。因为在二战以来，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的这套框架实际上在不断形式化上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在泯灭很多丰富的、具有创造性的因素。实际上，这种新古典的理论框架非常危险地走向了和计划经济非常类似的方向，虽然它们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柯兹纳的研究取向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看到人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而且这个创造性是非同一般的、不可计划的，把企业家精神纳入进来可能更接近我们的现实世界，更接近我们的经验。因为时间很短，我估计可能还没有进行充分地介绍和讨论，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和空间。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评议人来评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倒周放生局长来评论，他原来是国资委企业改革组的局长，郭朝先教授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朱俊生教授是首经贸的教授，还有杨俊锋博士是学法学的，在公安大学任教，还有丁建峰博士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下面就先请放生做些评论。
周放生：
我对这些理论研究得不够，可能实践经验比多一些，我一直在第一线，在企业工作了20年，在政府工作了20年，中间还在研究所做过一些工作。我今天听了刘业进先生介绍柯兹纳的理论，觉得这比过去的理论确实进步了。我是从市场的感觉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的。我有市场的直觉和经验，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计划经济，讲一个故事说明什么是计划经济。当年我们汽车制造厂是三线企业，工厂建起后来发现车间里面没盖厕所，施工队伍已经走了。我们就向厂里反映，就是这么一个盖厕所的事情，我们厂帐上里面有5000万现金，比现在的5个亿还多。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有5000万也不能动，因为它有指定的用途。我们要盖厕所就需要给上级打报告，审查为什么要盖厕所，论证盖厕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调查了你是真的没有厕所之后，再论证需要盖多大的面积、有多少工人，领导批准后才可以。等到建成后，我们又忍受了一年冬天。我再讲个故事说一下什么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后，我去了一个企业，参观产品展示馆。这个纪念馆有20多米高，有点像北京展览馆，正面有一个大的汉白玉浮雕，极其豪华。我就问厂办主任建这么豪华的产品展示馆花了多少钱，他说上千万。你们怎么决策的？他说，我们厂长有一天喝多了，指着一块地说给你1000万在这盖个展示馆。就是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花1000万盖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展示馆。我们当年给职工修厕所要向上级打报告，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权是世界之最，他喝醉酒之后可以决定几千万投资的事，不需要任何程续，这两个都是国有企业的例子。真正市场经济的企业老总没有这么大权力，一定投资规模要报董事会会。我们是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是计划经济和什么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记住这两个故事，其他的道理就是想通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我是研究风险管理的，风险的基本定义就是对未来目标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柯兹纳对市场经济的归纳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那套均衡理论发展了，就是说均衡都是暂时的或者是人们预想的，而真实的世界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未来发生的事情对你想象的目标产生什么影响你都不知道。这次日本的海啸和引起的核危机是绝对想不到的，日本是一个手册社会，就是只要是想到的东西，它都做得非常标准化、严谨，但没想到的事情就是风险，给人们、社会，甚至是风险全球化。因此，在不确定性的风险的对社会市场重新的认识，用原来的那套理论与现实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我觉得柯兹纳这套架构、这套对现实经济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更接近现实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假设理论的逻辑非常精巧、公式非常棒，但不能靠近实践，这个理论就是落后的。今天刘先生介绍的柯兹纳的这套东西更接近现实，也更接近真理。你引用了惠勒的一句话：“我们所需做的一切是尽可能快地犯错误。”我觉得惠勒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到位，我归纳了一个说到位的。你这句话可以狭义地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个单位要快点犯错误能更接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就认识到一个客观规律，就可以避免再去犯错误。更加广义的认识是，把自己企业过去犯过的错误做成案例，把全国的行业和你相关的错误做成案例，如果可能的话把全世界相关的错误做成案例，然后用这些案例来对现在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做风险评估，用这些案例还教育和培训相关人士。也就是说，理论上最好的目标就是我们大家把全世界已犯的错误都不再犯了，要犯就犯全世界没有犯过的错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的这种认识比惠勒的认识更清醒一点。我觉得惠勒的这句话还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比他的更广义、更科学一些。我们一些中央企业也在做这件事了。极而言之，人类历史上的错误都不要犯，要犯就要犯人类历史上没有犯过的。
