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茅于轼：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来给我们讲产品内分工问题。卢锋教授曾经到过天则所好几次，讲到过粮食生产、粮食进出口、棉花进出口等，他的几个报告都产生了重大的政策意义，对我们国家关于粮食和棉花的政策制定有过重要的影响，而且纠正了我们很多的错误的看法，不仅是在学术上，而且在政策的制定上对天则所的帮助都非常大。前几天卢锋教授给我讲了他最近的一些研究和发现，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做一个关于他最近的研究心得的报告，下面我们欢迎卢锋教授的发言。
卢锋：非常感谢茅老师。我从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经常有机会到天则所来跟茅老师、张曙光老师、盛洪老师以及其他一些经常来这里参与学术活动的同行和朋友交流，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天气闷热，但仍然有很多同学和同行来参加研讨。从到会者的年龄构成来讲，现在是越来越年轻了，像是北大的讲座班。这是好事情，说明很多年轻朋友对经济学有兴趣，另外也说明天则所在经济学同行中具有很高地位，还得到了年轻朋友认同。
今天讲的题目是"产品内分工"。研究这一问题与两点现实背景有关。第一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并不是从二战后开始的，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但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确实有很多新的表现。虽然人们对全球化有争议，但是从实证的分析角度来看为什么当代经济全球化有空前发展，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第二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很大成功，其它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采取开放政策也有成功的绩效，这是与当代经济全球发展密切联系的现象。开放成功的具体机制，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上面提到的问题，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探讨。从经济分析角度看，研究这些现象发生的分工条件和基础，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如果把经济全球化发展，理解成当代国际经济分工、交换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和扩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什么国际分工形态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最快发展？发展的根源是什么？上述思考是我研究产品分工的基本背景和动机。
分工是与人类经济史一样古老的题目。从经济学说史上看，亚当、斯密讲过分工，马歇尔讲过分工，最近故世的杨小凯教授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也是集中分析分工问题。分工问题本身并不是新的一个问题。当代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产品内分工，也就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内部的不同环节、不同工序之间的国际分工。我觉得这一概念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内容，对于理解我国经济开放成长模式，对于解释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表现及其前景，都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认识工具。
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这一问题。一是产品内分工的表现和定义；二是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决定因素；三是产品内分工当代发展的根源、原因和动力；四是产品内分工与中国当代经济成长的内在联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讲讲两头，中间两点讨论简略一些。
首先通过简略观察几个行业国际分工形态变迁和现状，来切入到对产品内分工的概念讨论。对象包括汽车、电子、玩具这三个行业，它们的生产方式在国际分工方面有不同表现。汽车行业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性很高。把汽车生产方式的20世纪早期模式与当代模式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工序空间分工是一个变动线索。汽车行业生产方式的早期模式，可以在汽车之都底特律博物馆的一幅壁画上得到观察。这幅画反映福特30年代汽车厂的生产过程，作者Diego Rivera是墨西哥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作品反应当时技术变迁及其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变革。这幅画据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甚至是社会史研究价值，从经济史角度看，这幅画有一个好处，就是直观地反映出当时汽车生产在空间上高度集中或者说高度一体化的特点。据研究这一壁画的文献记载，对福特建造的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工厂来说，只有矿石和煤炭等原料是从大湖区其他地方运来，它们在这里冶炼成金属材料，然后在工厂区内部进行热处理、仿形、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和总装等几百道工序，最后变成汽车。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点评得很传神：这个工厂"在一端吃进焦炭和矿石，在另一端吐出客座轿车"。
从分工角度观察，壁画提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当时汽车生产过程的不同区段工序高度凝聚地集中在一个点上展开并完成。这大体是老福特代表的二战以前汽车生产的主流方式。这一生产方式二战后发生深刻变化。1980年有一份研究日本丰田汽车生产方式的研究报告，说明70年代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业已经发展起与福特模式大异其趣的生产方式，该报告把它称作"分层次"的分工体系。丰田汽车生产不再像老福特车那样是在一个工厂里完成的，而是通过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包含的数以万计的企业，进行不同零部件的生产分工最后产出汽车。实际上美国福特、通用等汽车巨头也已进行类似转变。工序之间分工体系开始主要在各国国内展开，80年代以后分工协作链条扩展到国外，出现了世界汽车的概念。不仅是日本汽车，美国汽车以及欧洲汽车都把它的供应链展开到全世界其它国家，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有大的生产中心，然后有协调、配套的产品内分工。
接着看计算机情况。计算机业发展大概经过中心计算机、个人电脑时代、网络时代等不同时期。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行业最重要的厂商就是IBM加BUNSH，所谓BUNSH是5个厂商名字的字头的组合。计算机史研究人员观察到，在五六十年代，计算机生产厂商都采取了一种所谓高度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独立进行研发、生产、流通、营销、销售，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不同的子公司，附属机构要完成从半导体到元部件，到计算机平台，到系统软件、应用软件等研发、生产、组装、销售过程。
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时亚太计算机生产链已经很发达。大体国际分工情况是：美国企业在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等领域占优势，并凭借其先导市场地位确定全球标准；日本在一些高端的存储芯片、平板显示器、CD-ROM这些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韩国在内存条，中低端存储芯片和平板显示器方面也有竞争力；在新加坡运营的企业生产了全球80%计算机硬盘；台湾企业则是从集成电路主板到鼠标和键盘进行多样化定位，业内人士称做是给计算机行业的交战各方提供零部件。计算机也采取空间高度分散化生产方式，不同工序、不同零部件、不同组件分散到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
