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天则所第340次双周论坛请到了张岩先生做主讲，他和到会的其他教授讨论了《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是每一个皇帝的治国依据。它的真假问题关系重大，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疑案。
张岩先生首先介绍了《尚书》真伪问题的历史渊源。《尚书》曾在秦朝焚书坑儒的时候被毁，但是流传下来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秦博士伏生在家中藏的《今文尚书》，用秦汉文字写成。另一个是稍晚时候在孔子旧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用先秦文字写成。《今文尚书》有33篇文章，《古文尚书》（包括《今文尚书》的篇章）则共有58篇文章。《古文尚书》在当时交给了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并由其作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今文尚书》）是五经之一，被立为官学。《古文尚书》则不被认可。到了王莽时期，在刘歆的倡议下《古文尚书》被立为学官。但是到了东汉就很快被废掉了。直到晋以后，《古文尚书》才重新传播开去。
到了唐初，《古文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唐太宗让颜师古去选定《尚书》文本作为五经之一，颜师古一开始就确定是《古文尚书》58篇的版本。之后，孔颖达对此进行了整理，主持编撰了《五经正义》。整个过程中，都有其他人进行指责和批评。但是众多意见中，没有关于《古文尚书》的真伪的争议。当时，参加探讨的人基本上代表了贞观时代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后人要证伪《古文尚书》，第一个对手就是这些唐朝的专家。唐朝的文献条件是大大高于清朝的，唐朝还有很多现在已经找不到的古籍文献。以那样的条件，考证尚书真伪是不难的。
到了宋代，朱熹开始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最初的理由是《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到了阎若璩，他集前人之大成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工作，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到了乾隆，纪晓岚给《古文尚书》这个事情进行了官方性质的定案。由于康、雍、乾这三代皇帝都对阎若璩有非常高的评价，纪晓岚的结论的政治背景很强。后来再有人证伪也大致是按阎若璩的路数，不过是文笔更好而已。由于进入五四时期以后有疑古之风，不但《古文尚书》被确认是假的，《今文尚书》中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假的。早期的尧典、舜典、禹贡这些就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人所写。
张岩先生觉是《古文尚书》不太可能是伪的，因为作伪难度太高。《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间以及其它早期的文献之间（比如《周》、《礼》之间）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细节是彼此呼应的。张先生分析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中大概1/3的常用字，发现用字频率高度一致。但是这种用字特点和同时期的其它文献（比如《诗经》）是很不一样的。伪造者要使《古文尚书》不仅记载要和其它古籍中的要一致，字频上还要与《今文尚书》相同，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张岩先生还提到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强调历史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和真伪，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以前考据学的工作和法官谨慎的断案过程相比，缺乏严格的指证、认证过程。他提出用证据法去审核考据学。证据法是在实际操作中积累下来的一套逻辑清楚的甄别方法。在西方的法庭上不管是什么刑事案件，指控方都要提出有罪的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无需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西方在最近二三百年形成了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的理念。要说这本书是伪书就需要举证。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证据是否能构成支持指证的依据，这和法庭上大家判定某人是否有罪一样。早期大量默证法曾被大量使用，其逻辑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就是在现场的证据因此可以定罪。现在看来，这是不严谨的。
张岩先生认为，阎若璩书中漏洞很多而且非常明显。但是，阎若璩也是绝顶聪明的。他的书中除了二三十条理由是前人提出的，剩余那六七十条都是他自己在文本条件很困难的条件提出来的。另外，他的文字锻炼的功夫也很好。客观地说，很多后人读了他的书都是十分佩服的。
与会的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古文尚书真伪的疑议从清代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00多年，江山先生认为要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需要一个心平气和的学术态度。刘乐贤先生和虞祖尧先生都觉得判断古文尚书的成书年代比争论其真伪更有实际意义。疑古派的吴锐先生认为要替古文尚书翻案需要研究更多的文献资料，而不是仅限于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另外他还纠正了人们通常对"疑古"的认识偏差。"伪"一般会与阴暗、负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历史是一门经验科学，不仅历史材料里掺杂了记述者的主观成分（未尝不可以称为"伪"），而且人们在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主观成分，可以说伪上加伪。在科学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开"伪"的，疑古的合理性在此。有意造假的当然要辨（姑且称之为第一层辨伪），不自觉的先入之见也要辨（姑且称之为第二层辨伪）。疑古派要做的就是把强加于牛鼻子上的绳子揪出来，还给牛本来的天性。张祥平先生则倾向于判定古文尚书系伪造。在他看来，伪古文尚书和其它的古文献都能对上恰恰是古文尚书属伪造的证据。造假的人既然要伪造，就肯定要让它和其它文献能对上。就是因为对得太好了，宋代大儒朱熹就认为这不太可能。先秦的文献不会全都顺应汉代的观念价值。宋代和那个时代已经离得较远了，已经不受那个时代的约束了。宋代学者们能够隔过一段时期去看汉代、晋代的文献，可以发现造假者还受着那个时代的约束。简单地认为伪造古文尚书太难因而觉得它不可能被伪造，是难以站得住脚的。盛洪先生觉得只有文化英雄才能说出文化英雄的话。如果这个人是文化英雄他就自己说了，而不会去编其他人的话。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历史，应该反过去想从而认为过去历史中的原则是对的。因为，只有正确和成功的规则才会使部落繁衍、发展，形成一个现在这样巨大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