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茅于轼：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钟伟同志来给我们讲巴塞尔协议。
钟伟：我简单介绍一下新巴塞尔协议和全面风险管理。我想讲七个部分的内容，经济资本我们就跳过去不说，就先说一下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框架，然后对巴塞尔协议作一些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巴塞尔协议发展的历程，巴塞尔委员会原来是国际清算银行下面的一个非常小的委员会，88年的时候推出老文本，94年前后在中国的银行业陆续开始实施，96年的时候在原来的信用风险的基础上引入了第二个风险，市场风险，98年把操作风险进行了定义和量化，到01年的时候作了多次定量影响的分析调查，最终在04年的7月份新巴塞尔协议定稿，这是巴塞尔协议发展的历程。
88年的文本特别简单，只有几个基本的事情。一是界定了风险资产（risk wave assets），即RWA，这是一个线性的简单模型，风险资产=∑风险资产类型×权重，当时的风险权重是监管当局自行制定的，当然也可以细化，巴塞尔没有特别的要求，这是风险资产概念的提出，比如以国债为制压的贷款，风险权重就是指：如果所还债务的置信等级比较好，权重是0；不动产抵押，权重是在50%左右；纯粹的信贷是100%。
第二是界定了资本（qualified capital），当时界定了三个概念：核心资本，也就是资本加上盈余；附属资本，刺激贷，重估的增值这块都放在附属资本里头；资本扣除，金融机构之间的重叠的交叉事故部分扣除。04年的文本当中合格的资本（qualified capital）的概念被拓宽，在一级二级资本之外还增设了第三级资本，第三级资本主要是用来抵御市场风险。88年文本的第三个工作是界定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只要金融行业的都知道是8%的要求，然后核心资本不低于4%。
但是88年的文本还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一是它不利于激励相容的框架，风险管理能力强的银行并不能从88年的文本当中获得特别大的好处，因为就是这样简单地界定资本，界定风险资产这样的模块根本用不着内部风险管理非常细化的模型。88年文本之所以在92年在全球实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欧美银行业自己管理的架构比88年文本更严密，但是88年文本对东亚的银行的制约是非常大的，所以银行业界经常有这样的传说："94年到96年期间东亚银行之所以出现金融问题，就是因为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样东亚的整个投资和资金活动就收缩了，流动性紧缩之后，东亚就步入了危机。"对88年的文本的评价不一，有的说是银行业的神圣公约，我这列了一个反面的说法，国际银行业的监管专家Charles. Goodheart 说：比没有任何监管框架更糟糕的事情是，我们竟然有了现在这样一个框架，这是88年的框架的问题。第二我们介绍一下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的引入，实际上88年的文本不是一个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引入，因为商业银行在现实的经营活动当中会面临市场，信用，操作，法律，全球化等非常多的风险，而88年的巴塞尔文本只是考虑了一个风险，就是信用风险，打个比方，家里的房子，四处都有可能遭受偷袭的，那么我们只安装了一个防盗门，连窗户玻璃都没安，这是88年文本的一个缺陷。88年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非常重要的基本的basic concept，即X risk matrix，在X风险矩阵中，横坐标指的是银行的业务类型，比如个人业务，公司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清结算业务等等。纵坐标表明不同的风险类型，市场风险，信贷风险，融资风险，经营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等。在这个X矩阵当中，某一个矩阵的元素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某一种银行业务和特定风险的相关性， 比如我们看资产管理业务，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信贷风险，也没有太严重的市场风险，它主要操纵的是声望风险，对于机构业务，可能信贷风险是非常突出的，清结算业务也没什么信贷风险。所以当我们考虑信贷风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对于对公业务就要考虑信贷风险，对于个人的消费类的业务，可能也有个信贷风险，清结算或者资产管理等很少会涉及这个风险，这是从特定风险角度讲的，如果从特定清偿角度，你们也明白了，比如清结算业务，当我们管理清结算业务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就是流动性风险，然后就是操作风险，至于说清结算业务有多少市场风险，或者有多少信贷风险，倒没有多少，所以这个X矩阵可以让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清楚地了解某一种业务处于风险高低状态。
跨国银行对全面风险管理有一些诉求，这几年来讲，银行最重视的是哪些风险暴露，这里面有一些基本概念。商业银行最重视的三大工作当中一是信用风险，二是经济资本，银行的所有者要用尽可能少的资本，尽可能合理的风险和收入的配置给银行的所有者带来最多的收益，三是信息系统，中国银行利润很高，信息系统处理很差，没有一个足够的信息系统分布式地广泛地一二级分行的分支网络要经营控制非常困难，风险随处都是。这就是跨国银行对全面风险诉求的几个点。
全面风险管理怎么定义呢？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过程。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一个阶段是负债管理，就是拉存款。第二个阶段是资产管理，尤其是信贷风险管理。接下来才走到了资产负债的综合管理，比如比例管理等等。第四阶段是资本充足率管理。在这之后才是全面风险管理，因此国际银行业大概处于已经完成第四阶段但没有达到第五阶段这样的层次，而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很多处于第一阶段，少数银行可能已经到了第四或第五阶段，这是全面风险管理发展的一个过程。
中国也做了承诺，就是不用新巴塞尔协议，简单地来说，中国现在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既不是1988年的老巴塞尔也不是2004年的新巴塞尔，根据银监会的规定，中国现在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集中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两大风险，但是忽略了操作风险。关于中国银行业资本配置的要求主要是去年第一季度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一个报告，要求商业银行在2007年1月1日以前达到8%的充足率，那个要求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和太急功近利的，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中国现在所处的状态不是88年的版本，也不是04年的版本，而是中间的过渡状态，有两大风险。
