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2001年10月19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202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马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研究所的柯荣住，联合作了题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信息经济学》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马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谈谈Michael Spence教授对经济研究的贡献》。
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 Model)。正是由于第一个提出信号传递模型，对于信息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得Michael Spence教授荣获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先，信号传递模型是什么？
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不完全信息对策。这个对策包括两个参与人，一个叫sender，一个叫receiver，sender拥有一些receiver所没有的，与参与人的效用或者支付相关的信息。对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sender向receiver发出一个信息(message)，或者叫一个信号(signal)；第二个阶段，receiver接收到信号后做出一个行动，对策结束。这时，两个参与人的效用就得到决定。他们的效用既是私人信息、又是message，同时也是receiver所选择的行动的函数。注意，第一阶段receiver只能看到sender发出的信号，而看不到sender所拥有的私人信息。
信号传递的例子在生活中是很多的。比如，现在一年一度的留学申请工作又开始了。美国大学首先要看申请者的TOFEL和GRE的成绩，第二是他们（她们）的GPA，第三是推荐信。它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个中国学生能力的高低，到底适不适合研究经济学，能否做出成就。但是，它们必须根据中国学生所提供的材料做出录取与否的选择。而TOFEL和GRE成绩（以及其他材料）就可能起到传递申请者能力以及学习意愿等等的作用。
第二，信号传递模型在经济研究之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信息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此前人们关注完全竞争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实现效率的，并且形成了完全竞争范式。它依赖于两个假设。第一，是竞争假设，即市场中的每个行为人都预测自己的行动不会影响市场结果；第二，是完全信息假设，即经济行为人拥有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信息，例如，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交易者是诚实的人还是骗子等等。经济学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放松这两个假设。如果假设行为人的行动会影响市场结果，那会怎样？粗略地说，我们可能会面对垄断，或者寡头市场结构，这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问题。而在今天的演讲会上，我们更关心"如果放松完全信息假设，把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会造成什么后果"的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论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可以同时达到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社会的效率可以达到最大。但是，即使我们仍然保持竞争假设，而引入不完全信息假设，这个结论就不再成立。这是Akerlof(1970, QJE)的工作。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你想买一辆二手车，并且你知道市场中有一半人卖的是相对较好的车（"好车"），一半人卖的是较差的车"坏车"；但是，你不知道究竟哪一个人卖的是好车，还是坏车，你只是知道好车最少要卖60000元，而坏车最少要卖20000元。假定你的时间有限，或者缺少耐心（年轻人大凡如此吧），不愿来回来去讨价还价。你先开价，如果被卖者接受，就成交；否则，就拉倒。那么，你应该开价多少呢？开价60000元显然是太高了，因为这不能保证你买到好车，如果你希望买到好车的话；而如果你希望买到坏车，开价20000元（或者稍微多一点），就肯定有人卖给你。那么，希望买好车的人出价40000元，这是市场上卖方意愿出卖价格的期望值，会怎样？这时，卖好车的人全部都会收摊回家。市场上只会剩下卖坏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买者愿意，开价20000元，就可以将坏车开回家。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大家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或者价格机制并没有带来Pareto最优，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率。因为，想买好车的人没有买到好车，想卖好车的人没有出售好车，出现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经济学研究效率。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非对称信息会导致效率损失。那么，作为经济学家，他（或她）第一步要研究，非对称信息导致效率损失的机制是什么；第二步要研究给定存在不完全信息，怎样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就是second best问题。有的同志可能会替卖好车的人着想，你可以告诉买者你卖的是好车，不信，你可以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费用，找专家检验汽车；或者与买者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规定如是坏车则包赔一切损失，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信号传递，也就是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诺自己卖的车是好的。所以，信号传递可能是一种克服市场无效率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之中，商品包退、包换和保修等都是告诉消费者"买我的东西吧！没问题！"。
