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395次双周论坛，我们请到了高全喜教授，就"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讲演。我们的三位评议人也恰好分别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目前，主流经济学受到了不少批评，比如樊纲就曾提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观点。经济学或许可以不讲道德，但政治经济学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很宽泛，从过去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西方把很多非主流经济学也包括到了政治经济学中。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呢？下面，有请高全喜教授。

高全喜：

很高兴今天来到天则双周论坛向大家汇报我的一些想法。我不是经济学家，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谈政治经济学是班门弄斧，请诸位多指教。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是今年上半年我为复旦大学经济史研究所举办的关于中西经济思想史的会议提供的一篇文章，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于《南风窗》第19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刚才张曙光老师也说了，主流经济学广为大家诟病，一个主要论点就是"经济学不讲道德"。我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运行规则的学问，不讲道德，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学却不能不讲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与经济社会可以分离，但无论道德世界还是市民生活，却都离不开政治。

从学术脉络上看，政治经济学在西方源远流长，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也是从政治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经济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难以推进的地步，而与市场改革并进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道路也越走越窄。目前，理论界对现代经济学批评很多，虽然有些问题提得并不合理，超出了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能力范围，但经济学本身也确实需要反省。近几年，一直有重提政治经济学的声音，比如吴敬琏老师、秋风、卢周来、秦晖和张曙光老师，我自己在以前的一些文章里也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政治经济学有很多种，我们需要辨析哪种更适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重提政治经济学，已经比以前只谈现代经济学进了一步，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思考中国需要哪一种政治经济学。围绕这个问题，我的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的初步勾勒；二是对中国两个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的初步勾勒，这里，我把建国后的六十年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三十年，三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现代社会的兴起，16世纪初叶，就在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出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而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虽然洛克对政治经济学也有贡献，但相对来说，亚当·斯密，包括休谟的政治经济学，被我们认为是正宗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学。19世纪、20世纪之后，政治经济学又产生了很多变异。对于这几个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演变，我主要谈两点：

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所以，它是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主权国家和宪政框架，以及市民社会及其市场经济的双重内容，它不仅考察国民财富的性质、来源，劳动分工，交换等纯经济问题，还考察现代政治社会的构架。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缺乏法治、宪政或者主权国家的构架，是无法存在的。我们读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时，也都会看到对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探讨。

第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的发展繁荣后，很快开始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宪政制度框架奠定后，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使命完结了，于是，其经济性部分便独立出来，开始探讨有关国民财富等纯经济性内容。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演变过程。需要提醒的是，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即政治经济学中的法治秩序和宪政国家框架。所以，现代经济学对此不再探讨，而是直接将其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但这并不代表法治秩序和宪政国家框架不存在。

概括起来，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双层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宪政框架），另一个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现代经济学则是第二层内容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它不再处理第一层内容。但这并不等于第一层不存在，就像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在沉睡，不知什么时候，它可能就会苏醒，一旦它醒了，对经济结构，乃至经济学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是我认为大家容易忽视的一点——现代经济学的政治性前提。西方学者理解得比较到位，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容易忘掉这点，认为不需要探讨制度安排了，其实远非如此。

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还有几种变异的形态。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体系，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性，与强调经济的去政治性的现代经济学形成了极端对立。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弥赛亚主义的宗教性质，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两股劲，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片面性地发挥到极致。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哈耶克等对这个模式的研究批判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再赘述。

第二类是以吉尔平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狭义上，这些可能不算政治经济学，但广义上讲，它们是属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是要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但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心-依附等理论，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而淡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这套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批判和控诉，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只强调了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不公正的经济掠夺和占有，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制度构建，尤其是法治宪政对国家本身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长的意义。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和经济运作都离不开自身的法律、宪政等主体性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这样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如果过多地强调国家间的不公正，而忽视内政的制度构建对经济、国民财富的性质的意义，那将是非常片面的。这里还要提到是，什么叫"国民财富的性质"，按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说，就是藏富于民、国退民进。国家的强大不能靠税收，税收是减少国民财富的，会导致国进民退。

