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王海光老师围绕"中国户籍制度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做了细致而有条理的报告，从晚清一直梳理到现代。他认为我们的户籍制度从政治控制的户籍制度形式转变为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户籍制度形式。
王老师讲述了户籍制度发展过程的几个阶段，并一一解释了他认为影响中国户籍制度的四个因素。一个是革命和军事的影响，因为革命没有法律观念，使得中共户政制度摒弃以前的一切，在空白璧上重新建立起来。中共户籍制度从接管城市开始，这种军事管制有非常严厉的约束能力，对制度产生了"户警一体"和"特户"等影响。
第二，他认为户籍制度对人身的束缚不是完全来自于过去中国王朝体制下的户籍制度，而是由两种中世纪传统的交互影响的结果。一个是中国自古以来要求人们给政府纳税的制度，还有一个是城乡割裂的传统，这不是来自于中国，而应该是俄罗斯农奴制的残余。中国的户籍制度受到苏联城乡二元化的巨大影响，但却并不是苏联户口制度的一种简单移植，而是在引进斯大林体制中间衍生出的一种结果。
第三个影响中国户籍制度形成的因素是信仰政治。中国因为对苏联的信仰而全盘苏化，采取了不符合国情的工业优先，集体化的发展道路，给农村很大压力。这引起城乡冲突，使政府不得不采用管束严格的户籍制度，户口开始起到身份之外的更多区分作用，有更多的权利附带。
第四个因素，他认为是统治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作用。在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把人口流动管理放到国家计划中间，这是自身要求使然，人口不管理起来，计划经济是无法实行的。而中国独有的运动型体制导致人口控制失控，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户籍制度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失灵的产物。
秋风老师认为王教授的演讲条理清晰，给他所赞成的复古一个有力的支持。他认为古代的"编户齐民"制度中，"齐民"就包含了人人平等、自由流动的思想，现在应该回复那种制度。
陆益龙老师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户籍制度，他认为王海光教授对户籍制度形成和中国户籍制度本质的看法很新颖。但他指出，中国户籍制度对城乡二元的划分和强化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开始。
他强调户籍制度对人口权利、流动等各方面的控制，指出城乡产别并不是仅由户籍制度就能决定的，而是包含更多的经济体因素。城乡经济体制差别造成发展速度差别，而城市里也会有各个地方的差别，城市之间户口也不能自由迁徙。二元体制不是户籍制度的唯一特征，严格控制才是他的特征。
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公共管理的观念，文化传统中有对稳定的强烈需求，并且现阶段政府行政管理能力较差，是造成这种户籍制度状况的主要原因。
他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废除这一制度，而是应该强调户籍只是身份证明，而不能在公共管理用户口说事。
陆杰华老师认为户籍制度"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的转变，是一个从重点人群到全人群的转变；是一种思路的变化，即从治安的、防范式的思路转变到关注社会各方面；也是从单一功能到社会功能的独特转变，对这种转变的观察为我们重新认识户籍制度提供了一个视角。他指出，在变革这一户籍制度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其再中国的特殊性，研究他曾经给我们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同时，他强调了现阶段打着农民变市民的旗号剥夺农民耕地的一些社会现象，提出应该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给农民以发言权。
林宝老师认为王教授的演讲提供了很多材料，对户籍制度历史的了解，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强调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的形成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造成城市优先发展，城乡不公。
另外，他指出，一些小城市可能对于粘附性的户籍制度有一些改革，但在大城市中，该制度其实在不断强化，特别是高考制度，很可能成为户籍制度改革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他提到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二元的问题，而是区域分割的形式。除城乡隔绝以外，城市和城市之间也有壁垒存在。户籍制度演变中不断强化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使得他在改革中面临困境。
盛洪老师认为，计划经济是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而户籍制度只是一个副产品。他指出中国并不是向苏联学习了户籍制度，而只是学习了计划经济，一旦学习了计划经济，也必然会产生户籍制度的相应形式。他认为，不是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太弱，而是太强，导致了资源的不恰当分配，所以所谓的户籍种种问题都是创造出来的问题。
张曙光老师肯定了王教授讲到的影响户籍制度的三个因素，但提出户籍制度从苏联处得到的影响可能并不直接明显，计划经济制度才是中国从苏联承袭过来的。而计划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他提出对户籍制度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应该尽可能从更多方面着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