上面的例子蕴含，信号传递是有成本的。而且，正是因为需要传递信号的行为人在可能的信号传递之中发生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才保证了信号传递的有效性。例如，只有好车的卖者才敢请人验车，从而将车卖出，获得正的利润。卖坏车的人是绝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的。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来理解上面一段讨论的重要性。现在，拿一个MBA学位似乎很流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升职与加薪。例如，在公司里，老板不知道小王的确切能力，而知道自己很能干的小王为了向老板传递这个信息，可以向老板申请停薪留职两年，去拿一个MBA学位。等他拿到这个学位，老板很可能会给他升职、加薪。这是因为因为上MBA是要付出成本的。能力低的人不敢做出这样的抉择。例如，如果报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两年全日制MBA，你要报名，考前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买各种各样的参考书，怎么也要花去几千元。如果你幸运地考上了，学费是52000元。这两年吃住在学校，每个月至少要花2000到3000块钱，这样每年的花费约是3万，两年是6万。加上前面的费用，计为6万，加起来就是12万。这还不算完，因为这两年你还丧失了很多收入。假定你的年薪是5万，那么上MBA的机会成本就是10万。也就是说你上一个MBA的总花费是22万。
而且，这22万还只是货币成本，是看得见的。实际上，这里还存在看不见的成本。例如，光华管理学院为了保证MBA的质量，每门课实行5%的不及格率。对于高能力的人来讲，每门课达到及格很容易，但是对低能力的人来讲，为了及格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却取得和高能力的人一样的学习效果。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低能力者发送信号的成本。如果发送信号的成本过高，就可能只有高能力者发送信号。发送信号的成本如果对谁都一样，就没有作用了。例如，如果某一个商学院为了加强MBA教育，让他们学博士课程，造成大面积不及格，这个信号就是无效的；或者，另外一个商学院只管收钱，采取放羊式教学，这样的MBA学位也是没有意义的。总之，信号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发送信号要发生成本；不同的行为人发送同一个信号的成本是不同的。这是理解信号传递模型的关键。 注意，我没有给大家介绍什么是信号传递模型中的一个均衡，因为我演讲的目的是为大家介绍这个模型的框架和意义。
下面，给大家介绍有关文献。
Spence教授的"Job Market Signal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是奠定信号传递模型的根本性贡献。这篇文章思考的起点是MBA的就业。当时，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他观察到MBA学生在进哈佛大学之前没什么了不起，出去就能比教授挣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钱，禁不住问"这是为什么？"；"哈佛的教育难道真有这么厉害吗？"。他研究的结果是教育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当然教育也可能具有生产性。）[这篇文章建立在他的博士论文："Market Signaling: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Job Markets and Related Phenomena"（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的基础之上，他的指导教师是大家都熟悉的Kenneth Arrow教授。]
因为在座的有很多是学生，所以我介绍一下这个基本模型的扩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按图索骥。
第一，Cho and Kreps,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7. 它对均衡提出了一个加细(Refinement)标准，也就是"直观标准"(Intuitive Criterion). 这个标准有什么用呢？我们说，在有些信号传递对策之中运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到唯一的均衡。这实在是太好了。经济学研究最怕多均衡，经济学的目的是解释和预测，如果存在多个均衡的话，到底用哪一个均衡结果去解释与预测呢？
第二，Mailath,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in Signaling Games with a Continuum of Types," Econometrica, 1987. 这篇文章的技术性非常强，刻画了在一个信号传递对策之中存在分离均衡的充分条件。他考虑了私人信息是一个连续统，服从某个连续分布的情况。所谓连续统就是指区间。比如，如果我这块手表的价值是我的私人信息，大家不知道，只知道它可能是160元到180元之间的任何一个值，那么，我的私人信息就是一个连续统。
第三，Crawford and Sobel, "Strateg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conometrica, 1982. 今天我讲这篇文章可能有点离题。但是我给大家介绍它的目的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中还有这样一个方向。刚才我们提到了信号传递对策之中信号传递成本的重要性，但是，Crawford and Sobel的模型假设发送信号的成本是零，人们可以发送Costless Signal. 这种模型被称为Cheap Talk Games. 很多人用这个模型研究选举和立法等政治过程。
然后，我介绍信号传递对策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辉煌应用。也就是，Milgrom and Roberts, "Limit Pricing and Entry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 Equilibrium Analysis," Econometrica, 1982. 这个模型用信号传递对策验证贝恩的"限制性定价"(Limit Pricing)猜想。我们知道，贝恩可以称为产业组织之父，他和他的老师爱德华·梅森的工作使得产业组织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并且形成了"结构——行为——绩效"研究范式。所谓"限制性定价"猜想是指，当一个在位企业面临潜在竞争对手进入的时候，可能通过制订低价来遏制它的进入。
James Friedman的工作指出，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限制性定价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因为，这时，潜在进入者知道市场状况和在位企业成本等所有与盈利性有关的信息。这样，给定在位者的成本很低，潜在竞争对手如果进入，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那么，在位者不用动脑筋，就制定垄断价格，潜在进入者也不敢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限制性定价。反之，如果在位者的成本很高，使得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总会有利可图，那么，在位者也不用动脑筋，就制定垄断价格，因为显然低价格也不能阻止进入。