第三类是比较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布坎南等代表的立宪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它们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政框架、法治制度有所不同，它们偏重于政策层面。像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论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体论，或者宪政论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涉及的主要是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问题。因为西方主要的国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问题多出现在政策、政府层面，所以这一派理论在西方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意义。而在中国，虽然我们也有公共选择问题，也有教育、土地、环保、医疗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层面和国家构建层面的原因。像西方所谓的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其实都享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层面的截然对立。而中国，除了有公共政策层面的问题，还有背后制度层面的问题，现在的经济理论无法应对这种复杂性。并且，由于我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不重视，又对两种问题的叠加不重视，这就变成了非常吊诡的事情。

综上，我将西方政治经济学概括为三大类：一是正宗的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相关联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吉尔平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策层面的立宪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政治经济学。

第二部分中，我谈了中国两个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都有这样的结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西方早期现代有同构性，即我们一部分在前现代，一部分在后现代，主体处在前现代向后现代转变尚未完成的阶段。从时间上看，类似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当然不完全一样，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很多，但从深层面来看，还是有同构性的。

从这个前提出发，中国的前三十年对应的是政治经济学时代，但这个政治经济学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总结中国这六十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第一重是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失败，第二重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失败。

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失败了呢？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政治性前提——宪政国家、法治秩序和有限政府框架，或者说一个内政的主权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而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公共性，才有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支撑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因为我们没有西方成熟的政治形态，所以后三十年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后三十年校正了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三十年的现代经济学，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空缺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宪政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说得极端一点，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扭曲的怪胎——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权力+坏的市场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但这都是在有序的宪政框架下实现的，而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框架。因为缺乏宪政框架，权力没有受到制约，所谓的"自由放任"和坏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真的自由放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三十年是个双重失败。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是有边界的，它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前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国家采用"休克疗法"，企图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国民经济，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因为这些国家不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前提。那么，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相对成功呢？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效，而是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具备宪政框架的一些要素，例如稳定的社会和法治的秩序。有了这些前提，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地区没有发生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崩溃后果。

中国的后三十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三十年。由于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种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我们搞出了一个吊诡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也问题巨大，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现代经济学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或者说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所以说，我们现在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第三部分讲的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刚才，我把政治经济学大致归为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各自都有相对的合理性。中国前三十年见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后果，虽然我们在基础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人民生活等物质指标来看，确实有很多问题；而后三十年，尽管经济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但权贵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寻租、政府黑社会化、国企垄断等问题也是触目惊心。那么，三类政治经济学，我们应该选哪一种呢？

第一种是重回列宁、斯大林那套计划经济，一是不可能，再者，我们现在仍在计划经济之中，虽然在局部，我们放权让利，实行市场经济，但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三十年我们并没有彻底废除计划经济。第二种是效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像安德森等所主张的，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首先，我们不是这种状况，二来，我们虽然不是中心，但也不处在绝对的边缘，中国毕竟地域辽阔，有相对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如果反抗美国这个中心，而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国又不可能自己成为中心，这将陷自己于一种荒唐的境地。左派理论作为解毒剂，具有一定效果，但其本身缺乏建构性，无法提出建设市场经济，或者促进社会自由发展的有效方法。

所以，我主张还是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给我们提出的双重任务：即建立现代的宪政国家，同时构建市场经济。这两重建设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要求。经济学家过多地关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个人产权、经济人等，诚然，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但如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读古典政治经济学，我们就会发现，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制度构建的。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法学演讲稿》；休谟除了经济学论文，还有政治论文集；洛克也一样，除了政治经济学，还有政府论。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同时涉足两个领域的，也只有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而我读中国现在研究宏观经济的理论家们的文章，却读不出政治经济学的双重内涵来。我认为，在中国研究经济理论，尤其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学者，盲点太多了，只看到了经济，没有看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片面的理解，从理论上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显然是薄弱的，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缺少了"政治与法律之眼"，我们将很难看到问题的实质。从这点来说，我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学家很不满意。

