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张曙光：今天是天则所的第35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主讲人是浙江工商大学的张旭昆教授，题目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路径》，是张教授最新力作《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未能出版的部分。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涉及面较广，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都牵扯到政治体制的因素，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共同研究讨论。
张旭昆：首先非常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次机会，也很高兴认识那么多新朋友。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我的书未能出版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三编，那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制度演化。第一编是基础理论，第二编是对社会主义已往的经济改革的回顾和解释，第三编原本设想是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但由于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故没有出版。在此再作说明，我是学经济学的，如果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见解有所不当，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建议。
第一节威权政体民主化的两个阶段和三种可能方式
研究转型政治学的学者往往将威权政体民主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主的转型期，二是民主的巩固期。前者指开始了广泛参与的自由竞争的领导人选举，后者指不再有人期望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推翻民选领导人获取政权。巩固期就是有无下台后重复上台的可能性，按此标准而言，台湾省应该是已经进入了民主的巩固期——国民党下台后经过两轮选举又重新掌权。
若民主化过程是渐进式的，民主转型期又可以区分为三个界线未必非常明确的阶段：一是从极权政体走向强威权政体；二是从强威权政体走向弱威权政体；三是从弱威权政体走向民主政体。民主巩固期可能使民主定格于一党独大的体制，也可能由一党独大演化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
国外学者往往用不同术语对威权政体民主化的方式进行分类，用中国人易懂的术语可以将威权政体民主化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1.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或者说改良，即由执政者或执政集团主持的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它往往具有渐进的特征。比如说是中国台湾的民主改革。2.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或者说革命，即由在野的反对党派通过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威权统治集团而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它往往具有突变的特征。比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的民主革命。3.上下结合的民主化，即由在野的反对党派与威权统治集团通过谈判协商而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除了民主化之外，还有两种可能：4.原先的威权统治者也可能在一定时间里继续维持统治。5.由新的威权统治者代替旧的威权统治者。
决定上述五种情况发生概率的直接因素首先是威权统治集团与反对党派的相对力量对比，其次是这两个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相对力量对比。
在威权政体民主化的过程中，威权统治集团有可能出现两个对民主化持不同态度的派别：民主改革派和保守派；在野的反对党派也可能出现两个对民主化持不同态度的派别：温和民主派和激进极端派。
1.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强大，那么自上而下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2.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弱小，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相对强大，那么自下而上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3.如果统治集团和在野的反对党派势均力敌，且统治集团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强大，那么上下结合的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4.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但是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弱小，那么原先的威权政体在一定时间里继续维持的概率将较大。比如北朝鲜就是这种情况。
5.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弱小，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也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弱小，那么新的威权统治者代替旧的威权统治者的概率将较大。
决定各种情况概率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背景和历史文化根源。
这些社会结构背景首先包括以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为基础制度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与之相伴的工商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三个因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最近有些西方政治学家作了计量分析，认为人均国民收入在统计上与民主化进程的联系并不显著。但我认为仍然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东一些石油国家人均收入很高而仍处于专制政治体制，其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民主化的概率是很高的。当然也不排除例外，如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其民主化程度却很高。从大趋势来说，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由上述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有助于增强威权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改革派以及在野的温和民主派的力量。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增强一种要求社会改变威权（甚至是极权）统治，增加公民自由的社会压力，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对社会经济出现剧烈变动的情绪，希望出现的是一种不妨碍经济增长、不引起财富和收入分配急剧变化的渐进而且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倾向于渐进式民主化，因为政治体制的突变式转型，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失序状态。我年纪大了，担心退休工资没有着落。哈哈。若出现失序状态，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工商业者将受损，虽然他们在民主政体建成后得到实施收益。
中产阶级的壮大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得社会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虽有差异但并不对立，可以通过相互妥协来实现双赢或者多赢。因此它不会滋长一种极端的情绪，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使得在野的反对派温和化，在野的激进极端派往往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在野反对派的温和化倾向又会反过来佐证威权政府内部的民主改革派的合理性。这两个派别可以起到一个良性的互动作用，会互相激励。
第二，如果在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不幸滑入了富豪——权贵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的方向。现在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处于这种状况了。在这一方向上，往往出现官商勾结的私人资本的势力强化，政府官员腐败趋势的强化，公子党经济政治势力的强化。这些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预期成本将超过预期收益，因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可能失去威权政府的庇护和经济特权，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私人企业主就极有可能成为威权政府的拥护者；腐败官员和其它威权政体时期有经济政治劣迹者在民主体制下可能会受到清算和惩罚；公子党成员将可能失去其政治特权，所以他们一般会站在保守派一边，增强威权统治集团中保守派的力量。这一方向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将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往往会激化在野的激进极端派的态度，强化他们的力量，因为日趋贫困的穷人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野的激进极端派势力往往最强大。
第三，威权政体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倾向。如果他内心倾向于民主，那么上述第1，3两种情况的概率将大大提升；如果他内心倾向于威权政体，把威权政体下的"明君、贤相、清官"三位一体作为所追求的理想政治体制，那么上述第4种结果即威权政体继续维持的概率将大大增强。历史多次证明一个能同时兼顾个人权威和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精明强悍的威权领导人，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也可能通过高压手段使国家处于恐怖稳定状态，从而完全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维持住威权政体。至于他身后出现什么局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的可能路径
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就是由开明的威权领导人宣布废除党禁党限制度，开始多党竞选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民主化进程。台湾模式是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有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经济体制已经由原来高度集权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变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起码是完成了大部分转变过程；在高度集权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中是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民主体制的。
二是威权统治集团面临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难题。这些难题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当中央政府放松控制的时候会出现地方政府的妄为，而加强控制又面临用什么指标体系来考核地方政府的难题。
难以在威权体制下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二是最高统治者往往难以兼顾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官僚体系的特殊利益。具体地讲就是难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政府官员不断增多、官员个人不断腐败的趋势。我们最近在推行"大部委制"，但是我个人认为除非政府预算受到民选代表的监管，否则大部委制的效果不会太理想。这种趋势从长远来看是有损于最高统治者利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通过整个官僚体系来贯彻自己的目标和政策，这就需要一系列激励机制，而这种机制在长期当中只能是维护和照顾官员们的个人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想尽办法抑止整个官僚体系的上述趋势，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难以在威权体制下有效解决，中央政府很可能首先推进基层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如中国当前的村民自治，村镇选举。因为中央政府对于农村基层地方政府的种种不轨行为实在是已经没有什么自上而下的有效办法来加以解决了。当然这个动机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第三个前提就是一批主张在经济市场化私有化的基础上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政治领导人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权力。