Milgrom and Roberts假设潜在进入者不知道在位者的成本，而在位者的价格起到了传递成本信号的作用。在这样一个信号传递对策之中，他们证明限制性定价是存在的。这篇文章先简要回顾了贝恩和Friedman等人的工作；第二部分用了两个例子说明限制性定价存在；第三部分是对均衡观念的讨论；第四部分是结论。相对来说，这篇文章在技术上是简单的，但它的结论对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企业的竞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短期来讲，企业最容易调整的是价格；在中期，企业可以调整产品结构等；在长期中，企业可以进行R&D投资，可能会制造出新产品，也可能降低既有产品的成本。应该说，价格是最不可能具有承诺作用的，因为价格可以一天一变；但是，产品结构调整和R&D投资等就不一样了，它们不像换一个价签一样容易。而Milgrom and Roberts却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下限制性定价的存在，而且，它可能会把潜在竞争者吓跑；从而说明了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价格这个最易变的变量居然具有承诺作用。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了不起的地方。
在第一个大问题的最后，我想谈谈对于教育市场的一点思考。
前面讲到了TOEFL和GRE成绩的信号传递作用。ETS可能假设，考TOFEL和GRE既考验申请者的英语能力，又磨练他们的神经。这样，只有想学经济学，又能学经济学的人才会参加考试，又最有可能考高分。而想学经济学，又能学经济学的人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考试把自己和只想移民而不想稿学问的申请者区别开来。一句话，TOEFL和GRE成绩之所以能够，或者部分地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是因为参加这样的考试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对于每一个申请者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所有申请者都能通过英语培训降低这个Signaling Cost，那么，就可能降低TOFEL和GRE成绩作为信号传递机制的有效性。这样，美国的大学就更不可能有效地挑选谁是才能高、应该来我这儿的人。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来我这儿的大多混个硕士就走人，或者转学计算机，我在以后还怎么敢给其他中国学生读Ph. D.的奖学金。这样，美国大学就可能减少在中国的招生。而这反过来又会减少大家对TOFEL和GRE培训的需求。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大家都受到损害的结果：想学又能学的学生花了钱，但没去成美国；美国大学没招到好学生；而美国真的减少，或者不从中国招学生了，那为了应付考试出现的英语培训公司也要垮台。这是个标准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但是，究竟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样的"囚徒困境"呢？
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是Michael Spence教授的其他贡献。
首先是二阶段对策与承诺：Stackelberg-Spence-Dixit模型。
在产业组织中，我们通常用二阶段对策研究承诺的作用。Michael Spence教授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所谓二阶段对策，是这样一个故事。市场上有一个在位企业，面临一个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在对策的第一阶段，它可以决定投资多少；在第二阶段，潜在进入者在看到这个投资后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如果进入，大家开始竞争；如果不进入，那么在位者就保持垄断地位。这样，在位者可以通过"投资"做出承诺。它即可能通过投资遏制进入；也可能容纳进入。当然，投资决策必须服从在位者的利益。
下面几篇文章是用二阶段对策研究物质资本投资的承诺作用的原始文献。可以说，它们都是子对策加细(Subgame Perfection)思想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应用。
Spence, "Entry,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Dixit, "A Model of Duopoly Suggesting a Theory of Entry Barrier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Dixit,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 Deterrence," Economic Journal, 1980.
Bulow et al, "Holding Idle Capacity to Deter Entry," Economic Journal, 1985.
在这几篇文章之中，也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具体来说，Spence(1977)的均衡结果之中出现了闲置的生产能力，这令人感到奇怪。存在闲置生产能力似乎不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所为。Dixit(1980)对Spence(1977)提出了批评。它争论道,后者得到的只是Nash均衡，而不是Subgame Perfect Nash均衡。Bulow et al (1985)又对Dixit说，Spence其实是对的。这篇文章考虑了战略替代(Strategic Substitutes)和战略互补(Strategic Complements)的概念，就是说要考虑潜在竞争者的可能反应是怎样的。战略替代就向姜昆说的相声讲的"困难像弹簧，你软它就强"；翻译成产业组织理论术语就是"如果你增加产量，那我就减少产量"。所谓战略互补我们可以用俗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来理解；翻译成产业组织理论术语就是"你要提高价格，我也提高价格"。在产业组织研究中，人们通常假设产量是战略替代的，价格是战略互补的。Bulow et al (1985)表明，如果产量在某个区间是战略互补的，在均衡结果之中，就可能出现闲置的生产能力。
这个模型在国际贸易中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比如政府可能会运用贸易，或者产业政策来帮助企业进行竞争，做出承诺。
第二是产品差别与收益递增：Spence-Dixit-Stiglitz模型。
原始文献是：
Spence, "Product Selection, Fixed Costs,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6.