至于道德的批判，我倒觉得没有太大意义。经济学毕竟是有边界的，像权力腐败等很多问题，并不是它所能解决的。经济学本来就只能处理其边界内的问题，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又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其能力范围就更窄了。但是，无论怎么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重提政治经济学，并且客观全面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政治性，或者说主权国家的宪政框架和法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没有公开地进行表达。我在这里就用学术化的语言，把大家的想法说了出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即建立宪政国家，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发展，否则，我们目前的财富增长都是过眼云烟。

张曙光：

高全喜教授谈了他认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不是我们需要的，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内外很多人也都在这样讲，但是怎么回去，高全喜教授好像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下面，先请杨春学博士来评论。

杨春学：

高教授从思想角度对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了要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的重视的结论。但是，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太多了，有人要回归到自由市场，有人强调政府的力量。高教授很明确，他是想重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的重视。

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什么方式来探讨其政治性的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也在研究政治制度问题，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治问题和它们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研究的视角和它们又有什么差异呢？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是否可以被我们吸收，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特点。一，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并是不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时代尤其如此。第一位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是马歇尔，但直到1913年，剑桥大学才真正在本科阶段开设政治经济学专业，颁发政治经济学学位。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探讨，都基于休谟的"无赖假设"，即大家会放肆地追求个人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探讨政治制度时，假定每个人都是无赖，探讨道德时，又假设每个人都有道德感，这种方法就和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很大差异。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以道德为基础的非政治制度时，假定大家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大家遵守行为道德是出于个人利益。其次，新制度经济学用均衡来解释所有制度的形成和稳定性。像数学问题的解一样，经济问题的解就是均衡，用均衡来分析制度的设计和有效性。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对宪法层面的问题，经济学家本来就研究得比较少，大部分人接受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尽管休谟、洛克对这些问题有所探讨，但是以哲学家的身份，而非经济学家。边沁曾编过一本文集叫《边沁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提出了功利主义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话道出了经济学家的使命，边沁也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们就需要自由市场来有效调节资本，经济学家对这个命题是认可的。但这在政治上就不对了，因为政策制定者会从其特权中谋取私人利益。而边沁的《？》刚好说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心坎里：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政治制度。边沁的理论其实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在法律制度上的进一步细化。总体来说，能够进入思想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清晰地探讨政治制度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直接接受了主流的思想。

以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探讨政治的方式，那么，它和新制度经济学所探讨的政治问题又有什么差异呢？高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探讨的只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对此，我不大认同。个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相比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治制度探讨得更深刻。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的问题是形成法制化的社会，而现在，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面对的时代问题也不同。布坎南的新制度经济学探讨的范围就相当广泛，既包括国家宪法，也包括小范围的宪法。他明确提出，英美等国经济生活中表现出的与政治相关的问题说明，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经济发展，所以要对现行的宪法制度进行改革。

此外，高教授一直说，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证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失败。姑且把现在主流的经济学视作新古典经济学，但中国经济问题的存在并不等于现代经济学的失败，否则，政治学、法学、伦理学也都失败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经济学完美无缺，而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或解决中国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前，大家都说格林斯潘很伟大，危机发生之后，又说格林斯潘是罪人。虽然格林斯潘对此负有责任，但在什么程度上负有责任，则很难判断。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没能成功识别泡沫，我们又怎能强求格林斯潘制定政策时做到这点呢？格林斯潘，以及现在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认为，泡沫是没法识别的。泡沫的存在还可以看到，但泡沫的大小无从得知。所以，美联储的责任是，等泡沫破裂了，它去收拾残局。

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和现实最强的纽带就是政治。评判一位经济学家是否伟大，不是看他有没有影响人的思想，而是看政府是否把他的思想政治化了。如果我们不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转而立足于中国的时代课题来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首先，我们生活中哪些重大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制度改革解决。这要从"富民"和"强国"两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老百姓的富裕程度肯定是大大提高了。比如，现在我们追求吃好，而在以前，能吃饱就不错了。如果看全国范围，GDP则是很好的指标。