标准的全面风险管理一定是跟组织架构相关的，组织架构当中，从中台的角度来讲，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监事会和董事会的构成，如果没有监事会，应该有合理的独立董事的构成，从后台业务来讲，要有合理的薪酬委员会，员工福利委员会，数据技术支撑委员会等等。前台主要是给予事业部制来做。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组织下限，也就是组织过于扁平化，我为什么说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达到全面风险管理所必要的组织架构呢？从中台来讲，实际上董事会可能还不如党委会，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从分布式的框架来讲，也是非常另人惊讶，中国银行业总行的集中水平是远远不够的，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一二级银行还是各有利润指标，要进行考核，这样分行和总行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不是太正式。第二个证据是跟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比起来，银行的资金集中度是不够的，跨国银行都有内部的资金池，资金富余的银行要把资金上存，资金不足的银行要向总行拆借，所有闲暇的资金都有集中到总行的，有一个内部资金池的概念，然后有资金的多重转移定价，但是中国目前的银行业都是资金远远不够，所以导致了总行支行的自主空间比较大，总行对一二级分行很难有非常严密的控制，当然控制比以前加强了很多，但是还不够。
那么风险管理缺失会有什么问题呢？它会有牺牲品，成立资本管理公司就是市场风险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成立资本管理公司没有较好的风险管理框架，只能说风险来得太偶然，有30处的极端情况在2年内陆续发生，因此三级资产管理公司失败了。操作风险典型的失败者就是巴林银行，主要是因为交易部的老总又是资金部的老总，所以就造成了重大的问题。声望风险典型的就是银行卡收费，越有声望的银行对银行卡收费所冒的声望的丧失就越多，声望越小的就越愿意去冒险，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为什么地痞流氓先做个体户发财呢？主要他没有什么声望。
95年以来巴塞尔做的尝试主要是什么呢？第一，持续八年，征询意见，要求了解新文本对这个国际跨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怎么样的影响，是否显示如果采取内部模型法，跨国银行能节约资本。第二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新协议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开放的框架，所谓激励相容，我特别想强调这样一桩事情，所有银行其实并不是经营货币的，它是经营风险管理的，银行业的专家并不单纯是所谓的信贷员或者前台柜员，而是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因此，对于商业银行的激励相容的风险管理框架应该是允许风险管理能力比较强的银行尽可能地节约资本，扩大经营杠杆，对于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银行应该要求它配置较多的资本以抵御它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的缺陷。88年的文本相当于是一刀切，而好的风险管理框架是要求风险管理能力强的银行通过尽量少的资本获得尽量多的收益和回报，然后在银行的竞争当中一路领先。04年的文本由于比较多的资本配置方面的模型都是内部模型，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框架。第三，三大支柱取代了原来的一个支柱，原来的一个支柱就是资本充足率，现在三大支柱包括了资本充足率，监管过程和市场约束。第四，三大风险取代了一个风险，原来一个风险就是信贷风险，三大风险分别是市场，操作和信用。第五个变化是内部模型法取代了外部模型法，现在我们用的大部分模型都是线性的，过于简单，而新的模型我们都用的是内部模型。第六，强调了几个不同的资本概念，就是强调了监管资本，经济资本和财会资本的不同的概念，然后允许商业银行主动地进行资本套利。这是新巴塞尔的一些变化。
那么对巴塞尔怎么评价呢？我们来看基本的变化是这样的：原来只有一个支柱，即资本充足率要求，现在有第二和第三支柱了，分别是指监督检讨程序（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场制约(market discipline)，第二个支柱主要是指使用模型的时候应该符合定量和定性的要求，在巴塞尔的文本当中，这一块没有长篇大论地单独列出来，只是说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定量标准是什么，定性标准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用了。第三个支柱是市场约束，主要指的是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的要求，标准，程度，时间等等。这是新巴塞尔的三个支柱。88年的文本只有一个风险，而现在04年的文本覆盖了三个风险，更加另人惊讶的是88年的文本其实相当于这张图表（如下）当中第一支柱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就是信用风险标准法，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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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不如04年的文本，所以04年的文本对88年的文本的改进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分别介绍三个风险的定义，一个是市场风险，主要我们是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价格风险，二是流动性风险。价格风险主要是指出乎意料的价格变化对于银行表内外的头寸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些头寸包括：利率，股权，商品和外汇，外汇主要指两块，一个是外国货币，还有就是黄金，而股权(equity)，商业银行用自有资金介入股权交易当中或者银行团都属于股权风险的范围，然后还有商品风险，因为商业银行更多地介入到大中商品买卖，那么这也是个风险。市场风险的第二块是流动性风险，问题是在于监管当局并不能区分什么是流动性风险什么是资不抵债的风险，举个例子，比如银河证券，它在向人民银行汇报的时候肯定说它面临的是流动性风险，但也许银河政权面临的是资不抵债的损益性风险，但对于流动性风险，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往往发现，金融机构面临的并不单纯是流动性风险，而是损益风险，所以流动性风险不好区别，补偿流动性风险通常只能限于一个很短的时间，比如不超过一年或者不超过一个月。信用风险的定义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交易对手违约，银行签署了很多合约，不管是负债方还是资产方，总之银行都是签署合约的， 除银行外，另一方交易对手可能是银行也可能是企业或者个人等，那么只要是违约了，那么违约都是信用风险，另外交易对手没有违约，但是交易对手违约的可能性在增加，这也是信用风险，比如企业原来发行的债券是两个A的，现在跌到BB+了，那么这是信用风险。所以信用风险包括直接违约和间接违约，当我们考虑信用风险的时候，主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违约率（PD）和相关违约,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暴露（EAD）、持有期（M），信用风险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从保险精算上来的，比如，当我们考虑一个火灾，我们对火灾进行定价，我们是考虑在某一区域一共有多少房屋，这些房屋价值多少，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每一栋房屋平均会损毁多大的程度，火灾的可能性有多大，因此发生火灾的频率相当于违约率，那么移动房子如果发生火灾损毁有多严重大概就相当于违约损失率，而风险暴露的意思就是这栋房子值多少钱，保险公司要赔的保险金额在信用风险当中就相当于风险暴露，持有期就相当于保险单的有效期，从我的理解，我不认为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有任何差异，他们两类金融机构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机构，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和很多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公司都应该算作一类金融机构。