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王蓉：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天则来介绍我们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个成果不是我个人的成果，而是我们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的成果，实际上就是这本书《中国教育人力资源发展报告》。今天也很碰巧，正好我的同事岳昌君老师也来参加，他贡献了这个报告里最重要的章节，所以正好可以来补充我的一些错漏的地方。这个课题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们的教育经济研究所是比较擅长而且专注于一些实证研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一些实证研究变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政策性报告，它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研究所各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我想今天主要介绍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报告的概述，另外想讲一下报告的主要贡献，还有这个报告做完以后有很多有待研究的问题，这需要向各位讨教，另外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团队，这个报告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里我就不再去充分阐述。
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个是我今天想介绍的重点。第二，提出了一个总题化方案，这个反应了我们在以下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心得，一个是所谓教育发展观的研究，第二是教育体系的研究，第三是教育财政方面的研究，第四是多元化教育提供机制的问题，另外对于义务教育培训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还有就是创新以及高质量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是首次构建中国教育发展指数来首次分析各省的教育发展程度，这个报告的研究基础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对教育发展问题做了一个实证分析，这个也是以我们所最近几年做的大型调查为基础的，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些主要的大型调查课题，2004年这个课题对15所公办高校的10000多名在校生的调查，还有课题对于民办高校3000多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还有在东莞进行的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培训供给需求的调查，另外就是一些国际比较的分析以及一些政策分析。
我想把这个实证分析作为今天介绍的重点，我想这个可能是今天大家感兴趣的。首先我们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对于中国目前教育公平的现状有这样几个判断，一个是确实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我国在教育方面还是去的了巨大的成就，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是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速度，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3年提高到2000年的7.85年，提高幅度达到47.28%，根据罗伯特?巴罗他们2000年的估计，同一区间世界107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92年上升到6.66年，发展中国家是从3.57年上升到5.1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从5.10年上升到6.71年，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教育发展和人口素质改善的进程确实是比较快的。
第二个标志性的成就是教育成就在全体人口当中分布的均衡程度大为提高。这个我们借用了世行最新的研究成果，就是所谓的教育基尼系数，它也就是根据在人口当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量构建的指标，这里显示的是1960年到2000年中国、印度、日本、美国、南韩的教育基尼系数变化，这里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教育基尼系数在非常稳定地下降，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教育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低于印度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在这个指标方面比印度更好一些，这里是对世行2000年114个国家的教育基尼系数作的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大概就是以国家为样本分析，随着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基尼系数下降，也就是说平均受教育程度更好，教育在人群中的分布也更加均衡，但是在前者相同的情况下，有的国家教育基尼系数偏高，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部分人口的教育程度偏高，而其他人口没有得到教育的普及，教育的公平性比较低。我国2000年的教育成就基尼系数是0.383，这个低于印度同年的水平，但是我们较发达国家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根据这个数据发现，南韩的经验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指标下降得非常快，所以南韩的经验实际上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分析。
刚才大概说了一下成就，下面就说一下我们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大家也有一些普遍的认识，就是各省、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不均衡，我们的贡献是首次构建了中国教育发展指数，这是首次综合性地测量各省教育发展的一个指标，按照这个教育发展指数，将全国的各省区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地区就是北京和上海，第二类地区是天津、浙江、辽宁、江苏、广东和吉林，第三类地区既包括一些东部地区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第四类地区就是我们教育最不发达的地区，主要就是广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和西藏，这里也在最后一部分详细介绍一下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另外就是我们这次的研究还发现了在教育发展中的第二个问题，简单地称为入学机会和教育质量的剪刀差，这里我们是用了教育投入作为教育质量的proxy，这个是以省为单位，以入学率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变量的基尼系数的测算，实际上也是我们岳昌君老师的研究成果，这个红颜色的是入学率，横轴是从低到高的各层级的教育，蓝颜色的是生均教育经费以省为单位测算的是基尼系数。从入学率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省份间的教育不均衡程度实际上是随着教育经费的投入的提高而扩大的，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区之间教育的不均衡程度是随着教育层次的降低而扩大。这个可能能够说明中国近年来普九可能只做到了普及数量，也就是说入学率都普遍提高了，但是其实没有做到普及质量，贫困省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外各省区大学教育的投入相对低层次的教育差别不大，但是入学机会却并不均衡。