识别出只有政治制度改革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后，我们要考虑使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其核心就是建立与自由市场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基础，一般来说，也就是法制。不同于很多人，我认为"自由平等"是有普世价值的，只是不同民族的普世方式有所差异。比如，日本的民主政治制度肯定和西欧的不一样，但我们不能否认日本整体上是民主社会，这得益于其文化传统。而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文化传统还有待改造。我一直认为，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个人主义者需要有是非观念，而很多中国人没有。因此，对学理问题的探讨要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如果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不适用，那就是枉然。这里说个具体的例子：为惩治贪官污吏实行财产公示制度。其实很好实现，政府却说不行，可是个人所得税不是照样在收么？所以，问题需要哪种方式来解决很值得讨论。

最后，我们还要考虑新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哪些理论可以被吸收用来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中国的时代问题。比如，腐败是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西方现在就有很多相关的经济理论分析可供我们学习。并且，尽管中国很多学者说要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没有人真正努力回归。现在大学里教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我79年读本科时学的政治经济学，大家仍在使用18、19世纪的语言解释当代的问题。有一次，我和经济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人聊天，他们探讨中国现实问题时，使用的就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做"群体论"研究时，使用的又是"资本论"的语言。我当时开玩笑说他们本事大得很，能用两套语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以前是经济所里非常厉害的研究室，现在衰落的原因就是他们死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不愿进步。前段他们写了一篇文章，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就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和治理方法讲得一清二楚了。我就问他们，我们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所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

景跃进：

听了杨老师的评论，我很受启发。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和高教授的关注点可能不大一样。

现在，无论是学经济的还是学政治的，不管对未来乐观还是悲观，不管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大家对中国的经济有政治性这一说法还是有高度共识的。高教授从学科的角度切入，对经济学提出质疑。虽然我的研究领域不是政治经济学，但本科学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从学科分化的角度看，我认为要经济学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了。另外，也不能因为现实问题的存在而否定整个经济学科。

做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基本原理出发，设计新制度，或者对现有制度进行评价。前一段我在杭州开了一个会，主题是"民主与治理"，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也被请来了。我关心的一个话题是西方的民主化道路是否适合中国，西方走的每一步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复制过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实践很有反思的价值。据说，戴蒙德对会议的议题很感兴趣，准备明年邀请西方研究民主问题的大家一起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想，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反方向的思考，即以问题为导向。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普遍原则，而是在引进这些原则的过程中，采用中国的方式和中国的路径解决问题。

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哪方面研究的，大多认可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基本任务：一是民族国家建设，包括对外独立自主和内部建立民主宪政框架；二是市场经济建设。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仁人志士的问题意识还是很准确的。

我们原来接受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必须在宪政框架下，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受到保障，市场经济秩序才能建立，即宪政框架是前提，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是结果。到了现代，"民主"开始流行，于是我们改变了术语，称"只有有了民主，经济才能发展"。但我们目前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国家，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呢？看来，我们需要慎辩两种联系：一种是价值联系，即我们既要个人自由，又要国家富强，既要有钱，又要有法治和民主，它体现的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另一种是经验联系，即在现实生活中或发展过程中实际呈现的结果。这两个层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认真对待，价值联系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在经验过程中未必以理论期待的方式出现；经验联系未必是理想的，但可能是合理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处于西方文化圈之外，又是行政主导，这样的传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去除的，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联动机制，在民主法治基本价值的导引之下，在实现理想价值的过程当中，找到一条演进的、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我觉得现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法治，要求开放，它导致的权利意识和利益分化为政治生活的演化提供了动力机制。可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附属品会一步步地加上去，这是一种"外溢"效应。而且，一旦进入这种演进机制，就必须走下去，走了第一步就得走第二步，你不能退出。所以，尽管我们的体制没有变，仍然是共产党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但重演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了，这不是制度的原因，是环境、机制所然。

高教授侧重宪政民主建设，但我现在关注民主化的道路问题。我们能不能从现实问题出发，去考虑中国个人权利和社会发展，富国和强民，法律和政治，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普遍价值也一定要坚持，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步步逼近，可能比单纯从学科角度进行探讨更切合问题一些。