纺织业当代生产方式也具有高度工序分工特点。芭比娃娃玩具是一个典型。芭比娃娃这个女童玩具的最著名品牌是美国一对夫妇创造的，据说这一夫妇是受到他们女儿玩布娃娃的启发，用女儿小名命名创造的一个玩具品种，没想到这个一下子点中市场的暗穴，发展出几十代产品仍历久不衰。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份有关芭比娃娃生产方式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好几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参与其生产过程的情况。台湾企业采用进口石油提炼出一种塑料材料，作为生产芭比娃娃身体的原料；日本企业生产芭比娃娃尼龙头发；中国企业提供棉花、电力、土地和劳动力，把玩具缝制成型；供应链管理由香港企业进行，它不仅组织生产而且把芭比娃娃出口到美国；美国企业则协调玩具在国内地面运输和批发，另外还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广告促销。
概括上述不同行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可以用产品内分来表述。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形态，特征是某个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供应过程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拆分到不同空间甚至不同国家去完成，区别于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整个工序流程的生产方式。
产品内分工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国内不同空间点完成不同工序和区段生产活动，可以叫做国内产品内分工。例如，中国当代进一步发展的产业聚集现象，往往与拆分后的某种或若干种工序生产活动的空间聚集相联系，构成对理解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现象。另一种是国际产品内分工。分工范围不一定非在国内，如果条件合适它也可能到国外去。把这个不同的工序、区段展开到不同的国家，形成一个国际的产品内分工系统，从而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条件。这是我要讨论的产品内分工。在论文中我把它与其它几种常用的分工概念比较，比如说企业内和企业外分工、垂直和水平分工、行业间和行业内分工等，说明产品内分工与这些分工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接着考察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决定因素，比较简略地讲一下。产品内分工的经济原理仍可以用标准贸易理论来解释。贸易源泉无非两条：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我认为这两条对于解释产品内分工都是很重要的，并且比较优势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产品内分工与标准贸易理论中的行业内分工具有本质区别，因为行业内分工不能用比较优势来解释，而产品内分工恰恰应该用比较优势来解释。
不同工序要素的投入品比例不一样，而不同国家要素禀赋和要素相对价格不同，因而适当把不同工序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有可能节约成本并提高生产率，所以比较优势是产品内分工的基本源泉。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另一基础。不同的工序它的最佳规模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汽车几百道工序之间的最佳规模不一样，组装环节的最佳规模可能是30万辆汽车，发动机生产可能70万台，其它环节最佳规模也可多可少，如果把整个工序放在一个系统里面，必然只能取一个最重要工序，并用它的最佳规模来确定整个系统规模，其他工序的最佳规模便不能满足了。所以要把这些工序分散到不同空间甚至各个国家，可能照顾不同工序的最佳规模，从而带来成本节省和创造出新利益。
不同产品进行国际产品内分工广度和深度不同，这是由五个方面因素决定的。第一是生产工序能够在空间上分离。这一条决定了不少产品难以进行产品内分工。比如农业中的种植业，按照现在常规技术，生产过程依着于土地，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所以很难进行产品内分工。不是不可能，而是很难，成本高到几乎你不会考虑这种可能。相反，很多制造业产品不同工序存在空间可分离性，这是制成品产品内分工发达的前提条件。
第二是投入品比例差异。因为产品分工依据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高低带来分工利益的高低、大小，取决于不同工序的投入品比例的差异，因为在不同的国家，要素结构不一样，要素价格不一样，投入品比例差异越大，利益越大，所以投入品比例在不同工序之间的差异越大，越有可能通过产品的分工带来额外的利益。其他条件给定，投入品比例差异程度跟产品内分工的密集程度存在正向联系。
第三是有效规模的差异。不同工序之间最佳规模的差异大小，它影响到通过产品内分工能够带来的收益大小。这是产品内分工利益来源相联系的决定因素。
第四是运输成本。分工发展在理论上的均衡水平，应该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比较的结果。产品内分工的一个重要成本是运输成本。产品零部件的单位价值量运输成本越高，越难进行产品内分工，越低越容易进行产品内分工，所以产品单位价值的重量比例跟产品内分工的强度存在反向关系。
第五是跨境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国际产品内分工意味着零部件和人员信息高密度的跨国界流动，会涉及跨境交易成本。在国内协调不同空间区位的生产活动，通常只有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在国际交往场合会涉及额外成本。如货物的过境关税、海关稽查和时间成本是跨境交易成本重要部分，甚至时差、季节差，政策、习俗、语言、文化背景、气候之间差异都可能构成额外成本来源。跨国交易成本与产品内分工存在反向关系。
可以用一个图形来表示上述五个因素对产品内分工的决定作用。横轴是代表产品内分工强度的一个数量指标，这个强度由这类分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假定最初分工总是在最有利的工序和区段进行，收益比较高，增加国际分工区段，边际收益会下降。给定向右下方倾斜的产品内分工边际收益线，其边际成本线就可能有不同的形状，这里假定是一条直线。于是均衡意义上的分工强度水平应该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线的交点决定。
现在简略提示一下当代产品内分工的长足发展的原因问题。基本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使得运输成本和跨境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因而当代产品内分工发展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技术和产业结构变动带来了能够更好的满足产品内分工条件的分工对象。最明显的是电子行业。电子行业具有完备的工序可分性，具有非常低的单位价值运输成本，所以非常适合于跨境产品内分工。从贸易数据中看到，过去几十年贸易增长最快的20种产品，前三名都是电子类产品，根本原因在于电子产品最容易进行产品内分工，最容易把不同的工序分散到不同国家去进行。进一步看，产品内分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越快，市场规模越大，又反过来使得分工能够更快发展。有关运输成本下降情况、信息成本降低情况、跨境交易成降低情况，我在论文中有专门讨论，由于时间关系不在这里展开说明。利用前面提到的图形框架，产品内分工的历史原因，可以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线的移动及其决定的分工均衡状态的变动来表示。