那么操作风险的定义是什么呢？一开始我们认为操作风险是不能量化的，后来通过英国的银行家协会作了一个操作风险的量化，最早的定义对操作风险量化毫无意义，即除了信用和市场风险外都是操作风险，现在窄了一下，操作风险主要是三大因素，一是人的能力的问题，既包括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包括他的暴露风险，二是流程，业务流程有没有缺陷，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以前发放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没有关于提前偿还的风险的防范，这是流程的失误，关于信用卡发放的过程中，对于申请信用卡的人不做认真的调查，这也是流程的失误，所以操作风险第二个风险暴露就是流程的问题。第三是系统，主要是指数据库，信息系统的管理这方面的能力。根据JP摩根比较系统的分类是分7类因素，我们指考虑3类因素：人的能力，流程和系统。操作风险的事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频低危，另一类是低频高危，高频低危事件是我们经常发生的，可以用经验统计来精确衡量发生的概率的情况，高频低危事件的典型例子是：任何人只要你有单位，就不会去买信封信纸，信封信纸是你在写公函的时候用的，那么现在如果你写家信也用它，就是侵吞公司财务的行为，但它是高频低危事件，这个损失很轻微，要纠正这个损失可能要付出比这个损失更大的代价。低频高危事件主要是高管人员的阻止，可能一家银行100年没有发生一类低频高危事件，但发生一起，这家银行就完蛋了，所以对高频低危事件可以用统计法来管理，但是对低频高危事件我们只能作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现在银监会也在征集商业银行的这些案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大风险的定价。先看信用风险的定价，我们看一下它的过程，传统的方法有专家法，评等法和Z柱法，Z柱法主要体现的是公司的评价，然后现在专家法用的也比较多，现在一些自动授权程序，比如网上申请信用证，申请信用卡还在用评等法。95年96年之后，有一些模型的发展，比较好的模型有KMV模型（creditor monitor model），capital matrix模型等，从中国银行的情况来看，以前用的比较好的是KMV模型，但现在中国的银行业普遍使用了另一种模型。这是过去一些年的发展。
前面三种方法大概是95年前的做法，后面一些做法是95年后的，新巴塞尔给了三种方法：标准法，内部模型的基础法和内部模型的高级法，那么下面我们分别来介绍这三种方法。标准法和1988年的文本比较起来有几个变化，一是88年的时候OECD主权债务都是没风险的，现在是有风险的，根据外部评级来算，再有就是现在增加了150%的权重，第三个变化是以前什么资产是多大的风险权重是由监管当局制定的，而现风险权重是由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来决定的，银行自救的方式就被规避掉了。这是标准法的三大改进。标准法也有缺陷，为什么标准法有缺陷呢？第一就是因为商业银行在标准法当中把资产分为18类，除了欧美一些国家商业银行持有的大部分资产都有信用评级，在中国这些银行业为主的市场当中，银行持有的大部分资产都没有评级或只有银行的内部评级，因此外部评级确定风险是行不通的。第二银行的内部评级未必比外部评级更差，因为银行了解更多的客户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往往不能披露给外部评级公司，所以外部评级取代内部评级的确能够防范银行的道德风险，但是也可能忽略了银行长期以来在客户管理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三，对于150%的风险权重，很多银行如果持有资产的质量不好就不评级了。这是信用风险的第一种涵盖法。信用风险的第二种涵盖方法是IRB-foundational（内部模型的基础法），它主要考虑PD（违约率），而内部模型的高级法要考虑资本，也就是信用风险所要求的资本配置=违约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暴露（EAD）*持有期（M），要注意的是，无论是PD，LGD，EAD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数据，它是一个统计分布，因此当我们考虑一个统计分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能够另外一些数，当我们考虑一个PD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三个概率因素，一是PD作为一个概率分布，它的数学期望是什么，第二是这种PD的概率分布的标准差是什么，第三，你考虑这种概率分布的时候，你所要求的有置信度的时间期限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考虑PD，我们肯定要考虑三种围度的东西，这是内部模型法的两种计量方法。如果我们分别用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内部模型的基础法，高级法来计算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标准法在违约率比较低的时候，会高估资本配置的量，而在违约率比较高的时候，标准法所配置的资本的量是不足的，在下图中的绿色的梯形的横线表示的就是标准法，它不适用于比较糟糕的银行，
这样银行的资本提取会不足，也不适用于风险管理能力很强的一些银行，导致银行的资本浪费，只适用于中等水平的银行。对于内部模型的两种方法，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外部这条黄线是基础法，内部这条蓝线是高级法，因此对于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在控制信用风险时，用内部模型的高级法是最能够节约资本的，使用高级法对商业银行而言，在同等风险水平下，它能节约资本，增加业务量。这就是我们说的测量信用风险的三种方式。巴塞尔主要考虑的是市场风险，采用的方法可以总结为两大类：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标准法主要用的还是老的一些办法，这些方法都比较粗糙，市场风险的标准法和96年的文本相比，没有什么改善，现在银监会在给商业银行配置资本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标准法，当然银监会也鼓励商业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但是中国的银行是不是有使用内部模型法的能力还不太确定。那么标准法的明显缺陷是什么呢？市场风险是在所有风险当中最能够被分散的风险，最彼此不直接相关的风险，我们用标准法的时候通常这样子：考虑几个风险暴露：利率，货币，股权，商品。利率的话我们是按照标准期限法，它是巴塞尔协议当中计算所有风险最麻烦的一种，要考虑特征风险，总体风险，然后再加总。货币风险我们是按照短边法提8%，股票风险我们是多样化组合提4%，单一组合提8%，商品风险一般提15%，所以标准是比较简单的了，它意味着四大风险之间好像是可以简单累加的，这样就夸大了四大风险计提的资本，因为在线性的模型当中，四大风险不能这样简单的累加处理，这种累加处理起码是违反了组合能够避险的原则。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法定价的时候我们就用了市场风险的VAR的方法，它有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标准，我们现在列的只是一个定量标准，也就是说有一年的历史数据并且每季度更新，这个中国银行业现在能做到了，但是历史数据仍然不连续。第二就是过去60个交易日的VAR的平均值和昨天的VAR进行VAR的计算，这个中国的商业银行很难用，因为中国商业银行没有能力来计算每天的VAR，然后用VAR来计算的资本至少要相当于标准法计算的资本的一半，但这已经很可观了，这就意味着用内部模型法可以节约标准法一半的资本，或者说在同等的风险下，你可以比你的同行多做一倍的业务。第四，模型要回溯试验，如果预测不准确时要惩罚。