这三个前提中第一和第二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我国的转型虽未完成但也成效卓著，特别是相比于俄罗斯和东欧这些国家应该是较为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衰退，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这就为共产党继续推行一党执政提供了信心。带领全船度过惊涛骇浪的船长，为何仅仅因为不是旅客选举出来的就要更换。共产党带领改革三十年，虽说并不完美但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故此共产党完全自认为可以继续承担领导责任。
转型过程的主要不良副产品是官员的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在最近十年的扩大，弱势群体出现相对贫困化，个别的绝对贫困化。如果这些不良副产品没有被共产党领导人所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那么公众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引起一党执政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如果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短期中就不会引起一党执政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现在海内外自由派民主人士的困厄与尴尬就在于此。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民主化无法启动，而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民主化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正在被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一点点地加以解决，或者正在准备解决（能否解决则另当别论），如官员的腐败问题，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下岗就业，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会认为没有推行民主化的必要，因为他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因此，在没有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是否会启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前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先例。
现在我考虑的是，如果假设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所需要的三个前提条件都具备了，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那么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民主化将分为几个阶段和几条线索。问题的关键是在上述假设成立时考虑未来之路如何走。当然这个假设是否现实存在值得讨论，但如何使其成为现实更加值得研究。
鉴于以上假设，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可能分为两个比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比较接近极权的威权政体过渡到比较开明、开放的威权政体，即政治自由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开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化，即政治民主化阶段。
第一阶段，将逐渐实现表达自由；在政权的基层（或许包括中层），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形式化选举将发展为具有一定竞争程度的实质性选举；党内民主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党政关系将由以党代政过渡为以党领政。同时仍然保持党禁、党限制度，中上层行政长官仍然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第二阶段，将逐步开放党禁，由非竞争的一党执政过渡为半竞争的一党独大制，再过渡到真正的多党制；党政关系将由以党领政过渡为以党辅政；各级行政长官及民意代表将逐步由下而上实现实质性竞选，最后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竞选；司法独立，逐步实现三权分立；军队将非党化、国家化。
当然这两个阶段当中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可能会有交错，我用以下图形表示这两种可能的路径。其中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可以分期完成，也可以同时进行。
下面的分析将围绕"表达自由"来展开，因为这是实现民主化的很重要的环节。首先我将以前党控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具体制度归纳为以下四条：
1.控制媒体的种类和数量。
2.控制媒体的内容。
3.控制媒体的经费财务。
4.控制媒体的组织人事，尤其是领导人。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对媒体实行严格控制。上述第1，2两条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关键性制度。而第3，4两条，尤其是第4条，是第1，2两条的保障。在上述四条制度控制下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界，如何通过渐进式路径走向自由化呢？
路径的第一阶段是由严密控制到开明专制。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演化，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政府财政难以完全满足所有媒体对于各项经费的需求。二是经济市场化商品化造成的广告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媒体经费注入的又一条重要渠道。三是改变上述第三个控制手段并不直接妨碍上述第1，2条制度，所以主管部门对此监管就不会特别严厉。
但是第三条制度的松动化会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正面后果是媒体的亲民化，即媒体发布的内容更倾向于考虑普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宣传部最关注的问题。越是依赖于非政府经费的媒体，亲民倾向越明显越强烈，所以小报的阅读范围要广于党报。这种亲民化的倾向造成一种舆论压力和民心向背往往迫使党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一点一滴地放宽许可的标准，而媒体在其间则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媒体的生存离不开非政府的经费，离不开市场化的社会，它们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永远不会停止。
负面后果是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这种媚俗化虚假化的倾向造就了一个从私利出发反对加强意识形态管制的媒体从业者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很可能从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角度削弱了意识形态管理人员的管理意志。毕竟对于大多数的管理者而言，数钞票显然比背教条更具吸引力。败德的媒体从业者与同样败德的媒体管理者，就可能这样狼狈为奸地摧毁了正统意识形态的防护堤坝。历史上的好事情并不都是好心人办出来的。
媚俗化虚假化带来的消极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这种媚俗化虚假化的倾向往往形成公众的改制成本，使相当一些人感到自己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受到了亵渎，感到不能适应；担心自己的孩子由于媒体的教唆而学坏，要采取措施防止孩子接触媒体的不良内容。这就成为他们要求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加强媒体管制的充分理由。
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是希望取消思想专制，能够围绕严肃的问题自由地发表各种意见。想不到媒体一旦得到自由，更热衷的却是媚俗和色情，严肃的话题反而无人问津。种豆得瓜，无比尴尬。这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获得表达自由后的苦恼。
在这一阶段，媒体的自由化进程处在一种十字路口，很可能发生反复，回到严密受控的状态中去。决定下一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因素：一是公众及倾向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如何看待这种媚俗化虚假化倾向；二是准备通过什么方式来抑止媒体的这种媚俗化虚假化倾向。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因为市场机制给人们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抑止奸商的最好办法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而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加上公正的司法。为了抑止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倾向，倾向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将非常可能模仿市场，引进竞争，加强法治。公众也可能更倾向于诉诸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遏制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倾向。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旦放松管制，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而后就会有人以此为由要求退回原状。
如果用正常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推行自由化，那么媒体自由化的进程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已有的媒体在利益的诱惑下通过与管理部门的博弈而争取到逐渐放松管制的结果，使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制度得以松动，使其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处于形同虚设的状态；但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制度仍然存在，行业进入的原有限制确确实实在继续发挥作用，没有任何松动。第二阶段的特征则是倾向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领导人逐步放松到最后取消准入限制，实现媒体行业的自由进出入，通过民间资本的进入和大部分原有媒体的民营化，最终使前面第一、二、四种制度都趋于消失，形成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政府媒体与民间媒体多重竞争的局面。
但是第二阶段的媒体自由化进程将面临以下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媒体自由化以后可能出现的负面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自由化后可能出现以下情况：第一，.一些媒体可能宣扬各种极端的政治和宗教观点, 而这种现象在第一阶段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在第二阶段却完全可能出现。第二，一些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倾向，这一点相对来说危害程度较低。第三，一些媒体可能专门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这种现象在第一阶段可能是比较隐蔽的，但是在第二阶段却完全可能公开化。
在这三种负面现象中，各种极端观点应该受到有效遏制，因为表达自由决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表达反对表达自由的观点，言论自由决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宣扬反对言论自由的见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底线，那么如何来控制这个底线？我认为有必要制定新闻出版法，其宗旨是保障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其内容主要应当是为表达自由划定一个宽松然而明确的底线。所谓宽松是指它只提出有限数量的禁令，明确指出什么东西是不能谈的，比如种族主义等，凡是未被禁止的一概可以表达；所谓明确是指它的禁令没有含糊之处，不能随意解释和改动。对于违反新闻出版法的媒体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媚俗化虚假化倾向的解决主要依靠竞争，而且是长期的竞争，同时辅之以一定的法律手段。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长期当中，正面的东西和媚俗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动态的平衡，而不可能出现一面倒的现象。
