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秋风：
欢迎大家来到天则所第425次双周学术报告会。今天有两位发言人，一位是令人尊敬的茅老师，另一位是同样令人尊敬的王老师。他们报告的题目都非常吸引人，所以来的听众也比较多，大家都相互照顾一下。茅老师先讲，然后是王老师讲，我们还请了四位高水平的专家做评论。
茅于轼：
今天是两个人讲，我讲20分钟，王国乡讲50分钟。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和王国乡分别独立地发现最优分配原理，所以今天讲的基础是择优分配原理，但是我主要讲它的数学的方面，王国乡把这个原理运用到道德的领域。我需要介绍一下王国乡，他退休以前是中国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的系主任，再早以前，他在北大念新闻，后来念哲学。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他经过20年非人的经历，为了择优分配的事情坐了三年牢。那个时候批评毛泽东是要枪毙的，坚持一个正确的理论要坐牢，所以王国乡在这方面有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怎么发现一个真理、坚持一个真理。我比他幸运一点，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推导出择优分配的道理，这个道理实际上就是微观经济学最基础的东西。七十年代，我们也看不到外国的东西，我们自己琢磨和瞎想。他比我还早，他是70年代初就推导出来了，我是七十年代后期推导出来的。回顾这段历史，到今天我们很自由了，可以讨论不同的理论，但那个时候不是这么回事。王国乡不仅在经济学，今天他讲的是伦理学，而且他在美学也有独特的贡献。我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就是受他的启发，我本来就不懂道德的基础就是功利主义，实际上和经济学是有关系的。我本来不懂这个道德有功利的东西在里面，他启发了我，所以我沿着他的思路写了这么一本书。我受益于他非常多，我在经济学方面有很多没想通的，他给我一点就通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学术上彼此启发，有莫逆之交。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汇率的理论，就是什么是正确的汇率，我和他不约而同在同一个时间把最优的汇率理论推出来了。
我在七十年代后期推导出择优分配的道理。为什么说它是经济学的基础呢？我把经济学看成是一个普遍的投入产出过程。我们知道，生产需要投入劳动、资本、资源、原料才能得到产品，这就是投入产出。消费也可以看成是投入产出，你投入吃的、喝的、穿的、玩的、用的，得到的是效用。所以，可以用投入产出看待所有的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消费。怎么能够使得这一切活动最有效就涉及到择优分配的问题，我想我就讲讲这部分。今天我只讲20分钟，我要全部推导择优分配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但是这两个小时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日夜苦思，不断琢磨，想了好长时间、好多难的问题，但是解决了就简单了。我说过，一个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发现真理，你把它想通了，没有任何一种快乐可以和它比。真理不是很容易发现的，会绕很多弯子。我一会要讲lagrange乘数法，lagrange乘数是个什么东西，我足足想了半年，后来把它想通了。想通之后就好像到了桃花源，简直美妙得不得了。
我是从数学规划来考虑问题，那时候我在铁道研究院。我做这个研究的前提是最优操纵的问题，就是我开火车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我怎么保持正点。比如我可以开十分钟到达下一站，是先快后慢，先慢后快，还是一样快，我怎么调节速度使得燃料消费最低，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从这个问题研究，因此我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数学规划，最后我得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自认为那个时候我更接近一个数学家。后来我的贡献发表在北大的季刊上面，是2007年的4月号，这里面有我的数学方面的贡献。我再讲讲数学规划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件事情我可以用数学表达，把它的做法和结果的联系写成方程式，然后找出一种使结果最好的方式。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马路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灯开多久，绿灯开多久，这就是一个数学规划问题。你的目标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车辆等待时间加起来最小。红绿灯开启的时间设得好，等待时间就短，设得不好，等待时间就长。这是确确实实可以解出来的，每个路口知道流量的话，就可以解出来。有好多的数学规划问题最后变成求极大极小问题。我们搞的择优分配也是一个数学规划。它研究的是，给定一个投入产出关系，你投入多少，产出效果最好。大家知道，我最早用的例子和王国乡不约而同，都是研究化肥的投入，就是一亩地投入多少化肥能产出多少粮食。如果我有一定数量的化肥，在两块地上怎么分配，使得两块地的产量最多，这就是一个择优分配问题。我们得到的结果很简单，就是边际产出相等。
由于时间关系，我把这看成一个木桶问题。我来画一下，一个圆桶是由一块块木板组成的。大家都知道木桶原理，就是它能盛多少水要看哪块板子最短。这块板子最短的话，只能盛这么多水，上面的板子都没有用。我们的择优分配把这个问题又推进了一步，要盛一定的水，怎么设计木板的长度，使得木板用料最省，得到的结果就是每一块木板对盛水的边际贡献相等。如果这块木板非常短，其他部分都很长，那我们说这块板的边际贡献最大，它稍微多一点，盛水量就增加了。其他木板的边际贡献等于零，它们高一点低一点不起作用，这就不是最优分配。最优分配一定是所有木板的边际贡献相等，那就是一样长的。这个就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所讲的，然后我把择优分配原理推到了一个非线性规划的一般的解。大家知道数学规划有两种，一个是线性的，一个是非线性的。非线性规划的解就要用lagrange乘数法。这个方法有数学的推导方法，我就提出了用择优分配的原理来推导lagrange乘数法，给这个乘数法一个新的推导。当然，这个方法非常有名，没有人不知道数学规划的方法，不过它已经提出来了。如果没有人提出来，这就变成我提出来的了。我推导这个方法是用择优分配的想法来推导的，就是我怎么利用约束条件使我的效果极大。每个约束条件的边际贡献要相等，就这样把lagrange乘数法给推导出来了。
这样还不算，我后来又做了一个更要紧的一个工作，叫做动态择优分配。前面讲的都是静态的，线性和非线性的规划都是静态的。动态的规划比较复杂。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动态规划。有两个点，在一个垂直的面上。有一个质点从上面的点靠重力自由下滑，达到下面的点。质点就是有质量没有体积的。现在要问，你找一条路使它滑下来的时间最短，最快地达到这一点。直线是距离最短，但时间不是最短。如果我走这条路的话，距离长了，但是它的速度快了，一开始它沿着比较直的方向滑下来速度快，以后整个速度都快了，就比走直线需要的时间更短了，这个在数学上叫捷降线。捷降线是1696年提出来的，后来更一般的变分问题被提出来，直到1744年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欧拉（Euler，又称尤拉）把它解决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捷降线问题。
在坐标轴上这是时间，这是汇率，现在是6.5，我们的目标是两年之内调到5，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调。是马上就调，是一天一天调，还是先不调最后一下调下来？这三条线，当然中间还有很多条线，其中哪条线最好？这就和捷降线问题是一样的，它也类似于我开火车时碰到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的分配问题。如果你很快地调，调整的成本非常高，但后果很好，你慢慢调，调整的成本很低，但是你的后果不好，就需要你在这两个问题中间做出一个选择来。我在1981年的时候研究的是物价怎么调，是一直调到均衡点，还是一步步调到均衡点？在这本杂志里面就讨论了动态的择优分配，我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很有名的变分法里面的欧拉方程，它是个非线性的偏微分方程。我用的方法就是择优分配的方法，就是比较每一点的调整的成本和调整的收益，当它们两个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就是最有的径路。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20分钟已经用完了，下面我们请王国乡来讲他的部分。
王国乡：
各位先生、学者、专家，大家好。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借天则所这块学术宝地同各位一起来讨论市场经济良心道德的重建问题。我要特别感谢茅于轼先生，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安排了这次学术讲座，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的书写了精彩的序言，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就是茅先生关心的结果。我从1998年退休之后，就几乎是什么都不干了，决定放弃搞学术活动了。2008年春节，茅先生以80岁的高龄携夫人一起到我家造访，使我十分感动。在交谈的过程中，我谈到我正在思考把择优分配原理运用于道德问题的研究，茅先生听了之后非常支持。我说我高血压，而且眼睛不好，写作非常困难。茅先生说，你把你的主要思想写出来，我来帮你整理、发表，这让我很感动。茅先生还告诉我用电脑写作的好处。正是在茅先生的鼓励下，才有了这本书的问世。所以这本书就是茅先生一手支持和鼓励的结果。在这里我要向茅先生表示感谢。我的思想是我一生思考的结果。195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就对道德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就是无私利人、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应当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批判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良心道德观和人生观。我当时读一本俄国人车尼尔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讲的是合理利己主义。由此开始考虑道德问题。当时北大图书馆还没有禁闭，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史与伦理学说史，形成了自己的“自利不损人”的道德观。但在当时，这种观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是不能说出来的。那时正好有美学讨论，我就借着美学讨论写美学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的美学观点当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只能暂时放弃研究。后来，我又关注人口问题。因为我觉得新闻专业不适合自己的性格，就开始往别的方向发展。人口问题接触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问题，也不自觉地学会了增量思维方法。我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来写人口论文。当时我和马寅初由于种种原因接触比较多，他非常支持我的观点。经过马寅初的推荐，我的人口论文得到《光明日报》的认可，并通知我压缩后发表。但是由于反右开始，我也被划为右派，这些研究也无果而终。接着就是二十多年的劳役与监禁。在监狱中是没有书读的，我只能凭过去掌握的知识和对社会的观察来思考。在大跃进与大饥荒发生之后，我开始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思考大跃进的蛮干风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问题。认为大搞试验田、放卫星，搞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典型，必造成对单位面积投入人力物力的数量过大，导致边际报酬下降甚至为负值。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也是导致大跃进时代，人们的干劲很大（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进一步的思考是，如果把试验田中的过多投入的边际效益较低或为负值的人力物力如化肥，转移投入到缺少化肥而边际效益较高的土地上，就可以增加社会总产量，如此调整下去，当化肥在各块土地上的边际效益均等时，便不可能再通过调整投入量的方法来提高总产量，这说明，化肥在各块土地上的边际效益均等，是化肥以及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总效益达极大值的标志。由此就发现了等边际原理，当时称为择优分配原理。等边际理论就是在监狱里，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思考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之后，81年，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就请我去开会，说我是外国经济学说“专家”。让我在会上做重点发言，讲择优分配原理。实际上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有西方经济学。接着又参加全国数量经济学研究会，并做了重点发言，我居然又成了数量经济学“专家”了。但我并不懂高等数学，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用微积分数学来思考，只是在看了茅先生的文章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提出的等边际理论原来是一个高等数学问题。