Dixit and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简而言之，这两篇文章得出了基本相同结论：产品的差别可能来自于消费者喜欢多样性。并且，它们用垄断竞争模型把产品差别和收益递增结合起来考虑。
这个模型在国际贸易之中的应用甚至超过了它在产业组织理论本身中的应用。经验研究表明，大量的国际贸易都发生在OECD国家即发达国家之间。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是相似的，因此，按照李嘉图的理论，贸易不应该发生在它们之间，而应该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长久以来，经济学家猜测，收益递增可能是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不知道该如何模型化。正是Spence-Dixit-Stiglitz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Krugman把它引入国际贸易，成功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原始文献是：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人们也经常用这个模型研究贸易和增长的关系问题。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非常感谢张曙光教授的邀请，使我得到了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我衷心感谢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巫和懋教授。这个学期，他到北京大学与张维迎教授合作开设《对策论和信息经济学专题》课，由我来协助他们的工作。昨天是巫教授第一讲，题目是《非对称信息与社会规范》，他正本清源地把Akerlof、Spence和Stiglitz等人的工作讲授了一遍，澄清了我过去的一些模糊认识。
谢谢大家！
丁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介绍阿克洛夫的经济学贡献的时候，我想比较宽泛地介绍一下信息经济学的一些情况。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里茨，以表彰他们在非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继1994年豪尔绍尼、纳什和塞尔顿，1996年米尔利斯和维克里之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再领风骚。这使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真看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博弈论"革命。
博弈论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它研究在互动情形下人们的理性决策行为。不同于一人决策，互动情形下人们决策要考虑对手是怎么决策的，对手是怎么考虑问题的，等等。这样，就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所有人的策略或行动导致的；二是博弈者知道或相信什么特别重要，如一个人知道什么信息，他的对手对他的信息的了解等。一个博弈的解，笼统地说，是由博弈的物理结构与信息结构共同决定的。 所谓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非对称信息情形下的决策或者对策论问题，即通常所谓的有些信息你知道可我不知道，当然这件事本身是我们都知道的。不同的信息结构下，博弈的结果就会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博弈论是方法论导向的，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
按照信息的确定性或者说完美程度，信息有几个分类等级：无知或不知晓(ignorance)，比如说"911事件"，对联邦调查局就是一个ignorance；不完全程度稍弱一点的就是可预见（predictable）；可观察；可测度；可确证，比如法庭上法官确认的证据。信息经济学就是在这些不完全信息的领域研究问题，无知或者不知晓问题目前还没有进入博弈论经济学的核心，可确证时的情况就变得比较简单了，是传统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使决策变成了非常简单的最优化问题。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可预见、但是不可观察或不可确证的问题。
举个例子，地主把地给农民种，农民会偷懒，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地主不可能每天跟着下地，所以是不可观察的。如果他们就农民是否偷了懒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闹到县太爷那儿，显然这件事也是不可确证的。这里还涉及到测度问题：地主关心的是粮食产量是多少，如果粮食产量跟农民的劳动是严格的函数关系的话，那么农民的劳动量虽然是不可确证的，但是是可测度的。而农民还可以说粮食打的少是因为不是风调雨顺的年景，这就出现了外部世界的一些随机因素，影响事情的最终结果，所以所农民是否偷懒是一个不可确证的东西。而信息经济学就在这上面做文章。 有信息的不完全或者说不完美在经济上造成的结果就是无交易，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它的原因之一。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瓦尔拉斯均衡情况下市场是有交易的，但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信息问题上有几个重要结论都是以"无交易(no-trade)"定理的形式出现的。
一个是米尔格罗姆和斯塔基的定理(Milgrom & Stokey, 1981)，吉纳卡普勒斯等人的"无投机(speculative)"和"无打赌"定理，对都很理性的双方来说，如果大家愿意打赌，要么打赌不会发生，要么大家从打赌中得到的纯收益之和为零，典型的应用就是股票交易，这个定理使得在证券市场交易中庄家和内部消息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
一个是梅耶森-萨特斯维特定理(Myerson & Saterthwaite)，双边交易中并非所有帕累托效率的交易都能实现；还有就是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由于契约的不完全会导致有效率的交易事前不能达成，因为大家知道契约有漏洞。 阿克洛夫1970发表在QJE上的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也给出了一个无交易结果。科斯定理讲，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有效率的交易可以实现；而现实世界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这些"无交易定理"使我们理解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更细致化了，现代经济学中大家理解交易成本是一种制度运行成本，但是导致这种制度运行成本产生的原因的实际是信息问题，或者说是知识问题。