任剑涛：

高教授文章的视角值得肯定，他提出了三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首先，能不能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表示不满。经济学帝国主义形成以后，我们质疑经济学本身的权利是否还存在？我是为这种权利辩护的。当我们致力于对经济或者社会现象的学术解释时，学术本身的苍白是否不足以承受被解释对象的不足。我认为，中国的失败并不能被说成是经济学的失败，或者社会学、政治学的失败。所以，高教授的论点可能会遭到来自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双方的不满。不过，自休谟以来，知识的自我质疑就是知识完善的前提。即使我们断定了经济学的失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所有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的变迁时，都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失败"。

其次，高教授在时空架构上的重组也具有挑战性。一方面，他努力划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间隔，但这种对杂拌的现实的理想化划分，很难有解释应对。当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中国基本都可以找到根据。而你把中国安顿在前现代进入现代的时间限度里，并号召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样，文章不仅在前面的学科挑战中会引致不同学科学者的不满，在时限划分上，也会招致站在后现代批判前现代，或者站在现代批判前现代，或者站在现代为现代辩护的学者的不满。

但我对高教授的时限划分是持认同态度的。因为，虽然这种断定与现实不能一一对应，但跟总体状况是吻合的：今天的中国确实还没有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总体转折。我也支持高教授的说法，中国今天要解决政治问题。但这似乎也表现了另一种心态，即政治学因为不能进入学术话语场，而对经济学在学术中心挥舞大棒感到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总之，时间上的对应需要审慎，但总体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

是否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专业化程度不够，就不能够解决现代的总体争端？我认为，总体争端恰恰需要学科的含糊性。学科部门化以后，很难解决边际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导向确实很多，但它能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看成一个整体，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但后来，尤其到了现在的成熟阶段，宏大叙事就很困难了。今天中国面对的就是双重困难，一方面，我们需要宏大叙事，以建构国家哲学；另一方面，又需要专业学术，以解决具体问题。所以，政治经济要双头并进。我将高教授"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点认读为回到宏大叙事，这也是政治哲学历来的偏好。

在空间上，高教授特别强调区别中国和西方，这就产生了反讽。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的流派，如果我们一方面对它加以区分，一方面又要回归它，那么，区分的限度在哪里？这里的矛盾和第一个挑战有关，你试图用学理性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而经济学实在是流派众多，著作浩如烟海，会为你的双线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另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关注宪政的人，不能由布坎南来替代。我对茅于轼老师和张曙光老师是非常敬仰的，不过，茅老师和张老师对制度变迁的关注也是以微观变化为主，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的人，经济学界确实不多。但如果因此就说现代经济学是失败的，则忽视了布坎南等人的贡献。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不仅有公共政策上的意义，更是从经济学的专业视角出发，逐步解决现代政治学所关心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也一样，可以进入社会哲学，关心同样的政治问题。所以，大家是汇合，而不是用政治经济学替代现代经济学。而在空间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就要回到中国关怀。新生代的大学生，中国关怀太强烈；而70、80后的学生，学术关怀显然强于现实关怀。当我们解决现实关怀时，西方的理论是躲不开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超越癖"的发作期，追求制度创新，独立于西方。我们已不能靠国别来判断基本的理论处境，也不能通过举例论证来忽略处境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按西方的路子走向民主。因为民主是国家实体下具体操作和妥协的结果，是博弈的结果，具有很大偶然性。所以，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新的民主模式感兴趣，是美国缺乏理论创新余地的表现。《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或必将是世界市场的中心，而不再是边缘了。作者满怀信心的宣告引来很多中国学人给他推荐、作序。

第三个具有挑战性的地方是，高教授试图把古典学派，或者启蒙运动的理论产物，作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从理论概括角度来说，这是有必要的。目前，由于"超越癖"的发作，我们对现代典范都不敢认同了。而中层制度结构和微观制度结构在具体操作上，差别也很大。但是，其中有没有基本制度或者基本理念的一致性呢？这其实就是罗尔斯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难道因为是西方提出的，我们就一定要抗拒吗？第二，基本制度上，我们是否需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高教授刚才区分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好坏之分。严格按照市场逻辑贯彻下去，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因为垄断资本和垄断权力的存在，市场要素也没有市场化，所以，中国还不是严格的市场经济。