问题之三，我们把它总结为高等教育机会扩大中的社会阶层分化，一个新的发现是1990年以来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确实使得城镇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二个发现是优等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更倾向于社会经济背景处于优势的阶层，也就是说它开始产生了内部的分化，高校扩招以后高等教育的机会确实扩大了，因此这个门开得更宽了点，穷人家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确实有所改善，但是我们这里发现内部产生了一种分化，这部分研究是用我们所2004年对15所公立高等院校10000多名在校生的调查，其中有8所院校我们称为一类院校，基本上都是部属的九八五的院校，还有7所处于第二个层级的，这里还有2所第一类院校实际上就是北大、清华，所以在这里主要看这些学生的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看到2000年到2003年，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北大清华当中父亲职业为农林牧副渔人员的家庭的比重是在稳步下降的，这个图表是父亲职业为单位或部分负责人或高级的专业人员家庭所占比例的情况，可以看到基本上是稳定上升的，也可以看到8所第一类院校的总体趋势也是在上升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民办高校作了一些分析，发现民办高校对部分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员的子女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是根据对3642名民办高校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父亲职业背景是个体户或私营经营者、农民或渔民、工人所占的比例很高，分别是23.6%,22.6%和15.1%,三者之和是占到61.3%。另外从教育背景来说，民办高校的学生的父亲受教育程度是以高中、初中和大学为主，高中是占到52.9%，初中和大学是占到27.6%和11.2%，而民办高校学生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以初中、高中和大学为主，该调查结果和公立高校的数据对比发现，民办高校学生的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比例要比公立高校学生父亲的相同受教育程度比例低10个百分点。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民办高校学生的家庭职业教育和经济背景要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普遍差于公立高校的家庭职业教育和经济背景，换句话说，民办高校为部分较低社会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推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另外就是根据我们对东莞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调查发现，这些弱势群体的继续教育需求十分强烈，但是供给短缺，我们发现调查的农民工对于一般的教育有强烈的需求，还高于对于本职工作和职业能力培训的需求，超过75%的农民工表示对于这些教育培训都很感兴趣，而这些调查者绝大多数都是未完成基础教育者。另外就是根据更详细的定量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和教育背景的农民工显示出培训需求的差异，比如对于文化类的培训，如学历培训、读写的基本能力或者外语培训感兴趣的女性的比例是要高于男性，另外就是更加年轻的农民工对学历培训、关于城市生活的培训以及计算机培训、外语培训的感兴趣程度要高于26岁以上的，26岁以上的对本职工作、法律培训以及能力技能培训的要求比较高。还有发现实际上他的教育基础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对于学历培训、本职工作培训和人际沟通的培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的需求显然高于未完成学历的人，这个方面实际上主要是政府目前针对这些人群的政策设计，这里想要说这些人群对于一般培训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所以不应该仅仅在职业教育的框架下来讨论他们的教育需求，然后在存在如此强烈的教育需求的情况下，继续教育的供给却十分有限，根据我们第六章的阐述，实际上在大量转移进城的农民工当中，接受培训的只是占10%不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低智能劳动者的高度流动性，这与工厂的劳动用人制度互成因果，造成低技能缺培训低福利高流动的恶性循环。
刚才介绍的主要是最后研究的一些发现，下面主要介绍的是政策建议的方面，提出应对挑战的整体化方案。一个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另外一个就是大力改革和完善教育体系，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教育财政系统的改善，还有就是教育提供机制以及义务教育后的培训体系的建设，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使高等教育成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第一个方面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实际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这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审视历史，我国将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倾向的标志性体现就是在宏观层面上偏重经济增长而忽视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在教育领域内部片面强调工具主义的教育发展观，导致平等与公平的教育理念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贯彻。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这里实际上是我们对建国以来的教育发展观作了一个历史的回顾，主要是这样子来总结的，就是1949年到1978年的特点相对来说是以政治为本位以德育为首，从1978年90年代中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教育优先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可以成为从科教兴国到人才强国的战略，这里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战略的转变作了一个梳理，在1982年的时候，可以看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可以看到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主要的结论就是即便到现在提得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脱离教育工具主义的框框，还是以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角度来发展教育，对于从亚马蒂亚?森所强调的教育和人类福利直接关联的关系实际上还没有得到重视。另外这里所显示的是从工具主义的教育发展观和从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的不同，我们认为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和这个教育发展观本身的不正确是有关系的，比如在工具主义的教育发展观之下，它所针对的人群必然是那些对国家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人群，采取重点发展的策略，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下，它强调对弱势群体要特别关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是尽可能公平的。