阿克洛夫的思路是这样的。在二手车市场上，假设从最好的车到最差的车服从均匀分布。但是只有卖方知道自己车的质量。而买方既然不知道车的质量好坏，就只能根据市场上的平均质量出价。这时拥有高质量车的人就会退出市场。此时平均质量更低，买方继续压低价格，导致质量次好的车子退出市场。这个过程的均衡状态就是，最差质量的车子留在市场上。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叫逆向选择的原因。
可以插述几句的是，阿克洛夫的这篇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据说遭遇两次拒稿。先是美国经济评论，后是经济研究评论，理由是数学味太少。最后是QJE在1970 年发表。前有科斯两篇论文获奖，现在有阿克洛夫一篇论文得奖，不知后来者是谁？阿克洛夫著述不多，如果在中国估计教授或者博导都很困难。这再次让人琢磨揭示个体真实信息的信息经济学以及相关制度的重要。
这也引出一个问题，是不是知道的越多越好。我们通常会觉得知道的越多越好。但阿克洛夫关于次品市场的讨论却使我们发现，卖方知道的多，但他的车卖不出好价钱。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用空城计，司马懿是懂音律的，听出琴声里有杀伐之意，而他的儿子司马昭因为不懂音律，要硬杀进去。当然事情的真相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专门分析一下这个故事里的博弈是怎么回事。诸葛亮用的是一个均衡策略，而司马懿的退兵用的就不是均衡策略，他跟诸葛亮的策略组成策略对的话，组不成一个均衡，但是他的策略是一个可理性化解，或者说是一个非列解。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出一个信念，在这种信念下，司马懿的退兵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司马懿所说的诸葛亮一生是不冒险的，由此可推出他的空城计是使诈。
以上谈的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实证方面，现在我们转向规范方面。不太严格地讲，信息的不对称带来两种问题，隐藏信息与隐藏行动。隐藏信息导致逆向选择，及有效率的交易不易达成；而隐藏行动带来道德风险，行动不容易被观察到的人追求自我利益时会不负责任地损害他人利益。
机制设计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激励问题；二是考虑机制的复杂性的信息问题；三是机制的稳健性问题。信息经济学主要在第一点上成就巨大并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认可。
梅耶森等人证明了这样一个显示原理。如果一个社会选择函数是可以通过一个机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来执行，那么存在另外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有一个真实显示均衡同样可以执行原来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每个人都讲真话。显示原理引出信息经济学中两个重要的均衡解概念，混同均衡与分离均衡。
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研究的问题可以看作是探寻让人说真话的机制的努力。只不过用意有些区别。斯宾塞考虑的是所谓信号发送问题。即掌握真实信息的人如何通过一个机制识别他；斯蒂格里茨的重要贡献是不知道真实信息的人通过一个机制甄别出不同的人。详细的介绍该是柯容住先生的任务了。
柯荣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研究所）：
斯蒂格利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他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他多次来过中国。中国的媒体在介绍他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他对市场的挑刺，也即他指出了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提出了市场失灵的理论。而这常常被人利用来攻击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有很多人说斯蒂格利茨提出市场失灵是为政府干预市场进行辩护，这种观点是值得推敲的。
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他在其开创性论文中讲到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的例子。信息不对称或者说逆向选择的现象并不是在70年代才被发现的，最早的经验是劣币驱逐良币，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市场上质量比较好的货币或者贵金属会被收藏起来，而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铜的或者其他的更劣质的金属。人们采取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措施也不是70年代以后才有的，拍卖制度在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就被发明；还有古希腊的马市上如何使出钱最多的人买到最好的马，而出钱少的人买到比较差的马。
在保险市场上一个人去投保，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损失；而保险公司公司也不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承担保险，它要追求利润。如果这时信息是完全的，即投保人的信息也为保险公司所知道，那么经济学的经典范式告诉我们投保人应该选择完全保险，即应该使投保后和不投保的效用水平是一样的。
这时的不对称信息在于：比如我投了自行车的保险，那么我看管自行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如果没投保而丢失，200块钱的损失我完全承担；如果花20块钱投了保，这时候保险公司赔我150块，这时我的损失只有130块。而看管车是要付代价的，比如要多买一把锁，花20块。如果投保人更关心自行车而锁两把锁，会使自行车被盗的概率下降。保险公司是根据大数定理从平均的一样上来获得利润的。如果所有投保自行车的被盗概率都上升，保险公司就可能会亏损。而亏损的生意是没人做的，即前面所说的无交易，所以没有公司愿意提供自行车保险，这对那些不偏好风险的自行车拥有人是不划算的。这样社会中有帕累托有效的一些交易就可能不会发生。这在信息经济学里被称为道德风险，投保前和投保后投保人的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所观察到。