后来，在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之后，发现我的研究结果在100年前西欧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加上82年我进入大学讲授国际金融与西方经济学，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等边际理论”的研究。之后我因发表均衡汇率理论而小有名气。为此调到中国金融学院担任国际金融系主任。我是以汇率专家进北京的，谁也不知道我是搞经济学的。更不知道我最关注的是道德伦理问题。在讲授西方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关注道德问题，思考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我需要学很多东西，当时工作很忙，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写作道德问题的著作。只是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道德方面的论文。我和茅先生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以这篇文章为依据的。退休之后想写，但因种种原因而不能成书。茅先生到我家对我表示支持之后，我才下决心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现在终于出版了。我想，如果没有茅先生到我家的访问，和对我的鼓励与支持，我这本书是不会写出来的，我一生思考的心得可能会随着我的生命结束而消失。那将是我终生的最大遗憾。谢谢茅先生。
言归正传，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重建中华民族以良心为本源的市场经济道德观。这是对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导读。这本书的书名是《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我原先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估计要用两个小时才能讲完。现在会议主持人只给我50分钟时间，我只好从中选择几个主要问题谈一谈我在这本书中表达的主要伦理思想。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良心道德，为什么要重建市场经济的良心道德？
我想很多专家听到这个话题之后会提出这样问题，什么是良心道德？市场经济道德与良心有什么关系？概括起来说。良心道德，作为植根于人们心田中的良心或善良意志，是一种个人自觉选择的，与他人和睦相处、患难相救、合作互利的生活方式，这种良心道德，从商品交换开始的那一天起，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之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良心道德成为相信来世、相信彼岸世界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对上帝的“戒律”的敬畏。这种宗教戒律其实就是良心道德的异化，而对于只相信今生今世的人们来说，良心道德是人们对生命价值与自然法则的敬畏，对社会秩序、对人格尊严的信赖和景仰。这等于说我对道德下了一个定义。在这个定义中，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认为道德是一种自觉选择的和谐生活方式，这种和谐生活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与人和睦相处、患难相救、合作互利。这是三个不同生活领域中所需要的道德，我觉得这就是良心。当第一个原始人把自己的采集的果实拿来与另一个人猎取肉食的人进行互利交换，而不是用抢劫的方式占有对方的产品时，良心道德就产生了。在此之前，人们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互相抢劫的，现在不抢劫而是交换了，这就是道德。由此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去我们认为这是自私自利，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其实这是道德生活的最典型的写照，比起战争生活，比起我们在动乱年代中相互残酷争斗，把敌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道德与和谐。按照这个观点我们看，中国人现在的道德水平已经比动乱年代不知提高了多少倍。这是无法计算的，可能是无限大的倍数，因为那时候是负数，我们现在是大大的正数了。
什么是良心道德观，现在可能还有争议。我认为，孔子的道德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体现的道德伦理方法就是良心道德生成的方法，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斯密所说的同情心，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都是指良心道德而言。概括起来说，个人通过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方法形成的道德就是良心道德。这种以孔子伦理思想为代表的良心道德，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已经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了两千五百多年；只是在秦汉之后，被官方儒学扭曲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法道德，使之成为束缚和压抑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的意识形态。但是，良心道德一直存在于民间，一直是追求和谐生活方式的人们的共同信念。只是在动乱年代里才受到毁灭性摧残。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场浩劫，令人不堪回首。根据这一点，我们现在来讨论良心道德的重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所以就需要讨论市场经济的良心道德问题。
第二个问题：本书的核心伦理思想是什么？
下面讲本书的核心伦理思想。我今天的报告就是对我写的《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这本书的导读，读了这本书的人觉得我在前四章中，通过案例分析和伦理学质疑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道德伦理观点，但是不少读者都还是要问我，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书中的核心思想太多了，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让我用两句话来表达，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市场经济道德不是无私利人，而是自利不损人。另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而是两者协调一致的。
关于第一句话，如果用严格的书面语言来表达，就是大家在幻灯片上看到的。大家注意，我研究道德问题不是从一般传统伦理学方法开始，而是从经济学开始的。根据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人，是一个需求主体，他必须通过自主选择不断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存活，才能幸福和快乐。所以，经济人必定是一个理性自利的自主权利人（在这里“理性”是指自主选择能力，“自利”是指满足自己需要）；经济人的道德是经济人自觉选择的与他人和睦相处、患难相救、合作互利的和谐生活方式。经济人道德的本质不是无私利人，而是自利不损人，也就是经济人实现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是无损他人的自主权利。这是第一句话的含义。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自主权利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概念。我们扩大自主权利就给市场创造了一个最根本的元素，即通过个人的自主选择形成了市场价格，然后实现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关于第二句话的含义就是，根据现代数理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证明市场经济制度不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在个人的自主权利都能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个人追求不损人的最大利益，在经济资源有限和资源在不同用途上边际效益递减的约束下，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调节，就能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边际效益=价格”和“边际效益均等”的最优状态。边际效益均等是资源的社会总效益达极大值的标志。这是茅于轼先生用拉格朗日乘数方法证明的一个规律，在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是资源的边际效益均等（偏导数相等）。即只要资源的边际效益均等，总效益一定是最大值。这一数理经济学原理简称为等边际原理。根据等边际原理可以证明，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是根本一致的。由此证明，个人追求不损人的最大利益的行为是合理的、应当的，也是道德的。
刚才我们从个人作为一个需求主体的角度，说明道德是自利不损人的良心道德，现在我们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证明，一个人追求不损人的最大利益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所以，是合理的、应当的。由此说明，以良心为本源的道德原则与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决定的个体行为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自利不损人的。
第三个问题：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本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将现代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伦理学研究，实现了伦理学思维方法的革命。
现在天则所的专家们都懂西方微观经济学，对于诸位专家来说，好像微观经济学已经普及了，大家都懂得了。但你可能还不知道，出了这个圈子，懂西方经济学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伦理学家和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多不懂高等数学，也不懂微观经济学。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一些伦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是有很深造诣的。我读伦理学教科书，就发现不少伦理学家不懂西方经济学，比如帕累托标准大家都很明白，是指资源配置的最优境界——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等于其边际替代率——而言。这是从序数效用论的观点阐述的资源配置最优原则。从基数效用论来说，就是边际收益=价格，也就是茅先生和我所说的择优分配原理或等边际原理。这个原理，对于懂西方经济学的人来说是基本常识，但是对于圈外人而言，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比如有人也肯定帕累托标准可以作为终极道德标准，但是却又说，那只是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发生矛盾时的道德标准，当两者发生矛盾时，还应当坚持集体利益至上原则或无私利人原则。这就证明，这些学者实在是不理解帕累托标准的经济学意义的。不懂现代经济学，就意味着，人们仍然在用平均数分析方法进行思考，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平均劳动量或平均成本决定的，从而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剩余价值或剥削，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我认为只有在经济学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才能科学地解释供求规律，阐明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因此，我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普及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常识，另一方面，也是在把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伦理学研究，实现伦理学的边际革命。
二、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市场经济的“等边际原理”，建立了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经济伦理学。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樊纲的一篇很著名的论文《不道德的经济学》，其主要论点是强调经济学是不研究道德问题的，称为道德中立说或道德外生说。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论点。弗里德曼说过，经济学不存在价值判断。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科学理论来研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我现在说要建立经济伦理学，主要是研究方法不同。他们用的是实证法，就是以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然后用一套假设来说明它的现实存在方式，这是回答市场经济“是什么”的问题。而我和茅先生一开始研究等边际原理，所使用的则是规范分析方法，也就是演绎推理方法。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思想封闭的年代里也没有可能读到西方经济学。我们根据资源有限性（稀缺性）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推导出来的资源配置理论，就是一种规范经济学，也就是一种研究市场经济“应当是什么”的经济伦理学。最初我们考虑要根据供求平衡原则决定影子价格，并按统一价格来决定资源择优分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又提出应根据市场价格和生产者最大利润目标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如果大家查文献就会发现，第一篇提出要根据供求平衡决定价格的文章是我最早在河南新华分社的时候（1979年）发表的文章，当时全国实行计划价格，任何自行定价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我却主张根据市场供求平衡原则来决定价格，那就是主张通过市场价格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这已经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了。当时这篇文章，新华社不敢发表，我只有找物价局的研究人员联名在《河南日报》发表。