刚才是说了教育发展观，另外我们提出了教育体系完善与发展的整体化方案，核心的观点实际上可以用四句话来总结，以人民学习的需求为教育体系完善的根本依据，以全体人民的能力建设为目的，优先满足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大力改革供给导向型和共同体式的教育体系，解放思想，鼓励创新与试验。这里核心的一个分析框架就提出了教育需求实际上是受到两个市场的影响，一个是劳动力市场，一个是教育机会市场，因此在新的条件下，教育需求显示出三个特点：多样化、不可预计性和流动性。这里想要点明的一点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制定者认为解决低质量的人力资本问题在于改善学校的基本设施，包括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老师、更多的课本以及更多的得到三者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主导教育行政当局的一个思想，这些干预确实增加了学校的供给，但是现实已经说明很明显这些没有带来期待中的生产力增加，原因是简单的，真正的约束条件在于低需求，也就是说在一个教育回报低的环境当中，人们对于学习需求比较低，因此我们只能从劳动力市场来重新审视我国教育发展的挑战和障碍。从劳动市场来说，我们认为我国分割型的劳动力市场，包括非正规就业的大量存在从根本上影响了学龄人口的学习行为，而且直接影响了就业人口的继续教育需求，因此未来个人必须成为自身职业能力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相应的教育培训体系必须更加灵活、更富有弹性。另外对于教育机会市场来说，一个是我们必须关注信息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对教育需求的影响，尤其是城乡二元化。还有第二点就是地区文化与民族的特点导致教育需求的偏好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部贫困地区实际上教育的辍学率是相当高的，这和教育的稀缺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个问题目前对它的政策关注程度是远远不足的。另外就是教育选择的问题，在当前居民收入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更加个性化的教育选择的需求，纵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程，在教育发展初期主要是要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在教育机会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对于得到更加民主化的教育机会的愿望是日益强烈的，所以这点实际上也将是影响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也认为当前在政策层面对于这个是关注不够的。
另外一个观点是我们提出了要优先满足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罗列了三类弱势人群，一类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的适龄儿童和少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倒是得到了高度的关注。第二类是身处城市或发达的农村地区的来自弱势群体的正规教育的适龄人口，实际上这个是和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教育的代际传递是密切相关的，这组人群也应该得到关注。第三类我认为问题也比较大，就是那些未完成义务教育却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人口的教育需求。根据胡鞍钢的论述，这部分人口达到4亿多人，他们的教育和培训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是我们对中国政府针对技术工人紧缺、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政策措施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想要点出的一个观点是针对这部分人群的教育的挑战在于能力建设的复合性，这部分人群面临掌握就业和再就业技能的急迫性，但同时他们又往往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在基本技能和知识方面是较为缺乏的。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现在感觉政府政策针对这部分人群提供的一些服务是非常窄的，并不能完全和这部分人的教育需求来匹配，所以我们要根据这部分人的教育需求来进行匹配，我们的观点就是必须充分考虑教育需求来设计相应的提供机制、培训内容和可持续性。在这个方面我们提到大力完善教育体系的总体方案，教育体系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一个是教育生产和提供主体的产生和组合，另外就是针对不同生产主体的筛选机制和达成约定的机制和实施机制，所以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完善依托能力建设的链条，以企业学习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有效合作为基础，响应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机会市场驱动的教育体系，所以这里就是要求我国的教育体系从当前的供给导向型转为需求导向型，以人们的学习需求为本，设计教育的具体构成要素，目前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有三个问题，主要就是以学历教育为主、以服务适龄人群为主、以正规教育为主，未来要打破这样的现状。
另外还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政府信息和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就是说面临现在的教育的挑战，政府不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这是个非常核心的性质上的变化，另外，对于未来的改革，我们要认识到要鼓励教育提供主体的多元化，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提供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性，未来的发展是不能依靠单一类型的学校或培训机构。第二就是对现实当中对新的教育需求出现的新的学校类型和新兴的组织形式应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它们发展即使失败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外部性，可以为整个教育体系更加快速、完善地建立提供更加完善的学习教育基础，应该把民办学校当作整个教育体系发展改革的实验室，这也是审视民办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视角。
另外，我们在第三个方面是探讨了如何改善我国的教育财政系统，这里实际上主要有三大部分，一个是对于如何完善我国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对于完善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提出了一些对策。另外我们也呈现了一些国际比较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在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方面，一个是对于义务教育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另外提出了当前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是处于重要的转折期，从不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到免费的义务教育，从农村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公共财政的体制的过程当中，还有处于从单纯地依靠强制性的政策和法令实施义务教育到从政策和财政并行的过程中，另外正处于纠正过度分散化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的问题的过程当中。这里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说要分两个走，一个就是针对部分地区部分人口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采取救济性的财政机制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另外就是对近期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我们的建议，比如对于教师工资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应该维持现状，对于完全由中央承担教师工资的建议，我们认为当前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它对于现有的财政体制的冲击是很大的，另外它的管理成本也是巨大的，比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慎重、妥善的处理方案的话，不应该冒然行事。另外对于采取一种财力性的转移支付还是采取教育的均衡的转移支付制度，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另外对于非义务教育的财政体制发展与改革，这里主要是我们李文莉老师的一些分析，她的发现是自1997年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普遍实现成本补偿制度以来，平均的学费水平在1999年的时候就超过了农村的人均纯收入，而在2002年是达到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0%多，而这个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达到了55%左右，所以这个可承担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当前高等教育当中焦点的问题，这里提出了一些政策的建议，比如进一步挖掘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扩大融资渠道以及完善成本分担的制度等等。