过去60天的VAR的均值和前一天的VAR两个VAR之间取较大值，然后在乘以一个K因子，这个K因子是保证内部模型法配置的资本不比标准法少一半，置信度是99%，然后考察的时间是1天。现在我们知道了市场风险定价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标准法，一种是内部法，在做回溯试验（back testing）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back testing 如果在一年内如果发生10次穿透，这个模型就失败了，在一年之内如果发生的穿透次数少于4次，那么是可以接受的，这可以保证商业银行的内部必须根据历史数据不断地更新，至少按季度更新一次，才能使市场风险得到比较准确的衡量，因为市场风险跟真实商业周期是相关的，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法也有缺陷，那么缺陷是什么呢？第一，银行的所有资产和负债要是连续可交易的，要有这个记录。第二是VAR方法的普遍缺陷，它是不能用来防范极端情况的。第三，我们在计算VAR的时候，假定风险事件的分布是正态的，而风险事件的分布往往不是正态的。在中国，我觉得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波动和风险，现在我们中国所处的状态大概在如下图所示的萧条高，就是颠峰已经过去了，05年的经济情况就
明显地加速在走下坡，走下坡的证据非常明显，尽管人民银行不承认，第一个月企业的赢利能力下降了一半，从年利润增加40%下降到17%，第二是利用外资连续10个月下降，现在同比下降已经是-0.8%，第三是外贸差额从逆差转为顺差，去年一二月份是逆差79亿，今年一到五月份是顺差300亿，第四是物价回落速度出乎意料的高，现在在四月份五月份CPI都在2以下，六月份CPI更低，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在06年的二季度或者三季度，我们将会回到0左右的水平，也就是重新进入通货紧缩。所有的这些指标显示，宏观向下正在加速，比人民银行，发改委预想的速度要快，直观地来讲，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银行的营利能力在下降了，还有媒体的广告投放下降了，还有以私有制为主题的经济，像浙江，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到5月份只增加7%，所以浙江煤电的紧张已经没有了。如果从市场风险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大的市场风险就是波动，即宏观经济波动，而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是政策波动，所以中国银行业投资的80%的损失银行都应该负责任。最为稳健的商业银行，从市场风险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利益风险是一大风险，而且在短期内利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更大，因为去年大家预计市场利率应该走高，而市场利率却一再走低，这是不正常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操作风险的定价，中国银行业到现在都没有对操作风险有非常大的关注。对于操作风险，大摩的定义比较精确，我主要谈三点：人员，系统和程序，这三大风险是操作风险的主要构成部分。操作风险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把操作风险的事件列一下，大概分布的情况是这样的（如下图）。
因此，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唯一不能管理的是突发事件，类似911这样的重大的灾难性的事件不要认为商业银行能管理，任何商业银行都没有能力管理类似的事件，因为这样的事件商业银行没有遭遇过，即使遭遇过，下次遭遇也不是同一回事。
对于操作风险，我们有很多种处理办法，再强调一下，操作风险的风险暴露就是三点：第一是人的能力问题，包括人的能力和道德风险，第二是系统设置问题，信息管理系统是否有效，数据库是否有效，第三是业务流是否准确，这是三大风险的暴露。两种事件，一种是高频低危事件，损害很小，第二是低频高危事件，很少发生，但是损害很大。对于低频高危事件我们通常采取的是信息模拟，高频低危时间我们通常采取的是统计法。
下面是操作风险的具体分类和处理办法。我们把它分为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就是宏观因素来激起操作风险的资本，自下而上的是由单笔业务加总来激起操作风险的资本。操作风险的三种办法又是什么呢？分别是基本指针，标准和内部模型这三种办法。基本指针非常简单，就是银行的gross income（年收入）中提15%，这就决定如果这条要在中国实施的话，你想银行提款进来有收入了，存贷率本身为75%，再去掉15%，能够用来放贷的最多只有60%，你还要再交准备金，你存贷款的净利差要足够大，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款的净利差不够大的话银行就没法活，这是操作风险的基本指针法。操作风险的标准法也很简单，就是把银行业务分为8类，每一种业务都介入一个收入指标，然后介入一个b系数，用这种方法计算，某一种业务的收入乘以这种业务的指标，那么操作风险的标准法和操作风险的基本指针法，如果基本法所要计提的资本，b是15%，也就是相当于业务收入的15%，标准法之后大概相当于总体收入的12%，所以标准法比基本指针法大概节约了3个百分点的营业收入的资本，所以标准法已经算是一个大进步了，但是标准法还不够好，还有高级法，它考虑的主要是这个因素，操作风险发生的事件的概率乘以操作风险的违约的损失乘以操作风险的暴露的敞口，这个跟信用风险的估测是一样的，高级法当中有两个修正需要提一下没，一个是行业特征因子的修正，如果这家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水平跟同行业相当，那么就不要修正，如果操作风险的损失事件出现了后尾现象，也就是数学期望基本一样的情况下，标准差离散的程度更大，因此这家银行要补充一些操作风险的资本，再一个是峰值部分比较好，尾部很薄，操作风险的标准差的波动比较小，那么这些银行可以节约操作风险资本。这是巴塞尔引起的第一个修正，巴塞尔引起的第二个修正是什么呢？因为低频高危事件对本银行来讲是非常少的事情，如何才能让一家银行有效地管理低频高危事件呢？引入了一个风险特征因子，考虑到行业整体的PE，修正的单一银行PE计算公式为：PE=Z×PE内部+（1-Z）×PE行业，我们可以看出来假定Z是等于1的，那么银行不采用任何同行业的案例，只采用自己的数据，说明这家银行就是完全个性化的银行，而如果Z等于0，就表明这家银行完全不用内部数据，而只用同行业的数据，说明这家银行是大落后于一般的银行，大多数银行的取值都介于0到1之间，那么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因子呢？举个例子，我这家银行推出一种新业务，比如银行标准信用卡，这个我没有做过，而招商银行做过大量银联标准信用卡的业务，那么招商银行所做的银联标准信用卡的创新工作，带来了多大的操作风险的损失，我把它这个金融创新工具作为我本行推出类似的金融创新工作所要承受的系统，流程和人员的改变的操作风险，这是第二个修正。对于我们中国的银行来讲，着手做操作风险的事情可以做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首先要做的不是去配置资本，而是摸清本银行的组织架构，清楚地规定操作风险事件的测量和汇报的线路，也就是操作风险的事情发生了，由谁向上一级银行汇报，或者由向上一级银行怎么向上一级调查。比如高山，对现金管理的时候在途资金管理受到控制，对银行来讲，在途资金是不能用的资金，所以它也没有严格地纳入到信贷风险当中去，但是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他手头的2000万资金可以用了，如果对在途资金没有严格操作风险的管理程序的话，那么2000万资金就会被挪用，因此风险的发现和汇报的线路也很重要。汇报向谁汇报呢？向总经理汇报就意味着管理的失误，应该向监事会汇报，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责成董事会改善，没有监事会应该向董事会汇报，董事会责成总经理改善，因此风险事件发生的收集和汇报银行要制定办法，这是银行做操作风险时要做的第一个事情。第二，要对高管人员实行基本的合乎市场化要求的高管人员管理制度，包括到任审计，离任审计，在岗的时候的年薪制和其他的股权，期权的激励相容制度，以及对高管人员的亲属，朋友，子女的关联贷款的自动回避制度和高管人员在这个岗位上可以享受的职务消费制度等等，高管人员的管理制度是要提出来的，这属于银行内部管理制度，不是银监会的事情，而是人民银行自己管的事情。