最后我想简单讨论一下产品内分工与中国当代经济成长一些重要特征性现象之间联系。第一个特征现象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经济开放以前基本没有加工贸易，开放以后加工贸易一路发展，到90年代发展到占整个贸易的一半左右。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它确实构成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一个特点。第二是国际收支双盈余现象，90年代前期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都同时出现盈余，从对过去几十年国际比较数据观察，虽然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也有类似现象，但是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突破了发展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的标准理论假设，具有鲜明的当代特点。第三，与双盈余相联系，我国在人均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水平时，就面临外部要求本币升值的压力。这也其它国家发展时很少经历的。例如日本在80年代中期面临日元升值强大压力时，人均收入已经是一万多美元，与美国差距不过1/3左右，升值后人均GDP不久便与美国找齐。换句话说，日本升值压力是在追赶基本完成以后才面临的。过去的经验是，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往往受到高估的批评，因而主要从贬值方向面临压力。因而，人民币近年升值压力实际是一个特征性现象。
产品内分工分析框架对这些重大现象具有某种解释功能。从定义上看，工序之间的产品内分工，是加工贸易发展的基本背景。而加工贸易按照定义具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含义，构成解释我国经常帐户出现盈余的关键因素。另外，资本流入以FDI为主的现象，也与产品内分工存在联系。因而，我国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帐户表现出来的结构特点，与产品内分工的时代条件存在深刻联系。不仅如此，从亚洲四小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经验来看，参与产品内分工，在很多产品供应链系统中，沿着简单组装、辅助零部件制造、一般和重要零部件制造、高级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这类产品内分工阶梯攀登，有可能成为实现开放成长目标的有利条件之一。我国某些行业发展已经能够地观察到这一演变轨迹，因而产品内分工对解释中国经济开放成长也有某种启示作用。
最后小结一下。第一，产品内分工是工序层面的分工，国际产品内分工是过去40余年得到最快发展的国际分工形态。第二，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在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其决定因素除了工序空间可分性外，还取决于工序间的投入品比例差异、运输成本、关税等跨境活动交易成本等。第三，当代产品内分工发展基本根源，一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国际运输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二是制度创新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第四，产品内分工对于我国经济当代成长开放道路特点具有某种解释作用和启发意义。我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茅于轼：这个报告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于研究国际经济学是一个里程碑似的发展。过去的理论不能解释最近二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国际贸易的一些本质性的变化。从投入品的不同比例，要素的不同价格，不同的生产规模产生的工序分工的要求，而且从运输成本、交易费用来讨论国际分工的机会，而且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双盈余。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对于理解当代分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请两位评议人来发表评议。首先请程炼老师。
程炼：卢锋教授这个报告确实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发展的现实当中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它和通常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卢老师的这种工序间分工的理论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而且我是做国际贸易的，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做实证还做的不是很熟的同行会拿一些数据来论证说现在中国已经跨越了比较优势。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出口要素品的密集程度是非常高的，由此证明说中国现在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实际上像卢老师刚才所说的，都是加工贸易的结果，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在生产这种高密集型的产品，我们只是在长长的产品加工链中做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这一环。但是由于只看出口这一端，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出口非常高密集程度的产品，这也是经常容易产生的一种误解。
在这里我就想说一下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理论框架的问题。卢老师刚才也说了，现有的教科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一块是相对忽视了。因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假定，产品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国之内完成。所以它很难用来解释这种工序之间的分工，尤其是工序之间的国际分工。但是就我理解，困难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在国际贸易里边，像工序分工这些东西不是依靠把产品分开来解决的，而是靠引入中间产品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到中间产品理论的框架里。现在很多的文献都在用中间产品的理论框架来讨论，它可能和卢老师这种思路不太一样，它并不把它作为一个产品的整个工序来进行讨论，但是它把其中每一个工序提取出一个中间产品用来表示这个工序。
刚才我听卢老师的报告时我就在考虑，卢老师这个理论可能比现有的中间产品理论更强一些。现在我先来说一下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中间产品理论的发展情况。最传统的中间产品理论是基于HO理论，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很难找到这一块，因为加入了中间产品理论以后模型做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复杂。现在比较标准的模型就是2X2×2，相对而言比较浅显易懂。如果产品数量很多一般都列入到高级教程里边了，因为技术性比较大了。中间产品如果加进去，实际上中间就多了一个环节，是一个递乘的难度增加的过程。但是中间产品加入以后不会对HO理论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对于比较优势理论来说结论仍然是相同的，只不过技术性可能要复杂些。所以在HO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间产品理论不会被大家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所以他们也不会对它有多大的重视。这也是在教科书上看不到中间产品理论的原因。中间产品理论的地位是在新贸易理论兴起以后才有所提高的，新贸易理论所发现的问题对于国际贸易是致命性的，就是行业内贸易，行业内贸易一般认为是不能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的。这时候出现了行业内贸易这个事实，但是很多传统的贸易理论家就用加工贸易来解释，他们认为表面上在行业内发生的这些贸易，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相的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实际上就是卢老师说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在行业之内发生成品、半成品之间的转换，他们认为真正产生贸易的并不是产品，而是这其中蕴含的加工服务，而这种加工服务仍然是基于比较优势的。