我在这本书中，从社会利益极大化目标出发，根据一组假定条件，推导出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并据以论证市场均衡价格、企业利润目标、产权明晰与预算硬约束和自由竞争原则（反垄断原则），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最优原则。这就完成了经济学从实证分析向规范分析的转变，建立了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框架。
三、通过高考分数线与等边际原理的类比分析，将现代经济学请下高等数学的殿堂，为大众理解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提供一种简明清晰的思维工具。
在高考择优录取考生的工作中，参加高考的人数远远大于计划招生人数。因此，择优录取考生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求录取总人数等于计划招生人数。第二个条件，是要求录取的考生应当是最优的。为此，高招办要划定一条最低分数线，这个分数线应当能够保证，把最优的学生全部录取，而且录取总人数正好等于计划招生人数。运用边际调整法，或拉氏乘数法，可以证明，在考生边际分数相等时，录取总分数一定达极大值。这种高考分数线的功能，就是茅先生说的“约束条件下多元函数求极值”这样一个数学问题的最优解——偏导数相等。我们有了高考分数线这样一个基本知识，然后向人们讲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就非常简单。市场价格机制就像高考分数线那样，为资源需求者划定一条最低的边际效率线——市场均衡价格线，为所有资源需求者提供一个择优利用资源的准绳——以最大经济利益（经济剩余或节约）为目标的需求者，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约束下，其最优消费量必然只达到边际效益=价格为止，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保证资源社会总效益达极大值。如果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面都有一个高考分数线的概念，并且知道价格就是一个择优分配资源的边际效率线，那么，人们就能清晰地理解市场价格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中的功能。价格同高考分数线一样，都有兼顾公平与效率（选优）的双重作用，从这里就能理解市场经济制度的正义性。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一点，那些不懂高等数学的学者和普通干部与群众，就没有必要去弄懂经济学那些高深的数学公式和图像分析，仅仅通过高考分数线与价格的类比，就能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从而理解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以及为什么市场经济是不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的。
四、针对四部著名高校伦理学教材（其中有在座的王海明教授的教材），提出23个“伦理学质疑”，打破中国伦理学界“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自说自话，互不交锋”的沉闷格局，为开创当代社会科学“百家争鸣”新局面抛砖引玉。
我就希望大家来批评我，只要你来挑战我，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就能接近真理。我们现在互不交锋，自说自话，怎么能接近真理？实际上，我刚才对道德下的定义就是对四部伦理教材的道德定义的全盘否定。
五、划清制度伦理与个体行为伦理、人格道德伦理与经济道德伦理的界限，点破传统伦理学的迷津。
大家应当知道，当代中国人在道德是什么的问题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争论，除了对道德的基本性质认识不同外，还与混淆上述两个道德界限有关。
前面我说的那两段话，第一段关于人是一个需求主体的论述是个体行为伦理；第二段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的论述是制度伦理。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个体行为伦理提出的“自利不损人”的道德（作为良心道德）是个体理性的价值判断，制度伦理从资源配置最优化推出的个人行为“应当”是社会制度正义对个人行为规范的要求（社会制度正义的价值判断），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这样，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就可以清楚地划分出来了。
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的混淆是伦理学思维混乱的另一个原因。
根据前面我提出的道德定义，道德可分为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经济道德是指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履行的合作互利的道德。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与他人合作生产、互利交换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我称为“为己互利”的道德。人格道德是指经济人在非经济交易中履行的道德，即与他人和睦相处、患难相救的道德，我称为人格道德。人格道德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取得做人资格而自觉修养的人格美德，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勇、廉、耻等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的美德，以及博爱、慈善、义务救助等患难相救的人道行为。我称为“为己爱人”的道德。这里的“爱人”，不是利人，而是不损人，是善待他人或尊重他人的自主权利的行为。就人格道德本身而言，是不图利的，也是不可能图利的（因为这里没有经济交易，没有利益的转移）。但是究其终极目的而言，个人修养人格道德，还是为了融入社会，并通过合作互利实现经济利益。
世界上最著名的“斯密悖论”问题就是将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混淆所造成思想混乱的一个典型例证。人们说，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利己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利他主义，所以斯密自己是自相矛盾的。这实际上是人们把斯密所说的“同情心”理解为“爱人”，再把“爱人”理解为“利他”，从而认为斯密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是主张“利他主义”的。这是一种语义混乱，也是一种“行为境遇”的混乱。
应当明确的是，同情心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作为人，是需要吃饭的，不吃饭我就要挨饿，就会痛苦；如果我有同情心，能够换位思考，我就要想到别人也是人，别人不吃饭也是要挨饿的，痛苦的。我希望自己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就想到我应该尊重别人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就是同情心，就是道德。同情心不是利人，而是不损人，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因此说同情心是利人，是把人格道德和经济道德混为一谈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六、划清道德目的（自利）与道德手段（善或恶）的界限，终结中国传统伦理学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
我认为，就经济道德而言，道德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种个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改变的。所以道德目的的自利性或为己性是不可改变的，也没有善恶之分。由此说明，中国伦理学说史中关于人性恶的论断是错误的。其根本谬误是把个人的欲望即需要当作万恶之源，于是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法道德，和计划经济的“无私利人”的道德。
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人性善的论断也是一个错误论断。这是把人生目的或道德目的与道德手段混淆了。因为满足需要并无善恶之分，只有满足需要的手段，才有善恶之分。
概而言之，道德手段无非四种可能：不损人、损人、利人、利己。道德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将道德目的与手段组合起来，只有四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即自利不损人、自利损人、自利利人和自利利己。
尽管伦理学界对道德问题有诸多意见分歧，但是对“损人利己不道德”却有极大的共识。据此可以证明，只有自利不损人是可以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其它三种组合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在经济道德行为中，所谓自利不损人就是通过互利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互利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所以不存在利益冲突，是可以普遍化的道德原则。
其它行为方式，都因不是互利，而可能发生利益冲突，所以是不可普遍化的。我们说无私利人与自利利人都是不道德的。关键在于利人的手段不是互利。因此，在两个平等人之间，如果一个人把财物白白奉送给他人（即利人），那就会使对方成为损人利己者，成为不道德的人。而自己作为一个制造“不道德行为”的始作俑者，也是不道德的。
至于“自利损人”的行为，就是损人利己，这是公认的不道德。而“自利利己”，就“利己”作为手段而言，如果不是互利，就是损人利己，所以，也是不道德的。
七、从“两种道德”视角重新解读孔子的伦理思想，为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中华民族以良心为本源的道德伦理体系，发掘出中国古典伦理学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格言是一种良心道德的伦理方法，主要指人格道德而言。孔子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是指经济道德而言，即自利不损人，或无损一人地实现个人利益极大化。这就表明孔子的言论中有经济道德与人格道德的区别。
八、从“两种道德”视角重新解读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伦理思想，为解决普世性的“斯密悖论”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解释。我觉得我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考方法。
第四个问题：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
下面我讲一讲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必定是道德人。
第一，道德是自主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自觉选择的，与他人和睦相处、患难相救、合作互利的和谐生活方式。为了证明这个概念是否正确，我们应该明确几个概念。第一，和谐生活方式就是不发生利益冲突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任何坑蒙拐骗、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只要是强迫别人让出利益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和谐生活方式在两个不同生活境遇中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在非经济活动中与他人和睦相处，在患难的时候相救，在经济生活中合作互利。合作互利是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而和睦相处、患难相救是在非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我称其为人格道德；而把与他人合作互利的道德称为经济道德。
上述道德定义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伦理学观点的全盘否定。下面我念几句话，这几句话前半句代表这个定义所概括的含义，后半句是伦理学教材的观点：（1）道德是一种实践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2）道德是行为主体自觉选择的自律行为，而不是社会制定的强制性、他律的行为规范，这是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3）道德是一种和谐生活方式，而不是阶级斗争或相互掠夺的生活方式；（4）个人选择道德生活方式是为了自己过美好生活（满足需要），而不是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5）道德行为主体是自主权利人，而不是他主权利人或作为驯服工具的盲从人；（6）道德作为一种对和谐生活方式需要的满足，是快乐，而不是痛苦、不是恶；（7）道德是可普遍化的、人人可以履行的行为原则，而不是因人而异或因阶级不同而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定义和现代教科书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说你写这本书是为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我要把一个传统的道德观批倒，创立一个新的道德观，方方面面都要讨论，所以这本书就显得特别冗长。
第二，经济人通过分工生产、互利交换取得经济利益的方式，就是一种和谐生活方式，所以经济人必定是道德人。这和樊纲说的经济人不是道德人的观点不同。一个经济人只要和别人交换，没有用特权去占有他人的财物或抢掠他人，就是道德的。
第三，经济人在经济交易中的道德行为称为经济道德。经济道德的本质是为己互利或自利不损人，即自己实现经济自主权利以不损害他人自主权利为界限（互利就是不损人）。这意味着，经济道德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道德目的是自利（满足自己需要）或为己，道德的手段是不损人或互利。道德目的作为满足需要的为己性，是天赋的人性，不可改变。有人妄言要改变人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吃饭就要饿死。所以人性无善恶之分，中国两千年来都在讨论人性的善恶，这就是错的。只有满足需要的手段才有善恶之分。你吃饭是正当的，但你现在抢别人的饭，就是不正当的。如果一个人用“损人”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就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行为，也就是“恶”。
