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天则所第336次双周请到了党国英教授。党国英教授来自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直从事农业问题的研究，他的报告包括由六个分主题构成：第一，经济学上如何定义冲突；第二，关于国家的不同观点；第三，社会冲突的可控性；第四，利益均衡的问题；第五，现在转型时期的三种社会冲突；第六，改革风险的排序。
首先是关于冲突的定义。一种经典的表述是这样的："当竞争者们企图摧残或毁坏对方，甚至将对方转变成资源的一种供应时，竞争就采取了比较激烈的形式，我们称这种形式为冲突"（Hirshleifer,1987）。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冲突是不可交易的状态。
党国英教授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冲突。在x商品和y商品交换的市场上，没有交易成本时，某个交易者的预算约束线是y2x2,交易者的初始禀赋是y1x1。存在交易成本且交易成本是一个固定的比例量，则预算约束线产生一个纽结，为图中的实线y0x0。交易单位x商品的交易成本量为x0x2/x1x0，交易单位y商品的交易成本量为y0y2/y1y0。不难看出，交易成本是对交易量的限制因素。当图中（图一）ex0与ex1重合的时候表明放弃y以后不能增加x，交易成本之大使得交易者卖出y商品却无法购进任何x商品量，拥有y的一方就不会交易。这种情况也就是交易成本无穷大的情况。党老师还把这个观点还原到历史事件中，以学潮作为例子。其实学潮有时也是不可交易的状态。在学潮当中，政府可能退让但是学生一方几乎没有退让的可能性。
接下来，党国英教授讨论了国家的问题。去年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声，他曾经写过评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讨论大国崛起首先要讨论什么是国家。把历史上的国家分为几个形态，民主国家是最后一个形态。现代民主国家的特点可以归结如下：公权与私权分离；民主政治建立；民族自决；地方自治。民主国家的公权和私权要分开。《大国崛起》这个片子忽略了这一点而将大国的崛起仅仅归结于科技的进步和教育。
第三，党国英教授讨论了冲突的可控性。首先讨论了个人行为。假定个人关于对抗人数的信息是充分的他的预期收益和对抗人数是正比例关系，他觉得人数越多自己要支付的成本就会越少。所以预期收益RE与抗争组织规模人数N呈正相关。他最后的结论是，均衡点（设为A）是存在的。在A点左边，个人不会参加对抗；在这个点的右边他可能参加对抗。
之后，党国英教授又探讨了组织行为。他的结论是：随着单个组织内部对抗人数的增加，单个组织的交易成本是上升的。随着对抗一方人数增加，对抗方各个组织的交易成本会降低。因此，对抗组织有一个能够达到最大规模的点。对抗方的人数也有一个最大点（设为B），超过这点以后，这样组织之间倾向于妥协谈判，而不是把对方吃掉。如果B点在A点的左边，就没有人参加对抗组织；如果B点在A点右边，社会上就有人参加对抗组织。如果存在约束使得B点只能在A点右边，冲突就不可调解。
第四是关于社会利益均衡的问题。假设收入增长的边际效率是下降的，所以函数图形是弯曲的。而且富人财富的边际效率比较高，所以富人的效率曲线更为陡峭。这里有一个图（图二），横轴表示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率，最右边转移支付率为100%。随着支付率上升，穷人的总效率上升，富人随着支付率的上升。如果假设成立，我们就总能够找到社会总效率最大的点。这两条曲线的具体形状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或者调查得出。总效率最大的这点的支付率可以通过经验数据来确定。
图二
第五个讨论是关于三种社会冲突的。党老师觉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解决以下三个矛盾最为重要：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纵向分权），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要素分权）。对这几个关系党老师做了解释。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激进的改革措施是农村改革中的村民自治。还有，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按照联邦制的思想来治理，中国目前存在着分权不够的问题。另外，资本对劳动的盘剥比较厉害。实际情况是，资本家受到欺负之后得到默许去盘剥劳工，然后让政府官员从自己这里得到收益。
最后党国英教授分析了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如何判断风险。他谈民主政治的时候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政治家的职业化，另一个是政治家之间的竞争。接下来，党老师把解决前面三个关系问题的工作进行排序依次是（风险越小，排位越靠前）：反体制性腐败、建立财富流动的基本监测制度、保护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反对商业欺诈、调节劳资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