第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主要是构建多元化的教育提供机制。这个多元化的教育提供机制是指公立学校、非赢利民办学校、赢利性的民办学校以及其他混合所有制学校共同构成了教育供给方，在公共约束和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发挥各自的办学主动性和积极性，这里主要是我在教育体系完善那一章中提出了一些方向性建议以及一些更具体的分析。根据国际比较分析来看，纵观世界各国，当前教育提供的机制体系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私立教育主导型、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均衡发展型和私立教育补充型，私立教育在各级教育当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特定的变化规律，所以任何一种偏激的观点其实都没有证据，因为在发达国家当中，既有私立教育比重较大的，也有比重较小的，实际上不同的教育提供机制在达成不同的目标方面，都有相对的利弊，可能在公平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公立教育实际上是比私立的赢利教育和私立的非赢利教育可能做得更好，但也有可能在选择和效率方面私利性教育可能更强。所以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的制度应该是如果公立教育不能实现教育的功能，那么就应该允许民办教育辅助完成，甚至政府主动配合民办教育来完成这些功能，而一个无效的制度则是当政府无法实现教育目的时，也不允许民办教育代之完成，而在义务教育阶段，我想这个是核心的观念，另外对于非义务教育来说，我想民办教育实际上可以满足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这两个方面的。
我们当前的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立教育系统不能做出及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所以出现了许多教育的真空领域，民办教育在公立教育真空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比如打工子弟学校。第二，民办教育机构的服务对象包括广大弱势的群体，就读于民办教育机构的学生确实在学业成绩、纪律性方面较公立学校的学生是比较低的。另外，从民办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来看，教育背景较低，从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职业的家长占有较大的比例。第三，从教育供给的角度来看，投资办学的现象比较明显。第四，我国民办学校的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靠学杂费，国家很少给与民办学校直接或者间接的财政支持。第五，对于民办教育存在歧视性的政策。第六，我国发展民办教育主要是为了解决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对公平性和其他问题考虑不够。当前政府主要采用了行政管制的手段，其他方面的手段是受到忽视的。总的建议就是五点，就是构建多元化的教育提供机制，要有正确的民办教育知道思想，选择正确的政策干预工具，另外就是制定不同规则，同时发展赢利性的民办教育和非赢利性的民办教育。政府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民办学校提供资助。第五就是应该给与赢利性的教育机构是当的发展和探索的空间，不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对义务教育后的培训体系进行了阐述，这里实际上是在国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的，总结出国际视野下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有八个发展的趋势，包括加强制度保障、完善法律法制建设，从分割到统筹协调部门资源，从集权到分权来提高培训的管理效率，从隔绝到合作对话，建立多方参与的培训提供机制。另外就是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的趋势，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对于私营部门从歧视到鼓励。另外对于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渐渐走到了各国政策关注的中心，为各国相关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另外我们对中国现在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个方面的研究做了很多努力的工作，就是建立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的指标体系，在我们的书里有，不再进行详细的介绍。第六个方面，我们提出使高等学校成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主要是认为教育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很根本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对于技术创新的贡献会越来越明显，这里就提到了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就是确立高等学校的主体地位，完善和改革国家的创新体系。第二就是大力提升高层次的人才培养质量。另外就是提倡制度创新，将我国建设成为国际学术与科技的中心，这里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实证研究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主要是我们北大教育中心在2004年的时候完成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的教育发展报告》，调研的样本是97所普通高校和20个研究所，包括99名研究生院的负责人、338名培养单位的院系负责人，还有一些博导、硕导、博士生和硕士生，根据回收的样本，实际上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都认为目前的研究生质量出现了下降，认为和过去相比基本稳定的是27%和25%，认为提高的分别为16%和27%，总的来说，实际上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在下降的。另外我们对研究生培养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主要是在六个方面，也就是研究生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和培养目标，宏观设计是混乱的，另外培养学制是缺乏弹性的，招生录取管得太死，存在着诸多弊端，还有课程设计不合理，尤其公共课的比例太高，还有指导教授不合理，尤其是博导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种级别，然后研究生培养当中缺乏激励研究生创新、进行自由探讨的机制。我们可以扩大高等教育管理的分散化程度，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高等教育管理权，提高学术生产力，减少政府对于大学的行政干预，第三就是扩大受教育的选择权，第四，政府在信息服务方面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报告努力做出的重要贡献，一个是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指数，这个教育发展指数的目的实际上是对各省区的教育发展程度来进行测度，这个方法主要是仿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包含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分为八个，包括教育存量指数、教育增量指数、教育投入指数、教育贡献指数等等，然后二级指标在每个一级指数下面进行构建，但这个指标体系建起来了，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在构建2005年的指数的时候，是采取了教育存量指数、教育增量指数、教育投入指数和教育贡献指数这四个一级指数以及相应的二级指数，构建这个指数实际上是要简单明了地来对各个省区市的教育发展程度来进行判断，这个是综合教育发展指数的一个发现，完全都是岳老师的研究成果。