如何防止媒体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喉舌，这个问题将主要依靠媒体的多元化来解决。媒体多元化使得某些媒体不能单为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讲话，因为存在着广告因素，制约着媒体过于袒护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是财务上的制约。如果一个媒体过于偏袒某个利益集团，那么就会损失一部分读者，影响广告收益。这个因素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各个媒体都承受硬预算约束，即便是政府控制的媒体也不能例外。媒体的自由化是保障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表达自由的必要条件，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也要社会承受一定的成本和代价。
在媒体自由化进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如何安置原有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各级宣传部、广电厅、出版署、等等）及其工作人员密切相关。因为这些部门和人员很可能成为媒体自由化改革的受害者，部门撤消合并，人员转行下岗，原有观念废弃，这些都可能导致他们在物质、金钱、权力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如果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员所可能受到的损害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将成为媒体自由化改革的激烈反对者，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我的基本观点还是要首先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要缩小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的权力，让它们名正言顺只负责管理共产党的宣传事务，不再统揽全部媒体的管理事务。取消这些部门的措施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就是坚决的权力削减和温和的人员安排。很多书报出版的检查权力都应该坚决地削减，但是人员的安排要温和，尽量避免下岗。
媒体的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维度，其基本特征都是由试点到全局。第一个维度是从个别地方首先开始放松和最终取消媒体内容的审查制度和媒体行业的准入限制，然后推广到全国。比如从香港首先扩展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扩展到全国。第二个维度是按照从受众较少的媒体到受众较多的媒体这样一个顺序来放松和最终取消媒体内容的审查制度和媒体行业的准入限制。比如可以从学术性刊物首先放开，然后到杂志，再到报纸，最后到广播电视。这个想法是受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启示而产生的。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报纸是严格控制的，但杂志是放开的，因为杂志受众面小而报纸的受众面大。第三个维度是先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以建立新的媒体，再进行原有大部分国有媒体的民营化改造。当然民营化制度改造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最终实现的媒体行业的目标模式可以用二十四个字来概括：表达自由，媒体竞争，业者自律，行政淡出，公众监督，法律约束。
第二个问题就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不受强制地与其他人一起建立或参加其宗旨自由确定、且进出自由的组织团体，而不用担心为此遭受政府的惩罚。同时每个人也要为这种自由承担责任，这种自由应当以不给别人带来负外部性（尤其是不会使别人丧失结社自由）为前提。
在一党执政时期，党控制社团组织的具体制度主要有以下四条：
1.党禁制度，即严历禁止新的政党组织的出现。
2.党限制度，即严格控制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包括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职业团体，也包括学术性团体和宗教组织）的成立。
3.党控制度，对于由于历史原因而一直存在的民主党派和所有民间团体，实行渗透，控制和限制。即党员渗入民主党派，共产党掌控民主党派的活动资金。民主党派发展其成员是有严格的范围限制的，如九三学社成员只能是知识分子。
4.禁止除共产党以外的几乎所有其它社团与国际上的相应团体进行接触。
从这种严厉限制结社自由的制度如何通过渐进式路径演化为结社自由的制度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可能是保持党禁、党限制度，但是松动党控制度，即首先让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到57年反右以前的状态，摆脱对于共产党的依附地位；同时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取消共产党对于各个民间团体的控制；具体措施可能有：
1.逐步停止排遣共产党员加入民主党派和各个民间团体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做法，尊重民主党派和各个民间团体确定纲领和章程、选择领导人的自主权。
2.逐步放宽它们发展党员和成员的范围，并且最终取消范围上的限制，允许它们自行确定发展党员和成员的范围。
3.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媒体，宣传自己的政纲，同时也建立自己独立的财源。例如把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党派。
由以上三条会衍生出制定政党法、社团法的需要。
4.在保留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进行议政的原有权力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参政的权力，作为
一种临时性过渡措施。逐步恢复到57年以前的任职情况，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有一定实权。
这一阶段的第1，2项制度演化一般宜在媒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展开，第3项制度演化在时序上应当与媒体自由化的第二阶段大致同时开始，第4项制度演化可以开始于前三项制度已经演化之后，但是要与竞选制度的发展完善进程相协调。这是一个理想的过程。
其实结社自由化改革的第一阶段，是非常难以启动的一个阶段。因为不像媒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由于经济利益的推动，媒体会主动努力，争取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放宽审查标准。而在结社自由化改革的这一阶段，虽然受益者将是各民主党派和各个民间团体，但是由它们主动提出启动这一阶段是风险极大的。如果共产党没有打算启动这一阶段，那么首先提出启动的个人或者团体就可能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集团，其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终结，个人或者团体的领导人甚至可能遭受牢狱杀头之祸。所以由民主党派来启动这一阶段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这个政治风险之外，还有经济风险，就是一旦拥有自主权之后，活动经费如何筹措。目前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都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财政解决，按照人均计算比共产党好像还要宽裕，那么其要求自主的动力就会削弱。况且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不止一个，首先提出的团体一旦失败，风险独吞；一旦成功，收益与其它团体分享，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此搭便车心态在所难免。由以上分析可知，能够主动启动结社自由化第一阶段的只有共产党。然而共产党将是结社自由化的直接受损者，起码在短期当中，故共产党轻易是不会启动这个程序的。当然我的分析不包括地下的团体。
共产党员实际上由两类人组成：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前者往往怀抱一种救世的理想，认为拯救人类苦难非其莫属，掌控整个社会是天赐职责，如何能够与人分享；只有在自己尚未掌权之时，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可以同意联合执政；一旦大权在握，自然就当仁不让。理想主义者的个人操守往往是比较高尚的。实用主义者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私利，并无什么崇高的理想，救世的愿望。在本质上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权力是实现崇高理想的手段；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权力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但是两者在渴望权力、垄断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所以这两部分人一旦组合成党，就形成权力黑洞。所以从1949年以来，共产党就不断地集权。改革开放近30年，共产党内部两类人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想主义者日减，实用主义者日增。
但从另一方面说，实用者对民主化改革也有一定帮助。理想主义者一定会反对民主化，但是当有些实用主义者认识到民主化改革是不可逆的过程，他们就可能比理想主义者更迅速地转变立场，改变态度，顺应潮流，从民主化的进程中寻找谋取私利的更好机会。20多年的经济改革，有一大批最初反对改革开放的官员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迅速找到新形势下获利的机会。同样道理，智商一般高过平均水平的大多数官员，也是能够在政治民主化改革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机会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能够成功的一半希望，就在这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实用主义的官员来讲，使他们能够同意开始结社自由化改革的惟一方法就是考虑给他们将要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因为在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中，受影响大的主要是那些在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任专职的党员干部。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补偿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否则他们必会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阻力。
由以上分析可知，共产党主动启动结社自由化第一阶段的必要条件有两条：一是党的核心领导有了统一的意志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二是对于利益将要受损的党员干部有了比较周全的补偿措施。没有第一条，一切免谈，民主化将遵循另外的路径。我现在只能是假设第一条已经存在，但事实上我对这种存在没有信心。我现在正在寻找有关当年蒋经国如何考虑开放党禁的心理过程。蒋经国本人是一个权力意识很强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走这一步路。而事实上也正是他的这一步使得台湾的结社自由进程顺利许多。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思考中国大陆如何才能出现像蒋经国这样的领导人，并且这个领导人还要走到一把手的位置。
如果第一阶段比较顺利地渡过，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将是制定政党法和社团法。前者涉及政治团体，后者涉及非政治团体。政党法和社团法的根本宗旨将应当是具体保障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它们可能要规定：1.关于一切政党和民间团体的内部组织结构的禁令性规则，以保障其内部的个人自由，尤其是进出自由，以及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防止建立封建性质的等级组织，防止黑社会组织合法化，以及合法组织黑社会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组织多带有等级色彩，下级的自由是很有限的。2.一切政党和民间团体的经费来源和开支方向的禁令性规则，防止出现黑金政治、奸商洗钱；同时做到不同政党待遇平等。3.一切政党和民间团体相互交往中，尤其是与国外政党团体交往中的禁令性规则，以防止民主政治竞选活动中的舞弊现象和国外政治势力对于国内政治的操纵控制。
禁令性规则的功能主要是禁止一些结社自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那些一般被公认为是有害于国家利益，有害于个人自由的团体行为。这里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严格的定义，一定要仔细甄别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和政党利益这三者。我们对于这一阶段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必须有所警惕，通过一些配套性的制度加以遏制和消解。否则结社自由就会给公众造成不良印象，形成反对结社自由的情绪，就像文革后期普通民众对于派性的反感，这种情绪将不利于结社自由状态的巩固。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下，结社自由化的这一阶段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出现一大批内部缺乏民主、压抑个人自由的等级制团体，即如何防止公民结社的黑社会化；二是如何防止多党制蜕化成宗派制。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历史上只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等级制组织，从整个国家的政体到各种民间团体到家庭，概莫能外。这就使得中国一旦落实结社自由以后，可能一下子冒出一大批内部缺乏民主、压抑个人自由的等级制团体。公民在这种团体当中难以受到民主生活的熏陶，难以培养民主决策的习惯。整个社会就可能出现山头林立、宗派横行、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局面，多党制变成宗派制。一旦社会出现这种情况，民主政体的效能将大大降低，普通老百姓将怀念专制政体，怀念一党专制政体下面的秩序和稳定。民主和秩序有时是难以兼顾的，民主一旦出现紊乱，民主政体甚至可能倒退到专制政体。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