而对我们来说，既要解释理论，也要提供对策，所以，高教授的努力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刚才景教授批评说，中国的问题好像政治哲学无能为力，只有政治科学才能解决。但我觉得，微观政策是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处理的问题，而宏观政策，一定要由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或者社会哲学来解决。

我把高教授总体的断定解读为：中国缺少现代转型国家所需要的理论建构，而以不确定性作为替代性国家哲学。三十年以来，我们是哪个不行改哪个，摸着石头过河，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如今，再这样继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在我们需要提供确定性的国家哲学时，高教授等政治学家的努力非常关键。像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等，都是在提供超越民族国家的基本国家哲学，即基本价值理念和基本制度。古德诺认为，政治和行政要二分，但其实行政不能独立。政治决定行政，行政反过来影响政治决策，是勾连在一起的。这个前提条件下，还有三个问题需要高教授进一步澄清。

第一，对政治经济学的归类是否妥当。初稿中，你把政治经济学归为了八种，而不是三类。我想，你可能为了支持自己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对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了切割。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与我们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并不一样。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他认为任何民族要想生存，就不能拒绝资本主义。单纯对马克思的解读，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后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文章中还应该包括新马的解读。今天，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亚细亚不受制约的东方专制主义与我们市场要素运作的结合，这也是产生权贵资本主义的历史要素。西方强调大社会、大资本、大政府，而我们还坚持大社会、小政府的陈词滥调。现在应该是政府、市场、社会都大，三者相互制衡。面对资本的张狂，我们需要培养规制的政府和自治的社会。有社会施加道德压力，政府施加法律压力，再加上内部接受价格机制的压力，大资本自然会受到节制。总之，分割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可能推敲的脉络还要更细致一些。我们也要勇于承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体组成部分的价值，否则，就无法解释美国如何通过人民资本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该书1989年出版，至今一直没有重印。但这本书非常有价值，它是从极权主义的西方研究转为极权主义的东方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对高教授的研究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第二是国内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高教授有两个宣告：社会主义，即苏联式的、刚性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彻底失败了；部门经济学支持的市场经济学也是失败的。但是，由于你把政治经济学切割得太细了，所以没有料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带来的新的解读市场经济的眼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像你解读的那样，只是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形式的探讨，扩展为在市场分工体系里，解决国家间不平等的经济运行问题。洛克、孟德斯鸠解决了国家权力制衡的问题，但"三权分立"已经过时，因为它只讲权力的内部分工，而现实中的权力远远超越于"三权分立"。不同于这种"以权制权"的逻辑，后来人们强调"以权利制约权力"，这才保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心的个人权利。之后，人们又开始关心"群体权利"和"国家权利"。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围内，没有出现一个国家权利侵蚀他国个体权利的问题，所以，国家主权等只是对一国内部而言。但当遭遇他国主权时，我们该怎么办？这在今天是个大问题，比如，美国不负责任地退出《京都协议》，但中国因为缺乏话语权，无法进行有力的批评。国际政治经济学恰恰就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并非只有批判性，没有建构性。面对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平等，如何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自由平等的保障从个人层面扩展到国家或者群体层面。中国的说法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主权和人权都重要，否则，主权就可以欺诈人权。主权与主权之间如何保证平衡至今仍没有解决，这也是罗尔斯晚年设计《万民法》的最主要原因。不管他如何解释，都被人指是以美国为背景，主要讲美国主权国家范围内权利的保障，如果美国去保障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就践踏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群体权利。所以，要想强调民主国家的主权进步，就不能忽视国际政治经济学。从这个角度讲，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论证，但要对接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轨道。这样，就不会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拱手送给了所谓的左派。总结起来，你的基本判断是社会主义只能批判，自由主义可以从事建设。哈耶克和庞巴维克等，号召我们对经典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保持警惕性，这是有道理的。在这点上，奥地利学派无可替代。此外，公共选择学派、立宪经济学又对奥派进行了有效的继承和矫正，强调我们对社会主义教育也要保持警惕。我认为，趋同论就比"非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论点要高明。所以，高教授还要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个薄面。五十年代东欧改革开始到现在，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成功，但还不能说失败。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组合显示出了活性的状态。我们是学习型的社会，不断在纠正社会主义中不合适的地方，比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竞争性的党内民主。越南已经成功地在社会主义中引进了竞争因素，其总书记和总理都是直选。但越南的市场经济能否在竞争的社会主义之下获得成功，我们还需要观察。