然后我们对教育存量指数和教育增量指数分别进行了测度，我个人在看这个研究成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中部的一些省区的教育存量指数是非常靠前的，它的教育基础实际上是很好的，但是教育增量指数又相对滞后，所以中部如果教育方面再不重视的话，实际上是在丧失他们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块是非常令人忧心的。另外我们在这一章对各个省都进行了分析，比如这个是对北京市的一级指数和二级指数的测度结果，以及它和平均值和最高值的差距，这里实际上也都是采用现在普遍采用的record card，一目了然地让大家看到这个省在哪些方面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或者在哪个方面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信息服务。在教育发展指数方面，这是第一次构建，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进一步完善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争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更好，另外，我们做完这个分析的时候觉得还有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虽然这个报告总体来说，主体是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对于教育公平和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增长关系更加深入的分析，我们知道不仅是我们研究的空白，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实际上还很薄弱的，另外以学生个人和以学校为分析对象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这里我想介绍我参与的世行的一个研究，就是公民来对我们的义务教育来作一个评价，以及看他们是如何获得教育机会或教育选择的，这也是我们在努力弥补我们前期的一些不足。另外就是对大量的义务教育后的培训情况的分析，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提到了很多培训的问题，东莞的样本不是很大。虽然我们在努力地脚踏实地地来做这个报告，应该说很多还都是预见性的建议，有很多是缺乏严谨的政策分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把我们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进一步完善我们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然后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团队，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很多的实证分析主要是我们岳昌君老师和丁小浩老师为主来完成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主要是我们郭建如老师和谈松华老师来做的，教育体系主要是我做的，高等教育财政是以李文利老师为主的，办学体制方面我们阎凤桥老师做了不少，另外义务教育后的培训体系是丁小浩老师来负责，研究生教育和科技创新方面主要是由郭建如老师和阎凤桥老师来做，教育发展指数主要是由岳昌君老师来做。这个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欢迎大家批评指正，非常感谢天则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介绍这样一个集体性的研究成果，也很期望大家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建议，谢谢大家。
茅于轼：我们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头脑风暴，我们有四位评议同志，首先是方竹兰，人民大学的教授发表意见。
方竹兰：首先这个题目叫教育人力资源问题研究，我觉得比较值得肯定的是实证研究的资料调查、问题归类确实比较细致而且持之以恒，另外样本的设置也比较顾及到各个方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很有水平的。优点方面我就不说了，下面有几个建议，你一直讲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教育与人力资源的发展，建议能不能把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还不够，让人感觉不到教育的紧迫性，我认为这几点首先要提出来的，一个就是说目前经济时代的特点，我觉得讲得不够。另外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中国现代化有四个阶段，一个是救亡图存，然后封闭探索，然后改革引进，然后自主创新，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召开科技创新大会表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在又进入到自主创新的新阶段，提出中国现代化阶段的一些新特点，在这个状态下，我认为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其紧迫性，我觉得这个没有体现出时代感，在这个情况下，一对比特别能体现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实际上只有教育才是真正的源头生产力，所以这方面是需要研究的。第二个就是说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目前的问题揭示得还不够全面，就是说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罗列了很多问题，比如弱势群体的问题、民办学校的问题、经济的投入问题等等，但是实际上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很多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外在方面，我觉得内在的一些问题揭示得不够，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目标设置对人力资源开发是存在问题的，我觉得这些问题虽然比较深层次也比较敏感，把它们研究出来还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研究教育能不能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来进行审视，这样既有时代背景的宽度，同时又有层面的深度。
第三点，我认为能不能分政策性对策和制度性对策，或者叫短期对策和长期对策，从这里面看，好像还是短期对策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如何解决经费、如何解决一些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我觉得对正规教育本身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短期对策的研究也不够，比如如何招生、考试、评价、管理、就业这些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还有就长期来看，我觉得主要是对目前人力资源开发当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来看，比如说从文化理念上来看，首先是教育特征理念是需要创新的，刚刚也讲了教育特征理念，但是感觉还比较一般，我们能不能把它讲得清楚一点，我觉得在现在教育管理的理念当中，似乎还跟不上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国家职能转变的步伐，我觉得教育特征理念没有变，这里说的教育特征理念主要是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直接成为了一种主导产业，同时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教育本身也是民主法制文明建设的孵化器，所以具有教育文化的双重特征。