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卢跃刚先生认为对中国改革的动因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中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目标的，有前景的，有方法的主动改革。中国的改革是对每一个普通农民为了吃饱肚子要求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因此他认为中国改革不是一个前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大倒退的过程。他还提出中国的所有改革斗鱼早期的基本土地制度有关。中国革命就是土地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产权，而平均分配给广大的贫困农民。但是全国的土地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执政党就全面提出了土地公有化。整个政府和执政党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和自己制定的法律。卢跃刚认为中国的土地革命从结果来看变成了一套夺权和掌权的策略，是对广大农民的欺骗。而且土改基本上是暴力土改，过程非常惨烈。除了土地，中国共产党在夺权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并且以此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在夺权以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也同样违背了他原来的承诺。因此改革是在还账，是在兑现承诺，是在救赎。卢跃刚提出研究历史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的理解的前提是人民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只有在这样公开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有一个健康的心境。
韩刚教授认为卢跃刚教授的分析颠覆了主流的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因来自上层领导人的观点，而提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正当性问题。韩刚教授提出在研究中国政府夺回土地时，应该注意当时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的背景的分析。
王海光教授认为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中国改革的原因糅合在一起提出来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在分析中国革命时，应该注意对当时现代化背景的研究，而且还要研究中共的承诺和失诺的具体原因。
秋风认为当初主持革命的人的某种救赎的心理可能是他们在80年代能够容忍民众创新的很重要的精神因素。他认为研究共产党的革命的时候要考虑到中国的革命传统。中国的革命是边缘人群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因此一开始就是一场颠覆社会的运动。作为这种革命传统的极端化，共产党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有颠覆性的力量。秋风认为共产党集权的框架仍然存在，要从革命党过渡到执政党，前景比较悲观。
盛洪教授认为不能赞同中国的问题是共产党欺骗了大众额说法，他认为应该考虑中国革命当时的国际背景。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民粹主义的表达，它很有号召力，但是只关注眼前利益，留下了很多问题。他认为近代的国际规则就是纳粹，暴力合法性被承认并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对于中国的救赎，盛洪教授认为共产党应该认真面对。
茅于轼提出共产党的军队靠解放翻身和分土地号召而来，因此能够战胜国民党。从事后来看，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一个骗局，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穷人解放翻身的政策行不通，因此才不得不放弃。他还以亲身经历描述了三年饥荒的情况，认为三年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因为不让人说真话，谎报丰收导致的。他还提出在考虑改革的力量时，除了考虑老百姓的吃饭要求，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如知识分子等对改革的要求。
张曙光教授不赞成阴谋论的说法，但是他提出应该分析中国在过去做出选择时所处的条件和未来救赎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