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第316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就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作了一个报告并和与会专家一起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
李教授根据他的访谈结果以及对农民的一些了解，将农民分成三类：顺民，他们不关心政治；传统意义上反叛的农民；刁民，他们表面上与地方的党政干部对抗，但实际上却并不是在对抗我们的体制，这部分人可能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为止农民政治参与的主流，也是李教授最感兴趣的。
如何从政治学上对此作出解释呢？以前的文献对农民的分析中曾提出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是日常形式的抵抗，即表面上的服从。另一个概念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反抗。而农民的集体上访却不能归到这两类里，因为集体上访是非暴力的，所以不能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反抗。同时它也不是日常形式的抵抗，因此它是公开的。于是李教授提出"依法抗争"，抗争的行为是根据中央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但相对于地方干部来说是一种抗争，因为依法抗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各方面可能都会失控，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个灰色地带。
在这样的抗争中，相信上级不相信下级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央的信任是他们政治信任的基础，对上下级信心之间的差距是他们上访的原因，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差也在实际的问卷调查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农民的政治信任到底是一个整体还是分两种情况？通过一些简单的因子分析可以看出农民的政治信任不是一个整体，农民心目中的政治信任分两个层面，农民可能会对乡和村完全失去信心，但信心的失去不会直接转移到对中央的看法上，而且对上下级的信任差越大，参加上访的概率也越大。
实际上农民对于中央的信任是有具体含义的，一方面他们信任中央执政的动机，另一方面对于中央是否知道地方政策的执行情况是有保留的，这就解决了认识论上的不一致性。那么上访会怎样影响农民对中央的信任呢？这里涉及多个问题，比如上访过程是否顺利、结果是否满意以及上访过程中是否受到打击报复等等，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发现对上访结果满意的人对中央的信任程度较高，上访过程中受到打击报复越多，对中央的信任程度也就越低。
如果农民对上访结果不满意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农民的政治诉求可能会升级，农民参与政治的心理基础是对中央执政动机和执政能力的高度信任，如果上访没有任何风险的话，政治信任就没有意义了。此外，农民的政治参与到都是局限于政策的执行领域，所以没必要把农村的问题看得太严重。第三，农民的政治参与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是中央政治雄厚的一个标志。第四，农民的政治参与可能从积极向消极转化，但是这个过程很容易失控。最后，中央以现有的政治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方法：第一，疏通参与渠道；第二，如果地方上除了问题，应该由地方政府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