这是操作风险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把它称为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良好行为准则。第三个层面才是业务流程的贷放，就是要仔细观察所有现有银行的业务流程，领略漏洞，如果有漏洞怎么改善，因此对于产品设计部门和事业部，要求他们把业务流程汇报到操作风险管理部，然后操作风险管理部的人看，某一笔业务的发生到它的完成在程序上有没有漏洞，比如以房地产贷款的个人按揭合同为例，它就有很多操作风险的问题在里头，标准合同中居然遗漏了提前偿还风险的利息的分摊条款，那么谁起草这个标准合同的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谁是我银行的法律顾问，这个法律顾问必须解雇，或者要求这个律师事务所赔偿由标准合同带来的早偿风险的损失，必须要有这样的严格管理制度，才能让一个合同在程序上没有问题。所以操作风险很重要的第三块就是流程要再造。第四块才是针对柜员到普通的银行工作人员的操作人员管理手册，它必须是罗列式的，发生一个事情，你只要速查这个手册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讲，操作风险应该从这个切切实实的角度去观察，我自己并不认为三大风险当中，信用风险的改善余地很大，市场风险的改善余地很大，我最重视的是操作风险。
这是关于巴塞尔的基本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巴塞尔由三个支柱取代了原来的一个支柱，三大风险取代了原来的一个风险。关于信用风险当中，我们有三种办法，标准法，内部模型法的基础法和内部模型法的高级法。关于市场风险，我们有两类模型，一类是标准法，一类是模型法。关于操作风险，我们有三类模型，基本指针法，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三大支柱，三大风险，八类模型我们都介绍完了，最后我们评论一下。
如下图，这是银行损失的基本覆盖情况，预期损失（EL）是商业银行用普通准备金来覆盖
的，那么不可预期损失是由操作，市场，信用三大风险的市场定价来覆盖的，在UL的右侧，是极端情况，银行对极端情况通常是不予以防范的，因此，没有100%安全的银行，只有在1天时间内保证99%安全的银行。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对巴塞尔协议有什么样的一个总体评价，总的资本配置是三大风险资本乘以12.5，第二个就是内部模型法是不是一个趋势，这个我感到非常怀疑，当我们采取了激励相容的框架，允许商业银行在遵循定性和定量原则的前提下，主动开发适用于本银行的内部模型的时候，将会造成资本充足率的不一致，比如说我碰到章处（章彰），我对他说，你们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是10%，虽然看起来很牛，可它还不如我的5%，然后他说，为什么不如5%呢，我说内部模型法比你复杂，比你严格，那么他就可能很不服气地说，那是你不了解我们中国银行的内部模型法，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我这10%是很货真价实的，你虽然只有5%，可能按我们的模型下来只有3%，到未来两家银行简单地来比较8%的资本充足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说是基于什么内部模型法的资本充足率，而且必须要对内部模型法有充分的完全的沟通和了解，这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误解，有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看起来不那么高，实际上是家好银行，而有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奇高无比，事实上只能说明这家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比较的弱，配置的时候不经济。第三点是银行业的单年度利润是损还是益不是特别重要，要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周期，看这家银行能不能存续下来，能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赢利是重要的，所以对银行来讲，它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自身的生存能力比单纯的赢利能力来得更重要，但是没有赢利能力银行肯定也是不行的。最后得到一个启示是：我们经常说莫顿的functional perspective很重要，通过新巴塞尔协议的风险管理办法，我们就了解了，事实上，银行，保险公司和年金公司，称谓不一样，但他们都是面对特定的公众吸收资金并且对不特定的公众提供资金的一个金融中介，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年金公司都是集中处理风险的，并且自身独立承担风险的同一类金融机构，所以保监会和银监会可以合并，因为他们管的东西是一样的，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开放式基金管理公司应该放在银监会管来得更合适。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我就把巴塞尔的总体框架介绍到这。
茅于轼：好的，谢谢钟伟同志，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新鲜的事，讲了三个风险，对我们当前的情况有很现实的价值，下面我们请四位评议人，首先请章彰博士，中国银行风险管理处的。
章彰：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天则所的这样一个学术活动，刚才听了钟伟博士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介绍，我个人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下面我想就他刚才讲的内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巴塞尔协议从88年到2004年6月26日出最终稿，这个过程经历了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国际银行界的风险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风险量化的技术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提高，88年的协议只是提出了信用风险，而且是个很简单的标准法，但是到了04年，把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全部纳入到框架体系之下，而且度量的方法变得非常复杂，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整个国际上的活跃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度量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巴塞尔协议本身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协议，它最开始是只对十国领域内的银行的约束，对十国领域以外的银行并没有硬性约束，现在看起来，整个协议的变化过程，从我们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么一个考虑，就是银行的生存靠的是资本，抵御风险靠的是资本，资本是它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一个监管部门，因为巴塞尔委员会是一个监管部门，它要考虑银行的自有资本能否把它面对的风险都cover掉，能不能保证它稳健经营，而不至于因为它做业务太大而资本小发生倒闭，实际它的目的在这。