这也是一种解释，当然它也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我想说的是中间产品理论和行业内部分工、工序间分工是一直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新贸易理论里边，模型其实有两条线，一条是克鲁格曼的那条，这两条线的区别在于规模经济的来源。在克鲁格曼的那些模型里边，他更倾向于使用DSS，基于最终产品的多样化，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就是直接来源于生产最终产品。在另外一条线路中，中间产品很重要，它的规模经济的来源不是来源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上的规模经济，而是来源于中间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在这条线上中间产品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直接承担了劳动分工的作用，假如一个国家劳动分工越密集，也就是中间产品种类越多，那么它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上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中间产品是能够贸易的，那么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这条线路部分来源于新增长理论，而新增长理论为了解释收敛性的失败，它把中间产品假设为了不可贸易的。那么假如中间产品是可贸易的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这一块研究也存在技术上的复杂性。因为新贸易理论这一块模型是很简单的，因为稍微复杂一点就没法解出来，只能用计算机做模拟。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派经济学家论文出的比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现在觉得可能跟卢老师的线路比较接近的是一条新的思路，它是起源于戴维斯1995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的那条线路，就是重新回归李嘉图。因为在HO理论里，比较优势是来源于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在李嘉图那里，比较优势是来源于技术的差异，也就是说我这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上比你有优势，不是因为基于资源禀赋或者资源密集程度，而是基于我的生产技术比你稍微强一些。这一类模型发展下来，就是试图用传统的李嘉图理论来解释行业内的贸易。这一条现在也做的很有成果，最有名的两篇论文，一篇讨论的是技术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篇就是《行业间分工能否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两篇论文就是试图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不是因为规模经济，而是因为每个国家之间都有一种随机性的技术差异。在这种模型里面，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因为有禀赋差异才能够发生贸易，而实际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跟国内贸易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可能纯粹就是一个随机波动，一个厂商对于一个特定的产品，忽然发现另外一个国家的厂商可能比国内的厂商更优，于是选择了那个厂商做贸易。这里面还没有什么中间产品贸易。这里面应该有中间产品，它是中间程序分工，在这里边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入关税产生了一点点，在边界之间来回多次运输的这种加工工序就会导致产品总成本最后很高，这样可能边界之间的一点小小的差异就会导致国际贸易面临很大的风险。
我觉得跟卢老师最接近的思路可能是卢卡斯今年提出来的一般均衡的框架，他是把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混合在一块的，他的基本思路也是李嘉图的基于技术差异产生了贸易。但是他这里面中间产品有很重要的作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是混合式的，这类似于卢老师刚才说的原结构里面是一种混合式的分工。中间产品可能用于生产其他的中间产品，也可能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然后得出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这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国际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说的这些中间理论中确实有一块在专注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重视不够或者是技术方面的困难，可能也是刚刚发展起来，所以在教科书上也很难看到它的最新的进展。国际贸易理论也确实在专注这一工作，这也确实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方向。但是假如在存在中间产品的前提下，卢老师提的这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可能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从加工产品，或者说经济学中一直忽视的管理学传统在这个价值链中是如何从底层一步一步升上去的。中间产品理论并不会考虑价值链的问题，因为它认为每个中间产品都是独立的一分子它不去考虑这一长串链条中非常复杂的前后关系，或者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在卢老师这个里面，整个的过程是有着前因后果的，是放在一个背景之下的，我生产一个大产品的整个程序过程，我考虑其中的某个阶段应该放在哪里。在这种框架下考虑问题你可能就会更能更好的理解，我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位于价值链的最底层，随着一个动态的发展我慢慢的会移到上面去。这一块可能解释起来技术上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正如卢老师所说的，这可能是解释中国的现实，甚至是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借助贸易发展的现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茅于轼：程炼老师把中间产品理论和卢老师讲的产业内分工理论联系起来了，而且提出了用发展经济学理论，用价值链来研究国际贸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也说明我们的双周报告会产生新的思想。下面请宋洪老师来发表评论。
宋泓：首先感谢天则所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我做三点评述。第一点，在卢老师的文章中他提出并澄清了产业内分工的概念，试图从理论上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种理论上的尝试至少在国内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的。这方面的研究也应该持续下去。我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供卢老师参考。第一，在提出产业内分工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发现90年代有这方面的研究，这种分析框架和你的分析框架比较相近。产业内分工有两点核心的内容，一点是它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工序之间的联系，另一点是区域的分工。我想可能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会更好一点。
第二，在文章的倒数第二章对产业内分工的基础和决定因素做了一些分析。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分析主要是从产业本身来讲的，是不是还可以考虑其它的因素呢？包括你在整个报告里面讲的，产业分工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国际竞争的结果促使美国企业向外扩张，所以是不是也可以从外部的竞争压力来考虑这个问题？另外是不是可以从供给的角度，把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也考虑进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因素也可以考虑一下。