注意，损人利己不道德是我们现代中国伦理学界的共识。我们根据损人利己不道德能够推导出“利人”是双重的不道德。在平等人之间，如果一个人用“利人”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道德”需要，不仅违反了人的“自利”的本性，而且会导致双重的“恶”：其一是促使他人成为“损人利己”者；其二是，作为“促使他人不道德”的人，自己也是不道德的。
统购统销造成的地狱就是“利人”的道德的结果。大家都打着“利人”的旗号，建立了一个剥夺个人自主权利的计划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由于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是大跃进时期，大家鼓足干劲，日夜干活，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人说，在大锅饭时代，个人成了奴隶。这是不对的。因为在大锅饭时代，个人还没有做奴隶的资格，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他要让你活着才有财富，他让你吃饭干活，繁殖后代才能增加财富，所以他不可能看着你饿死而不顾。但是在大跃进年代，那些管理者虽然粮库里有粮食，却可以让很多人饿死，没有人关心你的命运。
第四，经济人选择经济道德行为是以经济人具有人格道德为前提的。首先你要把别人当人看，有同情心，你才会要与他人按双方协商同意的价格进行交换，才能是一个道德人。所以，人格道德是一个更基础的道德。为了说明经济道德与人格道德的区别，我提出了“五种行为因果链”分析方法。这五种行为就是：修养美德→完善人格→融入社会→合作互利→实现经济利益。
在行为因果链中，实现经济利益是经济人的最终目的。但是在社会分工生产条件下，要实现经济利益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互利（否则就只能是战争）；要与他人合作互利，就必须先取得他人信任或赞同，即融入社会；而要融入社会就必须取得做人资格，即完善自己的人格；要完善人格就必须修养各种美德。对于最终目的而言，前面的四种行为都是手段。但是当手段成为必要手段时，也可以转化为直接目的。自左至右，箭号前面的行为都是后面行为的直接目的，后面的行为是箭号前面行为的手段。据此可以解释人格道德、慈善道德与经济道德的区别：
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但是在社会化分工生产的条件下，要实现经济利益是不能离开社会的，通过合作互利才能实现利益。所以，你要和别人合作生产、互利交换。在因果链的后面的两个环节中，就是为己互利的道德，也就是经济道德。
要想实现合作互利，先要融入社会，就是要别人承认你是个人，别人愿意和你合作。要想达到这个条件，你就要完善人格。完善人格就是修养美德，你要证明你是一个人，及有做人资格。这个人格概括起来就是你能与别人和睦相处、患难相救。在患难时，你对周围的朋友同事都不相助，别人就认为你不够做人的资格。所以，人格道德中包含了和和睦相处和患难相处的精神。根据刚才我们的分析，可以下三个定义。一个是经济道德，前面已经说过。第二个是人格道德，它是以融入社会为直接目的、以修养美德、完善自我人格（取得做人资格）为手段的道德，可以称为“为己爱人”的道德。其中，“爱人”不是利人，而是不损人，尊重或维护他人自主权利的行为。修养人格道德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通过合作互利实现最终利益。第三，在人格道德中有一个患难相救的道德，我们把它称为慈善道德。慈善道德是人格道德的特殊表现形式——人道行为。慈善救助的对象是失去自主生存能力的人，目的是帮助他人获得或恢复自主生存能力，如助学、助残、救难等。因此，慈善事业应当以不使他人成为损人利己者为道德边界。搞慈善事业也需要有道德，这个道德就是既不要损害被救助者的人格尊严，更不要制造损人利己者。慈善公理应该是：救命不救穷、救难不救贫、助残不助懒、助能助学不助逸。慈善行为是个人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修养的人格美德，所以也是为己的。
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赵大伯坚持不懈地资助大学生入学，造成家中一贫如洗，家里人都非常痛苦。人们的争论焦点是，这位农民根本没有救助他人的能力，却还要救助，给家人带来痛苦，这是不是一种道德行为？被资助的大学生毕业后不表示感恩，是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那些考入大学的人明知道有绿色通道贷款入学，却要赵大伯资助，是因为银行贷款必须偿还，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还有，慈善救助者的救助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人？是救助者应该向被救助者感恩，还是被救助者向救助者感恩？台湾有一个慈善家坚持向台下被资助的大学生送善款，并鞠躬向被资助者表示感谢，感谢大学生成全了他回报社会的心愿。这是什么道德？我们现在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慈善道德。慈善是先富人群对失去生存能力的人资助。关于这些道德界限的问题，我在本书第三章进行了深入地辨析。
现在有一个叫陈光标的裸捐家，在“一虎一席谈”中进行辩论，辩论说陈光标到处发红包是否是一种道德行为。许多人对陈光标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他过分招摇，但是又讲不出什么道理。陈光标高调回应说，我就是要大张旗鼓地搞“裸捐”，以带动更多的企业家加入“裸捐”的队伍。反对者对此好像也无言以对，说不出理由。根据刚才的分析，我可以指出，陈光标至少有两种不道德。一种是在派给那些领红包的人中一定有好逸恶劳者，或者他已经拿过国家低保待遇了，又过来领红包了。你制造了不道德的人，你作为制造不道德的人的人，是不道德的。其实陈光标还有第三重不道德，他忘掉了企业家的职责。第一，你的企业必须为社会生产商品或劳务，以满足社会需要；第二，你的企业必须安排大量工人就业，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第三，你要向国家纳税，国家用税收进行公共服务。你裸捐了，其他企业家都裸捐了，还会有企业存在吗？我们这个社会还会存在吗？捐献、捐款必须调查得清清楚楚，你这个人是否应当得到资助。建希望小学、资助教师轮流去深山里教学，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第五，市场经济中的个人道德，作为经济人自觉选择的和谐生活方式，是一种以良心为本源的道德。它是行为主体通过换位思考、想心比心、推己及人的良心感悟方法形成的道德。孔子的道德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种伦理方法，就是一种通过良心感悟或伦理反思形成良心道德的伦理方法。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斯密所说的“同情心”、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都是指良心道德而言。其共同本质可以概括为“把人当人看待”、“像珍爱自己的生命那样去尊重和珍爱他人的生命”。
第六，良心感悟作为伦理方法的实质，是行为主体根据自己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来推己及人或反求诸己，从而形成对自己行为的应当性或合宜性的价值判断。这与现在正统教材的概念完全不同。我们知道，现在的教材中开始用价值论来研究道德了。什么是道德的价值判断呢？据教材作者说，道德是个人作为客体满足他人需要的行为，这就是利人的行为。这是个双重不道德的定义。我的定义是：道德是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益于自己与别人和谐相处、合作互利的价值判断。
第七，个体理性之所以能够通过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是因为人们的自主权利需求是“人我一样”的或“人人相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在孔子诞辰2560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一个众议院决议，肯定孔子的道德格言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人全部反对。伦理学家出现了，他们的理由是别人的需要和我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或“人我不同”的，所以个体理性用推己及人的方法不可能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只有一点失误。正是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自主选择的权利。通过自己选择来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这就是自主权利。每个人的自主权利需求是“人我一样”、“人人相同”的，因此，个体理性可以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
第八，良心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意义，决定于这一道德原则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根据数理经济学的等边际原理，可以证明，经济人的良心道德是形成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社会利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秋风：
谢谢茅老师和王老师。我们安排了四位评议人，有经济学家，有伦理学家，还有法学家。第一位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平新乔老师。
平新乔：
我很高兴受到邀请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想评价茅于轼教授的《择优分配原理》，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但是1979年以前就已经写好了。我学过微观经济学，也写过书评，我现在看这本书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微观经济学教材。这本书的写法也不是教科书的写法，就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加入自己的思考，推出一个经济学择优分配的配置规则。它的要点和现代潮流还有很多差别，也就是说这本书没有过时，还有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我们七八十年代出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很出色的工作。但是经济学讲了三十年以后，我们又退回去了，整个潮流、整个社会价值，很多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我们讲了三十年，觉得现在要重新启蒙了，这很难受。择优分配原理的基本点就是分权，选择优化并不是上级、组织说了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择优。它的基本道理就是决策的个体是分权的。他做决策是根据私人掌握的信息，个人私密性是得到保障和保护的。我不一定知道所有的信息，每个人根据自己知道的做就可以了。我面临一个价格，根据这个价格来调整我的行为。无数个人的竞争做决策会形成一个价格线，根据这个价格线调整个人行为，达到等边际（最优）。所以，它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根据自己的private information来做决策，并不需要公共政策进入私人领域来干预我做决策。第三，最起码的是交易要自由，你不能限制我买东西。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茅老师用数学证明出来。茅老师做的是，我不知道效用函数形式，但是等边际是可以做出来的。第四，普通人可以做出择优决策，甚至农民也知道要不要继续施肥，如果施肥不能带来效益，他们就不再施肥了。理性的基本假定不要求高度的计算机化，一般的经济人就可以做这个决策，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妙。第五，茅老师讲了汇率。价格也好，一个国家货币与他国货币的相对比例也好，说到底是人类面对自己技术的约束、可用资源的约束、整个环境的约束、自己偏好里面参数的约束，这些所有的环境变量约定了我们这个国家、时代的大概汇率。我的所有的钱、资源用在任何方面，价格是一样的，当然这是动态调出来的。这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基础，就是我一种资源的价格，每种资源经济价值的性价比。茅老师可能也参照了一些外国教科书，因为上面的图差不多，但是他的写法都是自己的。七十年代初在铁道部研究所，用线性规划的方法达到这个点，我觉得这是很独创的。
我八十年代的时候也和茅老师讨论过中国的价格应该怎么走，说到底就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实际上中国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三十年改格史，价格就是这么改制的，当然还有几个关键的价格没有过去，土地价格、汇率、利率、基本能源价格，也就是我在最要紧的市场没有按照等边际走。刚才王老师讲，土地是政府平台决定的。中间是政府平台，左边是老百姓，右边是开发商，政府有双重定价权。对老百姓一亩地几万块钱补偿，这是政府对农民的定价权，另一边政府对开发商一亩地几千万。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房价怎么会不涨呢？在政府的双重平台下，房价和地价一定会相互涨的，这种相互的因果是可以证明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说房地产商没有道德是不对的，我觉得是官场最没有道德。市场规则是相互制衡的。在分权的情况下，市场中自由选择的成本是最小的。
秋风：
第二位是刚才王老师已经提到过好几次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海明教授。
王海明：
