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3月16日天则所召开331次双周学术论坛，科技与环境保护高级顾问迪麦克博士就清洁发展机制与国际贸易这个主题进行了演讲。茅于轼、张称意、崔成、舒新前、庄贵阳、蒋金荷等专家学者作了点评发言与主讲人开展了讨论。
迪麦克博士首先介绍了当前气候问题，用一系列的新闻事件的报道说明了气候变暖是真实存在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大气臭氧层受到破坏造成的，而工业温室气体排放是破坏臭氧层的元凶。迪麦克先生分析了气候变化将会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并指出非洲和亚洲将会首先受到损害。因为其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业对气候变化都很敏感。关于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经济学家Nicholas Stern论断：全球GDP的1％应当用于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气候变化没有被有效减缓，全球GDP可能面临衰退20％的风险。
接着，迪麦克先生介绍了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问题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1994年开始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2005年开始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有具体的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针对不同国家规定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其中有一些灵活机制。首先是清洁发展机制 （CDM），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投资。第二个是联合履行（JI）。发达国家对转型经济国家实施项目投资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后还有国际排放权交易（I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排放权交易。作为UNFCCC的成员国，中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加入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是双赢机制，有如下两个目标：一是协助发达国家达到京都议定书中设定的减排目标，二是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更高水准。
CDM项目主要有以下标准：不属于基准线情景，是额外的且可持续发展的。CDM带来的好处有很多。CDM项目每减少相当于1吨CO2 排放量，便可以获得 1CER。CERs是被允许交易的市场产品，所得收益可以作为项目现金流的额外来源。1CER等于1吨二氧化碳或等效的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指标。CDM可以吸引投资者和基金，包括国家政府、双边及多边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等，还有大量CDM基金（如原型碳基金PCF，德国复兴信贷KFW，社区发展碳基金）。迪麦克博士还给出了以水电项目和沼气项目为例的经济效益分析 。
CDM项目适用于很多部门，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废料转换成能源项目、大型节能项目非常重要以及、针对一氧化氮、三氟甲烷（N20, HFC23）等工业废气的焚烧技术。CDM在中国是有潜力和机遇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及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有70％是由煤炭提供的，能源燃烧利用效率很低。机遇也是很多的，比如提高能源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煤层气、创造燃料转化以及发电新技术、回收具有潜力的余热以及减少废弃能源重新利用中的大量能源损失等等。全世界目前CDM项目渠道有1600多个。其中已注册的有536家，要求注册的有118家。预计到2012年的CER减排量 :将大于1900 Million CERs。CDM在全球推行，占最大份额的是拥有33.02％项目的印度，只有7％的中国产出的CERs却占全世界的40％。
然而CDM在中国推行还有下面一些障碍。市场缺乏识别CDM机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评估风险和发展项目的经验。CDM也尚未完全被接受和理解成为一种经济手段。另外，目前CDM流程复杂，买方市场造成了较低的CER价格。此外还有语言沟通上的问题。我们在中国推行CDM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些国外利益相关者只是想在中国买CERs。他们指望中方合作者自己完成项目，然后他们出售CERs，不会想着发展项目或者投资项目。这让人失望，因为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正式中国所需的。他们缺乏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没有完全理解风险，而且不想去处理风险。
迪麦克先生最后说，气候问题也会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层面。如果我们不对气候变化加以控制，它将会破坏长期的经济发展、增加贫困、危及人类安全。应对气候问题，我们要同时采取减缓变化和积极适应的方法，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与会的中国学者也给出自己的观点。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有排放空间，又要有保护气候的义务，那只能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从农业的粮食安全来看，生产的不稳定性的增加、布局和结构发生变化、生产成本增大，从极端事件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来看，比如极端气候增加了人身的伤亡风险，导致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扩大，间接或长期影响人民健康导致居民医疗保险费的增加。从居住环境这个角度看，城市的热导效应使城市的洪涝灾害等损害放大。另外气候变化危急到生物多样性和生存环境。还有一点是，中国的海平面上升趋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经济龙头地区的经济威胁比较大。从国际气候进程来看，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已经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国十一五目标当中有两个是与能源有关的，能源强度降低20%和污染物降低10%, 但是中国高能耗的重工业比例高，这种结构决定我国能源的强度比较高，而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了70%左右，这使得中国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困难很大。我国的科研体制，如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的中间阶段很困难，很多项目刚好的中间的时候没有资金。希望国家给一些有示范性的项目多给一些支持。中国已经进入大工业生产时期，在一些项目的探讨时，我们发现企业界与政府有脱层。企业界要求项目的实操性非常强，但我们发现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对这些项目的关注度和支持度是不足的，以至于他们只能依赖于现实运作中产生的经济效益。我们中国需要继续探讨可行的操作模式，使得CDM这种有利于全球气候的大项目能够与现实中的企业的需求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