柯兹纳对垄断的解释也很好，至少比我原来学的垄断的概念进步了。我认为，我们国家颁布的反垄断的条例和国际上颁布的反垄断的条例都没达到这个程度，都还是原来的那个理论的框架上的。如果按照柯兹纳的解释，应该修改现在的反垄断条例。
你刚才在讲柯兹纳的时候讲到了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我觉得解释得还不错。我的理解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计划经济是一个假设所有边界条件都确定的情况下的静态平衡，但客观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第一，解决不了无数人随时随地发生的个性需求，以及谁来满足这种需求；第二，解决不了以比较少的资源、付出和成本来得到尽可能多的产出和成效；第三，解决不了如何激励人们的创新和努力，也解决不了如何约束和惩罚人们的错误行为；第四，解决不了我们如何去争取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计划经济注定要失败。
另外，你刚才讲到的企业利润无中生有太好了。我们过去的经济学理论讲的例子是从财务角度或经济核算的角度算出利润。柯兹纳说利润是无中生有产生的，我觉得比过去的经济学理论要高得多，整个上了一个层次。实际上，凡是有创造力、竞争力的企业都是无中生有来的，微软是，苹果也是。而且确实是发现的收入，不是抢别人来的，抢来的都是恶性竞争、寻租或垄断。好的企业家都是用新的东西替代，不是抢，是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你讲的柯兹纳的东西我觉得很精彩，我觉得柯兹纳的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比以前的东西高出一大截，原因就是他更接近现实。
盛洪：
刚才惠勒那句话是以个体为单位，但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可以交流，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下面我们请郭朝先教授来做一下评议。
郭朝先：
我看了材料，奥地利学派比较独特，它最初的活动中心在维也纳大学，后来就向全世界扩散了，现在其大本营甚至不在奥地利，而是在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门徒认为他们都是米塞斯、哈耶克等代表性人物的传人。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这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取向、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绩效取向截然不同，它事实上就是产业组织学中的行为学派。
第二个感受就是，你刚才一再讲到和Popper的证伪理论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太对了。世界本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常犯错误，这是无法避免的。就像你刚才演讲中将无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认为自己无知；另一种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无知。由于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一开始就找到正确的道路，或者准确地说，这世界本来就无所谓“正确的道路”，我们充其量只是不要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而已。在这种逻辑思维指导之下，柯兹纳确实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企业家确实应该获得“发现的收入”。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很好地回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理论实际上不存在“竞争”的问题。这个理论可以很好地和生产理论结合在一起。我们以前说生产得好就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活动，而柯兹纳的企业家实际上是把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拓展了。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你的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模型化的东西，还是都是文字化的表述？
刘业进：
这本书里面都是文字表述。后面的追随者，比如德索托，会有一些模型构建。
郭朝先：
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经济学现在越来越讲究模型化，模型套模型。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动态CGE无非是在已有状态下了解的信息的情况下做一个动态，实际上利用这个做预测可能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对未来真是很难把握。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模型在预测气候变化，尽管它也在试图把现实的一些冲击加进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模型作为一个靶子，可能还需要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来修正这个模型，指导这个模型运转。
