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第313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作了有关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报告。卢锋教授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之间的关系；经济成长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开放历史现实相结合来研究汇率问题。其间，众学者纷纷发表意见，讨论十分激烈。
会上，卢教授首先谈了经济发展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按照把拉萨和萨缪尔森提出的假设， 一个经济如果长期持续追赶，其劳动生产率的追赶最终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他们认为富国的物价比较高，而穷国的物价比较低，这是通过把一个经济分为两部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得出的。可贸易部门符合一价定律，而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由于不可贸易，无需符合一价定律，因为外国消费者无法到本国购买不可贸易品。巴拉萨定理得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穷国和富国的差距较大，富国的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穷国，而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却要小得多，同时劳动力在一国内部的流动使得不可贸易部门和可贸易部门的工资一样高，这样富国由于工资水平远远脱离劳动生产率，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要更高一些。此外，由于国际贸易壁垒的存在，他们推导出一个结论：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他们的相对价格肯定不为１。因此，当经济快速追赶时，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比不可贸易部门快得多，这样就会使穷国价格快速上升，从而使其面临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
在此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名义汇率问题，卢锋教授认为要把巴拉萨效应用到中国的场合需要使名义汇率内生。名义汇率取决于两国可贸易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在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工资增长低于劳动增长率，名义汇率就有升值压力，进而面临国际收支的失衡。此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现状，原因如下：１）中国处于开发经济追赶的背景之下。２）中国不是处于固定汇率之下，至少有可能选择变化。
然后卢锋教授谈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表现，每一个实际汇率有两种度量方法：两国物价都用两部门物价或者国内物价用两部门物价，国外用可贸易品的物价。这两种方法的差别非常大，都用CPI的度量结果要远远大于后者。度量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大致分三阶段：１）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90年代前中期的长期跨周期单调贬值；２）90年代初到97年大幅升值；３）97年以后贬值。这就是实际汇率之谜因为从经历过经济追赶的国家的长期数据来看，这些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实际汇率基本都是升值的，而中国却贬值十分厉害。此外，在中国经济增脏最快的阶段（78年到04年），人民币是低估的，而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来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都是高估的。因此，巴拉萨效应不能很好地解释人民币问题。
这就启示我们从新角度进行探讨，首先从理论本身出发，第一，巴拉萨效应适用人均收入直接开阔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这在中国可能有很大问题。第二，标准模型的初始条件是市场经济，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的。第三，阶段性的双顺差可能会起一定作用。第四，可能还有一些中短期的影响。
接着卢锋教授简单介绍了他的模型，尽管中国经济持续10%左右的增长，可贸易品部门的增长刚开始时却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最初10年，经济追赶实际上不是被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来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农业工业的快速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部门之间的转移等等。然后他给出了中国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中国两部门生产率和发达国家两部门生产率之比）的变化情况，发现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10年内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那样就会给经济引入一个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这一压力取决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比重，这样就和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是一致的。
要研究中国实际汇率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第一，体质问题，因为初始值是高估的，所以即便巴拉萨效应的劳动生产率不变，汇率也会贬值。第二，初始价格是扭曲的，价格自由化导致物价上升，从而导致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贬值。第三，产品内分工导致中国阶段性的双顺差。
最后，卢锋教授谈了过去10年没有升值的原因以及研究的政策含义。没有升值的原因主要归结如下：１）通货紧缩使得实际升值的压力在短期内变小。２）东南亚经济危机导致短期对人民币有贬值预期，短期内有贬值压力。政策含义包括：１）人民币是低估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函数快速变动，如果实际汇率的压力无法调节，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２）若相信实际汇率升值是一个趋势，外国投资者最好购买对中国潜在通货膨胀具有保值功能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