我觉得两位先生对市场经济道德原则的说法有共同点，就是把同情心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王先生又提出把良心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原则，我很受启发，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恐怕很难成立。因为市场经济行为是一种买卖行为，这样的话，市场经济行为就不可能有无私的行为。因为买方和卖方不但不会为对方谋取利益，而且还和对方争夺利益。买方和卖方争夺，买方想要贱买，卖方想要贵卖，买卖做不成就要等价交换，所以等价交换其实是一种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买方之间会存在竞争，卖方之间也有竞争。很明显，市场经济行为一定是一种为自己的行为，没有无私行为，人的无私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之外。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同情心，儒家也是同情心，这些东西都是无私行为的动力。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否定为自己，为自己是不道德的，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倡导同情心，也就是因为同情心能导致利人的行为，甚至自我牺牲。另外，同情心是一种爱，如果你不爱其他人的话，你不可能同情他。所以，同情心是一种爱，爱一定会导致无私的行为，如果没有其他感情来制约它，就是爱一定会导致无私地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把同情心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就取消了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情心是市场经济的死敌。我在卖面包。不管你多么可怜，你给我一块钱，我就给你一个面包，你不给我钱，你再可怜，我也不给你，这就是市场经济。相反，我看见可怜的你就很同情你，把面包给你了，我这种行为就不是市场经济行为，这是一种无私或慈善的行为。所以，同情心和对他人的爱是市场经济的死敌。你在市场经济里面讲同情心就取消了市场经济。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同情心和爱是市场经济的朋友，这个需要在市场经济之外。一个人在做买卖的时候能不能遵守诚信道德取决于这个人的人格，这个人是不是道德的人。做买卖本来是在商言商，但是我们一般都要问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如果很坏，谁也不和他做买卖。因为能不能在市场经济中遵守道德原则，要看你在市场经济之外能不能无私奉献，能不能为别人谋取利益，你的道德境界是不是很高。雷锋如果做买卖肯定会遵守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他不会损人，因为无私奉献、对他人的爱、同情心，是市场经济的人格保障。但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只能是为己利他，不能是无私奉献。所以，简单地说，无私奉献、爱和同情心是市场经济的道德保障，而为己利他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
更进一步地说，我觉得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更具体地说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多年来都把等价交换当成是商品经济的固有规律，其实这个东西很片面。等价交换本身不是规律，它是人制定的或习惯形成的一种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作为商品交换的道德原则，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商品是等价交换的。等价交换在自由竞争中具有必然性，就表现为规律。而在垄断条件下，等价交换就不存在了，不等价交换是垄断经济的规律。马克思经济理论一个最根本的错误是一定要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亚当•斯密或者整个古典经济学或者是我们现在来看，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你出卖劳动力就成了奴隶。劳动力是你的体力，出卖劳动力就等于出卖自身。马克思一再强调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因为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固有规律就是等价交换，工人的工资如果不是和劳动力交换，而是和劳动交换，那就是等价交换，就没有剥削了。我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实，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等价交换体现了一种为己利他的精神。所以，市场经济其实有两个道德原则，一个是为己利他，这是一个宽泛的原则，一个是比较窄一点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这些东西都和爱、同情心相距甚远。
另外，王先生以良心道德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道德规范，我觉得这也值得商榷。当然，王先生对伦理学的否定的勇气可嘉，这种怀疑的精神是我非常崇尚的。但是，良心道德根本不能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道德原则。良心就是自己对自己所进行的道德评价，你自己做了好事，会有一种自豪和肯定，相反自己痛苦。所以，良心因道德标准的不同而不同。利己主义论者有利己主义的良心，孔子的良心并不像您说的那样，孔子的良心的观点就是只有无私。孔子一再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你为自己就是小人。按照这种利他主义的良心，你进行市场经济的行为就永远会处于愧疚状态，因为你永远在做一种不道德的事情。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指导市场经济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兴起了对市场经济行为道德辩护的问题，因为按照基督教道德和儒家道德，市场经济是小人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是为自己的。所以，你用良心作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是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良心观。如果按照老子和韩非的观点，为己利他就是符合良心的，可是按照孔子就恰恰相反。
另外，关于伦理学，王先生特别强调道德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制度的道德在你那里好像不是道德，你还强调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在于道德是自律的、没有强制的，我想这个东西还是不能成立。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同样具有强制性。其实，法和道德的区别不在强制性。道德没有强迫性，我坐在汽车上看到老人明明不愿意让座，但是我一定会给他让座的，因为我“宁可身受苦，不让脸受热”。如果大家都没看着我，我肯定不给他让座。道德也具有强迫性，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在于权力。法是权力规范，权力是和机关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是非权力规范，虽然有强制，但道德的强制是舆论强制，是没有组织的。法一定是有机关、有组织、有领导的，对你进行强制。你犯法了，一定会有组织机构整治你，但道德不是。道德是我做了坏事，你顶多用嘴说说我就完了。
最后，我说一句，伦理学并不是一个或者主要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自觉修身的学问，这是儒家的道德。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都是专制主义者，专制主义者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只有一个人统治，其他人都是奴才，所以它进行的道德修养就是教你怎么做一个好奴才，我想儒家的核心就在这一点。而真正的伦理学是一个治国的学问，是一个关于国家制度道德原则的学问。伦理学最最主要的原则有七个，善、公正、平等、自由、人道、异化、幸福，五个道德规范都和国家制度有关。这是西方伦理学的伟大发现，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首先发现，公正、正义是城邦道德原则。历代相沿，一直到当代的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第一页就写了一段气势磅礴的话——公正乃是国家制度的道德原则，一种制度再完善、再好，如果不公正，应该被抛弃，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取舍一样。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家们，甚至像但丁这样有专制主义言论的人都认为，自由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最高道德原则。但丁一再讲国家治理最好的时候就是最自由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又提出人道和自由是国家制度的道德原则，这样，西方就提出了国家制度、国家治理有四大道德原则：公正是国家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则，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道是国家制度最高道德原则，自由是最根本的人道，伦理学其实主要就是研究这四个道德原则的。所以，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关于制度道德的学问。公正最根本的含义就是等利交换。我的个人行为也有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但公正主要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原则。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对这点是公认的。公正主要有两大方面，一个是分配公正，一个是抱负公正。分配公正和抱负公正都是国家治理的原则。所以，公正和自由都是国家制度的原则。那么，是不是人越自由越好呢？这是一个误解，自由不是个人行为的道德原则，是国家制度的道德原则。我觉得王先生的勇气应该用对地方，应该否定诸子百家的专制主义道德。诸子百家和西方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讲的是你怎么做一个好人。我非常反对北大的一种说法，叫“从我做起”，应该从制度做起、从国家做起，要是从你做起，就只能当奴才。所以，儒家的核心是一个怎么做奴才的问题。
秋风：
下面一位评议人是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龚群教授。
龚群：
关于王先生这个经济道德的报告，我觉得像您这样有丰富阅历，包括茅老师，回顾20世纪这100年的历史，你们大半个世纪都经过了，把精力放在构造一个伦理学体系上对你们来说太不值了。我觉得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应该出更大的思想家。前苏联的思想家，他们在那样深重的灾难下仍然创造了深度的对人类灵魂的一种拷问。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学者都是小学者。台湾有学者说：我期待中国能出大思想家。因为你们经历的苦难太多了。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我们没有深刻地拷问？我觉得如果只做小伦理学，对你们太不值得了。
关于伦理学，您有很多新颖的东西，但说得不客气一点，您也有很多外行话，这里面显得很粗糙，但是您一些很深入的专业性的思考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比如，您所讲的关于利他行为的问题，实际上是茅先生在讲中国道德前景的时候谈到雷锋的问题，说到雷锋的利人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损人或不道德。茅老师所说的这个意思是很新颖的。但是您完全泛泛地拓展，把一切利他或利人的行为都看成是不道德的，这里面的问题就大了。
您把个人人格道德和经济道德结合起来为了实现经济利益，这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这样一种价值追求把道德修养作为基础，把实现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坦率讲，这体现了目前国人的一种世俗化、庸俗的经济追求，就是忘掉了人作为人生存的使命、目的、意义、价值，把我们说人的真善美的追求、高尚的追求、崇高的追求等等都甩掉了。我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非常有感触。在德国的街道上有“听吧”，可以听古典音乐，德国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就呆在那里几个小时不动的听那些老唱片。中国的小孩在网吧里玩游戏，但是人家的年轻人就可以在听吧里欣赏高雅的音乐。我觉得人活着要有一种精神追求，而这种精神追求远远比物质利益的追求更为高尚、更体现了人作为人的存在和生存的意义。我们有了为了满足实际利益的需求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追求，那中国就真正成为经济动物的大国了，这是当代中国人一个最大的悲哀。
您把人格修养作为一个前提来看待，像王海明老师讲的，这确实是一个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思路。如果仅仅谈经济伦理的话，我并不像王海明老师那样完全反对。我们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道德基础在哪里？21世纪初期，有人讲“外灌”，就是我们从外面引进一个机制来建造市场经济道德基础，但是我认为这个基础就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当中，中国人遵守市场经济道德一个很深刻的根源就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十多年前讨论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时候，李强就举过一个例子，你在秀水街买了一件衣服，一个星期之后还可以去换。如果你这个行为在阿拉伯国家，很有可能人家就不认你了。坦率地讲，阿拉伯民族的道德素养和中华民族的道德素养相比有很大的距离。都有很好的政策环境，我国的招商引资很容易，而在土耳其等国很困难，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巨大差别。
您的命题“经济人必定是道德人”是一个哲学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下得太仓促。道德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您有自己的界定。但是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经济人和道德人本身就是两个概念，而且要把这两个概念重合的话必须要考虑到人性当中恶的一面。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恶的一面，那经济人就是道德人，这个判断本身是不成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而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会把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放大到极致。道德仅仅是经济人追求利益实现的一种手段，如果道德有利于他的目标实现，则他就会讲道德，但是，如果不讲道德可以获利，并且可以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那么，他就可能完全不讲道德。无论是怎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人的这种追逐利益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等同起来，实在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王海明：
