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第298次双周会议上，张曙光教授对中国2005年宏观经济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
首先，虽然在第二季度的时候，有很多人预测中国下半年的经济要明显走低，但是从第三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经济并没有低到哪去，不过数据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前三个季度的三大需求要好过去年，但是现在的增长率却低于去年。而且从97年以来，我们的统计数字往往在高的时候往低压，而在低的时候又往高抬，这样就把经济波动的周期给压平了。此外，现在的统计方法可能扭曲了消费结构，现在的消费结构当中食品占30%，而事实上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办法：修改现在统计的办法和公布一个核心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分析是有利的。由于去年的物价被普遍压低，所以从今年的状况来看，第四季度肯定会出台很多水、电、煤等调价的办法，今年消费物价的总体水平不会低于一至九月的水平，在此问题上，关键在于明年的情况到底如何。由于明年汇率升值的影响会显现出来，贸易摩擦的状况也会加剧，贸易顺差可能越来越大，此外，前几年投资增加的生产能力现在都要投产，价格水平的走势可能与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今年以前M1和M2的走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到了九月份，它们却相差了6.3个百分点，而且存贷差也在扩大，现在存贷差的增幅相差4.5%到5.3%，且余额存款大于贷款9万亿，这说明我们银行的经营效率低下，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种松货币和紧贷款的状况，因此更为重要的可能是要推进银行改革，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
接着，张老师着重谈了汇率升值的问题。我们的汇率升值已经三个月了，所以可以对其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这次改革一方面使得我们的汇率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另一方面减轻了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和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也增大了用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清算工具的空间。现行的汇率制度确实增大了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和灵活性，也增加了央行调整选择的困难和操控的可能性，但是在这样的变化之后，如果说过去操纵汇率是明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暗箱操作，市场主体面临的是一个更大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这一方面增大了央行操控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央行政策操作的困难。这次变动涉及两个问题：汇率体制和汇率水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汇率水平的调整是比较小的，这样既可以对国内外的压力有所交待，也可以使其影响不至于太大，但是由于调整的幅度小，压力并没有消除，一是国外的压力重来，美国国会再次向中国施压，美国的制造业协会也紧跟其后。另一方面，目前外汇储备和热钱流入之势未减。另外，汇率调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水平是一个单边上扬的态势，所以升值问题就成了焦点，央行的官员说央行不再调整人民币汇率，由于汇率改革才3个月，很多效应还没完全显示出来，对于这次改革、升值的成效以及新体制的运行，央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并且做出评估，所以短期内作同样的操作似乎不大可能。另外，人民币还会升值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怎么升，何时升，既然现在体质做了这样的改革，央行的办法也就多了，从这个角度讲，央行官员的表态也不完全是虚言，即使央行选择了重新定值的办法，也不会在今年。
张老师还谈到这次的调整会增大汇率升值的预期，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重演中国式的 " 广场协议 "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小，但是把日本经济10年衰退全部归于汇率升值也不大恰当，日本经济严重衰退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与日本经济宏观操作错误有关，也与日本经济体制有关。对此，他认为我们既不要过分看重，也不要掉以轻心，理由有三点：一，阻断银行制度；二，企业和银行间相互持股；三，日本的官员、银行、企业互相勾结。由这些问题衍生出许多其他问题，造成了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中国目前的情况与日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相对日本来说，国内市场较大，这是日本不可比的，日本与美国的状况和中国与美国的状况也不大一样。还有有了 " 广场协议 " ，中国会引起警惕，不会轻易放弃汇率操纵的主动权，但是因为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大，特别是当一个宏观政策变量发生重大变动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是很重要的。
接着，张老师就政策背后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三季度的情况不错，但是却潜存着很大的危机，其中一个表现是现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消费不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外需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形成了长期的双剩余、双顺差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造成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和频繁的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力投入和消耗，依靠这些来支撑的经济恐怕是不可持续的。而现在国内需求不足，又与现在的体制扭曲与政策失误有很大关系，一是我们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严重滞后，造成收入预期不稳，支出预期增加。二是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扩大，投向西部的发展资金向东部转移，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以农村的衰退和边缘化为代价。三是内外政策扭曲，包括投资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外资依靠挤压内资而发展。四是政府收入和消费和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失衡，由于收入不稳，差距扩大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可以看到，税收规划建议确实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指出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但是如何将这些政策落实恐怕是更重要的。张教授认为，根据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状况，要从调整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分配入手，把政府的工作从经济增长为主转向社会发展为主，财税改革应该加紧进行，主要的方向是降税。此外，现在个人所得税的修订成了讨论的热点，张老师认为这次的修订不是为了达到公平，而是为了政府：一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二是为了政府征收方便。
另外，财政支出在政策和体制上的问题也不小，经济建设支付所占比重仍然过大，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味道很浓，社会文教支出增长缓慢，这表明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依然是扭曲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是把经济增长而不是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政府远远没有承担起自己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现在医疗改革失败已经是事实了，但是把原因归在市场化上也是值得考虑的，如果政府能承担起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的责任，那么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因此医疗改革的失败，与其说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如说是政府放弃自己责任的结果。所以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通过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政府主动承担起其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增加政府财政在社会事业方面的支付，把社会事业的发展作为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调整内外的经济关系，特别是金融开放的秩序和力度。现在民间资本和民间金融的生存环境是十分艰难的，民营企业不怕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就怕本国政府的管制，而有关官员不怕外资的扩张和操控，就怕私人资本的进入和强大。针对入世的协议，到07年中国银行要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可以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问题之大，我们自己比较清楚，现在之所以问题不是很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它有源源的资金供给，不愁流动性的问题，但是一旦外资全面进入，存款转移必不可免，那个时候的情况时可想而知的，所以现在到了改弦更张，放开民间金融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