社团组织的黑社会化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政党法和社团法的制定和完善，以解决团体的内部结构问题。这里我主要强调共产党内部组织结构的民主化。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往往被非常狭隘地理解为同一个支部的党员互相开展批评，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与它所产生的年代有关，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所建立的那一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适合当时的革命党、秘密组织的地位，但是现在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了。
因此，伴随着结社自由的逐步实现，共产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将势在必行。台湾的国民党就为我们如何实现这一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如果推行了结社自由以后，党内民主的发展却被滞后，不适应民主化的发展，则会导致失败。民进党培养了一大批可以上街拉选票的政治家，而国民党却培养了一批善于服从上级的人，所以国民党在民主政体中会连吃败仗，在连输两届后，直到今年才重新掌权。所以从台湾的民主化改革来看，国民党失去统治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党内的民主化改革跟不上整个社会的民主化改革，并导致了党内分裂，政权丧失。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党内民主，尤其是党内各级领导人的自由选举，应当先于整个社会的各级领导人的自由选举。只有共产党先培养出一批善于开展选战的政治家，才能在民主化改革后继续保持掌权地位。
另外，宗派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多党民主制度下的一大难题。初步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社会公民在利益和愿望上的多元化、交错——重叠化。多元化就是他们需求不同的特惠型公共物品；交错——重叠化就是每个群体需要的特惠型公共物品集往往与其它群体并不完全一致，但又与其它群体有交集，即出现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所说的"相互交叉的派别"。如下图所示：三个圆圈分别代表三个主体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集合，比如ABC就是三个都需要的东西，AB就是AB要而C不要的。这样就容易防止宗派化的出现。
其次，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政治竞争的实践，通过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博弈，通过法院对于典型案例的判决，逐步形成一种政治竞争的行为规范，使社会对于什么是政治竞争中的正当竞争，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能够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国政治竞争（斗争）的传统准则之一是"兵不厌诈，出奇制胜"。在这种文化下，多党制很可能会演化成宗派制。从民国初年导致宋教仁致命一枪，到当今台湾导致陈水扁胜选一枪，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不讲规则只讲目的。如果这种文化继续蔓延，对中国政治发展是不利的。我认为在中国建立多党制已经够难了，而建立多党竞争的良性秩序将更为艰难。因为前者是一种正式规则的转变，而后者涉及大量非正式规则和传统观念的转变。
最后，需要考虑"均衡政党数量"和"最优政党数量"这两个概念。最近有人提出用一党多派来代替多党民主。我认为这个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一党多派若要实行必须是基本理念相似，操作层面可有分歧。但是如果一个党内的基本理念也不一致，那么党的运行机制一定非常低下，无法运行，无法作决策。所以短期来看作为过渡方案，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长远来说是行不通的。而且从整个世界来看，没有实行这种做法的先例。
三，竞争普选的实现过程
渐进式地实现竞争性普选制度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从农村到城市，即先从农村政权开始，再发展到城市政权；2.从基层到中央，即从村镇街道基层政权开始，分阶段逐层上移，最后到中央政权；3.从民意代表到行政首脑，即每一级政权都先从人大代表开始，然后到行政领导；4.利用现有形式，引进竞争机制；5.从党内竞争开始，逐步放宽竞争范围，最终实现多党竞争。
从农村到城市
农村的普选制度有几项制度必须配套实施：
1．村民的初级和中级9－12年义务教育制度必须落实。在村民都是杨白劳的村庄实行普选的效果不会太好。
2．如何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中国农村历来宗族文化传统深厚，实行村民选举制度，很可能出现一些大姓宗族掌权的现象。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大姓宗族的暴政，需要建立公正的司法体制，使受到欺负的村民有冤可述；同时要落实村民的自由迁徙制度，允许弱势村民用脚投票。
3．如何防止出现农村的贫富分化。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义务教育制度；另一项制度是前面提到的自由迁徙制度；第三项制度可能是农村的合作信贷制度；第四项制度可能是建立土地的累进遗产税制度，防止出现规模过大的土地兼并。
4．如何处理民选的村镇领导与上级政府非民选领导的关系。这是民主化初级阶段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是如果处理失当，会妨碍民主化的深入发展。
5．如何防止民选领导的短期行为。
由于本书目前假定中央核心领导决心推行民主化改革，于是下面将着重考虑竞争选举制度在城市里的建立和巩固。首先进行城市基层政权（社区和街道）的人大代表的自由竞选。由于民主的形式已经存在，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取消完全由共产党上级组织推荐候选人的制度，实行基层人大代表竞争普选，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不同地区，尝试两种不同的选择行政长官的方式：一种是让人大中的多数党确定当地行政长官，不需要再进行普选。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选举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因为行政长官的措施不太会被人大否决；其缺点是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另一种是由当地选民进行直选，首先是不同的政党提出自己的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进行竞选，最后由选民投票表决。这种方式优点是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会受到较多的制约，相互牵制防止出现暴政；其缺点是可能增加选举成本。中国需要进行试点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
与自由竞选相配套的制度是：1.废除党禁党限制度；2.媒体自由化，废除预审制度，包括创办媒体的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3.最关键的是废除行政领导必须是中共党员的制度。
（二）从地方到中央
这个问题较好理解，这里仅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要处理好民选的行政长官与上级政府非民选行政长官的关系。这是竞争普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是如果处理失当，会妨碍民主化的深入发展。
其次要建立一个对不同党派持中立态度的，实行常任公务员非党化的，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没有一支中立称职的公务员队伍，行政长官的变动势必在一段时间里引起行政效率的下降，就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引起一般公众的不满。
再次是解决落选人员的安置问题。
第四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贿选。狭义的贿选定义为直接用货币收买选举人。但是选举一旦扩大到城市，随着选举范围的扩大，这个问题不会太过严重。因为随着选举人数的增多，贿选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要解决狭义的贿选就必须扩大选举的范围。广义的贿选包括竞选者为了赢得选票所采用的一切无法兑现的承诺和虽有可能兑现、但是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损害的承诺，包括那些偏重于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承诺。一旦这样的竞选者成功上任，那么他所推行的政策在长期就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害。对付广义贿选现象需要通过宪政法制来确保个人的自由，防止民主政府对于收入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过度的民粹主义的干预。否则，一旦广义贿选成为公众容忍的选举文化，社会将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巨大代价来克服之。
贿选现象的最大危害是它在民主化改革的初期会败坏民主的声誉，使普通民众反感民主政体，他们可能宁愿要一个清廉的专制统治者而不要一个靠贿选上台的政客。
第五个问题就是黑金政治。黑金政治是竞争普选制度下很容易出现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又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处理，将使得竞选政治堕落为各种利益集团轮流分肥的制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必须实现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必须先行一步。以便及时揭露各种各样的黑金现象。同时，司法的独立化进程必须伴随而行。当然，这一切都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就是以私有制为基本产权制度的市场化的均富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是最容易产生黑金政治的。
第六，竞争普选制度下很容易出现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又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出现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政策：性别歧视，族群歧视，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城乡歧视，区域歧视。因为如果处置不当，中国的一些民族杂居、宗教信仰多重的地区在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现波黑化的局面，严重者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但是以汉民族独大的国家，为了防止出现民族分离现象，自下而上的推进竞争普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有很多人都谈到联邦制问题。中国是个大国，从长远来看联邦制是值得考虑的，有很多政策不能由中央一刀切。但是我认为联邦制最好还是放在民主化改革之后，因为民主化若没有实现就推行联邦制就很容易形成一大批的小独裁者。这些小独裁者很可能会闹分裂，闹独立——尤其在民族地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像美国、印度，是不会因为多种族多宗教而分裂。但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分裂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从前南斯拉夫到前苏联都是如此。
如果上述贿选（尤其是广义贿选）、黑金政治和歧视性政纲不能有效遏制，就可能引起民主化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衰退，就很可能导致民主化改革的倒退。因为大多数公众很可能不愿意为了一张选票而损失一大叠钞票。我认为应该在城市基层政权的自由选举进行了若干轮以后，再总结经验，制定选举法。作为一种配套性措施，在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的选举由基层逐步向上推进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应当先行一步从基层开始逐步向上推行自下而上的选举。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共产党和合法反对党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历史性妥协。波兰在这方面的转制就做得比较成功。而这种历史性妥协的一般特征是：威权统治者接受竞选失败的结果，而反对党同意在掌权之后不追究威权统治者曾经做过的错事。即竞选的各方都承诺一个相互保障机制，以降低竞选失败的损失。这样一个互保机制不会长存，一旦持续二十年，就会自动消亡。