也不一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才是经济人，只要是从事经济行为，进行商品买卖的就是经济人。经济人说到底就是买卖人，因此他是完全利己的。
龚群：
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不重合的，您非要把它们重合起来就需要加很多限定条件，而这些限定条件大家都看不懂。
关于陈光标的行为，我发表一点个人看法。当然，陈光标也许有一点哗众取宠的可能。但是，超越责任的道德、超越纯自利追求的行为，还是不是道德？这样一种道德算不算道德？如果仅仅把道德看成是人们为了自利的目标或获得自利目标实现的行为看成是道德的，我看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真正的道德都被你排除掉了。人类除了自我利益的追求之外，还有没有更高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如果我们纯粹只为自己活得好，那世界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各顾各的自利世界，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更高的价值要实现了。甚至像母爱我们都不能理解了，因为母亲是完全无私的，不需要我们回报的。这样的行为也不是道德的，那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的母亲就应该这样来教育你：我不爱你，你也不要爱我，我们各顾各吧，能够自我保护就够了。一个这样完全利己主义的世界，也许真正是人类的悲哀。
秋风：
还有一位评议人是胡水君教授。
胡水君：
这是我第一次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我不知道主办者因为什么原因邀请我来做评议，但我对今天的论题确实有兴趣。听了前几位的报告和评议，我对有些看法感到很意外。像“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专制主义”、“利人是双重的不道德”这样一些判断和提法，我觉得需要谨慎和深思。我想主要就“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这一报告谈四点想法。
第一，报告中的“道德”、“道德的”可否考虑换成“理性”、“理性的”？这样可能更讲得通。“理性的”与“道德的”，有必要作适当区分。现代自由主义主要在“理性”范围内分析政治和经济问题，相比而言，古代学者更多地立足“道德”来思考这些问题。尽管报告和评议都主要涉及“道德”，但这个问题看上去还是没有谈得很清楚，有些地方显得分歧更大。关于什么是“道德”，我想举三个例子。一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他说人见到小孩即将掉到井里，都会怵惕担忧，这是一种道德心态。二是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一个人掉到河里，另一个人不作任何考虑地、无条件地跳到水里救人，这是道德行为。但如果救人只是为了得到奖励、回报或附带有其它条件，就未必是道德行为。三是当代欧洲学者列维纳斯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人在面对一个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甚至可以迫害的人时，仍能表现出仁慈和爱，仍能自发地将其视为人、作为人对待，这就是道德。循着这些“道德”视角看，在伦理学研究中提出“利人是双重的不道德”，有必要反思。利人，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是不理性的、不聪明的、不斤斤计较的，但它并非不道德。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第二，我为什么对今天的主题感兴趣？报告试图把“良心”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与我近几年老琢磨的一个问题很相关。我思考的是，“道德”在现代是否仍有可能与“自然权利”、民主政治、公民社会融合起来？近三百多年来，西方走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对中国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大体上，这是一条自由主义的路，西方因此建立了一套现代的民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同时，它在道德上也表现出一些问题，所以，新儒家在涉及现代自由主义时经常谈“道德虚无主义”。比如密尔，他的著作有些也涉及道德理论，但要分清楚他是在什么层面谈道德问题。在《论自由》中，密尔将“无害他人”视为自由行为的唯一限制条件，按照这一自由原则，密尔将成年人购买吸食鸦片，也视为自主权利。这从道德的角度看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到一系列的革命战争、文化运动、政治动乱、经济浪潮，这些表明中国社会在经历转型，从传统的仁义道德转到“自然权利”、“人权”的路子上去。至今看来，这一转型并不彻底，中国文化实际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宗教统治被打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并不强，但道德因素很强，极其重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精神努力。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道德因素，在现代能不能与源自近代西方的“自然权利”对接起来，从而在中国乃至世界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文明，是很值得当代中国人用心思考的。
第三，现时代究竟面临着怎样的道德问题？当代一些政治和道德理论对此其实多有涉及。例如，“政治儒学”，力主性恶论。这种人性论，在传统儒学中其实是很受批评的。荀子提“性恶”，就曾被韩愈批评为“大醇小疵”，到二程那里批评更重。港台新儒家，明显维护了人性善这一基点，但在道德与科学民主之间仍表现出一定脱离，因此有“自我坎陷”论。道德与现代政治的会通，不仅中国学者在关心，西方学者也有思考。罗尔斯有两本书就涉及这一问题，一本是《正义论》，一本是《政治自由主义》。茅于轼教授刚才提到道德的功利主义基础，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针对功利主义来的。罗尔斯试图沿着康德的路子实现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融合，但后来还是转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路子上去了。我觉得，中国与西方在当代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这用中国术语可简称为新的“内圣外王”，也可以说是价值与逻辑的统合问题。近几百年间，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种明显分化，道德从政治、学术、经济、社会体制里几乎完全分离出去。学者著书、商人经商、政治家从政，都可能与道德毫不相关。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德对学术、政治、经济有着莫大的影响，著书、经商、从政乃至人生本身，都首先需要一种道德目的和动机。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可能实现道德与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新的衔接或融合，这是现时代的一大主题。关于“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这个主题。茅于轼教授刚才提到数学规划和择优分配，这涉及数理逻辑，在现代，这种数理逻辑乃至功利逻辑、市场逻辑，能否重新与价值统合起来，也是值得当代中国人用心思考的。
第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听了今天的报告，我想到王阳明的一句话：“虽终日做买卖，无害其为圣为贤”。一个人即使整天经商做买卖，并不妨碍他做一个道德的人，成为圣贤。这是一个很现代的想法。在中国古代，“义”与“利”经常很难协调在一起，王阳明的这句话，把“义”与“利”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很有现实意义。“王学”或心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很受推崇，但在中国自清代以来被堵住了，近代文化运动之后更是不受重视。我觉得，这个地方，正好透显出一条将经济与道德、“良心”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思路。商人经商，当然涉及如何赢利，但这样做的同时，他其实也可以考虑利益之外的很多事情，他其实也可以将经商看做一种解决他人营生、促进物品流通、增加社会福利的道义事业来做。这并不仅限于经济这一块领域。无论是从政，还是从事学术研究，也都可以秉持道德的心去做，使行为本身成为道德的，做到世俗事业与人生意义的合二为一。这在中国的传统里很普遍，但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分化条件下，表现出一些问题。总之，在现代中国，怎样实现仁义道德与市场体制、民主体制、公民社会的连接或融合，很值得当代中国人用心思考。
盛洪：
我先讲讲茅老师的择优分配原理。这是茅老师独立思考发展出来的一套体系，和西方同类理论的区别在于他不是在前人的积累之上发展起来的，他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这点特别可贵。那为什么茅老师和王老师发展出来的体系又扯到道德上了呢？这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这比较好理解，而且在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之下，经济学的开山数学家斯密就是这么做的，又讲《国富论》，又讲《道德情操论》。他的基本逻辑就是自由、平等、理性的经济人分摊的角色最后能达成一个最优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这里就假设所有这样的个人之间完全平等的交易，他们的行为全都能达成一个好的结果。应该说这个假设是大致不错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所以，从这个假设出发可以从一个比较狭义的经济领域，比如市场交易，走向广义。人的所有活动都有一个交互的问题，交互的时候都有成本和收益的后果，只不过这个成果不一定由货币来衡量。比如像刚才王老师讲的和睦相处，和睦相处也是一种成本收益，你骂我就是我的损失，虽然我并没有失去一块田。患难相助也是如此，会导致一种成本收益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经济学传统的框架之内，我确实不惊奇。
这里面存在一点问题，我觉得刚才引起了一些误解。刚才王海明教授提到了一点，市场交易可能排斥同情心，而这个同情心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来论证道德起源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亚当•斯密的论证完全没有脱离理性经纪人的假设，他论证出来其实就是人们为了自己才有道德的。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区别，就是视野的长远。刚才也谈到了假冒伪劣是不是理性人，是不是经济人，我觉得就是视野的长远。假冒伪劣如果骗了一次就走，如果只看一次的话，那我肯定是理性人，这就好像囚徒困境的一次博弈，我不合作可以占便宜。但是从长远看，你骗了一次，下次就在这里做不了生意了，是有成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商人比你每次骗人要好。但是这个区别并不是非常大的，就是关键在于是理性人，还有视野的问题。到了《道德情操论》，就是从自我的利益推导出道德的诉求的结果，实际上视野更长。假如我对你没有道德，我会遭到报应，我对别人有同情心，别人可能也会帮助我。其实，这仍然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易，人和人之间交易成本的计算，只不过这个时间有长有短。所以，我觉得和王海明教授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只不过我觉得我们要分清楚视野长短能够影响理性人的决策。
另外，我想说虽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能够导致出道德的觉悟在很多情况下能实现，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道德起源，它不是解决世界上所有事情的道德方案。我认为有个假定，这个假定是茅老师、王老师用到的极端，也就是理性的个人之间的所有的自由自愿的交易都能达致一个好的结果，这个假定不成立。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这样的自由自愿可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虽然这种情况可能非常少，但一定有。这种情况现代经济学也都发现了，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不仅有市场失灵，补救市场的一些安排也失灵，像政府失灵、民主失灵。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是在所有的场合能够通行，总有一些场合下它会失灵的。在失灵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王老师讲的那个话题可能就不全对，就是市场失灵了，人之间解决问题就不能靠交互的互利才能实现。刚才王老师讲的所有的都是交互的，没有单向的，单向的就是双重不道德，这是王老师刚才讲的比较引起争议的一方面。这时实际上确实就需要一些人来补救失灵，这些人采取的方法可能就是损己利人的。这有很多例子，比如公共物品由谁来提供，你可以说有政府，但是政府失灵怎么办？很多时候，古往今来，很多人类的文化精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不是在那个非常低的层次可以互利的情况下，做单向利他的事情，他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布坎南问了一个问题，宪法很好，宪法大家一致同意就是个好宪法，但是宪法的草案谁来起草？你证明不了，宪法草案起草的人可能要付出，但他不一定能得到回报。所以这个时候，人类依赖有这些精英的存在才能使这个社会正常运转。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虽然出现的场合很少，但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缺了这些东西，只靠自利的经济人，这个社会是要瓦解、垮台的。