三，我总体上认同你对理论的断定，但如果论证得更细一点，不妨承认政治学也是失败的。所以，你反省的是，为什么所有社会科学都失败了。这可以引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学风问题：为什么90年以后，中国知识界都把问题换算成学理？高教授今天虽然一直在进行学理上的探讨，但掩饰不住他对现实的关注。我想，这可能是"八九事件"的后果。此前，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可以对中国的改革道路畅所欲言。回头看求实出版社、群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著作，里面很多话我们现在都不敢讲。所以，你断定的失败其实是知识界总体的失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敢直面中国的问题，而要把文章写得那么学究？像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他们当年并不是为了建构精致的理论，而是英国已经走到了光荣革命这一步，却还没有总结出政府的运转方式。按萨拜因的说法，洛克被高估了，他只是把常识组合成了《政府论》。但我认为，洛克没有被高估，因为四百多年的宪政历程中，还没有人能把这些"常识"归纳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教授是在做中国"洛克"的工作。而在中国，政治学、经济学正遭受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压力：现实上，我们要找寻出路；理论上，我们要考虑精致的理论体系。后者是个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写文章时，不引用英文文献就会感到脸红，而洛克当时就不会有引用法国文献的压力。所以，这篇文章中重要的建构工作就是，我们要逃出知识的圈套。面对问题，需要动员哪个学科的资源我们就动员哪个学科的资源，不能把人的研究领域限制在某个学科上。比如，汪晖虽然早期是研究文学的，但他可以用文学思维研究社会问题。而且，目前中国的知识界容易在整体学风上，陷入"事后英雄"的状态。我同意杨教授的观点，不能说格林斯潘当年是失败的，他毕竟用利息政策维持了美元体系。而我们的新左派，把中国社会政策的出现说成是自己批评的结果，这简直是自美。在中国，政策博弈的逻辑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和学术压力并无关系。所以，不需要说谁在建设，谁在批评。并且，批评也能理直气壮。批评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如果大学教授可以像基辛格、赖斯那样成为国务卿，他们也可以对实际事务负责，具体担负起建设的责任。

张曙光：

高教授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相信今天的评论能为高教授提供很多好的思路，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目前的回答似乎还不太令人满意。

过去，我也相信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怎么回，回归什么，要说清楚。不解决这个问题，只谈回归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完全回是回不去的，只能做到某些形式上的相似。更多的我就不说了，下面请高教授进行回应。

高全喜：

非常感谢诸位的批评，我简单做下回应。

首先，这篇文章并非出于我的专业，而是有感而发。第二，我没有对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这篇文章只是笔记文章，不算正式的学术论文，对问题的探讨也不是非常严谨。

但是，我想解释的是，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自己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我们不能只翻译西方的著作，要有自己的理论。西方的理论直接拿过来，肯定是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的。这是我的第一点感触。

第二，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支确实没有把握。另外，我也不是号召真正地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的内容已经过时，有的则成为了常识，我只是拿它说事。对于中国的改革，微观上，我们需要知识，而我们对西方理论在学理层面的把握还不够透彻，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宪政这个层面的推进。为其找理论依据时，经济学众多流派中只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这个问题说得很到位。目前，大家讨论的更多是深化的理论。可如果连浅显的基础、基本的路径都不讨论，如何深入呢？

至于回归，我认为，不是知识上的回归，而是意识上的回归。英国当时针对的是王权，我们现在针对的是现行体制；解决方法不一定是"三权分立"，可以"多权分立"，只要有权力制衡就行。但是，我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在中国的经济社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由经济学家来做。中国这么多年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他们需要好好研究如何构建法治秩序和宪政国家。

最后，谢谢大家！

张曙光：

今天的讨论很热烈，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受到了启发。这次双周论坛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