最后一点就是刚才周老师讲的反垄断政策。为什么一开始是哈佛学派，后来是芝加哥学派占主流，然后是博弈论更加占主导地位指导反垄断政策，基本上就把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废除了。尤其是现在走向全球化，竞争范围发生变化，还有国家利益在里面，基本上就把传统上依靠市场集中程度来确定垄断的思路给否定了。这里面最主要的是过去的那种对市场结构、垄断、企业家作用等理解基本上还是不到位的。我觉得以后的反垄断政策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中国的反垄断政策还有更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需要再读几篇柯兹纳的东西。
周放生：
我刚才把惠勒的那句话改了一下：我们所需做的一切，是尽可能重复犯过去自己和他人所犯的错误。
盛洪：
用三个字概括：不二过。孔子说的。
谢谢大家不断挖掘其中的含义。下面请朱俊生教授。
朱俊生：
第一，天则所办得非常好，我本人经常浏览天则所的网站，并从中受益。我也向我的学生推荐天则所，让他们有机会从天则所举办的活动中分享思想的盛宴。
第二，刘业进教授是我的老师，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刚才大家说了这个理论很好，我觉得刘业进讲得也非常好。他的视野很开阔，把柯兹纳的理论和新古典之间的分野始终是对比讲的。并从哲学层面加以阐发（如从演化的视角，从主观主义和证伪主义的角度等）。因此，我觉得不仅理论本身具有巨大的价值，业进理解和把握得也非常到位。
第三，虽然这里探讨的是纯粹的理论，但业进对现实的关怀是非常明显的。他一开始引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讲到，作为一门深深地扎根于理性狂妄或人类自负之上的抽象思想体系，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注定会一次再一次地重现。最后他也同样回到这个主题了，认为今天还存在对企业家精神的阻碍的，正是来自那种制度性强制遗产的改头换面形式。
第四，这个理论我其实是在学习，还谈不上对理论本身的评判性思考。我想以我过去研究商业保险的经验，想通过现实的案例对业进刚才讲的提供某些佐证。以柯兹纳的理论加以观照，保险市场企业家精神被抑制的状况非常普遍。
比如说，大家买的商业车险，全国只有A、B、C三种条款可以选择，所有的公司只能选择提供其中一个条款，并遵循相同的价格。很显然，费率是保险市场的价格，费率的管制意味着保险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受限，这与作为形成自发秩序前提的自由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时，价格其实是竞争程序发现出来的，而不是任何机构有充分的理性可以制定出来的。僵硬的费率管制等同于取缔发现价格的竞争性市场过程。而正是竞争性市场过程纠正本期或跨期资源配置错误。在僵硬的费率管制条件下，企业家精神肯定受到抑制。本质上，费率管制乃是对保险企业家和消费者展开自由行动的制度性强制和侵犯。
又比如，近年来，我国银保业务发展迅速，但其产品储蓄化、短期化、趸交化以及在业务渠道中的高比例等现象都受到批评，监管部门也一直试图对银保渠道业务进行调整，公司业务渠道选择的自由面临限制。但市场试验经济组织的能力其实比政府和专家都要高超得多。因为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能将分散的专业知识加以综合运用，所以市场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政府官员和专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显然，迷信政府官员或专家的经济理性会限制经济组织试验。因此，我们要对银保业务的许多批评不可轻信，理由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政府官员或专家知道的多得多。由于经济系统的根本不确定性，那些采取不同渠道发展战略的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市场竞争。竞争方式的多样性是企业理性行为、从而也是市场效率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尊重保险公司对不同渠道的选择，以维护其竞争方式的多样性。在竞争压力下，保险公司的渠道战略是动态调整与不断演化的，不应当受监管部门的人为干预。如果受到干预，则同样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
还比如，近年来，寿险业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红险、万能险以及投资连结等保险在很多寿险公司的业务中占比很高，对此，有很多争议，寿险业回归保障的呼声很高。监管部门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政策引导行业回归保障。但事实上，我们怎么能知道保险产品投资功能强、保障功能弱就不好呢？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因此，我们要坚决维护公司自由选择产品开发方向以及产品结构的自由。
再举个例子，因为市场的创新活动往往超过了现有监管规则的适用范围，这为执法权力的滥用创造了条件，有可能放大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鼓励有选择性地任意执法。去年我们保险市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被撤职，其中一宗处罚理由是，该公司尝试将农业保险与农村小额贷款以及农业生产资料采购等结合起来，参股担保公司和生产资料公司。这虽然不符合现行的监管规定，但却是对拓展农业保险产业链，与参保农户建立深层次联系的积极探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创新，但成为监管部门处罚的重要依据。正如，业进讲的，滥用法律（法律的僭越）对于企业家精神必将是一种抑制乃至打击。
最后再讲一个我现在还不太理解的现象，就是保险公司开董事会需要通知监管部门，而且监管部门可以派人全程参加董事会。我很不解，董事会讨论各种议题，应该属于企业微观经营的范畴，监管部门为什幺介入呢？我不知道现在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作出这种让人费解的规定。
我是一个保险市场的研究者，刚才说的自己所观察的一些案例或现实可以验证刚才业进所说的传统体制的遗产仍然以各种面目出现，制度性强制或侵犯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或打击仍然很普遍。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探讨柯兹纳理论的意义吧。
