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盛洪教授从制度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他指出，由于人的寿命有限和财富有限，不可能参加无限次或充分多次的投资或赌博，人们从高风险金融产品获得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但由于人们已经接受了预期收益带来的"效用"，即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平静地接受实际亏损的结果，从而出现"亏损平衡"。当所有的人都接受亏损平衡，并实际上购买过多的高风险金融产品，且产生亏损后，就会给全社会带来金融危机。由于人们不会自动地在亏损面前止步，所以存在着有关风险的市场失灵。
其次，由于金融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较少受成本的约束，且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不受边际效用递减的影响，导致金融产品的交易量的增长快于实物产品的交易量的增长，金融产品同时从低风险走向高风险。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风险指标是"破产风险概率"。它受到单项风险概率和下注比率的影响。当金融技术通过归并、专业化和证券化将某一种金融产品的单项风险降低时，人们往往会提高下注比率，从而使破产风险概率恢复到自己认可的水平。整个社会的风险也同时增大。
由于高风险金融产品和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增加，整个社会的风险也增加，社会中收入差距会因此增大。金融机构管理层以其收取佣金的经营方式，可在让别人冒风险时自己坐收稳定收入；部分金融机构经理或交易员可以其偶然的成功，在与基金投资者和投资银行股东的谈判中占有优势，从而得到只获得奖励、不承担亏损的不对称合约。这一合约安排激励管理层冒更大风险。
由于美国的政府相当于民众直接选举，所以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倾向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和鼓励消费信贷，使人们丧失谨慎原则，投资于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同时，金融风险增大导致更多财富向更少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手中集中，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能力更强，从而使得美国国会越来越难以通过严格管制金融风险的法案。最后，盛洪教授总结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原因造成的。
杨帆指出，中国没有因为美国金融崩溃而吸取教训，而贫富两极分化不是什么阴谋，是社会分工所致。我们需要做的是确定政府管制的曲线，定义金融领域的理性人标准。他还认为，泡沫经济在中国非常有土壤，因为中国人爱扎墩儿，想暴富。
冯兴元声明自己对市场失灵的提法很谨慎，因为当可以根据风险定价时，市场并没有失灵。随着实际资产的多阶虚拟化，信息会发生递减。他还提出，金融市场的深化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很多穷人也通过金融市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希望，中国能够拓展金融领域，增加市场机制，同时有适当的监管。
钟力认为，市场就是一个博弈的舞台。金融市场里的巨型投行，对市场、甚至判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通过涉及复杂的产品以逃避监管谋取暴利的行为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投行通过吹起泡沫，便宜了自己，或者损害了别人，或者把风险推到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