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报告中，盛洪老师介绍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几个层次，展示了自由迁徙背后的贸易理论支撑。并且指出了从传统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并进一步阐释了新贸易理论的政策含义。
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层次是自由贸易，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达成共识，甚至形成一种政治正确性。第二层次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在原则上没有疑义，但仍存在一些批评，如克鲁格曼三角就认为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和独立的宏观货币政策不可兼得。再进一层次就是自由迁徙，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有很大分歧。
盛洪老师指出，自由迁徙态度背后的支撑是贸易理论。传统贸易理论包括赫克谢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它将国际贸易看做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禀赋理论更进一步被萨缪尔森归纳为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即自由贸易不仅导致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就没有必要支持自由迁徙。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他改变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将运输成本加入贸易过程考虑。他认为自由贸易对大国和小国均有利，但会更多作用于大国，因为大国有规模经济，这样就会产生贸易不平衡。如果要重新达到贸易均衡，就要提高较大国家的工资水平。
根据新贸易理论，如果国家间仅有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迁徙，就不能达成共赢。对应这一理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或者自由迁徙成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两个思路。
盛洪老师将新贸易理论应用于中国来讨论问题。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贫穷，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富裕发展，可以看到自由贸易的作用。不断加强的城市化趋势可以证明自由迁徙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他也指出，现阶段出现了针对自由迁徙的一些回潮。比如"限购"和关闭打工子弟小学等。
进一步来说，盛洪老师将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他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占有非常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这导致了近几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工人工资的上涨。他建议中国应该开始考虑放宽绿卡和与周边国家实现单边自由迁徙。
冯兴元老师认为内生的浮动汇率制是最好的。现阶段中国虽然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并且常常因这一点为国际诟病，但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正当的。
针对克鲁格曼三角，他指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重要。因为从中长期来看，货币的内部价值决定外部价值，物价稳定最终会决定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账户流动政策不应该过多干预。他建议建立适当的竞争秩序，加入WTO，因为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而一味保护只会导致越来越落后。他认为中国应该发挥大国效应，成为自由贸易的标兵，积极参与世贸，加速区域一体化，开放单方自由贸易。
刘尔铎老师认为研究自由迁徙大致分为经济学和权力两个角度，盛洪老师从经济学贸易理论的角度切入，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他总结了萨缪尔森和克鲁格曼的经济理论，认为他们在特定阶段关税或者说幼稚产业扶植上有继承性，而这一点在劳动力领域也有体现，即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国不利。他还指出自由迁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上，由于涉及到具体利益，可能会遇到阻挠。
吴要武老师对盛洪老师提出的自由迁徙命题表示赞同。但他提出，要把理论运用到现实中间去，还需要建立桥梁，需要找到典型化事实来支持。针对自由迁徙的问题，就需要去做更多的经验分析，找出细致的证据，这样以后再来研究会更有力量。
他还指出，盛洪老师提出的开放绿卡有可能导致大量低端劳动力涌入，拉低工资，提升基尼系数，引起社会不稳定。
李春玲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首先指出，盛洪老师介绍的自由迁徙对输出国更不利一些，但现实生活中输入国反而对迁徙限制更严格，如果仅仅是利益集团作用的话，这个理论与现实就不是很符合。第二，她提出盛洪老师只提到了经济规模的大国小国，没有提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讲自由迁徙时还应该考虑一下其他更多的方面。她也表示，在研究自由迁徙时不能只提出一种未来的管理制度，而应该从现在开始研究人口迁徙对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问题。
茅于轼老师指出，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自由贸易是有进有出的，而一旦开放自由迁徙，则会呈现一种单方向的流动，所以这两者不可以用一套理论来研究。针对迁徙问题，他也表示应该更多研究人口流动对进口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张曙光老师认为，人口流动在方向，国际性等各个方面有很大区别，人群本身也有素质差别，还涉及到商品流动所不涉及的道德方面，所以研究自由迁徙应该从各个方面，分各种状况来进行。他还提出，从理论到政策，从政策到实施，都是不同的层面，哪一个层面的问题就要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讨论，不能只局限在理论的讨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