第三，从文献上来看，你这里边所采用的文献主要是关于管理学的。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一个是关于创新性的研究，特别是在8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包括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方面的研究。英国95年的时候曾经研究过亚洲四小龙怎样在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实现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转换，包括这种转换的可能性，面临的挑战等等。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另一方面，这种分工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推动来完成的，所以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文献也比较多。联合国从90年代开始每年都有投资报告，几乎每年都会提到国际生产网络的问题。
最后一点，你这篇文章提出产品内分工的分析框架的时候，对生产过程做了一个澄清。我觉得你所采用的更多的是狭义的生产过程的概念，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用广义的概念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它可以把很多工序，包括生产过程之外的工序，像销售活动这些也可以包括进去。如果采用狭义的生产过程的话，这些很重要的方面就忽视了。这是我做的第一点评论，是关于理论方面的。
第二点，我觉得在卢老师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这个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国内的学者，特别是对于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会产生一个警示作用。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还需要进一步沿着这个方面继续研究。对于这篇文章所提到的问题本身，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在卢老师的文章里提到，因为有这样一个分工，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在国际经济中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国际贸易的增长总是快于GDP的增长。实际上除了这个现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FDI，世界直接投资量的增长快于贸易的增长，这两个方面是连在一块的。这两个方面背后的原因都是跟分工相关的。另外，从国际分工来讲，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时间里整个的发展也是跟这种分工和分工所营造的环境相关的。二战后，50、60年代初期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当时流行的一种发展模式还是在拉美经济学家倡导的济苦济难的模式，这跟二战之前，19世纪末期李斯特和哈亚顿所倡导的大国济苦济难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分工的变化，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发展比较成功的这些中小国家，像亚洲四小龙，发展的原因就是有了这种发展模式上的改变。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来看，发达国家要把一些生产转移出来，发展中国家正好利用这种机会来实行了外向型的战略。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有一些国际方面的因素。刚才卢老师讲的纺织行业，在6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发达国家有一个纺织品的限制协定，起初是临时的，后来成为了一种长期的协定。这样的协定到明年初才会取消。从整个发展中国家过去三四十年来的变化来看，它的整个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绩效是跟这样一种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创造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的。我们国家也是这样。
第三点，我想引申一下。在卢老师的研究里，开头和结尾，包括今天的报告业讲到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解释，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在这一块我也想简单的补充几点。第一，从这样一个框架看我们国家跟整个世界的联系，实际上我们国家在过去改革开放20年来在经济方面和世界经济的融合，主要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通过一种特殊的联系机制来完成的。这样一种联系机制主要是引进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性质首先是购份投资、掠利投资。这些投资进来以后在我们国家建立了很多的生产基地。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从全球的背景来看，全球的直接投资里边70%以上都是购份投资，而在我们国家投资的类型里95%以上都是掠利投资。
第二，这种FDI主要是一种劳动力寻找方案，也就是说要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按照我们的研究，到2001年为止我们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4000多亿美元，其中50—60%的比例是劳动力寻找这样一种类型的投资。有这样一种类型的投资进入，一方面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寻找的投资是要出口的，所以投资的增长就会带来我们国家贸易的增长。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贸易构成中，三资企业的比重占到了55%，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也是55%。三资企业在我们国家加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是70—80%。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跟世界经济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外资的流入带动我们国家贸易的增长。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内在的因素以外，投资和外贸的增长也进一步促使了我们国内的经济的增长。这也是过去三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很大的衰退，而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免于衰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国家的经济绩效每年保持9%的增长，去年从外贸规模上讲达到了世界第4位，从进口规模来讲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3位，是亚洲最大的进口国，这也是跟这种联系机制紧紧相关的。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联系机制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建立起来的。卢老师提到，在11届3中全会的时候就有了一些联系。就我们的研究来看，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参与世界大循环战略，这时候我们的发展主要是和亚洲四小龙的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首先在珠江三角洲引进从香港转移来的生产能力，随着这样一种态势的建立，90年代以后新加坡、韩国，以及后来的台湾投资也进来，最近几年日本的投资也进来了。这样我们就融入到亚洲的生产网络中了。