最后，我觉得刚才涉及到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一些讨论，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有太多争论是因为最关键的还是要多看文献。比如刚才王海明教授讲的儒家和基督教是强调道德就是利他，所有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都排斥，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儒家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孔子讲“当有道，贫且贱，耻之”，大家也知道，基督教新教也是鼓励你努力致富的，致富是你要回报上帝的使命。所以，我觉得可能还缺乏对宗教比较深入的理解。还有儒家是专制之类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深入的阅读。现在可能有些时候，对很多人的很多宗教的判断，包括刚才龚教授说的阿拉伯人不讲信用，我也捏了一把汗。我觉得一般的宗教都承认人基本的自利行为，在特殊情况下，强调人的利他和牺牲的，否则这些宗教是不可能像今天这么成功的。
张曙光：
今天讲的问题是个重要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道德问题恐怕有一个道德底线和道德高度的区别。我觉得今天有些问题搞反了，把道德的底线变成一个完全的道德和高度的道德。我觉得利己是道德，但它是最起码的道德，今天最起码的东西中国已经没了，冲破了道德的底线。所以，高度的道德变成了天方夜谈，只能讲利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恐怕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不光是胡先生刚才讲的有逻辑和价值的问题，而且还有个理性和信仰的问题。经济人是理性的、逻辑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确实谈不到信仰。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弄到一起，有些问题就说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恐怕需要考虑。
第二，我多次讲过，学者做学问可以跨入另一个专业领域，但你在跨入另一个领域时，千万要谦虚一点。伦理学是一个很大的领域，道德的问题一直到了现在，多个领域的人都在研究，经济学家也可以讲道德。我直接一点，王老师的学历又是数学、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又是金融学，哪一门也没有钻透。今天讲的问题其实有很多话很大，很空，都是断语，但是你很多论断没有论证，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跨入伦理学领域，必须还要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先读读伦理学的著作，把人家的东西理解了之后再去批判，再去讲自己的东西。
第三，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内容如果是30年前讲，积极作用很大；今天讲，消极作用很大。因为你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弄反了，中国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30年前大家讲的所谓的大公无私，不讲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今天是一个个人利益已经冲昏了头脑的环境。所以现在的状况再来这样讲问题，我觉得消极作用可能很大。
自由评议人A：
我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学过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后面也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有一些想法。我先说说茅先生的报告。茅先生讲了汇率从6.5调到5应该怎么调效果最好，这里不一定是直线，而是一条曲线，理论力学也讲了捷绛线。所以，有好多问题如果光从有效去看，不一定能够把问题看清楚，必须从一个微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尽管王国乡老师讲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他现在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伦理学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本身就值得很多人重视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久的进步，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财富大大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很多问题也相当严重，比如房价越来越高，好多人买不起房子；医药费越来越贵，好多人看不起病；学生读书花了父母好多积蓄，毕业以后不容易找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买车之后也有很多问题，汽车尾气污染了环境，道路越来越拥堵；很多人搞企业，后来出现问题，乱圈地严重侵犯了人文地理。总之，我觉得这么做开始是一些弱势群体受害，继续搞下去就是大家都受害，包括有钱人。所以，我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讨论伦理学的问题。伦理学的问题就牵扯到经济学的问题，所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伦理学的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王国乡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论道德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微观经济学还需要进一步推广，光是凭空分析是分析不清楚的，一定要从变量来探讨这些问题。从微观数学来考虑就是如果每个经济人的为己不损人的态度非常重要，本人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会造福整个社会。所以，从经济学来讨论道德问题，就个人的最大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只要充分市场经济，就一定能达到这一步。
确实有好多人对孔子存在着误解。实际上，孔子再三说了，我过去的东西不是我的思想，是我把古代的社会介绍给大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好多思想不是孔子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古代演变过来的。孔子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好多东西都有继承性，道德问题、经济学问题、伦理学问题本身就有相互继承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样去深入、正确地去了解。至于有的人否定孔子，有的是对孔子思想的曲解。
自由评议人B：
第一，刚才说王国乡涉及了自己本专业之外，我认为不是。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从根本上是一回事。德和德是想通的，本来就是讨论德行的问题。我们的《道德经》先有《道经》，再有《德经》，就是讨论怎么样获得。所以，经济和道德问题就是一回事。
第二，大家刚才强调文献，我觉得文献非常重要，但也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
切身经历有时候比文献更重要。我虽然是学理的，但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我对政治经济学都听腻了，可是一点都不懂，等我到工厂当纺织工人就什么都懂了。所以，文献当然重要，但不是很重要。
第三，我觉得两位刚才提的很重要，就是道德底线问题。人不吃饭就要死，这是最基本的，可是等到他能够吃饭之后，他还有作为人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更高的需求。在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这两位提的不能完全用等价交换来说。我觉得这和我们国家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有关系。
30年前提很了不起，现在提就没有用了，我反对这一点。30年前很重要，现在提照样重要。第一，直到现在这几十年都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二，现在倒退了，非常危险。另外，我觉得我们现在并不是自由发表意见的时候，这就对于这个表述产生一定影响。要是能随便说话，一定比他写得这个要高明多了。
秋风：
王老师最后有几分钟的时间做最后回应。
王国乡：
我想说刚才几位评议人没有看过我的书，只有一个小时，不可能把我要讲的东西都讲出来。现在做出这种评论应该说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要求人家都支持你，而且学术观点能引起争论是最好的。我唯一感觉到龚群先生说以你们的经历和智力应该干更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搞小小的伦理学。中国的这个人为进行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伦理学的产物，是由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存在剥削、阶级斗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伦理学。它是对制度的评价，它否定市场经济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是由于鼓励个人追求最大利益造成的，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要改变人性，让人们都变成利他的人，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道德观，就有了共产主义，然后就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我们经历了三十年的贫困。现在我们进行了改革，扩大了个人自主权，我没有讲这个问题。什么叫自主权？自主就是自由，自由这个词在中国不能用，因为已经被毛泽东完全妖魔化了。所以现在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说的就是《人权宣言》。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不损害他人的事的权利，自利不损人就是自由。我们今天出现道德败坏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权者自利损人，特权就是自利损人。现在是特权横行的时代，我们提出自利不损人的原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点，如果你想要对这个社会做贡献，就要学习伦理学。只有伦理学是最伟大的一门学问，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社会制度的变革。所以王海明先生刚才说的我能理解，因为他没看书。大家注意，择优分配原理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使每个人都能够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通过价格的调节，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保卫这个制度是国家政治权力来完成的，所以市场经济是需要暴力的，用暴力维护市场经济的正义性。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正义就在于实现等边际原理，我们的等边际原理就是帕累托标准的另一种更通俗、更明确的表达。
我并不打算这些原来的论理学家都支持我的观点，我是想让年轻人支持我的观点。我不可能把人家的饭碗抢走，所以我愿意迎战、愿意辩论。
秋风：
谢谢王老师。今天因为时间太紧张了，大家也没有来得及讨论，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讨论。
附：王国乡学术报告的补充部分
秋风先生：
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425次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中，有一个最大遗憾就是在评论人发言之后，由于时间限制，我未能作出必要的答复。事实上，我事前准备的“天则所演讲大纲”本来包括三部分内容，即提出问题、展开问题、解决问题。后来得知，我只能讲50分钟，而我的讲稿，至少也要两个小时。于是，我决定只讲“解决问题”即“立论”部分的内容，等到听众提出问题之后，再来讲前两个问题。这是以我有时间回应评论人的发言为前提的。但当评论人提出问题之后，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只好简单讲几句话结束讨论。因此，我希望将我原先准备的“演讲大纲”中的前两部分内容在网上发表，以作为对评论人提出的问题的回应。
此外，我的演讲也是以评论人读过我的书为前提的（我以为天则所已经向评论人送书，书在茅先生那里）。但是，从评论人的发言来看，有些人没有读过我的书。这是我事前不知道评论人是谁，也没有事前送书造成的。
现将我的“演讲大纲”的前两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凸显的伦理困惑问题
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以“扩大个人自主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短短30年中，一个古老而积贫积弱的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功不可没；另方面，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道德败坏现象”，诸如市场坑蒙拐骗现象屡见不鲜，官场贪污腐败案件时有发生、黑恶势力横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贫富差距扩大、侵权事件频生，等等。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道德败坏现象，每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不能不无动于衷，都不能不进行反思并寻求解决的答案。许多学者致力于分析市场化改革中道德败坏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但是由于人们思考问题所依据的伦理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不同，其所达到的认识，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形成极其尖锐的意见冲突。本书通过两个案例分析和对四部著名高校伦理学教材提出的质疑，指出伦理学教材宣扬的计划经济道德观的内在矛盾，及其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对立，就是为了揭示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伦理学难题，并尝试从经济学的视角找到解决的途径。