杨俊锋：
今天让我来评论业进的报告还是有点吃力，因为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是学法学的。今天业进的报告很精彩，刚才大家也讲了很多。我觉得首先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精致、严密的对柯兹纳的学说的阐释，让我们有了更为深入、直观、切身、细微的认识。
当然，我觉得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奥地利学派在中国并不时髦。前几年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一个显学，但我们实际上在中国可能有时候恰恰缺乏对常识的重复。这些常识的重复就是对于自由宪政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解释，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还有一点，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如果用学术语言的话，无非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判断的落实。
我们官方有时候也在运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些知识，但是有时候把它当做一个推卸政府责任的借口，这也是要注意的。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周老师用国企的例子来论证企业家精神，我想补充的也是想让业进作为参考的，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国企之所以搞不好恰恰是因为国有企业没有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其中一个原因是产权不是自己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企压抑了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它恰恰阻碍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我想你的论文是可以讲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报告里面有很多具有创造力的火花，比如对利润的界定。还有反垄断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主张：我们一定要把借助公权的所谓的行政性垄断，和完全由于竞争而生的或者说市场自发而生的垄断区别起来。基于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并非是一种坏事，而对它的打击反倒甚至可能是一种坏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论断。
所谓的行政性垄断，是对社会经济最大的危害，因此我宁愿不把它成为行政性垄断，而宁愿把它称为借助于公权的抢劫，是一种强盗行为。在一个正常的法制或体制下，行政部门怎么可能超越法律的授权，无视法律的禁止，插手和限制市场的活动？绝不可能，甚至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行径。从本质上讲，行政性垄断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反垄断法打苍蝇不打老虎。当前中国国企政策有一个很基本的口号叫“做大做强”，这一口号本身的内在逻辑就是排斥反垄断的。
盛洪：
谢谢俊锋，俊锋是学法学的，视角不同，所以我们还是有意请他来的。下面请丁建峰博士来做一个评论。
丁建峰：
非常感谢刘业进教授和盛洪教授能邀请我来这个充实的讲座。我们都知道柯兹纳、罗斯巴德等著名学者，在新奥地利学派里面，就像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新古典学派里那样，非常重要。他们是第三代的新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刘业进教授对柯兹纳的研究，填补了国内长久以来的空白状况，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祝贺和学习的。大家的评论业已非常充实，也给我很大启发。我主要想讲两点，一点是关于经济学性质的启发，还有一点是关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启发。
第一个是关于经济学性质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这是我们一开始学经济学时，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经济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算作一门“科学”？我想，奥地利学派可能并不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把经济学看做是科学的。因为1986年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很大的公共选择理论家布坎南写过一篇《极端主观主义的宪政含义》，里面分了人类的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反应性选择（responsive choice），人类也是一种动物，所以反应性选择也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像条件反射的选择。还有一种是创造性的选择（creative choice），是人类特有而动物没有的。新古典学派更多地研究在条件既定情形下的“反应性选择”，而奥地利学派更多地是研究“创造性选择”，所以它们之间可以有一个分工，不一定是对立矛盾的关系。如果奥地利学派是研究创造性选择的话，它就一定是主观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它不但不是证实主义的，很有可能也不是证伪主义的。