第二个是教育目标理念，过去讲的是道德人，然后现在变成了一种知识精英，就是说文化层面上是不是能够提出这样的深层次的问题。第三个是教育内容理念，我觉得目前的问题是着重于对过去知识的传授，不重视对未来创造知识能力的培养，从空间状态下，它学习的是智商层面的东西，忽视的是情商，所以我们学生适合考试不适合常规。第四个就是教育管理理念，我们目前的管理是行政本位化管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忽视其他教育主题的权利，我们现在政府提出责任政府、法律政府，但是我们教育界似乎没有提出过管理者的有限权利问题，然后它本身的法制责任问题。还有学生权利被完全忽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填鸭式的，既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学术发展，另外还有忽视家长的权利。还有就是组织理念我觉得也很成问题，比如我现在是在经济学院，所有别的学院的事情你都不能管，分得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组织理念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纵向等级性加学科分立性，这样学科和学科之间、院校和院校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融合，然后跨学科的自发的学术团队严重缺乏，这是内部，然后外部也很成问题，这是从教育文化理念上来讲。还有就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我们要研究教育的管理体制、权利配置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然后从激励层面来讲就是产权、收费、财政，然后还有社会层面，能不能把它分清楚？我就说到这里。
岳昌君：刚才方老师讲的一点我同意，就是说我们这本书不是对中国人力资源教育的全面型的总结，这本书只是一个中期的成果的展示，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课题的来源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方老师提的一些问题我们这本书确实没有涉及到，因为我们这本书是另外一本书的姊妹篇，就是03年出版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当时王蓉老师也是主要的成员之一，然后我也参加了一部分的研究，现在这个应该是那个研究成果的继续，我们的报告实际上略有涉及教育跟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来是想详细介绍的，最后只有不到一页的总结，对刚才王老师讲的，我就不做评价了，就补充三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是现在社会上对公平性特别关注，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我们也是用基尼系数研究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问题，基尼系数的指标最早是来研究收入分配的，收入分配一般不看绝对差异，而看相对差异，所以基尼系数比较好地反映了相对的差异。而教育不是这样的，比如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有真正的含义，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基尼系数变小了，只是说明入学率的相对差异在变小，但是绝对差异没有在变小，我本来在其他研究当中也统计过中国这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基尼系数确实在变小，但是绝对差异的差别并不是很小。我觉得教育对个体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的影响就是影响就业，第二个方面就是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在工作当中获得多高的收入，我们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最近一直关注教育收益率，发现教育收益率的差距是逐年扩大的，收入和受教育年限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指数关系，小学三年和高中三年对收入影响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如果看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的话，实际上这种差距正在拉大。
其实我们在就业机会上涉及得不多，因为我们本来想每一年出一个研究报告，从刚才王老师汇报的来看，似乎教育机会更平均了，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入学机会的公平，但是在教育质量和教育结果方面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影响还是挺显著的。我们的调查发现03年的时候家庭社会资本对高校就业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显著，但是从05年的结果来看，家庭背景对学生就业的结果影响的差别比较大，另外对学生工作收入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对不同家庭的子女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这个报告虽然提到了教育选择，但是篇幅很小，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政府如何来配置公共物品，实际上家庭对小孩上学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就直接关系到小孩能上到什么样的学校、得到什么样的教育，对他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报告当中看，入学机会好像是更平等了，但是重点大学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加重了，越是名牌大学，来自农村的小孩实际上越少，比如北大，现在来自农村的孩子只是占14%。我就讲到这。
马陆亭：我觉得这项研究是比较有深度的，它首先在公平的框架有一个政策性的建议，另外它建立各种指数，因此我觉得这项工作是比较严谨的，而且面也是比较全的，有些概念我还是头一次听，比如教育基尼系数，我觉得挺好的，现在我就提一些我的想法。小的方面是刚才王老师讲到民办教育有助于促进公平，我觉得这个观点不能说错，民办教育使大量农村的孩子进到高等教育的行列，这也是咱们扩招的一个贡献，但是它也有问题，这些孩子进到好的学校的比例在下降，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农村孩子进到民办高校或者职业技术学校，而这些高校又没有真正培养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些人只要有硬本领就好，此外因为这些孩子的生活背景，见识上以及阅历上可能不如城市的孩子，我知道有一些这种孩子在城市呆了一圈以后又回到农村，他受过高等教育又不可能去种地，所以相对来说这些人好像挺没用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民办教育就有助于公平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研究谈人力资源，不可能不谈工具性，人力资源开发就是一个工具，我们谈人力资源的立足点就是其工具性，公平性是一个方面。咱们在谈区域问题时，分成四类地区，但是有的地区教育发达经济不发达，有的地区经济发达但教育不发达，它们之间的促进作用是一个什么关系？第二个，我们现在的技术教育都谈均衡发展，技术教育的均衡发展我想可能是在区域内均衡，大范围内的均衡是毫无意义的，这本身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但是哪里涉及到工具性的问题呢？如果说让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工具性都很强的话，就遏制了这种创造性的思维了，从这个角度又对整个国家的建设不利了，比如高等教育，北京的高校是有利于高等教育的集约化发展的，但是为什么咱们的毕业生下放不到基层？是不是在布局上各个层次都要有高等学校呢？此外，我觉得人力资源方面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城乡方面的问题，城市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的人力资源开发是不一样的，人力资源开发怎么样去针对一个大的群体？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方面是投入方面，我比较赞成岳老师的，不能光考虑公共财政的投入，一定要把社会的投入放进去。第四个是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构成是不一样的，比如每一类的高等学校的能力构成是什么？这可能是将来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细化的，现在中央提出的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是对的，我觉得基础的研究要以高校为主。
