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孙文凯 王湘红
范亚峰 虞义华
徐轶青 赵文哲
盛洪：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404次学术报告会，我们有幸请到了孙文凯博士为大家作报告，题目是：居民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说，孙文凯博士利用大量的一手数据，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其中包括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应该更多地考虑老百姓的意愿。因此，居民意愿的表达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我们对此进行研究。下面，有请孙文凯博士。
孙文凯：
很高兴今天能来天则经济研究所作报告。这是我第三次来天则所，第一次是和白重恩老师，上次是来作评论人。
我和周业安老师合作的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写言论自由，但根据项目数据的性质，我们觉得还是用"表达意愿"更确切一些，因为这个项目主要调查的是居民面对问题时，敢不敢或者愿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方面的数据还比较少，我们做的只是比较初步的研究，主要想考察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表达意愿。
今天，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我们的文章。首先是介绍背景，我们为什么提出"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这个问题；第二是总结相关研究，第三是描述数据，天则所的调查分2007年和2008年两次，因为不是定点调查，我们就只用了2008年的数据；第四是计量分析，最后总结。
报告过程中，我们会交换使用"呼声"、"自由表达"或者"表达意愿"，但意思是一样的，都指居民公开表达的意愿。对言论自由的作用的研究很多，大到对国家的影响，小到对企业或其他团体的影响。在小团体内部，"言论自由"代表"有效沟通"。比如在企业管理中，"言论自由"常被作为一种管理工具提出。有效的管理沟通能很好地传递信息，促进科学决策，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而给企业带来高绩效。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主要从宏观角度来看居民对公共事务看法的表达，这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基本结论是，保护居民基本权利可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且，用不同指标衡量对居民权利的保护时，它都没有负面的影响。有学者对言论自由的作用作了总结，说它是建立民主和有效公共管理制度的关键，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因为自由交流争论的过程有助于人们发现真理。上升到精神文明层面，言论自由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赫希曼提出，呼声是一种重要的基本权利，也是一种公共治理机制，在不能退出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退出也是一种对偏好的表达，当人们不能选择退出或者退出的成本很大时，自由地表达言论就是参与公共治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公共品提供和社会治理的理论中，总体决策应该是由个体偏好加总并互相影响后确定的，因此意愿表达是个体发表个人意见，从而影响社会决策的机制。虽然这个机制的作用在很多场合被提到，但是我们搜索国内外的文献发现，对意愿表达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几乎没有。我们的研究利用天则所的数据，试图弥补这项空白。因为调查是在城镇开展的，我们研究的也都是城镇的样本。
中国宪法的第三十五条对各种表达自由都有规定，并在四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言论自由进行了限制，规定不能公民不能任意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但这些条款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解释，还有待细化，因此给实际操作带来了较大弹性。这样的例子非常多。2007年《南方都市报》报道，厦门市工商局某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出台地方法规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实名制。但法律专家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立法需要人大通过，厦门市工商局并没有立法的权力。可见，在给定的法规下，实际操作人员可能存在误解，执法者本身可能也会过度自信或者滥用权力。另一个例子发生在2009年，河南的王某因不满家乡政府的一些做法，在上海上班的地方上网发了帖子批评政府，结果家乡政府的警察追到上海把王某捉拿归案，罪名是诽谤罪，但最后发现王某说的都是事实，在宪法允许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只能将其释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言论自由的执行过程中模糊的地方还很多，弹性也很大。普通老百姓并不能精确地掌握尺度，所以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受政府特征的影响会比较大。面对强势的政府，大家发表言论的时候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