因为研究反应性选择（模式化的选择）一定承认有一个客观知识，这个客观知识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或者它可能没有被证实，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客观的——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知识或市场机会是客观的。有的知识或市场机会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没有牛顿可能也有其他人发现万有引力，圆周率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古希腊人研究，中国人也研究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曹雪芹的话，也许我们永远也读不到《红楼梦》，所以知识应该是一个体系，对于市场关系的发现有完全主观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客观的，这部分可能是由企业管理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来研究的。经济学也可以分为很多研究领域，可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一端可能是主观主义的，完全非实证主义的，另一端可能是比较客观的，相对比较实证主义的。现在经济学研究有一个趋势，就是一端过分庞大，另一端似乎研究得非常不够。我们翻一翻《经济研究》，看看国际国内的经济学杂志，参加一些经济学学术会议，都会发现经济学不是两条腿走路，它高度发展了一条腿，另一条腿是非常萎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刘教授的研究的确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性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在精神上非常像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的气象，从一个非常高的视角出发，然后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切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经常见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的价值非常高。
还有一点是关于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我觉得柯兹纳的思想也是很有启发的。实际上他通过市场促进发现和促进人们自由选择的方式来定义社会福利或评价社会状态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亦即，通过可行能力和人的自由状态来评断社会福利状态的这样一个思路是有呼应的，而且是很有启发的。我想，从自由和创造来评价社会状态，是比较主观的评判，而传统的社会福利函数可能也是我说的另外的“比较客观”的一端。王国维曾经说过，思想理论学说会遇到一个困境：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在现实社会中，当我们比较社会状态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理论上非常有启发价值的标准难以操作，用以操作的标准可能在理论上比较平庸，没有什么启发价值。比如现在常用的GDP和基尼系数，这些标准容易操作，但存在漏洞。理论上非常好的衡量人的自由、创造性的，可能有一点点困难。沙克尔——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学生——在80年代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人类决策的困境》，其中讲了人类决策的8个矛盾，其中一个矛盾就是：创造性选择不能被描述。因为如果你能描述的话，你就是企业家，所以能被语言描述的往往不是创造性的选择，所以衡量创造性的选择是很困难的。还有，其实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Human Action）里就一直在说，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行为是不能数学建模的，因为建模就不叫创造了，就不叫无中生有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对福利经济学也存在trade-off，就是能不能够完全满足所有好的标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一切利润归企业家”，这是汪丁丁教授以前提出的一个口号，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和罗尔斯和诺齐克是不冲突的，因为一切利润归企业家也是有利于这个社会的最不利的群体。但是，我想，收入来源有很多种，比如歌星的收入往往就不是他有发现的能力和他有很强的企业家能力的结果。他也许有一点发现能力，但是他的这种发现能力和他获得的极其巨大的收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不能说其他的唱歌的人就完全缺乏这种能力，而且歌星到底是不是有发现的能力其实并不重要，很多情况都是来源于包装和他自身的条件，生命中的运气。一些人的贫困也很难说这些人生来就应该贫困。比如中国的城乡，人生在城市或者乡村是完全人为的，有运气的成分。所以利润归企业家和社会福利以及慈善也可能把它们协调起来，比尔•盖茨也做过很多慈善事业。如果我们真的提高了一个社会的平均效率水平，能够很好、很明智地补贴贫困群体，以及给所有的人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也许在未来会出现更多的企业家。
赵旭：
我觉得这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把这个安排给政府，它的权力会一步步大起来，会不断限制你。
丁建峰：
对，您的补充非常有价值。另外，可能和政府形式有关。宪政民主制度下，税收和再分配会相对而言更有效率，北欧国家税收很高、补贴很多，总体来说，它在幸福指数方面和国民生产总值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而它属于宪政民主下的高税收、高福利、高补贴。当然，宪政条件下也可以做其他的政策安排，但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都会有相当好的福利政策，其根本目的是尽量保障社会成员具有在同一起点上发挥创造力的能力。