另外一方面，从我们国家的崛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来看，也是跟这种机制密切相关的。我们做过一个研究，从我们国家86年到99年这10多年整个经济的变化情况来看，在整个进出口总增长里面的59.16%，出口贸易总增长的52.71%，进口贸易总增长的67.90%都是来自于三资企业。同时期里我们国家出口贸易总增长的63.51%是来自于加工贸易的。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早期一些国家的发展是一种独享型的发展，整个生产过程是独立完成的，最终产品是出口的，这样一种类型的投资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国家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里面，有外资的参与，有加工贸易。我们有出口增长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有很大比例的进口增长。所以我们国家的经济崛起是一种共享型的崛起，也是跟这样一种分工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在用这个思路来分析我们国家整个20年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最主要的挑战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三资企业为引导的生产基地。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和主要面对国内市场，或者说以另外一种产业方式怎样融合起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第二个方面，从产业成长的模式来看，也跟刚才提到的产品内贸易的这样一种形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二战以前，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都是说一个国家要在本国内建立一种从头到尾的，从原料到最后的最终产品的完整的生产模式。因为有了产品内分工的存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通过融入到这样一种网络里，反过来像刚才卢老师提到的从简单的加工贸易逐步的走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里面，对外开放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产业都是发展起来了的，都是有一定基础的。在这个过程里怎么调整，怎么融合起来？面临着很多问题。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的对外联系实际上和我们所面临的一些贸易模态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国家现在的贸易结构在亚洲里面所处的地位大概是桥梁和中介的地位。一方面我们是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进口一些中间原材料，然后把这些原材料加工，加工完以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去，实际上我们是处在最底端的过程里。一方面从亚洲四小龙进口，一方面朝欧美出口。因为形成了这样一种贸易格局，我们每年的贸易顺差在欧美国家里是很大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按照它的统计是1000多亿美元，按照欧盟的统计也比较高，是几百亿美元。另外我们对于亚洲四小龙、日本又保持着很高的贸易逆差。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处在一种中介的地位。但是这样一个中介地位在我们和欧洲、美国的贸易摩擦过程里，很多国家的行业协会就认为我们国家和跟他们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主要是我们享受了，而没有看到我们作为中介的作用。所以我们跟欧美的贸易摩擦实际上很多的压力都是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中介作用如果不存在的话，亚洲其他国家的整个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茅于轼：谢谢宋老师的发言。他解释了一下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现象。而且他还提出了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为什么FDI的增长比例超过了总的往来的速度？这都是用产品分工能够解释的。宋老师还提到了从供给方面、创新方面和广义生产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特别是提到了在发展经济学中间，我们可以拿这个理论来观察中国进一步的经济结构和解释国际贸易中间的争端、摩擦。宋老师讲的这个理论是一个生长点，可以展开很多的研究，证明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产品分工的重要性。
下面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发言讨论。
自由发言人1：卢老师讲的产品内分工是以同一种产品的生产链条延伸到了不同的国家为基础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概念的作用就是为了区分。对一种物品进行命名就是概念，概念的作用是区分此物和彼物，概念的方法是类属加总差。我认为卢老师所说的产品内分工这个概念基于他要讨论的主题必须做到能够区分今天新产生的经济的特征和以前的特征。这样才能达到设置这个概念的目的。我认为这个概念并不能充分的达到这个目的，区分新的经济特征，这个概念有区分不了过去经济和现代经济特征的地方。比如底特律汽车工厂的例子，过去这个工厂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也有类似于产品内分工的东西，比如澳大利亚的铁矿运到美国，做成铁，然后制造零件，这个工厂再把零件组装成汽车。在这种情况下，铁矿就是澳大利亚的工厂生产的，甚至铁矿的提炼可能都不是在美国进行的。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两个汽车生产企业，一个企业的发动机是自己生产的，另一个企业的发动机是国外买来的。用产品内分工这个概念区分不了这两个企业的分工程度。这就是一个悖论。而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在于对产品这个概念本身界定的还不够严格，外延、内涵界定的不太清楚。在文章里面是把产品的所有内涵能够包含的方面都罗列了一遍，这样就说明不了产品本身的特质是什么。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词语，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本身，产品是由一个有前后时间关系的生产链条完成的。这种迂回生产链条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不断地越变越长。迂回生产链条的中间产品既可能是一个工序，也可能是一个产品。比如说对于生产一辆汽车来说，对于汽车而言，发动机是一个工序，但是它也可以拿到市场上进行贸易，因为它也是一种产品。所以我觉得产生悖论的原因就在于产品和工序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分的很清楚。我觉得如果进一步处理的话产品的概念可以界定的更简单一点，企业生产出来拿到外边去买的东西就是产品，企业内部使用的哪怕是一个发动机都应该算是一个工序。这样就可以区分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特征了。企业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产品，企业内部使用的就是工序。也就是说在一个生产链条上，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到日本的冶金工厂，到东南亚国家的零件加工，再到美国的汽车组装，这其中每一个环节如果截取下来它就是产品，而对于下一个阶段来讲它就是工序。即使是汽车也可能是中间的工序，比如说要种小麦的话也需要农业机械，农业机械也就跟汽车差不多。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过去迂回链条不长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内部能够容纳多少个环节？
茅于轼：我觉得主要的关键在于中间产品的贸易理论和卢锋老师提的这个理论的区别在哪？他提出了工序分工的经济学道理，由于投入品要素比例的不同和最优规模的不同，同时由于生产空间的可分离性，于是产生了工序的国际分工，中间产品理论没有解释这些东西。
自由发言人2：我是一个记者，想请教一个问题。劳动力优势到底是不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把劳动力优势作为核心的竞争力，那么这种核心竞争优势到底能持续多久呢？这里边有一个悖论，如果我们要保持这种核心竞争力的话，我们就必然要持续压低国内劳动报酬，这样就显然和我们想要通过国际贸易，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直接相冲突的。
自由发言人3：我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卢老师说美国有一个9808税号，对到外面去加工的产品不征税，专门对这个做出限制有没有道理？第二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潮流是外包，它和产品内分工有什么联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双盈余，产业不断的提高，这有没有普遍性？拉美的国家是不是也这样？
