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王锡锌老师提出了透明度的概念，并阐释了透明度与中国公共治理变革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国家的信息公开首先是一种治理技术，执政党不断推进信息公开是希望利用这种技术优化治理，但公开的推进也有可能引发结构性力量的调整。通过信息公开，公众能接近信息并参与治理层面，执政者与受众双方力量发生变化，这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治理结构调整的一个切入点
王老师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保密传统，并探寻近年来自上而下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因。他认为，这一方面可能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手段，也可能是为利用信息公开对公共治理的工具性意义，对公众权利需求的回应，或是最近社会变迁的影响。而现阶段对信息公开的推动除了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的动力。
王老师还提出并简要讨论了几个相关问题：如信息公开的实践效果如何，动力与现实效果差距形成的原因，以及未来在信息公开方面应该如何做。
莫纪宏老师认为，信息公开从法学理论上说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从管理学、社会学等等角度切入则较为复杂。王锡锌老师只从法学平面的角度考虑了信息公开的问题，而没有考虑社会效果，可能有一些局限。
他指出，信息公开过程涉及到两方面的博弈，提供者和得到者之间的博弈，可以双赢以形成良性循环；而受众本身的不平等性使得受众之间还面临博弈。
他建议，在讨论信息公开时更进一步从管理学、社会学、工程学角度考虑，注重效果研究。
徐昕老师针对王老师的报告谈了自己的几点体会。首先，他认为公开透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可能引起结构性变化，还可以解决中国的腐败等多方面问题。其次，他觉得政府不断提信息公开是对实际责任的一种逃避，直至提出一些表面的形式上的口号，所以公开效果不佳。另外，在看待自下而上对信息公开需求时，特别提到了技术推动的作用，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力量。第四，徐老师指出，王锡锌老师没有深入讨论如何做到公开透明。他也提醒，我们不能对公开的功能期待过高，因为公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梅赐琪博士也认为信息公开从程序上讲并不复杂，他从政治动力学角度，讨论了公开的力量从哪里来，会将社会推向什么方向的问题。他认为后伟人时代信息黑市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信息垄断，竞争促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他同意王老师讲到的4个推动原因，但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生态的变化才是推动公开的核心动力。
另外，梅博士讨论了信息公开后好坏效果问题。他也提醒公开信息不一定是好的，比如中国微博现在呈现出的民粹化倾向就十分可怕。
盛洪老师提出了信息公开中的分类，他认为，公开的信息应该分为两类：技术性问题和宪政问题。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根据具体整治结构将其分为人民主权和王朝式的结构，并将其类比于上市公司和家族企业，通过此说明信息公开在不同情况下的重要性。
他指出，由于现阶段执政党做出决策的是政府官员而非政府，各层利益区分和任期问题等等都困扰着决策的做出。一方面政府要借助人民主权的外表继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执政党中一些个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信息公开在未来还会继续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