四，司法独立的实现过程
司法独立同样要渐进式进行，需要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垂直化阶段和非党化阶段。司法独立的第一阶段首先实行垂直领导，使各地的公检法司无论从人事还是财务上都不再隶属于同级政府，不必听命于同级政府，使中央一级的公检法只对全国人大和政协负责，其最高领导由国家主席直接提名，由全国人大和政协审批任命，其中大法官的任期应当参照美国的做法。垂直化的过程也应该是渐进的，即首先把司法系统中最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干扰的部分垂直化，以便减少地方政府对于行政诉讼和跨地区经济诉讼的干扰；然后逐步把整个司法系统垂直化。垂直化阶段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保证公检法司各级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能够起码不低于非垂直化时期，否则垂直化改革将受到他们的抵制，难以成功。比如富裕地区的公检法机关就可能不愿意垂直化，因为一旦推行，则工资水平较目前来说就会下降。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独立的第二阶段是实行司法非党化，首先是处理行政诉讼事务和行政官员诉讼事务以及处理选举过程中的违法现象的司法机关非党化，以确保司法公正，以便公正处理竞争普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舞弊行为。
五，军队中立的实现过程
军队的非党化中立化同样应当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共产党内部民主派领导的民主化改革过程当中，过早地实行军队中立化非党化可能不利于民主化进程。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党内民主派可能需要通过军队来粉碎党内反民主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反抗，起码是把军队作为一种对于反民主势力的威慑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内会产生民主化领袖吗？
影响这个问题的因素有：党内干部选拔制度，党内派系斗争格局，领导人个人受教育的背景、党内履历和权谋水平，国内政治压力，国际环境压力等。比如当年赵紫阳就是有这些能力的人，但是89年后他退出了政治舞台。因此，只有三种人会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岗位：第一种是坚决反对民主化改革的人，第二种是拥护民主化改革，但是极其善于隐瞒自己政治倾向的人，第三种是起初拥护一党执政，但是进入核心领导岗位以后由于党内、国内和国际情势所迫而改变观点的人。我个人认为可能性较大的是第三种情况。考虑到党内现状，实用主义者越来越多，因此前两种人进入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几率应该不大。
那么以实用主义者为基本成员的核心领导圈，会产生倾向于民主化的领导人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一个是他们可能会受到一定民主观念的熏陶，另一个可能就是党内出现派系斗争。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危机局面，比如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消失，美国互联网经济拉动作用接近尾声。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官员的腐败又没有遭到遏制，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与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将通过一系列事件表现出来：劳资争执、失地上访、游行示威、由于贫困引起的偷盗、由于受到富豪或官府欺压而引起的恶性暴力犯罪、等等。面对这种经济下滑，社会动荡的局面，党内会出现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人可能主张加强控制，压制媒体对负面新闻的报道，限制上访，严禁游行示威，等等；而另一派人则可能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来遏制官员的腐败，舒缓社会压力。这种争执从个人角度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权力斗争，主张民主化改革的人也许并不是从理念上真正赞同之，不过是为了与另一派争权而争取民心。然而一旦打出了民主化改革的旗号，他就不得不一路走到底了。也许开始他只愿意进行肤浅的改革，但是形势将拖着他一步一步走到底。
如果民主派的领导人在核心领导圈里具有更高的位势，比如说是总书记，或者在军队及其它强力部门有更深厚的人脉关系，那么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将会更加顺畅。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产生这样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能产生，那么境况就会比较糟糕，那么就会出现我下面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节 自下而上突变式民主化的可能路径
一党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能否持续的概率就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迅速准确把握社会对于各种公共物品的需求，二是能否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具体地讲就是能否发现主要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一党持续掌控权力的最高记录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从1919年一直到2000年。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不会打破这个记录。但是党内保守派长期维持威权政体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党的执政能力的衰退，并引起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从俄罗斯自17世纪末彼得大帝的改革至20世纪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样一个长达300年的长时段历史来看，专制的政权即便不懈地追求经济增长，只要始终不愿意放弃专制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或者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用另一批人的新专制代替前一批人的旧专制的革命；或者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突变式民主化演进。如果保守派维持了一党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但是没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官员腐败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导致人民不满，导致社会动荡。如果执政党内部的保守派一味高压公众的民主倾向，将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激起民变。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及1949年掌权以来，一直未能建立规范化程序化的最高领导人遴选制度。缺乏规范化程序化的领导人继承规则将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在出现社会危机时，党内围绕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很可能将展开激烈的派系斗争。由于缺乏正常的党内民主制度，派系斗争将可能出现失控状态，不排除其中有一派会打出民主化的旗帜，谋求社会公众的支持，这时党内民主派与社会中的不满公众将上下呼应，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动荡局面。于是党内的保守派将求助于军队武警。这时，武装力量的态度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支持保守派，中国将再来一次"六四"。这个时候就要看中国武装力量的态度，看他们是否能保持在1989年时候的状态。我们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最近缅甸的经验看，军队也是会变化的，有可能不再倾向于保守派，那么出现自下而上突变式的政治民主化的概率将非常高。
如果中国不进行民主化改革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具体地讲，2010－2020年期间，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关键时刻，那时有几个重大因素将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化改革：一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那时将枯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被迫转型。二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工业人口城市人口比重将开始超过50％，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将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出现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之痛"的发展阶段。三是美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趋于尾声，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康德拉捷耶夫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出现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期。四是台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最后期限。五是各种宗教将在中国汉民族区域展开竞争，争夺世界上最后一块宗教真空地带。六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将发展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七是中国共产党到了又一轮接班人的遴选时期。这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新问题将是对于中国一党执政威权政体的严峻考验。考验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如果共产党能在十八大或是十九大进行改革，那可能会逐步稳定度过。但是如果到二十大还不进行改革，那么还有没有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就难以预料了。如果中国能够在政治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顺利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21世纪后半期就可能成为中国世纪。如果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会因为政治问题而衰退。如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治问题而出现了大幅的衰退。如果中国既无法在一党执政威权政体下解决这些问题，也无法通过民主化改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在21世纪末将再次沦为国际社会的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张曙光：张教授在一个半小时内给我们传递了很丰富的内容，其中很多设想，也有很多国内外的背景知识和参照。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想必大家也各有想法。下面就借此机会，各位评议员对此问题作一个讨论。
蔡定剑：非常感谢张教授给我们简短的评论，他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是全面细致的。我也一直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主化改革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要有所突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对30年经济改革作出总结的时候，大家容易忽视这样一点，就是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并解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主要就是健全和强加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第二次思想解放才是促进经济的法展。所以我认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要围绕政治体制改革来展开。这个是我的基本观点，也是我最近一直提倡的。