自由发言人4：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点是卢老师讲到亚洲四小龙的例子，但是这些国家和中国的情况还不一样。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性。比较典型的就是inter、微软这些大企业外包给台湾、印度。这些IT行业在把各种环节分布在这些国家的时候就是产品的外包。但是它到中国来，外包和对外加工它只允许一个环节在你这生产，而绝不会同时让两个或者更多的环节在你这生产。我想说的是卢老师所说的中国以产品内分工的方式来实现发展是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卢老师刚才讲的阶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阶梯到第二个阶梯，到第三个阶梯，慢慢的上去了。我觉得未必，有一个阶梯可能是绕不过去的。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很大的市场。这是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所没法比的。印度虽然也是个软件大国，但是它需要依靠美国。所以中国未必能够稳稳的发展下去。
自由发言人1：我刚才说的外部话题您没有打断，内部话题您打断了。我刚才想说的是，第一，产品内分工这个概念有悖论，第二，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就是产品和工序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分的很清楚。第三，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经济越发展，迂回发展的链条肯定越来越延长，而不是缩回去。之所以产生国际分工是因为产品链条越来越加长，最后延伸到了国外去。我所以我就觉得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生产链条多长的时候应该是放在一个企业内部来完成？多长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市场上进行一个国内交易的过程？多长的时候应该是进行国际贸易？换句话说，内部话题就是基于很多显设的和隐含的假定，在这些假定框架之内所讨论的主题。在内部话题来讲，产品内分工这个概念在框架内部是有悖论的。而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链条长度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转化到另外一个主题了。谢谢！
张曙光：我觉得卢老师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分工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所以怎样使你提出的这个概念没有毛病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他所说的你的产品概念不是很清楚，什么才算是产品？我看你讲的大多是一个最终性的产品，汽车也好，电器也好，都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在讲了几个行业以后，好像对行业和产品没有分得很清楚。比如说纺织业，纺织业中什么算是产品？我觉得你没有说清楚。纺织业不是产品，纺织业里面鞋是产品，棉纱是产品。事实上产品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就拿纺织业来说，棉纱对于布而言不是个产品，但是对于卖棉纱的人来说就是产品了。比如说我开一个专门纺纱的工厂，我不织布，那么棉纱就是我的产品。如果在一个工厂里边既纺纱也织布，那么最终产品就是布。所以你讲的行业和产品确实没有分得太清楚，这样去讲产品内分工，织布和纺纱的分工就说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如果能够站的住脚了，你的逻辑也就没有矛盾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讲清楚，我对于这个概念一时就还接受不了。现有的一些理论是可以说得清楚的，像行业内分工、行业外分工，部门间分工和垂直分工都在一定意义上是说得清楚的。你现在只能说某些综合的组装性的产品。总之我觉得这个概念还不是太清楚。这是我的一点随感。
自由发言人5：我有一个感受，我们是不是把经济学的视角和管理学的视角混起来了？矛盾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完全可以肯定这种分析方法是有价值的。当然它也存在着不足，而这些不足刚才也得到了讨论。主要是产品和服务、行业这几个概念区分的不是很清楚，用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甚至管理学方面的产品概念来说宏观的问题。所以他这个IPS，我们也还可以有IIS（行业的东西），ISS（服务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也按照他的逻辑演绎的话，这些是内，有内就会带来外包，显然这里面是有缺陷的。分工也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的概念。企业管理学上的分工和经济学方面的分工不是一样。他用分工分析了经济学的理论，其价值在于要经世济民。而管理学是要保证一个实体，一个法人一定要创造价值，获得利润。所以管理学的角度，并不是宏观的角度，也不是很在乎被分到什么角度，这些可能是人为的，我只考虑我能在哪个环节创造和得到价值。这是企业的产品生产链里面分工的价值取向。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点非常重大的不足，就是把经济学和管理学混到了一起。经济学是非常高尚的，是从上往下看社会的，是要经世济民的。而管理学更多的受益于微观经济学，同时它也是跟经济学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产品和分工的核心借用的是管理学的概念，所以要用企业管理的理论才能真正理解这两个概念。
自由发言人6：卢老师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我想有可能卢老师这个框架中产品的概念和以往有一点区别。因为在中间产品理论中，它考虑的是最终的消费，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卢老师这个思路中对产品的理解不是经济学的概念。这里有个问题，如何定义企业内的分工链条？跨国公司企业内的分工链条很长，跨越了国界，也有可能这个链条很短，就在国内。这个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公开中间链条。整个中间理论可能没有悖论，但是这跟今天讨论的不完全是一个问题。因为中间产品理论里面实际上也牵涉到一些悖论，但是它通过概念绕开了。
卢锋：谢谢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批评。这个题目比较大。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分工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要试图讨论一个新的分工概念，一篇论文难以处理所有涉及问题。我这份研究报告没有定位在解决所有问题，而主要是试图提出一个具有某种启发性、能够进一步思考研究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大家提出评论角度不同倾向性也有差异。例如主评人可能都倾向于认为，从理论上说产品内分工不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通过引入对中间产品的讨论解决了。也有人提出这产品内分工概念具有悖论因素，不能成立的。这说明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角度看还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刚才大家提出不少问题，这里仅就我能记住的几个问题做简单回应。
第一是这份产品内分工研究报告的研究方法定位问题。它显然不是纯理论研究，比如说不是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中间产品进行分析来解释工序国际分工的某些特点。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计量研究，例如研究过去几十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时，可以通过计量模型估计来分析什么变量可能发挥了更大作用。我的基本兴趣和定位，是想综合有关这一问题的各方面文献，对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基础、决定因素和发展根源等问题，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讨论。做这一工作的基本目的，是因为我认为它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层面上解释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特别解释中国经济成长具有某种认识作用。只有这个比较简朴的动机，并没有想到理论创新。把它称为分析框架，也是说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经济成长现象可能具有某种认识含义，没有说它具有理论原创性。