李实：考虑教育的公平性感觉好像比收入的公平性更复杂，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公平的，所谓公平有这么几个含义，如果所有人都不受教育，那么就是公平的，比如就我们义务教育来说，如果我们完全实现了义务教育，地区之间没有差异性，那么就实现了公平性，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公平性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我认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抓阄，每个人不管背景怎么样都有同等机会去抓阄，这个时候只考虑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均等。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可能和其他原则相违背的，比如效率原则，实际上我们的考试制度是在遵循效率原则，为什么要去考试，考试就把那些学习好的孩子筛选出来，因为这些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效率高，而这个选拔过程的钱是来自所有纳税人的钱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纳税人拿钱然后支助一部分选出来的。虽然我们都认同这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本身是否公平还很难说，现在就面临一个趋势，实际上它是在不断地内生化，一旦这个标准确定了，然后其他因素在影响这个标准，这时候结果是看上去机会均等，但是背后还有很多因素在影响着这个过程。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考虑，可以采取什么方法把这种不公平性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应该考虑到义务教育带有很强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性，而不仅仅看作是完全的消费性的需求，或者满足大的社会目标的需求，相当于要拿一部分钱投资于教育上还是投资于其他产业上，所以选上的人一定要付出一部分投资的代价，只有承担费用之后才相对公平，实际上你在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已经比没得到机会的人有优越性了，但这个优越性不能无限扩大。所以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实现公平的时候正好是在均衡点，我投入的和我最后的收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权衡，有两个人，一个人学习能力强一点一个人学习能力弱一点，学习强的人得的收益要高于学习弱的人得的收益，这样学习强的人愿意投资而学习弱的人就不愿意投资，这个时候的均衡点应该就是公平的均衡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高等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是个人负担的教育投资，而不是完全国家包办的东西，我想有了这样一个条件的话，进一步考虑国家怎么来办教育，应该多样化，国家确实需要一些高精专的人材，我可以设一两个学校，把那补贴给得高高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更好的是一定要看到两个市场，一个是教育市场，还有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教育市场的教育需求和攻击和教育的成本收益和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的关系才能完全衔接起来，这两个市场是相互影响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供求的变化、外来冲击随时可能会影响到教育市场。
盛洪：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报告，刚才方老师讲得很好，应该从源头讲，但是我并不会局限于这个报告，我认为把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首先是教育是什么性质的？刚才李实特别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它是私人物品，我可以排他地占有和消费，这个私人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人的基本经济权利的含义，换句话说，叫做宪法权利，教育是私人物品是什么含义？就是教育权从何而来？教育权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没有别人能够剥夺，换到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具体定义为宪法权利，我愿意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可以的，我愿意找什么人教育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要对后果负责，这是我的权利。现在中国教育体制最大的毛病就是它颠倒了，怎么教育权就来自教育部了？然后这样的教育权不对应于义务，农村的孩子穷得上不起学，它从来都没有强制过，说你必须得上学，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情况，在中国我们默认教育部有教育权，我觉得我们教育问题最根本的是宪政缺陷，还有我们的学校在管制各个方面都有问题，什么样的人规定什么样的内容让我的孩子去学呢？所以你有什么权利不许别人教，这些权利的来源何在？其实这个东西的来源是计划经济，我们不知不觉地因为计划经济就所有东西都由政府来提供，政府规定你必须要接受我的东西，但是20年的改革以来，我们在物质生产领域已经大变了，原来说你必须经过我才能生产，现在的改革导致了中国物质生产领域的奇迹，导致了宪政思维的变化，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就是人有基本的进入市场的权利，其实它包含了教育权，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所谓公平最重要的是起点公平，起点公平最重要的是教育公平，穷孩子因为穷就上不起学，他同样是人但上不起学，可能社会会失去这样的人才，这对社会是一个外部损失，更何况这样一种因为受教育导致收入低下甚至形成一种世袭的阶层，这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时候政府是要管的。我认为义务教育不是说政府要给九年义务教育买单，是指政府要保证所有的孩子都受到公平的教育，其实它的重点是穷孩子，我觉得义务教育的含义是指政府要补穷孩子上学的那块。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而现在的体制没有真正承担起公平来，我觉得这块是要讨论的，你现在的教育服务恰恰是没有放开的，有些人想进入又进入不了，然后你还有各种各样的门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完全放开后还会存在不公平，我觉得这点是肯定的。实际上如果是完全自由市场的教育服务，肯定是富孩子和富孩子一起上学，穷孩子和穷孩子一起上学，这是由市场决定的，也会有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平跟政府决定的不公平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政府要纠正过来，我觉得这一块是要有的。
茅于轼：因为资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我投入好产出就多。那到底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我提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大家看对不对，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一个人享受人生，而且让他懂得怎么帮助别人享受忍受，这是唯一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了。享受人生你首先得会赚钱，第二，你得懂得怎么处理人际间的关系，第三，你要懂得美、懂得享受人生，懂得自然的美、音乐的美、懂得文化，而且你不断自己这么做，还要帮助别人这么做，不能损人利己，这就是教育的目的。
