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面对难以推进的经济改革和备受诟病的现代经济学，高全喜教授提出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他认为，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双层内容：一，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宪政框架）；二，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可以概括为三大类：一是正宗的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相关联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吉尔平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策层面的立宪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政治经济学。
高全喜教授提出，从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和西方早期现代有同构性这个前提出发，中国的六十年是以双重失败告终的。第一重是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失败，第二重是改革开放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失败。因此，他主张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双重任务：建立现代的宪政国家，同时构建市场经济。
杨春学教授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特点：一，并非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探讨，都基于休谟的"无赖假设"。因此，其与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很大差异。而新制度经济学相比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治制度探讨得更深刻。此外，中国经济问题的存在并不等于现代经济学的失败。他还提出，当我们立足于中国的时代课题探讨"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时，需要从"富民"和"强国"两个角度审视生活中哪些重大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制度改革解决，同时，考虑新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哪些理论可以被吸收用来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中国的时代问题。
景跃进教授认为，从学科分化的角度看，要经济学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的。研究中国问题时，也可以采用问题为导向的思考方式，而不一定总是从基本原理出发。此外，我们需要慎辩价值联系和经验联系，以找到一种联动机制，在民主法治基本价值的导引之下，在实现理想价值的过程当中，实现演进的、可持续的发展。
任剑涛教授认为，高全喜教授的论点十分具有挑战性，体现在其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表示不满，对政治经济学时空架构上的重组，以及把古典学派作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上。他赞同高全喜教授在时间上的划分，但提出，空间上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既加以区分，又号召回归，会带来区分限度的问题。此外，微观政策可由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处理，而宏观政策，则要由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或者社会哲学来解决。最后，任剑涛教授指出了需要进一步澄清的三个问题：一，对政治经济学的归类是否妥当；二，国内新左派和新资右派的争论；三，为什么中国的所有社会科学都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