第二是与管理学说和理论的关系。这一因素确实是我研究这个问题也注意到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显然有区别，但也存在联系，两个领域是互相补充的。比如说FDI，就企业操作层面看，它本身就是个管理行为：我到国外投资，还是在国内生产，属于企业管理决策内容；但这并不妨碍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可以发展出解释FDI原因、形态、演变的不同的理论。当然，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竞争性，对FDI及其它企业决策的解释也不一定完全对，但说明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企业行为，并且与管理学相关理论可以相互补充。实际上，解释企业行为本身应当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经济学基本功能是解释稀缺资源配置方式，而企业就是直接配置稀缺资源的市场主体。
我觉得产品内分工概念，对当代某些新的管理实践具有经济学解释功能，这也是使我对这一问题具有研究兴趣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当代管理实践中的外包、转包、物流、OEM、ODM、OBM等等，略加思考都与当代产品内分工存在联系，可以理解为这一分工形态在不同侧面展开的表现。例如，产品内分工指一个产品生产过程，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国家完成；经济学原理把生产过程理解为投入产出关系。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讨论的生产函数，暗含的简便假定是认为投入产出关系在空间一点展开。如果投入产出过程，通过产品内分工分散到不同国家，它就展开成了一个系统或链条，因而与管理学讨论的供应链相互沟通。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是稀缺的，经济学认为市场上具有可持续性的投入产出关系，前提应当是价值创造过程，或最终产品价值要大于所有投入品价值总和，要提供增加值。如果投入产出过程在不同国家之间展开，生产的增值过程就展开为管理学的价值链。当然不是要取代管理学的相关概念，而是为理解这些管理概念和实践提供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从而更加深入理解这些管理实践的深层内涵。
第三是产品的概念界定问题。我在论文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把产品定义为一级产品、二级产品。一级产品包含进入效用函数的最终消费品，也包括能够独立发生功能的资本品。二级产品是与某种或若干种工序相联系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它们或者还要经过进一步加工、或者与其它零部件组装，才能变成具有独立功能或效用的一级产品。当然，二级产品本身也可能通过产品内分工来完成，虽然我的研究报告主要讨论一级产品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产品内分工。在经济学和其它学科中，常常出现现对象概念划分与原型之间关系可能存在模糊区域一样，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品与投资品区分实际上有时难以精确。产品内分工概念涉及到的产品概念，也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使其更为适当。
第二是产品内分工阶梯与经济成长可能性问题。不是说所有产品都存在技术、资金密集度由低到高、发展中国家参与水平由低到高的阶梯，但是有的产品确实存在这类阶梯，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阶段性成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要说明，对这个"阶梯说"不可做决定论意义的理解，不等于说你参加了国际产品内分工，你一定能够顺着阶梯往上走。这一解释显然是错误的，没有那中便宜的事情。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竞争，需要自己努力往上走，最后哪个国家较快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目标，取决于相互竞争的结果。
然而，通过实行开放政策参与产品内分工，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好比火车上很挤，火车乘坐有软卧、硬卧、硬座、站位之分；大家都想往上挤，并且没有不想坐软席的乘客。但是你首先要爬上火车，坐硬卧或软卧席位可能性才会大一些。当然，上了火车的人最终也不一定能够坐软卧，能不能坐软卧还取决于其它竞争性条件，但是坐上软卧的一定是上了火车的。因而参与这个系统仍然是有意义的，意义在于给你向上走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但是有了这个便利条件你也不一定能够走上去。事实上早期参与第一波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国家和经济，后来表现差异不小，说明一个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都需要竞争和努力，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尤其如此。
最后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个机会，就这个问题跟大家交流。谢谢各位的时间和兴趣！
茅于轼：我认为天则所的双周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可以听到新的意见，新的理论。而且这些东西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论坛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每个参加的人能够有所得。另外这个论坛还有交锋，交锋的目的是产生一些更新的想法，帮助大家敞开思路。所以我觉得学术报告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东西。下面我就讲一下，我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听了卢锋教授和两位评议人的发言，收获是很大的。我们思考经济学的问题不能脱离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福利？这就是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所有的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个目的。今天卢锋教授的报告就告诉了我们哪些地方能够降低成本，能造福人类。过去有国际贸易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是比较粗糙的。卢锋教授今天讲的东西，把最近几十年，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崛起，产生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掘了一块经济学的潜力所在。这个潜力的得到就是由于每一个产品，或者每一个部件的规模是不一样的，投入要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因此按照每个国家的具体的投入要素的价格的不同就产生出比较利益了。再加上如果这个产品的生产工序在空间上是可分离的，另外由于世贸组织的努力使得国家贸易的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降低，于是产生出了一大块贸易的利益。所以卢锋教授一开始就讲，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的交往到底是好还是坏？好像有很多争论。我觉得从这些道理上来看它肯定是好的，对于穷的国家也是有所改善的。当然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动态的看法，有静态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今天听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收获的报告，我们要感谢卢锋教授。这次会议到此结束！