与之相关的逆向选择是指：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自行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这样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积极性投保，这样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会更加容易亏损。同样最终这个保险市场也会不存在。 这时保险公司为什么不采取提高保费的办法来获得利润呢？问题在于这时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可能就会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这时保险市场同样难以存在。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在1976年的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我们不能通过提高保费的措施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消失，反而会使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
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来消除这种现象呢？这就看你如何设计一份保险合同。这里介绍两个概念：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混同均衡就是使不管是丢车概率高的人还是丢车概率低的人都愿意接受的合同；而分离均衡是说保单会使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选择。斯蒂格利茨证明了在竞争市场上，混同均衡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使高丢车概率的人和低丢车概率的人同时选择的保单，这是因为保险市场存在竞争。比如保险公司A提供一种合同使这两类人都选择投保，那么总会有另外一个保险公司设计一个合同，把低丢车概率的人吸引过去。这样说明存在的必然是分离均衡。 这种带有逆向选择的市场模型和斯宾塞的不同之处在于：斯宾塞提出的问题是拥有信息的人如何传递信息，如那些选择高保费的人的行动信号本身显示了他是一个高丢车概率的人，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互补性的工作是，不拥有信息的人可以设计一个菜单，来甄别不同人的信息。在斯宾塞的模型中不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只能消极地等待拥有信息优势的人传递出他的信号，在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中不拥有信息有是的人会更有主动性地设计比较好的合同，来把不同的人区分开。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模型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然存在均衡。
再比如健康保险，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保险公司不清楚，他可能会在自己将要生病的时候去投保，这样保险公司也会赔不起。为了使这种保险市场存在，投保人自己也必须承担一部分丢车的代价，也即他丢车时的收入水平要比他不丢车时的收入水平低，这时不可能是完全的保险市场，这是一个次优的结果，这也是信息不对称给人们带来的现实的损失。 在斯蒂格利茨的开创性的贡献后，做保险精算的人可能会用到他们的一些理论。这是他在1976年的文章。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学者，在1973、1974、1976年都有文章，他的另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工作是1981年和1983年和别人合作的论文，关于信贷市场上的配给问题。当然这是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应该相等，供大于求利率就会下降，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既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能够决定利率的话，那么有时候发现利率币供需平衡时的利率要低的话，那是偶然的短期的现象。如果供求总能平衡的话，均衡利率会很容易确定下来，长期来看供求平衡。斯蒂格利茨就对这个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在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瓦尔拉斯均衡是不存在的，而实际的利率比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要低。这个现象在古典经济学家中也被注意到。这个结论的理由和我们刚才在保险市场的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人借钱投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是有风险的；在负有限责任的情况下，风险实际由银行承担。那些对未来投资回报率由不同预期的人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会不一样。如果投资风险很低，回报率不高，那么他会不愿意借比较高利率的钱；而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率的投资，会越有可能申请比较高利率的贷款。这时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来弥补自己的亏损，就会把那部分有稳定回报率的那部分投资者拒之门外。
这时银行不得不采用信贷配给，即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满足，哪怕有部分人想提高利率来获得更多的贷款，也不会成功。这样银行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而不是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增加收入。这个结论在今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被很多银行在实践中用到。 我们发现，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交易方式安排，有些商品交易是讨价还价的，有些商品是明码标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每个交易者都会考虑到双方的逆向选择问题。它不仅是信号传递问题，还包含着人们用比较好的机制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交易者。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钻石公司每年会邀请世界上三百名富翁去参观它的钻石，规定不许讨价还价。商家也会采取各种办法来区分消费者的类型。 关键在于，一个处于信息劣势的人有可能设计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处于信息优势的人说真话，显示真实的偏好。这也是显示原理所证明的。这样只要某种交易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话，人们总可以设计那种提高自己目前现状的制度，来实现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最优是人们可能达到的技术上的边界，只要次优水平与帕累托最优水平之间有空间的话，聪明的人总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设计出某个更好的机制，以提高自己目前的水平。