自由评议人：
有两个小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您刚才谈到哈耶克的信息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哈耶克两篇著名的文章都用的knowledge，第一篇Economics and Knowledge是1937年的文章，还有一篇是1943年的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据我所知，奥地利学派可能更喜欢用知识这个词，比如缄默的知识，而我们主流经济学都用的是信息这个概念，不知道您怎么处理这个概念。
我看您的关键词里面有企业家才能。就我所知，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英文是一个词汇，因为您的标题是企业家精神，所以我建议您的关键词也改成企业家精神，这是很小的技术性问题。
还有，受刚才大家的启发，就是盛老师说的“不二过”，我们有个假设就是这个政府是仁慈的，它可能是一只扶持之手，而不是掠夺之手。但我们看到的有些国家有了钱之后做得更多的是掠夺，而不是扶持，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国家的性质，回到盛老师谈的两个字“宪”和“政”，这是绕不过去的。如果不回到政治，我们今天谈的所有问题恐怕都是不行的。柯兹纳的东西在纯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用到中国来，恐怕就成为一只掠夺之手。这只掠夺之手可能不断掠夺我们的资源，包括国企的国进民退。如果这些东西不回到政治的话，恐怕都解决不了。所以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可能是约束政府本身，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包括朱教授刚才说的问题，恐怕都是政府本身的性质需要约束。
赵旭：
听了业进的报告，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悲哀，一个是高兴。悲哀在一个1973年的东西现在才有，高兴的是业进干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感觉柯兹纳的理论可能更延续了奥地利学派对自由的根本性质的尊崇，无论是企业家才能、警觉、市场过程，如果没有对这种自由的尊重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我有一个问题希望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解释。为什么奥地利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这些比较倾向于市场的都不在主流范围内？我想可能有这样的原因，由于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政府的本性肯定是不愿意受到权力限制的，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恰恰是需要尊崇人的自由、自发秩序、多中心的发展，最后的直接指向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我想这个逻辑可能是这样。
盛洪：
首先感谢业进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给我们上了一个速成班。我听下来觉得柯兹纳确实是奥地利学派的传人，他的基本取向还是奥地利学派的。奥地利学派和其他学派的区别实际上是哲学上的区别、认识论上的区别。奥地利学派认为整个宇宙非常复杂，全部信息量是人无法把握的，因为人是理性有限的。人对宇宙的认识是如此，他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要犯错，最高要求是“不二过”，然后他才能够发展。这是一个很谨慎的态度，但至于对整体是不是有看法，我觉得是有，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经验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承认宇宙规则、上帝、全能的神或自然秩序的存在，但同时承认人类不能完全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做，像道家讲的“无为而无不为”，这是最大的智慧。
而另一种哲学假设人是有完全理性的，可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能够把握绝对精神和绝对历史，其实新古典也有这种倾向。他们设计了另外一条路。这一哲学假设人们可以设计一个完善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无限幸福，而且我们有这种能力，因为我们有天才，比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非常伟大的，就能够设计出完善的制度。但人类的实践证明这是极端错误的。黑格尔、马克思有一定道理。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是有绝对精神或全能的神的存在。但关键在于，他们假设自己能够发现绝对精神，自己就是这个神。这是错误的。
奥地利学派则承认发现不了绝对精神，自己是凡人，理性有限，可以通过试错无限逼近绝对精神，逼近的方法就是发现错误然后改正。所以我觉得柯兹纳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走的，包括对市场的理解。哈耶克讲过，分散的特质的信息是中央计划当局无法把握的，你不进入到交易程序就不可能知道价格。其实他们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否定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论的错误、哲学的错误。