那么中国未来究竟如何发展，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张教授提倡的是在尊重现有体制，尊重现有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可以通过改革而非革命的形式来进行，所以尊重现有体制这一前提也广为人们认同的。但是，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它能否改得下去。比如说尊重既得利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尊重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集团已经完成了其既得利益的取得过程。在90年代以前，官僚集团内部对改革比较一致和认同，并无利益纷争。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随财政收入颇丰，政府官员工资大幅度提升，高层领导队伍迅速扩大，福利分房的制度得到好的房产等，使他们成了高收入阶层，占有相当的社会财富。使得官僚集团愈加趋于保守，反对改革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第二就是尊重商人或资本集团利益，这个集团已经逐渐进入政治结构重要领域。他们有强势的资本要中国比在西方更有力地影响中国的政策和政治。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各级领导的利益高度一致。所以，在尊重既得利益前提下改革较为困难。在南方周末论坛上，秦晖教授指出早期的改革都是正的帕累托改进，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利；但是现在就这两大利益集团而言，不可能都同时从中获益，必须重新分配利益。市场经济社会劳资矛盾是社会是基本矛盾之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劳资问题显性化。但此法一出台便遭到了资本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对官员集团的影响非常强烈，致使有些与该集团联系紧密的高层对该法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事实上，真正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并非是这部法律，而是成本等方面的原因。现在这个法律能不能有效实施成了问题。所以对劳资关系利益再调整靠政策和法律不行，还必须有政治方面的改革和权力结构的调整。但是，统治者未必能接受。
尊重现有体制的条件下，让共产党先发起改革是很困难的。因为领导集团普遍存在短视清末的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邓小平说，实现民主选举要100年，这未免过长了。当年清未预备立宪9年，人民都不能等。我去年去过欧洲，考察欧洲的公众参与。意大利、英国等地以公众参与的形式解决劳动社会保障的问题，制度非常精到，形式非常喜人。选举民主是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选举制度在民主制国家已成功实行了几百年，而我们还在为能不能选乡长而担忧，不免让文明的中国人惭愧。但是现在人们以种种理由推托不能实行民主选举。
在现有领导体制下实行改革也是非常困难的，中国领导人现任期是两届，一般在前五年领导人刚上任难于施展，而后五年则倾向于维持稳定交班，故这个机制本身也对谁来推进民主化改革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事实上，刚才张教授所提的很多问题都是伪问题，都是机制上或利益上的问题，只要放弃既得利益，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媒体的媚俗虚假并非难题，为了争取读者媒体的分化是必然的，一部分是趋向市场化，如南方周末；而另一部分则以媚俗虚假的东西来拓展销路，但有一定的法律规制就行。至于选举中的贿赂问题和竞选承诺管理，这都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解决。比如农村贿选问题就是因为缺少有效监管和政府法律干预导致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要建立有效解决机制。选举也会教育选民，他们会在选举中成熟，如台湾选举就是证明。
我们都希望在社会发展丝袜好的情况下，由有权威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导改革。但是历史经验上看是比较困难的，有人说盛世不改革，那就非要到危机时才会改革。那么中国可能会走到另一条路——危机性改革。但是在中国实行危机性改革的危险性很大，因为中国贫富差距大，腐败严重，人民的不满情绪压抑太多。现在民粹主义的东西就很厉害，很容易产生极左势力。这些势力一旦成为政治组织，煽动民众，危害性就会非常大。下一步的危机是什么？很大可能会是金融方面的危机爆发。危机性改革的危险性还在于中国没有反对党，而民主化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力量来承接它。比如印尼和台湾，台湾在民主化改革前有反对党和台湾的基层选举；而印尼苏哈托在金融危机时下台，也有反对党使它迅速顺利过渡，社会没有出现革命和动乱。连印尼都可以顺利向民主过渡。所以，需要制度准备，允许社团和不同的政治力量出现，是对中国未来的好事。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过程中，有理性的力量，要有好的妥协和谈判的机制。所以真正的政治改革是需要设立专门的委员会讨论和设计制度，才可以建立防止多数人暴政的体制
王焱：三十年的改革，从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看，主要是放弃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构建出一个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来。至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则付诸阙如。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种种所谓"坏的资本主义"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尽管被各国普遍采纳，但是正如经济学上所揭示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的周期，有增长就有衰退，甚至危机。在经济衰退甚或危机到来之际，民众会把目光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从这一点上来说，前些年有人发明的所谓"绩效正当性"只是一种短期止痛用的意识形态，其实说不上是什么"正当性"。古典政治学中就没有所谓"绩效正当性"。
这一点从前些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各国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很清除。比如印尼，泰国，日本，韩国等都蒙受危机，但是各国由于政治社会的结构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比如说在印尼，人们把主要责任都归咎于苏哈托家族的腐败和军人专政，虽然苏哈托在完善印尼的市场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智利的皮诺切特也是军人专政，推翻了合法选举产生的阿连德，但却是晚近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皮诺切特晚年却面临引渡审判。相反的情况，如泰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国王面临金融风暴，终止内阁，宣布提前大选，责任就由下台的内阁承担了。在韩国，由于宪政民主的转型已经完成，所以反而出现了民众踊跃主动捐献外汇黄金，来帮助国家渡过危难的情形。而在日本，没有什么人归咎于政治社会体制。我遇到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还说这次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正好是改革和解决日本经济社会结构扭曲的一大契机。不然将来对日本社会的损害更大。这也说明，正义和公平是永恒价值。相比之下，经济绩效的价值却是有限的。何况在体制不合理的情形下会导致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民众会问，所谓绩效，是谁的绩效呢？当今社会贫富悬殊，官员贪腐，横行不法，有可能导致激烈的社会对抗。再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等，处处都蕴含着危机。
如果经济衰退乃致危机的情形再出现在中国，可能就会引起很多问题。从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中国主要面临的是帝制中国解体后，如何构建民族国家的宪政民主体制的问题。这个转型并没有完成。所以，1949年以来的每一代领导核心，出于政治家的敏感，都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七十年代末，曾经有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意见。最后还是走向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走前一条路，当时不存在特殊利益和权贵利益集团，阻力小，但是过早释放出政治多元化的力量，经济发展会受损。走后一条路，现在权贵集团势力很大，利益很多，无论改良还是改革都会受到抵抗。张教授主张避免矛盾激化，提倡在尊重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是制度主义思维的长处。其实，当下中国无论哪一个社会阶层，如果眼光远大一些，胸怀宽广一些，都应该积极促进国家的宪政民主转型，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国家建立在长治久安的基础之上。
现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与法国大革命后60年内的结构相似，两者具有可比性。两国的革命都扫荡了原有的民间社会，革命前原有的贵族和官吏阶层被摧毁，然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市民社会（商业社会）。但在这种状况下，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盛行，人人都存在搭便车心理，结果出现进退维谷的社会僵局。社会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例外状态中。常规政治、常规状态无法形成，建立不起来。中国的社会状况也与此类似，这就是"贵族不可能，民主没希望"的社会。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是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官吏专权的社会；20世纪的多次革命摧毁了这种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众却没有强大到能够制约恣意专断的官僚政治的地步。前现代和现代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在当下衔接不起来。一方面是官僚们继承了传统社会中的官僚特权意识，不愿意让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上民众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的加强，已经不再认可官员群体的特权地位与利益，而个人的力量却又无法改变现状。所以，谈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像张教授那样陈义过高的目标模式，而是首先完善公民社会。今年两会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就提出应当加快制定社团法，改变民间社团必须挂靠在官方单位下面的不合理规定，大量发展民事结社。这是两会期间我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建议。因为在个人与国家的对峙之中，个人力量微弱，他们应有的权利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损害。只有广泛的民事结社，才能使民众的权利得到保护，这同时也是委托-代理制的一个实践过程，民众可以通过民事结社，不断得到训练，将来实现代议民主制就会平稳得多。老欧洲与老中国有一点极为相似，就是把社会上所有的结社行为都视为政治性的，甚至认为都隐含暴力特性，结果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而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公民社会的活动家。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所谓选举也只能是盲目的投票。只有大力扩展非政治性的广泛民事结社，才能从中培养出有才能、有经验的社会活动家可供人们在未来的选举过程中选择。
韩朝华：张教授的分析非常细致，类似于沙盘推演了。政治民主化这个问题在中国已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因为，30年的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单科独进，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根本进展。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尽快改变，会使中国的体制转轨被进一步扭曲。这一点在在国企改革中已十分明显。我们在九十年代里研究国企改革时就发现，只要政治体制不变，国企的产权改革就很难取得根本成效。
在中国，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全民的需要。无论左派右派，几乎都赞成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尽管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理解和期望并不相同。但是，要使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远专制历史传统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这样一种大规模的体制转型，若事先缺乏必要的理论和方案上的准备，那将会非常危险。如果由于某种危机促使中国在毫无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进入政治体制改革，会使中国的这种转型变成一种高度非理性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学者应该尽早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就个人的愿望而言，我也希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是渐进、温和、自上而下的过程。张教授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过程需要一个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来推动，若没有这样一个推动者，改革将很难推进。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与其寄希望于这样的能人出现，倒不如好好研究一下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环境因素，看是否存在那些必然会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因素。如果有，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可预期的，如果实在没有，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是空谈。我同意张教授讲的一点就是，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有利因素还是存在的，比如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济多元化等，都是有利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未来领导人在问鼎政权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政治民主化。