所以新巴塞尔协议和旧巴塞尔协议相比，我个人感觉，最大的改进是它在资本对风险的敏感程度方面大大增强了，可能过去你在算资本的时候是一个很粗略的办法，算的是很模糊的，但是新的协议出台以后，它要求你算得更精确，而且它鼓励银行通过提高风险的计量水平，把风险真正量化出来，然后把风险跟资本真正挂起钩来，从而使得监管部门来看，你的资本是足够的，这样你这个银行就是稳健的，这是它的一整套逻辑，但是这套逻辑在中国的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很成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实际意义上并不是纯粹的商业银行，只是目前的状况是往真正的商业银行的角度在转变，过去四大商业银行生存的基础是国家信誉，老百姓把钱存在这些银行里头不是看它的资本有多少，看它的风险抵御能力，而是它有国家信用的支持，放在它里头不会有哪天银行跨掉了，可能从很多高层管理人员来看，银行的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风险，大规模的挤兑，这个银行跨不了，那么银行就可以维系下去，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待银行，这是中国商业银行和国外的商业银行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另外，我们对风险的管理水平还远没有达到通过量化的工具能把风险算出来，能够把风险和资本挂钩的程度，刚才大家看到了，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到操作风险是一整套完整的量化的方法，而且它的量化的模型非常复杂，那么从我们实践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管理水平，管理阶段远没有到可以量化的程度，信用风险我们管了很多年，相对于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来说，管理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在这块的量化仍然步履为艰，前进得很慢，这里头有很多因素，包括一些数据的因素，内部管理的因素，内部人员素质的因素等等。我们的管理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层次的管理，如果按照刚才讲的中国的五个阶段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前面的一两个阶段，还没有到真正的全面风险管理的阶段，这是我第一个想说的观点。
第二，我想就钟博士刚才讲的几大风险谈一谈看法，就标准法而言，实际我们从2001年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开始，就跟当时的人民银行开始讨论，当时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的同志跟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讨论这些信用风险的方法能不能在国内适用，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标准法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资产没有大量的外部公信机构的评级，很多人把标准法叫做外部评级法，银行的资产主要是靠外部评级公司给你的资产ABCD这样的级别，来对应相应的风险权重来算风险加权资产的，对于中国来说，它不像西方的商业银行有标普，穆迪，惠玉这样的很有公信力的机构，中国的评级公司往往是靠评级收费来生存的，可能它给它钱多一点，它就给你评得高一点，给它少它就给你评得低一点，这种评级结果没有公信力，不可能把它用到计算银行加权资产的公信力中去，这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障碍，如果全面引入外国的评级公司来给中国的银行的资产评级的话，那么监管部门有一个担心，它那个体系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个东西拿到中国来一评，很有可能你自己认为是三个A的，到它那都是三个B以下了，这样的直接恶果是三个A的风险权重是0，做多少这样的业务都不增加你的资本的，但是变成三个B以后，你的资本马上就要增加了，你的银行在竞争过程中资产结构，客户群很差，按照那个方法一算，你的资本充足率根本就达不到8%，这个时候就要求你补充资本，那人家国外的竞争对手进来以后，它的资产结构很好，它的资本充足率很好，那么它跟你竞争的时候，就首先要求你整改，或者补充资本，拿不出钱来的话，就要限制你的业务发展，那么对中国的银行业发展不是一个很有利的消息，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标准法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标准法的前提。内部评级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要比标准法更加的复杂，对银行的要求更高，因为大家如果看过巴塞尔协议的话，它的整个信用风险的量化方法从标准法开始到内评法的基础法到内评法的高级法是循序渐进的，巴塞尔委员会说你得先搞标准法，从标准法过度到内评法的初级法再到内评法的高级法，那么标准法我们做不了，内部评级法的初级法按照它的这套逻辑的话，它的要求比标准法更高，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呢？一看内部评级法主要是靠商业银行内部的评级，对客户，资产进行评级，然后把评级结果跟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挂起钩来，这里面的核心指标刚才钟博士介绍了，就是PD，EAD，LGD，和M，但是在中国的土壤下，客户的违约概率，他刚才翻译的是违约率，但严格意义上我们称之为违约概率，违约率我们认为是事后的，在我们管理的角度上还是有一点差异，所谓概率就是客户今天来找我签一笔贷款，一年以后到期，那么我在今天给他放贷款的时候要考虑他在一年之后有多大的可能性还我钱，多大可能性不还我的钱，就是要算PD的值是多少，那么看巴塞尔委员会实际公布的一些文件，三个A的客户的违约概率是万分之三，但是违约并不意味着一定不还你的钱，只是预期90天以上了，到时候也许还能还回来，人家评出来的级别必须跟量化的值还有一个对应关系，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就会遇到一个困难是：这个客户来了，但成立的时间不长，历史无从知晓，新的情况比如现在电力很紧张，他可能是大的电力公司在下面成立一个项目公司，跟当地一家有背景的公司合资，然后找银行来贷款，一贷款就是10年甚至15年，然后这个集团总公司又不担保给你，那么它就说了，我这个电力现在这么紧张，股东又很有实力，我现在找贷款，各家银行都在抢，竞争很激烈，在建设期的时候完全是银行在扛这个风险，运营投厂之后，产生现金流开始还款了，你又得估计每年产生多大的现金流，估计现金流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很多客观的依据都没有，基本上是靠这些信贷人员根据历史上的情况来估计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前几年的情况可能跟今年的情况差得很多，完全根据历史的经验来判断未来的话可能要走入一个误区的，在实践中，我们试图要借鉴国外的银行，就是要靠它的财务指标，用一些回归的办法来看它的PD有多少，我们试图做过这样的事，发现结果和实践经验差距很大，了解了一下情况，就是一很多财务报表的数据完全是不可信的，很多银行发现他违约的时候，可能他早就违约了，已经是很坏了，这个时候对你管理来说，还不如它已经有这个苗头但还不是特别坏的时候发现好一点，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发现，然后你把这些数据积累起来，可能对你将来建立这个模型，预测这个东西还是很有好处的，现在银行发现的时候已经很坏了，再用这些数据来预测，可能它的预测功能又会变得很差，那么实际上想说的一句是风险管理关键在于事前管理，不是事后管理，就是你在它没发生的时候要对它进行一个预测，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PD是很难预测的，预测违约的损失率就更加困难了，EAD和M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想细说了，主要的看法是一套完善的管理办法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但是我觉得这套东西要完全照搬地拿到中国来的话，可能在实践中就没法运用了，这是我们这些商业银行非常苦恼的地方，我们从01年02年就沿着这个路子试图往前推，但进展一直都非常缓慢。