韩朝华：我感觉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公平问题和人力资源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好区分，我觉得你们的标题是人力资源问题，我觉得搅在一块讲是有问题的，比如公平就是人的发展问题，不讲人力资源问题，受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中达到一定的福利水平，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享受社会的发展机会，是这样的一种概念的东西。但是人力资源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分开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在讲公平的时候，你认为工具论不行，这个是对的，但是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讲又不一样了，把教育给谁对社会的发展最有利？这个又不一样了，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分开来讲，比如初等教育公平有先，高等教育效率优先，可能到了发达国家阶段，大学教育也是公平优先，不同阶段要不同对待，所以从原则上我同意茅老师讲的问题，就是教育是有工具性质的。
讲到教育的人力资源问题，你们有一个问题没有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即使从人力资源优先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样的极端的应试教育对我们的人力资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甚至是从小学开始就应试，这样出来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古今中外，就这一代中国人的教师和家长剥夺了中国人玩的权利，这样出来的教育对我们的人力资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没有提这个问题。
王蓉：我个人感觉教育领域有很多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好象一直在边缘游走，而且我个人感觉我们说出来之后，基本上我们心里还能够有把握，像大家刚才说的，也是在做研究，但还没有到了一个呈现出来的过程当中，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也激起了我跟大家沟通和交流的很强烈的愿望。首先从好说的问题说起，刚才盛洪老师说到教育权、强制教育以及教育财政方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美国很多洲很早就有了义务教育的立法，但是至今为止还有很多人在反对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我家长有自己的权利来决定我的孩子在家受教育，为什么各国如此普遍地实施义务教育立法？哈耶克主张在当代社会义务教育达到最低标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义务教育不单是传播知识的问题，更是减少风险，让彼此共享共同的价值观，所以一开始教育是单纯的政治范畴的概念，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义务教育方面的制度安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农村的义务教育以及相关的公平性的问题，实际上从今年开始已经在西部的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个实际上是去年12月24号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主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支持，这个实际上是新的政策导向。另外刚才说到教育目标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原来是有教育质量问题的讨论，包括教育质量评估的体系，后来感觉研究的成果不是特别成熟，所以没有拿出来，实际上教育领域当中有非常多的研究，一个美国学者曾经把教育的目标划分为52个方面，我们曾经拿着这52个目标去访谈雇主以及学生，发现中国教育在培养人的方面是失败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高等教育教育券的问题，实际上教育券在很多国家有了政策的实施或者改革，现在实施比较多的是基础教育，但是对于适龄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种教育券还不是非常普遍，这个实际上也涉及到刚才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同，人们认为义务教育是一种权利，而高等教育是一种能力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得到券就可以去接受高等教育，这个也涉及到高等教育当中很难回答的一些方面。另外，实际上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改变了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的机制，从1997年开始全面实施了成本补偿的制度，实际上当时最核心的依据就是高等教育是一个私人物品，然后一般是个人买单的，现在高等教育当中虽然实施了成本补偿，学费上涨得非常非常快，可是相应的贫困学生支助的体系是滞后的，因此就产生了可负担性的问题，这个方面是一个关注的焦点。然后刚才马老师谈到民办教育的问题，说到民办教育的公平性，我们实际上是从民办教育的受众来说的，民办教育满足的是过度需求还是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就是老百姓都想上这个学校，可是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老百姓想上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民办教育起来实际上是拾遗补缺，满足了老百姓想要上学而没有上学的愿望。另外有些叫做差异需求，老百姓有些有学可上，可是我选择不去上，实际上政府给我提供了教育体会，因为我的宗教或者文化的原因，我另外有选择。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民办教育满足的教育公平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常常是弱势群体的孩子被排除在公立的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的，这样实际上民办教育扩充了教育机会，满足了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从这点上来说，根据我们的判断，民办教育更多地是满足过度需求，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它是起到了提高教育公平的社会只能。然后刚才大家提到了工具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用到了亚马蒂亚森的一段阐述，他说是教育扩展了人类的可行能力，人类的可行能力是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即便没有使我个人的收入增长、即便没有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力提高，本身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他获得更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我们还是需要跳出来生发，这可能是一点火花吧。然后另外一点，刚才提到了城乡差距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标志性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多关注，我倒是觉得现在老谈城乡差距、优势群体、弱势群体，实际上掩盖了一个复杂的图画，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而且我们也想做一些实证分析，一个我想归之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实际上你在教育服务领域当中，利益主题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另外，很多问题上多种利益群体的劳动已经开始显现化，比如在城市当中，教育择校或者教育乱收费现象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感到没有满足的不完全是城市当中的弱势群体，实际上这种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可能不能够去简单化。我大概说这些。
茅于轼：我们非常感谢王蓉教授，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