斯蒂格利茨除了在这两方面做出了贡献之外，还在发展经济学上，国际贸易上，关于金融市场有效假说上，都有大量的文献，比如他关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斯宾塞一个贡献是在信号选择中的效率工资的概念，正如前面马捷所说的，在一个企业中，工人可以通过选择自己的教育水平来发出显示自己能力的信号，而企业作为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并非无事可作，它可以通过设计工资菜单来筛选不同类型的人。比如外企会给你高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吸引过来。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即使给他再多的工资，也不会去外企工作，因为他承受不了工作的压力。这样效率工资必须足够高，导致一种分离均衡的出现，使得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的选择不一样。一个企业工资很低的话，会导致低能力的能才会进那个企业。 我以前做的一个工作是：不仅工资可以做到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任期来达到区别不同人的能力的目的。究竟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趋向于接受一个比较长期的任用合同，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结果。
总之，在现实中，人们总可以找到用来区分不同代理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必须是人们容易观察到的。如果这种手段越多，可选择的变量越多，对于提高处于信息劣势的人的效用是很有好处的。
我谈一下这三个人的理论贡献可能的三个方面的运用。
第一个运用是在契约经济学上，像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契约经济学的运用非常广泛，如买卖合同时，人们更喜欢筛选那些更有信用的合作者。 第二个运用是组织设计。比如在汉唐的时候是宰相制，即双首长制，皇帝是董事长，宰相是CEO；而明代朱元璋取消了宰相，改用内阁制，最著名的内阁首辅有张居正。这时可以考虑，是内阁制更有效率，还是宰相制更有效率。如果没有今天诺奖得主所作的开创性的贡献的话，就几乎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描述。一个组织岗位的设计，必须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设计官僚选拔机制的时候，你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比如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你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你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中西方的管理体制进行对比时，说中国缺乏理性的数目化的管理。在中央集权制下，人事任免权在上级官僚手中，而只要上机官僚对下级官僚的政绩是不完全信息的话，必然出现数字造假，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这说明在中央集权之下，数目化管理是不可实施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必须设计出分离均衡，使那些说真话不偷懒的官和不说真话并且偷懒的官都有所选择，把比较差的官筛选出去。这也是一个文官制度具有效率的必要条件。一个制度要有好的效率，必须让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人来监督官员。谁具有信息优势呢？当地的居民。如果一个组织中让那些具有信息劣势的人来监督官员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第三个应用是法律的设计。法律可以被看作一种契约，但是它跟其他契约不同，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是单向的，由国家作为契约的设计者。斯蒂格利茨的分离均衡的思想可以在我们讨论法律的实施的时候，提供一些新的洞见。比如，人民在诉诸法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选择的问题，我要不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如果一个法律不考虑这种自选择问题，它必然是低效率的。
我做的一个研究是诉讼当中的一个逆选择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原告胜诉的概率很高，那么社会的法律对保障原告的权利是有效的。但是问题不一定是这样。中国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气死不打官司，因为打官司很费力，只有相信自己有足够赢的把握的人，才会去打官司。这样大家在法院里看到的案件肯定是那些原告胜诉率很高的案件，而原告胜诉率低的案件已经被这个无效率的法律驱逐出司法市场了。在司法市场上的这种逆向选择，可以为我们判断一个法律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保护公民的作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这种自我选择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计量工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就是作微观计量经济学的，他们所处理的就是在抽样当中的自我选择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学者的洞见可以很好地帮我们理解今天经济现实中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做很多的研究。虽然像物理学家所说的一样，自然比人类要早，人类比物理学要早，对经济学也是这样，不确定性的现象比人类要早，人类的行为比经济学要早，但是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高 飞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