我听业进介绍柯兹纳的框架把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放进来，这一点还是比较受启发的。原来讲的“信息”，有的是低层次的信息，像物理层面的信息，信息量用比特衡量，经济学家是不满意的，信息一定要有价值。关键在于业进刚才说的这点，有些人接受同样的信息，但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把这个纳入进来是很有意思的。原来我也想信息是免费的，我们不就达到均衡了吗？但关键在于怎么去看。只是创造力这个东西不好量化。我觉得其实可以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第一，“发现”就是改正错误，这是奥地利学派和经验主义哲学很稳妥的地方，他们并没有说人有多高明。很多企业家并不高明，但是他们会改正错误，不是“二过”，有些人不会改错。其实并不困难，他不断在试错过程中来发展企业，而试错过程中很有可能这种创新并不是大的，很多创新都是很小的。而且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歪打正着。再一点，他也有知识结构和知识面所导致的视野的问题。我前面说不同人看一件事反应不同，有视野的不同在里面，你看当下还是看十年、二十年、一辈子或者十辈子，反应是不一样的。我提醒关注这件事，就是视野和计算的关系问题，其实视野是通过教育来的。当然还有最高的悟性，那是不好解决的。悟性确实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心理学对悟性的解释是它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经验在里面，然后加上天赋，但这就要研究心理学了。
有一点小问题，刚才你讲了微软的例子。你有“发现”会给你回报，但回报你多少，这涉及到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特点就是生产知识很难，但复制很容易，所以才需要保护。所以，要保护这件事情是人为决定的，关键就是这个的回报是多少，这个回报涉及到专利权的年限问题，这又变成了政治。所以微软收入多少的问题还可以再辨析。
刚才那个洛克的解释也很好，他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的，他先说每人都有一份，然后你凭什么得到这份是因为你通过劳动拿过来的。“发现”也是这样。可以假设所有发现是上帝给人类的，但是你没发现你没看见而已，但是你发现了不妨碍别人发现。
我就先评论这些，最后留一点时间给业进做个回应。
刘业进：
听了在座各位的意见，我非常感激，自己也受到了启发。对柯兹纳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的译介、引进，和对它采取方法论的认识，以及对整个经济学范式的反思，才刚刚开始。诸位谈得很好，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些翻译和理论梳理等工作，我想对我们身在的这个文明和合作秩序的理解，都是大有助益的。刚才大家也提了一些的问题，我想重点答回应一下，就是证伪和纠错的问题。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人是两性繁殖的动物，人都可能生病，人都有一死。从进化适应来讲，有性繁殖优于无性繁殖。为什么有疼痛、疾病、死亡机制，为什么有两性结合，其实都是进化适应机制。两性繁殖其实就是一个基因组合机制，它让你有性欲，让你结婚产生后代，借此实现基因交换和重组，一代一代的婚姻乃是无数次基因重组试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自然进化过程中让我们不断地进行基因交换，使得我们的基因在交换中不断产生新的基因组合，其表现型，就是我们人类个体的生物特征，这些特征在环境中接受检验，这不过这个环境是双重的，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检验的过程是我们对环境的适应就不断提高的过程。为什么有疾病？至少部分疾病是清除某些不适应基因型或有害基因变异。为什么要有死亡？因为只有死亡下一个基因交换的可能性才能出现。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什么是证伪，什么是批判理性注意，什么是试错。纠错其实是一个大自然的机制，这是一个通往秩序的自然法则，它超越了我们当前的理性思考。例如，在一个不断的基因交换的过程中，进化压力选择我们的脑容量不断扩充，在所有的动物中，人类的头颅大得不成比例，直至女性能生出来的极限，这是一个通过两性交换来适应自然的军备竞赛式演化过程的结果。试错和证伪主义是一个自然的法则，而不仅仅是我们当前所理解的科学发现或者企业家去创造特有方法，它是一个一般的法则。我觉得证伪具有一般性，我要从这个角度来把握证伪方法。没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一堆客观数据在那里；没有基于客观数据的唯一优化方案；没有一个组织人类社会的最优方案前景；没有一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方案。历史没有一个客观的规律让我们去把握，阳光每天打到我们身上都是新的。历史每天都是一个即兴创作，历史没有剧本，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才有意义。如果历史有剧本，未来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没有意义。
从富人的角度讲，微软确实做了一个企业家的创造行动，那么他定价定多少才是正义的，或者换一个问题，像建峰问的，穷人该穷吗？柯兹纳没有研究穷人，没有研究贫穷问题，他只是研究企业家得到的东西是应得的。我想是这样解释，像微软的比尔•盖茨这样的创造性企业家会调整自己的价格决定，他会试错，他不会无限提高到损伤他的利益的地步，他总会降价到人们同意、愿意，它自己也会调整自己的定价，优化自己的行为，通过一个调试过程来决定一个价格定位或者商业利润保护。鉴于先前的分析，他发现的纯粹企业家利润是原来没有的东西，他一个软件的定价高低我们没有价值判断，都是合理的。穷人的问题要在一个动态合作体系中观察，我们不要从一个结果的角度去观察，穷人要更多地卷入分工交易网络中，也就是合作扩展秩序中去。这个合作扩展秩序就靠企业家精神去扩张，扩张过程就是一个分工深化过程。如果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最穷的人也是比较富的人，贫穷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穷的问题不是诉诸于同情心或政府的公共行动，当然那个活动由慈善组织、宗教组织操办，那是人们的自愿。但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卷入到企业家精神的创造过程，卷入到扩展秩序的扩张过程，卷入到一个分工深化的过程，那么即使是最穷的人也不怎么穷了，这就是贫穷问题的解决之道。
盛洪：
谢谢刘业进，谢谢各位评议人，谢谢今天所有来参加这个论坛的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