另一点我比较赞同的是张教授对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各种复杂矛盾的重视。在中国社会向民主政制的转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方面的冲突和问题。如媒体自由化后可能出现媚俗化，结社自由化后可能出现黑社会化等等。概括而言，就是一个非自由化的社会在向自由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出各种失序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少法治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中，个人利益被抽象的整体利益所统帅，社会是靠个体服从整体来维持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否带抽象的整体利益，整个社会转向注重个体自由的社会将面临如何个人利益的难题。因为当个人利益被凸现出来的时候，却没有整和个体利益的有效机制。这与法治社会不同，在法治社会中，个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中国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法律的框架。因而在强调个体利益的同时却很难同时对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施加有效约束，这个经济改革中经济自由化导致经济失序的情况很类似。从否定个体利益到肯定个体利益的转变过程可以很快实现，但是要建立一套约束个体自利行为的法治文化却需要漫长的文化转型过程。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将充满不确定性。目前，台湾在这方面的进步令人鼓舞。台湾此次大选的结果显示，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正在趋于成熟。这不是因为国民党取代了民进党，而是因为台湾实现了和平的、程序化的政党更替。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过程的预期，我认为要避免理想化，从一个没有法治和自由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国家，从一个集权的社会转入民主社会，我们必须注意考虑制度惯性问题。中国政治民主化在起步阶段难免是一个不公平的过程。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过程中只有丧失，没有获得，他们可能根本拒绝改革，那样的话，和平的、渐进的政治体制转轨就根本不可能。因此，理想的过程可能会较多考虑渐进性而牺牲公平性。即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先获得政治自由权，然后再逐步扩大政治自由的范围，并惠及大众。从这个角度上讲，在一定阶段中，不同社会群体在享有政治自由权利上的差别待遇怕是难以避免的。
崔永东: 听了张教授的讲解很受启发，观点陈述很全面。报告中提到了《新闻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但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未止尚未出台。我认为现在十分有必要出台一部《新闻法》，此法若不出台，那么舆论监督就很难发挥作用，也很难受法律保障，而保障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体现。大家在渐进式的改革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强调民主渐进式的社会行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否则会造成负面影响。渐进式的改革比较稳妥，比较理性，更符合中国国情。
刚才张教授还提到了司法问题，我认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关系密切。司法公正之所以难以实现就是因为司法尚未独立。对此张教授提出了"司法地方化"，即人财物归地方管，实施垂直化管理。比如可以将各地经费纳入中央预算，由中央财政统一划拨，从而斩断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机构利益关系。另外，用人方面，我认为不应该由地方来任命司法部门的人员，而应该改由中央统一任命。目前的行政区划和司法管辖区是重合的，我认为可以扩大司法管辖区或者说是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管辖区，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
再一个就是避免"司法行政化"。它有多种表现，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审判委员会制度，这个制度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这个委员会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审判庭庭长组成，它决定案件判决权。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分析事实的过程，因为法官并无判决权。这样就会造成"判案不审案，审案不判案"的现象。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业务上的指导被指导关系，但现在却发展成了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法院总是以一个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向上级法院汇报，上级法院也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所以两审终审制在一定程度上就变为了一审终审制，这样就不利于司法独立和公正。
对于韩教授的评论，我个人有一点不太认同。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法制，这可能是以西方标准来衡量的结论。但事实上，中国是有法制传统的。中国历史上受法家理念的影响，建构了一套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因为法家强调严格治吏，强调分官设职，强调建刚立制，强调明确官员职权责，强调监督考核。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也建构了一套严密的法制体系，并制定了专门的行政法典。这样的行政法典也强调控权，只是这种控权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障人权，而是为了保障皇权。哈约克有一句名言，"行政法最大的秘密就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康德有句名言叫做"法律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限制"。康德所说的法律实际上是指行政法规，它是对权力的限制。行政权力有一种天然的扩张的倾向，一个膨胀的行政权力构成了对公民权利的最大侵犯。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以控权和分权为目标的行政法律体系，这对民主化进程是十分有利的。其实在古代，中国的分权制度就已经建立，如三省六部制就确立了决策权、审议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的分立和制衡机制，并且执行有效。现今我们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所确立的决策、监督、执行三种权力分离的原则实际上早在古代就有了。所以古代的法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参考和吸纳的。
那么为什么说古代的行政机构很有效率呢？一个就是从隋唐到明清就是六个部，即吏、户、礼、行、工、兵，在清代时人口最多时也有几亿，但是六部联合亦可以治理好整个国家。官员数量有限，职责很重，但行事有效。而我们大部制改革后仅在行政系统就还有27个部，若加上党委系统，中宣部，统战部等就更多了。现在美国是15部，日本12个部，而我们国家却又几十个部。所以大部制改革只是一个开始，部委的数量应该进一步缩小。因此中国的改革从法律的角度看，行政法的建设应该是当务之急。
于建嵘：我不是很同意张老师的看法。张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把民主作为了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考验，这点我同意。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恰恰是可以解释这个民主的。若我们引进西方的多党制等形式来实现我们的民主，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存在太多变量。
具体来说，首先张老师提到了媒体的自由化，针对这一点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媒体自由化就是要有自由表达权，而这正是共产党最在意的一点。第二点，对于结社自由，张老师重点讲了民主党派，我认为民主党派绝不是什么结社自由的典范，更不可能作为中国变革性的力量的。我一直在研究宗教问题，最近我去过温州考察那里的基督教情况，结果让我们感觉到无论社会的自由度有多大，结社情况必然存在。我们不能寄太大的希望于民主党派,而是要寄希望真正的民间组织.还有一个是关于法制的问题，张老师有一个观点是说法律要对人大和政协负责。对人大负责我并无异议，但是我认为法律没有必要对政协负责。
那么中国的问题怎么办、怎么改，蔡老师讲了"突变"，其他人也都各有看法。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原来一直想中国的农民工会不会带来社会的很大压力，但是我发现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还有如果真的到了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是可以表现出很强大的控制力的，并且危机越大，其控制力越强，强大到难以想象。因为共产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集中巨大的力量来对抗危机，SAR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两点：一是县级政权改革。这个途径包含两点内容——第一是改土归流，第二点就是把普选本地化。二是司法制衡。这也包含两点——第一是司法的地方化，第二是司法的行政化，确立民众对法制的信仰。另外我觉得我们不应太在意民主可能带来的危险，只要敢做，就不存在"黑金"、"贿选"之类的问题。台湾也有贿选，也有黑金，但是我去台湾考察的时候发现台湾的稳定性远胜大陆。所以过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为自己假设太多的障。只要我们保障过渡性的选举原则，就可以一步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
王建勋：对于张老师的报告，表扬的话就不多说了，在此仅提出我认为可以商榷的问题。当讨论中国的民主化时，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前提问题是，我们设计一个政体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要设计一个永久而自由的共和国，还是要设计一个权宜之计的政体呢？无论这个政治体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繁荣，还是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的稳定。只有当每个人都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我们把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统一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个社会不可能是自由的。从托克维尔那里我们知道，民主的社会依赖于民情。虽然法律制度等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民情这个基础来支撑民主，那么这个社会是无法走向民主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真正意义的和稳定的民主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研究那些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社会中民主的实现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压力都是来自于底部，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政党或是任何一个领导人。也许有人会举出一些自上而下改革的先例，比如台湾、韩国、德国、日本以及最近颇受关注的不丹。我觉得这里存在很多误解。以台湾为例。事实上台湾的民主改革过程中，蒋经国并非主导力量。其实台湾在受日本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行地方自治了，地方选举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时间。那里的基督教、结社等现象都已经普遍存在，早已出现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对于德国，它在中世纪日耳曼时代地方自治就已经根深蒂固，12、13世纪时已经存在大量的自治市了。我认为，民主就是从一个单中心的秩序走向一个多中心的秩序。专制的、非民主的国家只有一个决策中心，而民主国家有无数个决策中心，可以说每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中心。