这些伦理学难题可以概括为五个要点：
1、中国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道德败坏现象，那么，这些道德败坏现象，是改革决策上“扩大个人自主权”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还是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个人自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所造成的结果？
当代中国人在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否需要继续前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应当提上日程？但是，在我看来，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则是意识形态或伦理观是否需要转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伦理观。一种是苏俄教条宣扬的市场经济存在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存在剥削与阶级斗争、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的伦理观（下称“利益冲突论”），另一种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论证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促进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如果一个人笃信“利益冲突论”，那么，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必然是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只有放弃市场化改革，再回到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时代，才能消除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消除道德败坏现象。如果一个人笃信“利益协调”论，那么，他一定会持有深化改革的观点，即主张用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保障每个人自主权利的办法来消除道德败坏现象。
因此，伦理观的改革或转轨是解决中国人道德困惑的关键。
2、在市场化改革中，继续坚持提倡苏俄教条宣布的“市场经济存在利益冲突”的价值观和计划经济的“无私利人”道德观，是消除社会道德败坏现象的“以义制利”的灵丹妙药，还是导致国人道德困惑和改革方向迷失、进退失据的原因？
笔者以为，造成中国人道德困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早期改革决策者，只重视生产方式由计划配置资源方式向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转轨，而忽视对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经济理论、价值观、道德观进行同步变革所造成。邓小平的“不争论”指示，西方市场经济学中的“道德中立说”，是造成这种改革的“环节缺失”的重要原因。
3、市场经济道德是国家制定的行为规范、意识形态，还是经济人自觉选择的和谐生活方式？市场经济道德原则是无私利人，还是自利不损人？
这是本书2至4章对计划经济道德观提出的23个质疑的核心问题。
4、中华民族信奉的良心道德，和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格言，作为个体理性的价值判断，是否能够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原则 ？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需要深入辨析的价值论问题。
正如我在第一章指出的，2009年9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孔子诞辰2560周年纪念决议案”，充分肯定了孔子的道德格言的普世价值意义。由此引起网民和伦理学者的热烈争议，令人遗憾的是，居然没有发现一个网友正面肯定孔子的这一条道德格言。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也镌刻着孔子的这一举世尊崇的道德格言，说明在除孔子的故乡中国之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充分肯定 孔子的伦理思想的普世价值。但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孔子格言，作为良心道德形成的伦理方法，却表现为集体的否定和漠视。其基本观点是认为，良心作为个体理性不能产生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
5、西方经济学坚持的“道德中立说”或弗里德曼所断言的“经济学不存在价值判断”的观点，是否就是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自利人”（并非“道德人”）的假定，及其标榜的“道德中立说”；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论文中提出的“道德外生说”，都否定经济学的伦理意义。这是导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只着眼于经济改革，而忽视伦理观改革的另一个原因。
上面五个问题都与经济学密切相关，只要我们能够从经济学上证明，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那么，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利益冲突论”和计划经济道德观，为建立市场经济道德伦理体系奠定经济伦理学的理论根据。
下面让我从经济学视角，围绕“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问题展开论述，为上述伦理学难题寻找答案。
第二部分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必须是理性自利的“自主权利人”
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扩大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借以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配置方式向市场配置方式转轨的目标。
1、我们把市场经济行为主体（个人或企业法人），称为经济人。
2、“扩大自主权”就是承认每个经济人，都有经济上的自主权利 ，包括自主择业、自主经营、产权明晰、自负盈亏、自主定价、自由交换等经济自主权利。
3、自主权利就是指每个人都有通过自主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经济权利。如果我们把“满足自己需要”看作是个人作为理性的生命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或人生目的，并简称为“自利”的话，那么，自主权利作为一种自主选择权利就是实现人生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可以说，自主权利是以实现自利为目的的自主选择权利，即自利的自主选择权。
4、西方经济学肯定经济人是理性自利人，已经包含了经济人是自利的自主权利人的含义。其中所谓“自利”就是“满足自己需要”的意思，所谓“理性”就是自主选择能力与权利。但是，由于西方学者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的炼狱，使他们忽视“自主权利”的概念在形成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决定性意义。
简言之，自主权利就是“我的事情我做主”。
二、“自主权利”与“他主权利”的区别是市场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
1、 市场经济是通过经济人的自主选择和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实现资源最
优配置的经济制度。经济人以个人最大利益为目标的自主选择，是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市场价格是在人们的自主讨价、自主还价、中或自主选购中形成的）
2、 计划经济剥夺个人的财产支配权和个人劳动力的支配权，也就消灭了个
人的自主权利，从而消灭了市场价格机制和市场经济制度。
3、在计划经济中，个人虽然也是一个“理性自利”的人，但是，由于个人
没有自主选择权利——个人在哪个岗位上就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个人每月吃几斤粮食、几两油，几两肉，用几尺布票……都是由国家计划或上级领导决定的，所以，在计划经济中，个人只能是一个由他人为你做主的“他主权利人”
简言之，“他主权利”就是“我的事情他人做主”。
4、“他主权利”关系在于剥夺个人的自主选择权，把个人变成一个盲目服从、无条件依附上级的人，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就形成层层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个人崇拜、极权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
5、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破除了由苏俄教条强加在中国人民身
上的计划经济的“他主权利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重建市场经济的“自主权利关系”和“自主人格关系”。这是惠及亿万生灵的大善之举。
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扩大自主权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因素。从而为人类深入认识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三、自主权利是经济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是天赋权利
1、自主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天赋权利，人类作为一种理性的生命体，在成年之后，从来就是通过自主选择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皇权与封建地主特权只是部分地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利。绝大部分自主权利还为民众所拥有，这是在封建社会中，能够自发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多次“盛世”，就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产物。而在计划经济中则是全面剥夺了每个人的所有自主权利，这是一种比封建社会更加落后的经济制度。这是导致动乱时期国民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产生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2、 个人自主权利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基础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
在于初步承认和归还了个人的自然权利，从而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
四、自主权利已经包含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的伦理含义
1、人权就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利——通过自主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在自然经济中，人权是通过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力——包括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和支配一定生产资料的权力。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最起码的人权是自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即就业权利。 人权不仅仅是满足需要（自利）的权利，而且是一种通过自主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一句话，人权不是别人叫你吃什么饭的权利，而是自己选择吃什么饭的权利。计划经济剥夺个人自主选择权利，就是把人当做动物来饲养，决无人权可言
2、自由就是自主，就是个人具有作一切不损害他人自主权利的事的自主权利
3、平等就是人人都有同样的自主权利。任何特权就是对个人自主权利的侵犯 。在人与人之间，除了自主选择权利是一种平等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其它意义上的平等关系。
4、民主就是人人都有维护个人经济自主权利的话语权和参政议政权
五、在汉语中，用“自主权利”或“自主”一词代替已经被扭曲、被污染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等伦理学用语，是建立科学的现代伦理学的必要选择。
比如自由主义在现代汉语中就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无组织无纪律”的含义。有人在中国提倡西方自由主义，就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同。只有“自主”或“自主权利”一词，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不致引起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因此，“自主权利”一词是我们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的第一个共识。
这就是我在事前准备的“天则所演讲大纲”的前两部分的内容。请把此信公布在“天则经济研究所425次学术报告会”网页上，以作为我对评论人的答复。谢谢
王国乡 201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