还想说的一点是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的思想，而不是它的规定，因为它的规定离中国的国情太远了，它的思想告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要关注什么呢？从信用风险的角度来讲，商业银行要关注整个资产组合，它的监管公式蕴涵的意思是要保证银行在2.5年内99%的概率说它不会破产，看一下它的所有的监管公式，是有数学的含义在里头的，测算完了之后，它说按照你现在的自有资本和我的计算办法，跟资本挂起钩来以后，就能保证你的银行是相当稳健的，这是国外的巴塞尔委员会监管当局的一个思想，但是在我们这，商业银行做业务的时候不能一笔一笔地做，这样既效率很低而且对贷款的风险控制方面也是有欠缺的，你能保证单笔贷款没一笔都是最好的，但是它的组合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抽出来的思想是我不能单笔单笔地看，要把它当作一个组合来看，这我觉得是从新资本协议中得到的一个启示，当然这里边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刚才钟博士也提到了，但是他没有深入讲，银行评价业绩的时候，所有财务指标都是只看当期收益的，因为银行的资产都是跨期很长的，当期往往反映不了它的风险的概念。我们现在试图把它的监管资本和它的业务，风险加权资产包括它的收益这些指标捆绑在一起，考核这些业务部门来避免它的短期行为，因为从财务上考核，作为官方来说，它不放贷款的话，就没有收益，而没有收益的话，人员开支就没有来源，所以他有足够的动力说我一定要把贷款放出去，不管是好是坏，因为好坏都是三年以后五年以后的事了，他们都是当期有非常大的冲动来放这个贷款，为了遏制这个冲动，就需要在风险管理上要有方法上的创新来抑制这个问题。最后一点想提的是刚才钟博士也提到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这两个管理相对于各种风险管理来说更加初步，为什么这么讲呢？市场风险的管理旨意，从银监会的角度来讲，也是才通没多久，而且在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它整个治理机制在变化，整个管理的架构在变化，在不断地调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在于内部流程的调整上，还没有到了你是采用标准法还是采用内部评级法来算的问题。而且在算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你的信息系统，就是你的数据采集，举一个例子，很多银行连GAP都算不出来，就更不要说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量化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风险比信用风险可能要更滞后一点，操作风险现在正在探索，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目前都是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我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这些。
曾刚：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框架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大的方向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在这个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怎么在中国实施这个东西的问题。章彰也讲到中国的风险管理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据我的了解，几个层面的风险管理最核心的计量问题，中国的银行现在是做不了的，再有就是数据积累的问题，就是没有相关的数据，最重要的是它没有经过几个重要的经济周期的问题，所以一些很重要的指标就算不出来了，那剩下的很多方法都是很难运用的，所以对中国的银行来讲，风险管理方面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但是这个框架在现在中国银行业的组织管理架构下面，又很难建立一个很好的风险管理框架，我们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一个发展的阶段，在我们现在，因为银行是有两个方面的，它一方面有一个市场开拓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个风险管理的问题，在这之间有一个权衡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建立一个晚上的风险管理的架构的话，可能会影响银行的竞争力，而且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可能是很多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本金补充的问题，中国银行业现在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可能就是资本金补充的问题，不同的金融体系下的银行资本金补充的一个想法，因为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西方的银行，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于银行来讲，补充资本金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渠道，在银行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金融体系里面，作为一个庞大的资本金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很难为银行未来的扩张或者现在的补充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如果要想维持8%的资本充足率，并且所有银行都达到这个水平的话，至少国内的资本市场是很难提供这样的资金的支持的，由此就会引发银行的业务选择或者资产结构选择问题，这个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中国银行业如果有了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资本金不能得到有效补充，就只能选择低风险的资产进行扩张。从现在来看，中国银行业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以前已经有所下降了，持有的各种债券以及在央行的存款数量所占比例非常高，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讲，这就意味着资金的很大浪费，因为银行提取了储蓄资金以后，把它停留在央行的帐户上，或者在银行间的货币市场上来回滚动，但是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支持，这样就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我觉得不是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在中国适不适用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问题，这是我想强调的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还是关于风险管理架构和组织管理架构的矛盾的。