第二点，我觉得张老师的报告中有一个重要但未涉及的问题，那就是财产权。我认为财产权问题可能比上述报告中提到的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都更为根本，因为财产权是个人独立的基础。罗马法上有句谚语叫"无财产即无人格"。意思是，没有财产就会沦为奴隶。英美的法治史也验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在农村表现为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城市则是拆迁等问题。所以如果中国无法在财产权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上取得突破的话，很难真正走向民主。我个人主张土地私有化，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固步自封只能使中国再度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
第三点，是关于联邦主义的问题。我个人十分欣赏联邦制，但是联邦制在中国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人们总是将联邦制与国家分裂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肤浅的看法。联邦主义并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和地方割据，美国、瑞士、印度等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看出那些联邦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比较稳定的国家。我认为联邦制应该先于民主化进行。因为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政府结构来进行，也就是分权。分权包括横向分权（三权分立）和纵向分权（联邦制）。若这个理论成立，我认为联邦制是实现民主的前提。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集权，现在所谓的"大部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集权的形式，因为行政机构内部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分权的。还有，中国的现在的民族问题非常严重，而且这种问题已经带来了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哈耶克曾经说过，二十世纪自由的两大敌人，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当局能够控制中国的唯一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具就是国家民族主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了。而民族主义可以帮助当局十分有效地控制社会局面，所以越到乱的时候，政府就越强大——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神奇力量。
第四点，是关于司法独立的问题。司法领域中的垂直化领导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要真正解决司法独立的问题还需要引进严格意义上的英美陪审团制度。其实18世纪以前英美的司法也是相当专横，基本上要听命国王任命的法官。而这种现象得以真正解决就是靠陪审团制度，让民众在审判过程中发挥作用。当今中国的立法很大程度上脱离民情，官员和法学家们所制定的法律并未基于民情，脱离了民众的习惯、传统、历史和经验，这些法律是难以得到人民尊重的，反而最终会摧毁法治。
盛洪：首先感谢旭昆教授提出了一个让大家激烈讨论的题目。民主制度是大众参与的政治制度，但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创立则是精英的事情。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一样也渗透了大量人类文化的积淀和研究，包括很多欧洲学者如孟德斯鸠、洛克、康德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我也很钦佩旭昆教授能够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而且我认为，民主制度最初在小国实行较为有效，在人口众多国家实行则会遇到很大障碍。所以我比较敬佩美国那些创立宪法的人，因为这不仅仅是应用理论，而是一种创新，使得这一个框架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人。但是中国的情况较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体；第二，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而没有民主传统的根基就在于它没有个人主义传统，直到近代才有这种思想的出现。所以西方的这种民主我们不能拿来就用，需要通过我们学者的创新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
第二点，民主的成功恰恰是要克服民主的缺陷和失败。在中国说民主容易走到误区，这些误区就是狭义民主一定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能分辨好民主和坏民主。这次茅老师去美国，与一些印度学者对话，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学者羡慕印度的民主，印度的学者羡慕中国的文革。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狭义的民主仅指民众参与投票，但是投票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主规则，这套程序相当的复杂。这些规则只有设计好的才可以避免民主的弊端。所以我认为中国要看到的恰恰就是民主的弊端和民主的缺陷。因此我还是要强调我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是中国民主改革的路径应该先宪政后民主。
首先是，我们在谈民主的时候，必须要跳出民主看到社会结构中有世俗政权也有传统和神圣的超越的精神力量，这是很多中国人容易低估和忽视的。现在很多成功的民主国家都有高级宗教，这一点已经为很多国家所认识到，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时，日本在创造现代世俗政治结构的时候也同时在创造所谓的神道教。一个世俗政治结构没有一个超越的神圣的精神力量是无法维持的。因为按经济学角度来讲，民主就是大家一起来表达各自的个人的物质利益愿望，也就是成本收益分析。但是这种愿望不是总能满足的，有时也会造成一个民主僵局。此时超越的文化力量就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有一个文化认同，而这一点在中国是缺乏的。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而是中国现在没有。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有主导的儒家思想，但是近代的中国却将其传统文化打倒了。所以中国必须要重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的超越的神圣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传统，当然这是要耗费时日的，但这也是必须的。当然我们还要超越儒家。少数民族问题是超越儒家的广义的民族问题，清代有对超越儒家的文化的安排，在清代就十分尊重黄教和其他宗教。
其次，有些基本制度是难以靠投票解决的，比如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投票摧毁出来的。这是历史经验积淀，由文化精英提炼出来，进入宪法所形成的。
第三点，就是这个政治结构中必须有精英的位置。民主最好是民众与精英的结合而非单纯的大众投票。
第四点，这样一个宪政框架是要不断修改的。比如在美国的宪法就规定了修宪的规则。也就是说可以修改，但是不能随便修改。
第五，我们要考虑到避免民主失败的基本原则问题。比如少数民族问题，我认为宪法中应该规定"凡是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少数民族代表有权否决"，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根本尊重。
最后，此框架中还应该包含中国传统的宪政原则和政治智慧，比如史官独立制度。这个制度是从时间上来约束的，事实上也是一种制衡机制。假说有一次康熙皇帝误入了一个房间，问这里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说是"记录你们的事"，就马上说，"我走错了"，退出房间。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自己为自己撰写历史的，帝王的谥号也都是后人加封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宪政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我们的民主可以是更好的。
第三点，我想评价共产党领导是否有动力可以走向民主，在这点上我与旭昆教授稍有分歧。我不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而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上讲我认为是有动力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利益是它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事情。中国的《尚书.泰誓》中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如果不具备合法性，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其次，利益集团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利益，利益集团瓜分了利益，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并未从中真正获利。现在确实存在着几个利益集团，但是这几个利益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不相一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动力区瓦解这些利益集团。
最后，我们要有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向民主过渡的设想。比如，要实行上下两院制，则现在的政协就可以转变为上院，政协的组成本来就是一个精英集团。另外，上院可以保留共产党的简单多数比例，20年内保留立法否决权。这相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所以中国最终可以走向民主。所以只要我们设计一个很好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可以稳妥沿着这个路走，不断积累民主经验，最重走向民主。
张曙光：总的来说这个报告是十分有价值的。前半部分讲了良好的前景和愿望，后半部分讲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出现后面所述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共产党的利益确实应该由共产党领导改革，但是共产党内部党政的个人利益与党的整体本身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中国遇到危机的可能性较大。也许如于教授所说党在乱世的控制力更大，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出现党难以控制的局面，故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创造走向民主的条件。西方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有三个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是私人领域，一个是政府的公共领域，还有一个关于人们伦理价值的领域。在中国，前两个领域都清楚，但是第三个领域的共识却难以建立，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张旭昆：听完大家的意见，首先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给我的启示。
我认为有三个层面问题有待自己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有兴趣者共同探讨。
第一，价值目标的选择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追求民主？需要追求什么样的民主（鉴于对民主有不同的定义，这个问题不能小觑）？民主与秩序、稳定哪个是更重要的价值目标？如果它们出现冲突，应当首先选择哪一个，放弃哪一个？中国是否需要在当前就启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还是可以在未来再进行？或者永远不需要。对于这些价值层面的问题，本人在未讲演的书稿部分有一些探讨，但是看来显然还需要更加周全更加深入地研究。民主、自由、效率、公平、秩序、稳定、这些价值目标单个来看都很重要，但是它们之间有时（并不一定）会出现冲突。这些目标的确定和选择涉及伦理学的问题，也希望有伦理学家感兴趣，参与讨论。
第二，中国民主化（以及继续威权化）的可能趋势是什么？这是一个实证性的预测。这次讲演更加侧重从理论层面探讨决定不同可能趋势的因素，而对于现实中更可能出现的趋势则分析不足。中国的现状和发展是更加趋向于维持当前的政治体制，还是趋向于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如果趋向于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那么将是趋向于哪一种方式的改革？
第三，我们应当争取哪一种趋势？这是一个规范性的研究，不可能回避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由于自己希望渐进式民主化的主观倾向，这次讲演对于民主化尤其是渐进式民主化改革考虑较多，对于渐进式改革路径的考虑比较细致（当然也还是有一些重要因素考虑不足）；但对于其它的可能趋势则考虑不够充分，其实如何在其它的可能趋势下让民主化改革以最小的损失实现，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