现在中国相对比较大的银行都实行总分行制，各分行有一定的资金使用权，但有一些资金留在分行层面，不集中到总行的层面，或者它有一定的权限，这个对于银行追求利润来讲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中国利润的扩展对银行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像西方这种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可能会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现在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尝试调整某一些业务板块的架构，受到的鼓励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有一个问题，中国的银行业没有发展到像美国那样的比较成熟的阶段，他们应该是产品和市场都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了，在这个时候可能分行的权利对他们来讲意义可能不大了，但是中国的这套依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短期内组织战略不能转过来的话，我们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的建立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因为银行是一个金融风险的行业，它重要的工具有两个，一是拓展市场去接受风险，二是去管理这些风险。第二个问题是和风险管理有关的，第一个是和市场竞争力有关的，如何在这两个之间进行权衡，第一个是关系到它的利润，第二个是关系到它的长期的稳定，中国现在发展的阶段可能是更重视前者（利润），可能是由它现在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就讲这么多。
茅于轼：下面请杨帆来讲。
杨帆：有几个和金融有关的问题我想讨论讨论。一个是用数学工具来模拟和预测市场风险的局限性和有效性的问题，有总比没有强，但是不能迷信它，我感觉还是不能解决关键问题，系统性风险数学把握不了，人脑和数学的配合也解决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世界的和中国的，究竟能不能克服？还有你得说说对外资银行开放以后，对中国现有银行的潜在风险的暴露，中国的银行到底是面临着什么样的竞争？
茅于轼：张老师有什么说的？
张曙光：我想提几个问题，银行的风险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赢利能力很重要，但是风险管理能力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的银行从我看到的一些现象来看，操作风险是很重要的，有好多事情都非常荒唐，好多操作上都是相当有问题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为什么呢？我去过河北左州，那里的信用社搞得很不错，他们的风险管理在他们内部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非常严格，我举一个例子，信用社的董事长和主任有一套规矩，你的任务没完成，第一个季度警告，第二个季度撤职，这套制度现在运行得相当不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大的银行可能比人家还好，包括人员的素质等各个方面，为什么搞不了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他们信用社的头的管理的一套东西是完全按照银行家的路子去走的，不是按官员的路子去走的。这是它能够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那个地方，它比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都大，信誉都好。从这个情况来看，我就质疑现在银行改革的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作用？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用风险防范这套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看现在的这套办法很难解决，信用社能解决这个问题，央行如果也拿出那些钱，我觉得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甩包袱的办法，信用社现在是国家背的，我给你一些钱你省里去背吧，省里成立一个省联社后还是官僚机构，我看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倒觉得好多金融上的办法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咱们现在是花钱买机制，这套风险防范的机制能不能买来？到底怎来么解决这个问题，钟伟，你在研究这个情况，能不能根据咱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提供一些意见？
茅于轼：我有一个很外行的问题，信用风险评级怎么关系到资本充足率？
钟伟：一般这样，比如这样，美国国债没有违约，国债真信等级可能是三个A的级别，权重为0，这样银行投资这类国债就不用配置资本，如果给一家很坏的企业，那么它事先违约的可能性很大，事后违约的可能性更大。
茅于轼：那么比如说它操作的风险特别大，那能影响它的资本充足率吗？
钟伟：资本充足率本身是为了避免这些坏事发生，资本充足率是要用来抵消这些损失的，信用风险越大，我就要配置越多的资本，万一你违约了，不还钱了，我要把资本购销掉一块。
茅于轼：如果你资本充足率为8%，操作风险很大，那么这8%也很危险？
钟伟：同样是8%的资本充足率，如果你的业务做的很好，你就可以始终保持8%的水平，而且银行可以生存很长时间，现在你现在的资本充足率是8%，但是由于其他事情，你的资本充足率一下子就下到了2%或者3%了，或者是关门了，8%的资本充足率不能你银行永远活下去，只能保证银行今天开着，明天不关掉。
茅于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老百姓对银行的看法，就是政府的担保。一旦银行出问题的话，最后肯定是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
钟伟：在四大行中，现在国家是全资股东，以后是控股股东，银行的主要信用是国家信用，当然其他少量股东也要分担一些责任，国家信用以前的确是大一统的，以后随着信用社的倒闭，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的倒闭，银行也是可以倒闭的，大家在吸取经验后都会说，不是每家银行都能存钱的。即使是政府主导的破产，存在银行里的钱也很难100%的偿付，小额帐户能赔80%就不错了。
章彰：现在银监会也讲，现在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里头，将来有一部分会走向兼并，破产。
钟伟：我回答一下杨帆老师的几个问题。我自己觉得银行风险管理定量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因为人的智力毕竟是有限的，对于很多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可能以后定量化的痕迹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现在暂时不能采取这个方法，因为中国现在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这个基本的趋势是必然的。而且以后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动化的银行，人的的因素只体现在对它的既有程序，人的配备，组织架构的改善上，而人并不能改变一个业务本身，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你说用了这么多数学模型，能不能防范系统风险。系统风险在英语当中其实就是系统崩溃，这个系统崩溃的意思在我们银行的角度讲就是极端情况，就是类似于911这样的极端情况，非常难以判定一家银行能不能在911这样的事件当中活下来，要防范极端情况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有效的情景模拟，只能够在多次的情景模拟当中，了解到外力的极端情况的发生，银行才知道大概可以采取的预案有哪些，但预案能否奏效银行是不知道的，当银行面临系统崩溃的时候，有预案和没有预案可能会有差别，但是差异不会太惊人。
茅于轼：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谢谢钟伟教授和其他几位评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